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名鼎鼎的演说家刚开始发言，其余的响声都静了下来。整个法庭大厅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他开门见山，明快而自信，但没有丝毫目空一切的架势。他完全不打算卖弄口才，既没有激昂慷慨的语调，也没有扣人心弦的言辞。他像在志同道合的至交圈子里与人谈心。他的声音极好，洪亮而又亲切，甚至这声音本身就给人一种诚恳和敦厚的感觉。然而所有的人马上就明白，发言者可以一下子把音调拔高到真正声情激越的程度，“以无从得知的力量撼人心魄”。他的语言也许不如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那么规范，但是没有冗长的句子，意思反倒更加确切。有一点是女士们所不喜欢的：他看上去老是弯着腰，尤其在演说开始时，那并不是鞠躬的姿势，而像是要向听众冲过去的样子，加之恰恰弯在他那细长的背脊半道上，仿佛在这细长的背脊中间装有铰链似的，因此几乎可以弯曲成直角。

开头他说得比较凌乱，好像缺乏条理，列举的事实也是东拉西扯，可是到后来就形成一个整体。他的发言可以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对指控的批评和反驳，有时相当尖刻和辛辣。但在后半部分他似乎突然改变了调子，甚至改变了他的风格，一下子冲到震撼人心的高度。而听众似乎就等着这一着，所以都欣喜得颤栗不已。

他直接进入正题，一开始就说虽然他的事务所设在彼得堡，但他已不止一次到俄国其他城市去为被告辩护，不过他必须确信或预感到被告是无辜的。

“在这个案子上我也是如此行事，”他解释道。“仅从最初报上发表的一些通讯我就注意到，其中存在着某种令我非常震惊的情况，这使我大大倾向于被告。总而言之，我首先感兴趣的是某一法律事实，这在司法实践中虽然屡见不鲜，但在本案中这些特点表现得特别充分，特别能说明问题。按说，这一事实我该在结束自己的发言时最后才完整地端出来，可是我想一开始就把我的想法说出来，因为我有开门见山的癖好，不喜欢卖关子。从我这方面来说，这可能并不精明，但是真诚。我的想法可用如下的话来表达：大量事实都对被告不利，与此同时，就事论事逐一分析起来，却没有一件经得起推敲！在继续注意传闻和报纸的过程中，我愈来愈确信，我的想法是对的，这时忽然接到被告亲属发来的邀请，他们聘我当被告的辩护人。我马上赶到这里来，到了这里我终于确信无疑。为了推翻这可怕的一大堆事实，指出控方的每一条证据本身都没有得到证实，因而也是虚妄的，我决定接下此案为被告辩护。”

这便是辩护人的开场白，接着他突然宣称：

“陪审员先生们，我在这里是初来乍到。我得到的一切印象都不是先入之见。被告是个容易冲动、野性难驯的人，但我对他没有成见，而不是像本市成百的人那样以前受到过他的伤害，因而好多人事先就对他有反感。当然，我承认，本地人士的道德感情被激怒并非没有理由，被告确实性格暴躁、狂放不羁。然而本地人士还是接待他的，甚至在富有才华的公诉人家中，被告也是受欢迎的。”

笔者附注：这几句话一说，旁听席上发出两三声窃笑，虽然很快就被忍住，大家却都注意到了。在我们城里人人知道，检察官允许米嘉上他家去是违背自己意愿的，原因仅仅在于检察官太太不知什么缘故认为米嘉很有意思。这位女士十分贤德，颇受尊敬，但有点儿怪脾气，挺任性，有时候——多半在一些琐事上——喜欢跟丈夫唱对台戏。不过，米嘉难得上他们家去。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斗胆指出，即便拥有像我的对手那样独立思考的头脑和公正求实的性格，对我不幸的当事人仍然可能形成某种错误的偏见。哦，这是很自然的：不幸的被告有太多的理由使人对他产生成见。道德感情一旦受到伤害，尤其是审美观一旦被触怒，往往无法得到宽恕。当然，从公诉人才气横溢的演说中，我们听到了对被告性格和行为所作的严谨剖析，公诉人对案情显然采取了严格的批判态度，特别是为向我们阐述案情的实质，从心理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如果抱着跟被告本人存心过不去的态度，要达到这样的深度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是，有些东西在类似的情况下甚至比采取存心过不去的态度更坏，更有害。具体说，如果有人醉心于某种很有艺术性的游戏，沉湎于艺术创作的欲望，比方说创作一部长篇小说的欲望，尤其是如果此人在心理刻画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禀赋，——那么，事情就可能更糟。

“还在彼得堡的时候，我正准备动身上这儿来，就有人告诫过我——其实无须任何告诫，我也知道，——我将在这儿遇到的对手是一位造诣很深、精细入微的心理学家，这种品质早已使他在我国还年轻的司法界赢得某种特殊的声誉。然而，诸位，心理学虽是一门深奥的学问，毕竟像一把两面都能切割的双刃刀。”听众中有人轻轻发笑。“哦，你们当然会原谅我这个俗气的比喻，我没有妙舌莲花的口才。不过我可以从公诉人的演说中随便举个例子。

“夜间，被告在花园里翻围墙逃跑时，用铜杵击倒了抓住他一只脚的老仆。他随即跳回到花园里，在倒地的老仆身边折腾了足有五分钟，想弄清楚：他是否把老仆打死了？据被告供称，他跳下来看看老仆格里果利是出于怜悯，可是公诉人怎么也不愿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公诉人认为：‘不，在这样的时刻能有这样的软心肠？这不合情理，他从墙上跳下来，就是为了核实一下：唯一能证明他犯罪的人是活着，还是死了？被告这一行为恰恰证实是他犯下了罪行，因为他不可能出于其他原因、冲动或感情跳回到花园里。’

“这就是心理学；但我们也可以把同样的心理学用于本案，但用的是这把刀的另一面刀刃，听起来照样言之成理。公诉人认为，凶手跳下来是由于谨慎，想核实一下证人是否还活着；然而按照公诉人自己的说法，凶手刚刚在被他杀死的父亲书房里留下一件对自己大大不利的证据，即撕破的信封，上面写明里边有三千卢布。‘假如他把这个信封带走，那么整个世界上谁也不会知道存在过这个信封而且里边有钱，也就没有人知道钱是被告盗走的’——这是公诉人自己阐述的观点。请看：被告在一件事情上一点也不谨慎，昏头昏脑地把罪证留在地板上，自己仓皇逃走。可是仅隔两分钟，他击倒并杀死了另一个人，这时却马上表现出极端残忍而又无比精明的谨慎感——这是我们听到的说法。就算如此，就算如此。在某种情况下他被描绘成心狠手辣、高瞻远瞩，犹如高加索的山鹰；而一分钟后他又变得眼瞎胆小，活像最窝囊的鼹鼠——这正是心理学的奥妙所在。但既然他那么嗜血、狠毒而又精细，以致打死人后还从墙上跳下去，仅仅为了看一下他的见证是否活着，那又何必在他的这个额外受害者身旁耗费足足五分钟，还可能树立新的见证？何必用湿手帕抹去被击倒的老仆头上的血，还让这方手帕日后成为他的罪证？不，既然他那么精细而又冷血，不如跳下去干脆用那根杵子在倒地的老仆头上再猛击几下，把他彻底干掉，不留活口，岂不是什么后患也没有了吗？

“可是他跳下围墙查看他的见证是否还活着的同时，又在园径上留下另一个见证，也就是他从两个女仆那里取走的那根杵子，而她俩日后随时都能认出是她们的东西，并证明是他取走的。他并不是把杵子遗忘在园径上，不是粗心或慌忙中掉在那里，不，他是把凶器扔掉的，因为杵子是在离格里果利倒下的地方十五步左右被发现的。那就不禁要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这样做正是因为：他由于自己杀了人，打死了老仆而感到懊丧，所以一怒之下，带着诅咒扔掉了作为凶器的杵子，否则不可能也没有理由把它抛得那么远！既然他能为杀了人感到痛苦和惋惜，那当然因为他没有杀死父亲：如果杀了父亲，就不会出于怜悯而跳下去看另一个被击倒的受害者，那时就会是另一种感觉，那时根本顾不上怜悯，而只顾保全自己，这是毫无疑问的。相反，我再说一遍，那时他会把老仆的脑壳彻底砸碎，而不会在老仆身上耗费五分钟。怜悯和善意之所以有可能萌生，正因为在此之前他问心无愧。

“请看，这就是另一种心理学。诸位陪审员先生，刚才我自己也故意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目的是通过实例展示从中可以各取所需。就看这把双刃刀掌握在谁手里。心理学甚至会把极其严肃的人引入编故事的歧途，而且完全不由自主。我说的是走火入魔的心理分析，陪审员先生们，是指心理分析这种方法在某种程度上的滥用而言。”

这时旁听席上又可以听到有人发出表示赞许的窃笑，这笑声还是针对检察官的。我不想详尽地照录辩护人的演说全文，我只摘取其中的某些段落，只是把这篇演说中最关键的一些要点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