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这种怀疑缘何而起？”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从这个问题说起。“第一个叫嚷凶手是斯乜尔加科夫的，便是被告本人，在他被捕的时候；然而从他发出第一声叫嚷一直到开庭审理的此时此刻，被告提不出一件事实可为他的指控佐证——别说事实，哪怕是多多少少说得过去的一点点近乎事实的影子也提不出来。此后附和这一指控的只有三人：被告的两个弟弟以及斯维特洛娃女士。其中被告的二弟仅在今天声称自己持这种看法，但他今天有病，显然处在精神狂乱和谵妄症发作的状态之中，而在过去两个月内，他完全相信兄长有罪，甚至不想提出任何异议，这一点我们了解得很确切。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谈。

“其次，被告的三弟刚才自己也说，他没有任何事实可为自己所持斯乜尔加科夫有罪的观点佐证，连最起码的事实也没有，他只是听被告自己这样说，并且‘根据他脸上的表情’得出这一结论——是的，这句令人难以置信的证词刚才由他的三弟说了两遍。

“斯维特洛娃女士的说法也许更加难以置信。‘被告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相信什么，他不是那种撒谎的人。’

“以上便是这三个人指控斯乜尔加科夫的全部事实依据，他们都与被告的命运有太深的牵连。然而对斯乜尔加科夫的指控曾有过市场，至今仍未绝迹。那么，这种说法是否可信？是否可以想象呢？”

说到这里，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认为有必要勾勒一下已故的斯乜尔加科夫的性格。他把这个“因精神病发作而结束自己生命的疯子”想象成一个弱智人，一知半解地读过一些书，被非他所能理解的哲学思想搅乱了头脑，又被某些有关义务和责任的现代学说吓得惶惶不可终日。他接受这些思想影响有两条渠道：实际渠道乃是他的老爷、可能还是他父亲的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花天酒地的生活；理论渠道则是他与老爷的次子伊万·费尧多罗维奇经常就各种题目作奇怪的哲学交谈，这位二少爷也乐意借此消遣解闷——想必是闲得无聊或找不到更好的嘲弄对象。“斯乜尔加科夫自己曾向我讲述他在老爷宅内最后一些日子的心态，”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解释道，“上述情况别人也可证明：被告本人、被告的二弟乃至老仆格里果利，也就是应该对他最了解的那些人。

“此外，在羊痫风的精神重压下，斯乜尔加科夫胆小如鼠。‘他会趴倒在我跟前吻我的脚，’被告本人有一次告诉我，那时他还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供述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他不利的，‘这是一只患癫痫病的耗子，’被告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对他作出这样的评价。被告偏偏挑选他作自己的心腹（被告自己也可证实），用威胁手段吓得他只好答应充当刺探动静和通风报信的细作。他扮演家中探子的角色，背叛自己的老爷，既向被告泄露了信封里装钱这回事，又把可以进入老爷居室的暗号告诉被告，——他是多么希望可以不做这种背主泄密的昧心事！‘他会杀了我的，我看得很清楚，他非杀了我不可，’预审中他在我们面前说话也哆嗦不已，尽管那时把他吓成这样的被告自己已锒铛入狱，不可能再加害于他。‘他每时每刻都怀疑我，我老是心惊胆战，为了让他息怒，我一发现什么秘密赶紧向他报告，好让他看到我决没有什么地方蒙骗他，然后让我松一口气。’这都是他的原话，我做了记录，现在还想得起来：‘他只要冲我大喝一声，我立刻向他跪下。’

“这个年轻人天性非常诚实，因而赢得老爷的信任，当初他把捡到的钱还给老爷时，老爷即已赏识他这份诚实，可想而知，不幸的斯乜尔加科夫由于自己的背主行为陷入极端痛苦的悔恨之中，因为他把老爷当自己的恩人一样敬爱。据深有研究的心理医生介绍，严重的羊痫风病人总是倾向于不断的、当然也是病态的自我谴责。他们为自己在什么事情上对不起什么人而深感苦恼和内疚，常常毫无根据地夸大乃至凭空臆想自己的种种过失和罪责。这样的人由于恐惧和胆怯真的会造成过失，成为罪犯。

“除此以外，他强烈地预感到，根据他看在眼里的种种迹象推测，可能会出大乱子。当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次子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在惨剧即将发生之前要去莫斯科时，斯乜尔加科夫曾恳求他留下来，不过由于胆怯成性不敢断然明说自己的担忧。他仅仅作一些旁敲侧击的暗示，而这些暗示并没有被理解。

“必须指出，他把伊万·费尧多罗维奇看成自己的保护神，认为只要二少爷在家，就不会出乱子。请回忆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醉后所写书信中的一句话，他要杀死父亲，‘但愿伊万走了就好’；可见大家都觉得，只要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在，就能保证家里太平无事。

“可是他偏偏走了，而斯乜尔加科夫几乎在二少爷走后仅一个小时马上就发癫痫病摔倒在地窖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在恐惧和某种程度的绝望夹击下，斯乜尔加科夫最近几天觉得癫痫病在近期可能发作，因为以前他在精神紧张和受到强烈刺激的时候，也发生过这种情况。这种病发作的日期和时间当然不可能预测，但每一个癫痫患者事先都可能感觉到自己有发作的趋势。这是医学告诉我们的。于是，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坐的马车刚从院子里出发，斯乜尔加科夫在失去怙恃和无人保护的情绪支配下到地窖里去干家里的活。他一边踏着梯阶往下走，一边在想：‘不知会不会发病？万一马上发作起来怎么办？’正是由于这种情绪的影响，正是由于疑虑重重，他的喉头起了一阵痉挛——这肯定是癫痫病发作的前驱征兆，——接着他便飞快地一直摔到窖底，失去知觉。对于这一十分自然的偶发事件，却有人挖空心思认为可疑，认为他是故意装病！如果是故意的，接下来马上要问：为什么要装病？出于什么考虑？有什么目的？我不想援引医生的见解，因为有人认为：科学也会撒谎，也会出纰漏，医生分不清真病和装病。就算如此，就算如此，但是请回答我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做假？难道说他构想了谋杀的计划，企图通过发病尽早和尽快地把宅内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他身上来？

“事情是这样的，诸位陪审员先生，案发那天夜里，住在或到过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家宅院内的共有五人：第一个是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本人，他不是自杀的，这一点很清楚；第二个是他家的老仆格里果利，他也差点儿被砸死；第三个是格里果利的妻子、女仆玛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如果设想她会谋杀老爷——那简直不知羞耻。这样剩下的只有两个人：被告和斯乜尔加科夫。被告声称凶手不是他，那么就一定是斯乜尔加科夫，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再也找不到其他人，此外没有任何人可以拉来充当凶手。由此可见，对昨天自杀的那个不幸的白痴之所以会提出如此‘别出心裁’、耸人听闻的指控，原因只有一个：找不到别的替罪羊！如果有一点点疑云罩在另一个人、也就是第六个某某人头上，那么，我确信连被告自己也会耻于把矛头指向斯乜尔加科夫，而会把矛头指向那第六个人，因为指控斯乜尔加科夫干了这桩谋杀案，实在荒诞不经。

“诸位，让我们搁下心理学，搁下医学，甚至把逻辑学也暂且搁下，仅仅面对事实，看看事实会告诉我们些什么。就算人是斯乜尔加科夫杀的，但他怎么杀人？是一个人干的，还是与被告合谋的？我们先分析第一种情况，即假定杀人的事为斯乜尔加科夫一人所干。当然，杀人必有目的，必有所图。由于斯乜尔加科夫不具备被告所具有的那种杀人动机，如仇恨、妒忌等等，他当然只能为了钱财而杀人，为的是把他亲眼看到老爷装在信封里的那三千卢布据为己有。在定下谋杀的主意后，他居然预先告知另一个人——而且是有最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即被告——有关钱和暗号的全部情况：信封藏在何处，信封上写些什么，用什么扎起来，最最重要的是说出可以进入老爷居室的暗号。他这样做岂不是在暴露自己！或者说，岂不是在为自己找一个竞争对手，那人或许自己也想进屋去，把那个信封弄到手呢！

“不错，会有人向我指出，他是因为害怕才泄密的。但这又怎么说得通呢？一个不费吹灰之力设计出如此心狠手辣的作案手段、尔后付诸行动的人，竟会把整个世界上只有他一人知道的事说出去？这些秘密如果他不说，世上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休想猜到。

“我认为，一个人无论多么胆怯，既然他想要作案，至少信封和暗号的事他决计不会告诉任何人，因为这意味着预先就把自己彻底暴露。如果被告定要逼他报告消息，他可以胡诌些什么，可以瞎说些旁的事情，而断乎不会吐露这样的秘密！

“我还要重申，反过来说，只要他瞒过钱的事，然后杀了人，把钱据为己有，那么至少世上永远没人能指控他谋财害命，因为除了他，谁也没见过那笔钱，谁也不知道屋里有这样一笔钱。即使对他提出指控，那一定认为他杀人是出于别的什么动机。但由于事前谁也没有觉察到，他能有别的什么动机，相反，人人都看到，老爷喜欢他，什么都信得过他，那么，他成为怀疑对象的可能当然比谁都小，而嫌疑最大的首先是有这种动机的人，何况此人自己叫嚷有这样的动机，非但不隐瞒，还在大庭广众前公开扬言，总而言之，嫌疑最大的肯定是死者的长子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斯乜尔加科夫杀人劫财，而受指控的却是死者的儿子——这样当然对凶手斯乜尔加科夫有利，难道不是吗？可是，蓄谋杀人的斯乜尔加科夫偏偏把钱的事、信封的事、暗号的事统统预先告知那个嫌疑最大的儿子德米特里，——这合乎逻辑吗？！这能叫人明白吗？！

“到了斯乜尔加科夫预谋杀人的那天，他假装羊痫风发作摔倒了，这能起什么作用？当然，首先是本想用土方治腰痛病的老仆格里果利见宅院无人看守，也许会推迟治疗，自己替他值夜。其次，当然是老爷见无人为他守夜，生怕儿子闯进来（这一点他并不掩饰），必然会加强防范，格外小心。末了，如下一点乃是最主要的：发病倒下的斯乜尔加科夫，当然会从他夜间独住、进出正屋都有通道的厨房立刻被搬到侧屋另一端、格里果利老两口隔壁的斗室中去，与他们的床铺相距只有三步，——这是老爷和慈悲心肠的玛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定下不知多少年的老规矩了，每次他的癫痫症发作，都是这样安排的。他躺在板壁后面，极可能为了装得更像一点，当然会开始呻吟，也就是把老两口闹得整夜睡不好觉（据格里果利和他妻子所说，实际上正是这样），——难道要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是为了便于突然从床上爬起来，然后去把老爷杀死？！

“但有人会对我说：他做假也许正是为了不让人怀疑到他这么个病人身上；而他向被告泄露钱和暗号的秘密，也许正是为了诱使被告来杀人，等到被告杀了人，把钱带走，与此同时可能会发出很大的响声，惊动许多证人，那时斯乜尔加科夫便从床上爬起来，去——去做什么？难道要我们相信他要去再一次杀死老爷，再一次取走已经被取走的钱吗？

“诸位，你们觉得可笑，是不是？把这样的假设说出口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然而，不管在你们听来有多么荒唐，被告坚持的正是这样的说法：他离开宅院前击倒了格里果利，惊动了宅内的人，这时斯乜尔加科夫从床上起来，到上房去杀了人，盗走了钱。且不说斯乜尔加科夫怎么可能料事如神，也就是说，他怎么可能预先知道，狂怒的儿子来到宅内只是规规矩矩向窗内张望一下，然后在掌握暗号的情况下打退堂鼓，拱手把战利品全部让给斯乜尔加科夫！诸位，我要严肃地提出一个问题：斯乜尔加科夫在什么时间作案？必须把时间指出来，否则指控无法成立。

“那么能不能这样假设：癫痫发作可能是真的。病人听到叫喊声突然醒来，于是走出屋子，——走出屋子又怎样呢？他看看四周，对自己说：我去把老爷杀了——是不是这样？他怎么知道当时出了什么事，他不是一直躺着不省人事吗？不过，诸位，再丰富的想象力也得有个限度。

“精细的人可能会说：‘那么会不会是两个人合谋？也许他们俩一起杀人分赃，那又该如何说法？’

“这的确是一种有分量的猜测。然而，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要使这种猜测得以成立的证据不免令人瞠目：其中一个共谋犯负责杀人并且把所有的麻烦都揽到自己身上，另一个共谋犯则假装发羊痫风躺在床上，——所起的作用恰恰是引起老爷的警觉，导致格里果利睡不安稳。试问：这两个共谋犯出于什么动机会想出这样一个疯狂的计划来？

“也许，从斯乜尔加科夫这方面来说，完全不是积极参与，而是所谓被动胁从；也许受到恫吓的斯乜尔加科夫只答应不反抗凶手而已，而他预感到自己将因听任别人杀死老爷、没有叫喊、没有反抗而受指控，于是预先求得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的同意，在这段时间内躺在床上装病，‘你爱杀人你就去杀，反正与我不相干。’倘若如此，那么，还是由于羊痫风发作必然会引起宅内乱作一团，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预见到这种局面，决不会同意这样的请求。但我可以让步，就算他会同意，那么仍将出现这样的结果：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是凶手、直接杀人者和主犯，而斯乜尔加科夫只是被动从犯，甚至算不上从犯，只不过由于害怕才违心地听任主犯作案罢了，反正法庭定能加以区分。

“可是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形又是怎样的呢？被告刚遭逮捕，他马上把一切都推到斯乜尔加科夫一人身上，单单指控他一人。被告并非指控他与自己合谋，而是指控他一人，说全是他一人所为，是他杀了人，劫了财，肯定是他干的！这算什么共谋犯？案发后马上就互相嫁祸于对方，——决计没有这等事。

“还请注意，卡拉马佐夫的风险有多大：他是主凶，而另一个不是主犯，只不过是纵容者，一直躺在板壁后面，于是他把责任往躺着的人身上推。可是躺着的那个可能发起火来，单是为了保全自己，也会急急忙忙把真相和盘托出，说：‘两人都有份，不过我没有杀人，只有听任和纵容他杀人，因为害怕。’斯乜尔加科夫可能懂得法院马上就会断定他的罪责有多重，因而他也可能指望，自己即使受到惩处，也比想把一切全推到他身上的主凶轻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他会不由自主地招供的。然而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形。斯乜尔加科夫只字未提共谋的事，尽管凶犯把他一口咬定，始终指控他是唯一的凶手。

“更有甚者：斯乜尔加科夫还向预审官员坦白，装钱的信封和暗号的事是他主动告知被告的，否则被告什么也不会知道。倘若他确实参与共谋而且有罪，他岂会这样轻易向预审官员交代这些秘密都是他主动告知被告的？相反，他一定会遮遮掩掩、歪曲事实、缩小自己。但他既不歪曲，也不缩小。只有无辜的人才会这样做，不怕被指控共谋。而他，由于自己的癫痫症以及整个这出突然爆发的惨剧而陷于病态的忧郁，昨天上吊自杀了。上吊前他留下一张用独特的语言写就的字条：‘本人按自己的意愿结束自己的生命，望勿责怪任何人。’他在字条上还能补充什么呢：‘凶手是我，不是卡拉马佐夫’？但他没有这样补充。是不是他的良心只给了他上吊的勇气，却不够他承认自己有罪？

“随后又怎样呢？刚才有人把三千卢布交到法庭上来，说‘这就是原先装在陈列于物证桌上那个信封里的钱，是昨天从斯乜尔加科夫那里拿来的’。但是，陪审员先生们，你们还记得刚才那可悲的一幕。我不想重提细节，不过我要谈两三点看法，表面上都是无足轻重的，我挑选这几点恰恰因为它们无足轻重，容易忽略过去。首先，有人认为：昨天斯乜尔加科夫因受良心谴责，先把钱交了出来，然后上吊自尽。（因为若不是受到良心谴责，他不会把钱交出来。）他昨晚才第一次向伊万·卡拉马佐夫承认自己的罪行，这是后者告诉我们的。当然，如果不是这样，伊万·卡拉马佐夫不可能隐瞒至今。那么，我要再次指出，既然他承认了，而又明知第二天对无辜的被告将进行严厉的审判，那他为何不在遗书中向我们道出全部真相？

“单是钱岂能作证据？比方说，还在一星期前，我和本庭大厅里的另两个人就十分偶然地了解到一个事实，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曾派人到省城去把两张五厘利的国库券兑现，每张票面五千卢布，合计就有一万。我的意思只是说，谁都能在一定期限内筹集一笔款项，把三千卢布带来不能证明，这一定就是哪只抽屉或哪个信封里的钱。

“还有一层：伊万·卡拉马佐夫昨天从真凶那里获得如此重要的消息后，竟然稳坐钓鱼台。他为什么不立即报告此事？为什么他把一切都搁到第二天早晨？我认为我有权猜测这是为什么。他的健康状况不佳已有一星期，他自己也向医生和亲友承认经常看到幻影，遇见已经死去的人，就在谵妄症发作的前夕意外获悉斯乜尔加科夫死了，立刻产生如下的想法：‘人已经死了，反正死无对证，可以说是他干的，这样就能救出大哥。钱我这里有。我就拿一沓去，说是斯乜尔加科夫临死前交给我的。’你们会说：这是不道德的，即使诬赖的是死人，但撒谎总是不道德的，即使为了救兄长也一样。但如果他是不自觉地撒了谎，如果他在那个仆人猝死的消息刺激下精神彻底失常，把自己的臆想当作了现实呢？刚才的那一幕你们都看到了，这个人目前处于什么状态你们也看到了。他虽然站着说话，可是他的头脑可清醒呢？

“在谵妄症患者作证之后，法庭收到一份书面证据，那是被告在作案前两天写给维尔霍夫策娃小姐的一封信，信中预先制订了详细的犯罪计划。我们还有必要去找别的计划和制订计划的人吗？一切都按照这份计划丝毫不差地实施了，而实施它的不是别人，正是制订计划的人自己。是的，陪审员先生们，正像俗话所说‘依样画葫芦’照着本儿干的！他根本不是规规矩矩、战战兢兢张望了一下，就从父亲窗前落荒而逃，何况还确信他的心上人正在父亲屋里。不，这种说法太荒唐，根本经不起推敲。他进去了，而且——作了案。显然，他是在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的状态下杀了人，只向他不共戴天的情敌瞥了一眼。他抡起铜杵可能只击一下，便结果了父亲的性命，然后经仔细搜索，确定他的情人不在那里，不过他没有忘记把手伸到枕头底下去拿到了装钱的信封，那信封撕破的正面此时就放在物证桌上。

“我说这些的用意是要请你们注意一个在我看来极能说明问题的情况。如果那是一个经验老到的杀人者，一个仅仅为了谋财而害命的凶手，——他会把信封的正面像后来在尸体旁边被发现的那样扔在地板上吗？如果那是斯乜尔加科夫为了谋财而害命，——他会把整个信封带走，无须在被他杀害的老爷尸体旁把它拆开；因为他知道信封里是钱——钱是老爷当着他的面装在信封里，然后封口盖印的，——要是他把整个信封带走，那就无人知晓是否发生了盗窃案。请问诸位陪审员先生：斯乜尔加科夫会这样干吗？他会把信封扔在地板上吗？

“不，这样干的肯定是一名处于狂乱状态、已经昏头昏脑的凶手，这名凶手不是惯窃，在这以前从未偷过任何东西，现在他从枕头底下取钱也不是在行窃，而是把被偷走的自己的财物拿回去——因为在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头脑里，那三千卢布正是他自己的钱，这种观念已变成了躁狂症。他攫取了那个以前他从未见过的信封，马上把封皮撕破，看看里面有没有钱，然后把钱塞进兜里逃跑，甚至忘了考虑，把撕破的封皮扔在地板上却留下对自己极为不利的罪证。一切都因为卡拉马佐夫——而不是斯乜尔加科夫——没有想到，没有虑及，当然喽，他哪里顾得上这些！他赶紧逃跑，不料听到一声呼叫，原来老仆发现了他，正在追来，而且追上了他，把他拉住；于是他用铜杵把老仆击倒在地。被告出于怜悯从墙上跳下来走到老仆跟前。

“被告忽然要我们相信，当时他跳下围墙是出于怜悯，出于同情，想看看能不能向他提供急救。请大家想一想：那是表示这种同情的时候吗？

“不，他跳下来只是为了确定一下：他所犯罪行的唯一见证是不是还活着？其他任何感情，其他任何动机都不合情理！请注意，被告在格里果利身上还花了些工夫，用手帕抹他的头，等到确信他已死了，这才失魂落魄地带着一身血迹再次跑到他的情人家里去——他怎么不想想：他这样蹭了一身血，人家不是一下子就认出他杀了人吗？但被告自己向我们解释，他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身上全是血；这倒是可信的，这非常可能，罪犯在这样的时刻往往如此。在一件事情上可以像魔鬼一般老谋深算，在另一件事情上却愚不可及。但当时被告头脑里想的只有一个问题：她在哪里？被告需要尽快了解她在什么地方，于是跑到她寓所去，不料竟听到一个无异当头一棒的消息：她到莫克罗耶去和‘拥有当然权利的旧情人’重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