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显然选择了严格的史学叙事手法，这是一切有些神经质的演说家都非常喜欢采用的，他们要找一个毫无通融余地的框框来克制自己一吐为快的激情。检察官在自己的发言中进入这一段时，对那位“拥有当然权利的旧情人”作了特别详尽的论述，并就这一题目发表了若干颇有意思的见解。

“卡拉马佐夫妒忌所有的人到了疯狂的地步，可是在那位‘拥有当然权利的旧情人’面前却似乎一下子蔫了，成了狗熊。尤其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此前他几乎从未注意过，突然冒出来的又一名情敌对他来说孕育着什么危险。他一直认为，这不是当务之急，还早着呢，而卡拉马佐夫从来只顾眼前。十之八九他以为，此人纯属子虚乌有。但现在被告那颗伤痛的心顿然憬悟，那个女人之所以不让这位角逐者显山露水，之所以刚才用谎言欺骗被告，原因正在于这位重新飞来的对手在她心目中绝非空中楼阁，亦非子虚乌有，而是她的一切、她此生的全部希望，——顷刻间明白这一点后，被告认命了。

“诸位陪审员先生，表面上看来，被告的这种心态与他的一贯作风格格不入，似乎无论如何不可理解。对此我不能避而不谈。被告一下子产生一种不可遏止的愿望，那就是公正地对待那个女人，尊重她，承认她有选择把心交给谁的权利，而且是在这样的时刻，被告正是为了她而刚刚杀了自己的父亲！还有一点也是事实，即被告一手制造的血案此刻已经发出讨还血债的呐喊，因为他在毁了自己的灵魂和整个一生之后，那时应该有所感触，应该问问自己：‘与那个拥有当然权利的旧情人相比，对她来说，如今我算什么？对于我爱之甚于自己的灵魂的这个女人来说，如今我能意味着什么？当初害苦了她的那个人忏悔了，回来诚心诚意向她奉献新的爱情，许诺重建幸福的生活。而恓恓惶惶的我，如今能给她什么，能向她许诺什么？’

“这一切卡拉马佐夫全都明白，明白自己的罪行已对他堵死了所有的路，他只是一名死囚，而不是来日方长的人！这个念头把他压垮了，摧毁了。于是他瞬息间拿定一个疯狂的主意，以卡拉马佐夫的性格而言，他必然会认为，命中注定这是摆脱他当时这种可怕处境的唯一出路。这条出路便是自杀。

“他跑去取抵押给公务员别尔霍津的手枪，途中掏出兜里所有的钱——为了这笔钱，他的双手刚刚沾满了父亲的血。哦，钱现在对他来说正是最用得着的时候：卡拉马佐夫即将死去，卡拉马佐夫就要自杀，人们会记住这一天的！必须对得起他这颗诗人的灵魂，也不枉他把自己的生命蜡烛是从两头一起点燃烧光的。

“‘到她那儿去，到她那儿去，——哦，我要在那儿大宴天下宾客，我要举办以前从未有过的狂欢盛会，让人们久久难忘，传为佳话。在震耳欲聋的喧闹声中，在吉卜赛姑娘的劲歌狂舞背景前，我要举杯祝贺我崇拜的女人得到新的幸福，然后——就在她脚下，就在她面前，一枪打得我的脑袋开花，结果自己的性命！将来总有一天她会想起有个米嘉·卡拉马佐夫曾经多么爱她，并为之扼腕叹息！’

“他的决定追求强烈的戏剧效果，其中不乏浪漫主义的冲动、卡拉马佐夫式的野性和痴情——另外还有点儿什么，陪审员先生们，另外还有点儿什么在他灵魂中呼唤，在他头脑里不停地敲击，把他的心搅得支离破碎；那便是良知，陪审员先生们，是良知的审判，是可怕的内疚！不过，只要枪声一响，也就一了百了；手枪是唯一的出路，别无他途。至于身后——我不知道卡拉马佐夫当时是否想过‘身后又将如何’，不知道卡拉马佐夫会不会像哈姆雷特那样思考身后之事。不，陪审员先生们，外国人有他们的哈姆雷特，而我们目前还只有卡拉马佐夫！”

接下来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不惮其烦地介绍米嘉动身前所作的种种准备，包括在别尔霍津家、在食品铺里以及与车把式打交道的诸多细节。他列举了大量话语和动作，都是向证人核实过的，——这幅景象对听众具有惊人的说服力。主要的影响来自种种事实综合在一起产生的效果。在这幅景象中，那个狂乱地奔忙、把自己的一切置之度外的人有罪，已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他已经没有任何必要瞻前顾后，”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说，“有两三次他几乎完全承认了，如此明白的暗示只差直接说出口来，”检察官援引了一些证人提供的证词。“他甚至在路上冲着车把式叫喊：‘知道吗，你在给一个凶手赶车！’但是毕竟还不能直接明说：先得赶到莫克罗耶，到了那里才能把这台戏唱完。然而，这个不幸的人面对的是怎样的局面呢？

“事情是这样的：他几乎一到莫克罗耶便看出，然后是彻底弄明白，他那位‘拥有当然权利的’对手恐怕并非那么无可争议，他想举杯祝贺他们重新获得幸福恐怕不会被接受。陪审员先生们，你们从法庭调查中已经了解有关的事实。卡拉马佐夫在与他的对手的角逐中大获全胜，于是——哦，于是他的灵魂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甚至可以说，在此人的灵魂经历过并且还将经历的各个阶段中，这是最可怕的一个阶段！

“可以肯定，诸位陪审员先生，”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声情激越地指出，“受伤害的本性和心中的负罪感能为自己实施比世间任何法律制裁更彻底的报复！不但如此，法律制裁和世间惩罚甚至会减轻本性的惩罚，在这样的时刻罪犯的灵魂甚至需要法律制裁作为摆脱绝望的手段，因为当卡拉马佐夫知道心上人爱他，为了他拒绝拥有当然权利的旧情人，并且米嘉、米嘉地呼唤他共同奔向全新的幸福生活时，他的心灵恐怖和精神痛苦我简直无法想象！要知道现在对他来说一切都完了，什么都已经不可能了！

“这里我要捎带着指出一点，这对于弄清楚被告当时处境的真正实质极其重要：直到最后一刻，直到他被捕的一刹那，被告所爱的那个女人对于他始终是梦寐以求、可望而不可即的。然而为什么他不当场开枪自杀？为什么他把拿定了的主意搁置起来，甚至忘了他的手枪放在哪儿？正是这种对爱的强烈渴念，以及希冀在彼时彼地得到满足的欲望留住了他。在纵情作乐的乌烟瘴气中，他像着了魔似地盯着跟他一起恣意寻欢，在他眼里比任何时候更可爱、更迷人的宝贝，一步也舍不得离开，他为之心醉，为之销魂。

“这种强烈的渴念不仅能暂时压倒担心被捕的恐惧，甚至良心的责备也听不见了！但为时极短，哦，只是短短的一瞬！我想象罪犯当时的心态无疑受到以下一些因素的奴役和控制：首先是醉意、喧嚣、狂热的歌舞、混沌的氛围，而她在酒酣耳热之余还载歌载舞，酡颜犹自向着他笑！其次，自我安慰的幻想也在给他壮胆：命中注定的悲惨结局也许还远着呢，至少尚未逼近，——最早也要到次日早晨才会有人来把他抓走。也就是说，还有好几个小时，这已经够多了，太够了！几个小时可以想出好多办法来。

“我可以想象，他当时的心情有点儿像被押赴刑场绞决的罪犯：先得乘囚车通过十里长街，接着是徒步行经成千上万的人群，然后拐上另一条街，在这条街的末端才是可怕的刑场！据我估计，这段历程刚开始时，罪犯坐在示众的囚车上，一定觉得在他前面生命之路正未有穷尽。然而，屋宇不断后退，囚车仍在前进——哦，不打紧，离另一条街的拐弯处还远着呢，他还若无其事地向成千上万盯着他瞧热闹的人群左顾右盼，照旧臆想自己是跟他们一样的人。但已经到了折上另一条街的拐弯处，哦，没事儿，没事儿，还有整整一条街呢。不管已走过了多少房屋，他老是在想：‘还有好多房屋呢。’如此终于走完最后一座房屋，一直来到刑场。

“我想象当时卡拉马佐夫的心态正是这样。他认为：‘他们还来不及采取行动，我还可以想出办法来，哦，还有时间设计如何为自己辩解，如何反击，而眼前，眼前——眼前她是那么可爱！’

“他心中又乱又怕，不过他还是有时间把钱分出一半来藏在什么地方——否则，我无法向自己解释，他刚从父亲枕头底下拿来的三千卢布怎么少了足足一半。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到莫克罗耶，他曾在那里纵情狂欢两天两夜。他熟悉那座又老又大的木结构房屋，屋外还有板棚，有回廊。我推测一部分钱肯定就是那个时候在这座房子里被藏了起来，就在他被捕前不久，藏在某一道缝隙中，某一块地板下，或者角落里、屋顶下的什么地方——为什么？还能为什么？东窗事发就在眼前，他当然还不知道如何面对这场灾难，再说也没有时间，他的太阳穴里又突突地跳得厉害，她又那么迷人，而钱——钱在任何情况下都缺少不得！身边有钱，到哪里都承认你是个人。也许，在这样的时刻还能有这样的远见你们会觉得不近情理，是不是？要知道，他自己声称，离当时一个月以前，就是在对他来说也是心慌意乱、事关重大的那一天，他曾从三千卢布中分出一半来缝在小香袋里。尽管这不是事实，而且下面我们马上要加以证明，但这个念头对于卡拉马佐夫并不陌生，他有过这样的设想。这还不算。后来他要预审员相信，他曾把一千五缝在小香袋里（这是根本没有的事），他之所以能在片刻间当场编出香袋的神话来，或许正因为两小时前刚刚把一半钱藏在莫克罗耶的什么地方以防万一，到天明再说，总比留在身边妥当，那是他灵机一动想出的主意。

“诸位陪审员先生，你们不妨回忆一下，卡拉马佐夫能仰望九霄云外，也能俯视万丈深渊，而且是在同一时间！我们曾在客栈里找过，但没有找到。这笔钱可能至今还在那里；也可能第二天不见了，后来又回到被告手上。反正被告是在那个女人身旁被捕的，当时被告跪在她面前，她正躺在床上，被告向她伸出双手，那时完全忘了世上的一切，甚至没有听见逮捕他的人走近。他思想上还完全没有作好应答的准备。当时他和他的头脑都处在不设防的状态，所以措手不及。

“现在他就在你们面前，你们将对他进行裁判，将决定他的命运。陪审员先生们，我们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我们自己面对一个人有时候也会觉得可怕，是为那个人害怕！那就是当罪犯已经看到一切都完了，然而困兽犹斗，还想跟我们较量的时候，那种与动物没有两样的恐怖感可以看得很清楚。所有保全自己的本能在他身上一下子都被动员起来严阵以待，他为了救自己，会用交织着疑问和痛苦的目光敏锐地注视着你们，捕捉你们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动作，研究你们的表情、你们的思想，观察你们可能从哪一侧发起攻击，他那已经够乱的头脑会在瞬息之间设计出千百套对策，然而他还是怕开口，怕说漏了兜！如这般人类心灵蒙受耻辱的时刻，灵魂的苦难历程，渴望自救的动物心态——凡此种种，无不惊心动魄，有时预审员会受到强烈的震撼，甚至会对罪犯萌动恻隐之心！当时我们就是这一切的见证人。

“起先他如遭晴天霹雳，惊恐中脱口而出的几句话对他十分不利：‘血！我罪有应得！’但他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说什么，如何回答——这一切他都没有现成的谱，但一句不认账的话却是现成的：‘对父亲的死我没有罪！’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这堵围墙筑起来再说，围墙后面也许还可以设置一些路障之类。他抢在我们提问之前急忙解释最初脱口而出的那两句对他不利的话：他认为自己仅仅对老仆格里果利之死负有罪责。‘这条人命我认账，可是谁杀了父亲呢？诸位，凶手是谁？既然不是我，那么究竟是谁杀了他呢？’请听，我们到那里去正是要向他提这个问题，可是他反倒问我们！这句话是抢先冒出来的：‘既然不是我’——听见没有？既有动物的狡猾，又显得天真，特别表现出卡拉马佐夫式的不耐烦。意思是：人不是我杀的，不许你们怀疑我。接着他赶紧承认（他性急得很，哦，性急得可厉害呢）：‘我想杀死他，诸位，我想过，但我毕竟没有罪，他不是我杀的！’他向我们作了让步，承认自己想杀父亲，等于向我们示意：‘你们应该看到，我是多么诚恳，那就快相信我不是凶手！’哦，在类似的情况下，罪犯往往会变得非常轻率和幼稚，头脑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

“当时，预审人员仿佛无意间突然向他提了一个极其单纯的问题：‘会不会是斯乜尔加科夫杀的？’果然不出我们所料：他大大地生气了，因为他还来不及作好准备，他需要选择并抓住一个时机，那时把斯乜尔加科夫抛出来最为可信，不想被我们抢先一着，使他猝不及防。他按自己的本性马上走向另一个极端，开始竭力使我们相信，斯乜尔加科夫不可能杀人，要杀也杀不了。但是，可不要相信他的话，他这仅仅是虚晃一枪：他完全不打算放弃斯乜尔加科夫这张牌，相反，他还要把这张牌打出来，但要另外找一个时机，因为这一计谋暂时被打乱了。他或许明天就打这张牌，或许还要过几天，准备觑准一个时机冲我们大喝一声：‘瞧，我曾经比你们更不信凶手是斯乜尔加科夫，这你们应当记得，但现在我确信：人是他杀的，不是他，还能是谁！’而暂时他绷着脸，气呼呼地否定这样的推测，然而急躁和愤怒却使他在解释向父亲窗内张望一下后便规规矩矩从窗前走开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极其笨拙，谁也不会相信。关键在于他还不摸底，不知道格里果利苏醒过来后提供的证词究竟把他揭露到什么程度。

“我们对他搜了身。搜身使他十分恼火，但也令他宽慰，因为我们没有找到所有的三千卢布，只找到一千五。当然，正是在他怒冲冲地要么避而不答、要么矢口否认的这一时刻，有关小香袋的主意才生平第一次从他脑瓜里蹦出来。毫无疑问，连他自己也觉得这主意太不可思议，所以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想办法让别人听起来多少像那么一回事，要编成一个真实可信的长篇故事。

“遇到这种情况，负责调查的司法人员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或者说首要任务就是——不让对方赢得时间作好准备，必须突然出击，使罪犯把藏在心底的思想以其本来面目说出来，才能充分暴露这种胡编的故事有多么幼稚可笑、荒诞不经和矛盾百出。

“要使罪犯开口，只有出其不意而又仿佛在无意间向他透露一个新的事实或案中某一重大情况，而罪犯在这以前是决计想不到和怎么也无法预见的。这样的事实我们有现成的，早已准备好，那就是：老仆格里果利苏醒后提供的证词，他说，被告是从开着的门里逃出来的。这扇门的事他全忘了，至于格里果利可能看见，更是他始料所不及。

“这一着取得了惊人的效果。他直跳起来，突然冲我们嚷道：‘是斯乜尔加科夫杀了人，凶手是斯乜尔加科夫！’——于是他暴露了藏在心底的嫁祸之计，而且是以绝对不可信的形态端出来的，因为如果斯乜尔加科夫是凶手，只可能在被告把格里果利击倒并且逃跑以后进去杀人。我们告诉被告，格里果利在自己倒下之前已看见门开着，而且他从自己卧室里出来的时候曾听到斯乜尔加科夫在板壁后面呻吟，——这下卡拉马佐夫真的垮了下来。我的一位同事、我们尊敬而又诙谐的尼古拉·帕尔菲诺维奇事后对我说，就在那一瞬间，他自己差点儿要掉眼泪，觉得被告委实太可怜了。就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为了挽回局面，赶紧向我们交代小香袋的神话。他说：‘那好吧，我就把这故事告诉你们！’

“诸位陪审员先生，我已经表达了我的想法，为什么我认为离当时一个月前被告把钱缝在小香袋里这回事，非但纯属子虚乌有，而且可以说，是在这种状况下所能编造出来的最荒诞的天方夜谭。即便有人愿意打赌，认为还能胡诌更加不可信的瞎话，恐怕也构思不出比这更蹩脚的了。

“真实的事情总是包含着丰富的细节，表面上看来微不足道，完全是鸡毛蒜皮，所以常常被那些不幸而又无奈的造谎者所忽略，只要在这些他们连做梦也不会想到的细节上提几个问题，自鸣得意的编故事先生就会狼狈不堪，原形毕露。因为他们无暇顾及这些细节，他们的头脑只知构筑宏伟的框架，以为无人敢在这样琐屑的小事上与他们纠缠！可人家偏偏在这上头把他们逮住！

“‘请问您是从什么地方拿来材料做您的香袋？’我们向被告提问。‘是谁给您缝制的？’

“‘我自己缝的。’

“‘布料您是从什么地方拿的？’

“被告已经动了气，他认为这样纠缠细节简直是对他的侮辱。信不信由你们，当时他是真的动气了，并非故作姿态！不过他们全是这样。

“‘我从自己的衬衫上撕的。’

“‘很好。这么说，在您的内衣中间我们明天就能找到那件撕去了一块布的衬衫。’

“请想象一下，诸位陪审员先生，如果我们真的找到了那件衬衫（假定这样一件衬衫确实存在的话，当然会在他的手提箱或柜子里找到），——那就是事实，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有利于说明他的供词属实！但是他不可能这样考虑。

“‘我记不得了，或许不是从衬衫上撕的，我把钱缝在房东太太的帽兜里了。’

“‘什么样的帽兜？’

“‘我从房东太太那儿拿的，因为是扔在那里的无用的东西，一块旧的细棉布。’

“‘您记得很清楚吗？’

“‘不，我说不准……’

“他生气了，气得要命，其实只要想一想：这怎么会记不得呢？人即使处在最可怕的时刻，哪怕在押赴刑场的途中，这些琐事都能记住。他什么都会忘记，可是路上瞥见的绿色屋顶或蹲在十字架上的一只寒鸦却能记住。要知道被告是背着别人缝香袋的，他必定记得，当时手持针线提心吊胆所体验的那份屈辱，所遭的那份罪，一听见敲门声，马上跳起来躲到板壁后面去（他的寓所里有一道板壁）……

“但是，陪审员先生们，为什么我向你们讲述这一切，这些细节，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一下子提高了嗓门。“正是因为被告直到此时此刻仍顽固地坚持这种荒诞不经的说法！从他铤而走险的那一夜到现在，整整两个月内，他什么也没有解释清楚，对以前胡编乱造的供词没有补充一点能说明问题的真实情况；他认为：‘这一切都不值得一提，你们必须相信我的人格！’哦，我们乐于相信，我们渴望能相信，哪怕是相信他的人格！难道我们是嗜血的豺狼不成？只要能向我们指出一件于被告有利的事实来，我们也欢迎之至——但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凭实据，哪怕只有一件，而不是被告的弟弟根据他的面部表情得出的结论，或者硬说被告捶自己的胸膛肯定是指小香袋，何况那还是在黑暗中。我们欢迎新的事实，我们将率先撤回我们的指控，我们会立即这样做。然而，现在正义在呼唤，所以我们仍然坚持指控，我们什么也不撤回。”

接下去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的发言进入尾声。他仿佛沉浸在狂热之中，大声疾呼不能让血白流，不能让被儿子“抱着卑鄙的抢劫目的”谋杀的父亲枉死。他指着种种明摆着的悲惨事实坚持自己的立场。

“不管你们从以才华著称的被告辩护人那里听到了什么，”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沉不住气了，“不管有人在这里说了多么精彩绝伦、扣人心弦的话企图使你们动容，还是要请记住：你们此时身在维护我们法制的庄严殿堂。请记住你们是我们神圣的俄罗斯的卫士，你们在捍卫我国的根基、我们的家庭和一切神圣的事物！

“是的，此刻你们在这里代表着俄国，你们的判决将不单单向这个大厅里的人宣读，而是将传遍整个俄罗斯，全俄国的人都将听到你们作为俄罗斯的保卫者和执法者的声音，他们或将为你们作出的判决所鼓舞，或将为之感到沮丧。不要让俄罗斯痛苦哀伤，不要辜负了俄罗斯的期望。我们那辆横冲直闯的三驾马车在没命地飞奔，可能在奔向灭亡。全俄各地早已有人高举双手呼吁制止这种不顾死活的狂奔。如果其他国家的人民暂时还给发疯一般猛冲的三驾马车让路，也许根本不像诗人[仍指果戈理。果戈理把他的代表作《死魂灵》称为“长诗”，标在书名下面。再者，陀氏认为《死魂灵》第一卷的结尾诗意盎然，微言大义，也完全有理由把作者称做诗人。]所希望的那样出于敬意，只不过出于恐惧——这一点请注意。他们闪开是因为害怕，也可能因为厌恶，这还不算糟糕，指不定哪天他们不愿让开了，面对飞驰的幽灵排成一道坚固的城墙，为了拯救自己，拯救进步，拯救文明而主动挡住我们这种无法无天的狂奔！我们已经听到这种来自欧洲的忧患之声。这样的声音已开始时有所闻。不要去刺激他们日益增长的憎恨，不要作出容忍亲子弑父逍遥法外的判决，这无异于厝火积薪！……”

总之，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虽然陶醉得厉害，但总算慷慨激昂地结束了这篇演说——他留给听众的印象确实不同凡响。他本人发言完毕以后，匆匆走了出去，接着——我再说一遍——几乎晕倒在另一个房间里。大厅里无人鼓掌，但严肃持重的人们感到满意。不那么满意的只是女士们，然而她们也欣赏检察官的口才，更何况她们对于结果毫不担忧，相信菲久科维奇能扭转乾坤；“他决不会甘拜下风的，肯定能把所有的人打得落花流水！”

人们都把目光投向米嘉；在检察官发言时他自始至终默默地坐着，两手握在一起，咬紧牙关，低首垂目，只是偶尔抬头倾听，特别是当提到格露莘卡的时候。当检察官转述拉基津对她的看法时，米嘉脸上现出轻蔑的冷笑，他嘀咕了一句：“都是贝尔纳！”——声音清晰可闻。当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谈到自己在莫克罗耶审问他、折磨他的情形时，米嘉抬起头来极感兴趣地凝神谛听。在某一个地方他甚至想跳起来大喝一声，不过还是按捺住自己，只是鄙夷地耸耸肩膀。

关于这篇演说的结尾，即关于检察官在莫克罗耶审问被告时如何奇袭智取那一段，后来我们有人暗暗嘲笑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说：“那一位到底还是忍不住要夸耀一下自己的能耐。”

接下来宣布休庭，不过为时极短，仅一刻钟，顶多二十分钟。公众开始交谈，纷纷发出感叹。我记住了其中的一部分。

“这篇演说很有分量！”一群人中有位先生绷着脸指出。

“心理分析太多，”另外一个声音说。

“可终究都是事实，驳不倒的真理！”

“没错，这方面他是一把好手。”

“归纳得很见功夫。”

“也包括咱们，他把咱们也都归纳进去了，”第三位插进来发表自己的看法，“演说一开头就把咱们跟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等同起来，还记得吗？”

“最后也是。他说这话毫无道理。”

“某些地方意思不太清楚。”

“有那么一点儿自我陶醉的味道。”

“有失公允，有失公允。”

“不，应当说，他还是有两下子的。人家等得很久了，这回总算说了个够，嘿嘿！”

“不知辩护人会怎么说？”

另一群人则在议论：

“刚才他不该攻讦彼得堡来的那位，说人家‘企图使你们动容’，还记得吗？”

“记得，他这一着不高明。”

“太性急了。”

“此公有点儿神经质。”

“咱们在这儿有说有笑，可是被告心中不知作何感想？”

“是啊，不知米嘉心中作何感想？”

“不知辩护人会怎么说？”

第三群人在说：

“坐在最边上的那位女士是什么人，手持长柄眼镜、胖胖的那位？”

“那是一位将军夫人，现在离婚了，我知道她。”

“怪不得手持长柄眼镜。”

“够丑的。”

“不，挺开胃的。”

“在她旁边相隔两个座位坐着一位金发女子，那个要好得多。”

“那一回他们在莫克罗耶打了米嘉一个措手不及，干得很漂亮，不是吗？”

“漂亮是漂亮。可是何必一说再说呢。这事儿他在此地对好多人家讲过不知多少遍了。”

“刚才还是忍不住。也算脸上有光吧。”

“大概觉得自己太亏了，嘿嘿！”

“可是气量也太小了些。再说，他的发言过于玩弄词藻，句子又长。”

“还危言耸听，请注意，他老是吓唬人。关于三驾马车那段话还记得吗？‘外国人有他们的哈姆雷特，而我们目前还只有卡拉马佐夫！’他这句话相当巧妙。”

“他是在向自由主义暗送秋波。他怕！”

“他也怕辩护律师。”

“是的，不知菲久科维奇先生将说些什么？”

“不管他说什么，反正打动不了那些乡巴佬陪审员。”

“您这样认为？”

第四群人的意见是：

“关于三驾马车那一段他说得好，就是谈到外国人的态度那几句。”

“记得吗，他说外国人不会听之任之的，这倒是事实。”

“此话怎讲？”

“上星期英国下院已经有一名议员站起来就虚无主义者的问题质问内阁：现在是不是该干预那个野蛮的国家，教训一下俄国人的时候了？伊波里特指的就是那人，我知道，就是那名议员。上星期他说起过这事。”

“谈何容易。”

“谈何容易？为什么？”

“我们把喀琅施塔得一关闭，不给他们粮食。他们上哪儿去弄粮食？”

“不是还有美国吗？现在他们可以从美国弄到粮食。”

“扯淡！”

但是铃声已经响了，人们纷纷回到座位上去。菲久科维奇登上了讲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