因此，与典型的欧洲女巫相对应的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魔法师，而是被殖民的美洲原住民和被奴役的非洲人。在“新世界”的种植园里，他们与欧洲的妇女有着相似的命运，都是为资本提供积累所需的看似无限的劳动力。

欧洲妇女的命运与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人在殖民地的命运息息相关，他们的影响更是相互的。猎巫和崇拜魔鬼的指控被带到美洲以瓦解当地居民的抵抗，在这个世界的眼中为殖民化和奴隶贸易辩护。反过来，根据卢西亚诺·帕里内托的说法，正是美洲的经验说服了欧洲当局相信整个女巫群体的存在，并促使他们在欧洲采用在美洲发展起来的大规模灭绝技术(Parinetto 1998)。

在墨西哥，“从1536年到1543年，苏玛拉加主教进行了19次审判，涉及75名印第安异端分子。他们主要是来自墨西哥中部社区的政治和宗教领袖，其中一些人在火刑柱上结束了生命。修士迭戈·德兰达(Diego de Landa)在16世纪60年代领导了尤卡坦的神明崇拜审判，其中酷刑、鞭打和火刑占据了重要位置”(Behar 1987：51)。为了摧毁当地被欧洲人视为恶魔的神灵崇拜，秘鲁也进行了猎巫。“西班牙人在任何地方都看到了魔鬼的面孔：在食物中……（在）‘印第安人的原始恶习’中……在他们野蛮的语言中。”(de Leon 1985 Ⅰ：33—34)在殖民地，也是妇女更容易被指控为女巫,尽管被欧洲人尤其蔑视为意志薄弱的女性，她们却很快成为最坚定的社区捍卫者(Silverblatt 1980：173, 176—179)。

欧洲的女巫和欧洲的被殖民者有着共同的命运。在17世纪，巫术的意识形态和在征服与奴隶贸易的土壤上发展起来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魔鬼被描绘成一个黑人，黑人越来越被当作魔鬼，所以“魔鬼崇拜和恶魔的阻挠（成为）奴隶贩子进入的非欧洲社会中被报道最多的方面”(Barker 1978：91)。“从拉普人到萨摩耶人，再到霍屯督人和印度尼西亚人……没有一个社会，”安东尼·巴克(Anthony Barker)写道，“没有被某些英格兰人贴上受到魔鬼强烈影响的标签。”(1978：91)就像在欧洲一样，魔鬼的标志意味着异常的欲望和性能力。恶魔经常被描绘成拥有两个阴茎，而关于野蛮的性行为与对音乐和舞蹈过度喜爱的故事，则成为传教士和前往“新世界”的旅行者报告的主要内容。

根据历史学家布赖恩·伊斯利的说法，这种对黑人性能力的系统性夸大暴露了有产白人男子对自己性能力的焦虑；白人上层阶级男性害怕与他们所奴役的人竞争（他们认为这些人更接近自然），大概是因为他们由于过度自我控制和审慎推理而感到性能力不足(Easlea 1980：249—250)。但是，妇女和黑人男子——女巫和魔鬼——的过度性化(oversexualization)也必须植根于他们在国际分工中所占据的位置，这种分工是在美洲殖民化、奴隶贸易和猎巫的基础上形成的。黑人和女性都被定义为兽性和非理性的标志，这与将欧洲妇女、殖民地的妇女和男子排除在工资所隐含的社会契约之外，从而将他们受到的剥削自然化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