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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八月三日晚上NHK台播放的节目，是我和该节目主持人以及摄像师等几位朋友长期合作完成的。今年是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四十五周年。为了纪念这个日子，电视台很早就开始策划制作一部题为《世界还记得广岛吗？》的专题节目。我之所以会参与自己并不熟悉的电视节目制作以及策划工作，是出于以下的考虑。

从长子光出生的那年夏天开始，我就多次去过广岛。今年六月是光的二十七岁生日，而我以广岛为中心来思考社会、世界和人，并以此作为自己文学活动支柱之一的工作，也已经过了二十七个年头……

我将自己在广岛获得的体验都写进了《广岛札记》里，后来也以各种形式写过广岛。我的观点概括起来是这样的：人类在广岛、长崎所遭受的核武器轰炸是二十世纪最为悲惨的事件，这样说绝不算草率。而且在近半个世纪里，这种极具“威力”的核武器在国际形势的变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上年纪后会出现白内障、癌症等病症，放射线污染还造成了第二代人的各种原子病。原子弹轰炸造成的悲剧一直延续至今。

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从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之日起，救助原子弹受害者的各种活动就开始了，直到今天还在继续着。今年夏天，我在广岛见到了这样一位老年妇女。她十七岁时遭受原子弹轰炸，当时她刚刚送别新婚不久的丈夫上了前线，她既要忍受肉体烧伤的痛苦，还要忍受在婆家受到的歧视，但她仍然把孩子抚养成人。后来她成为广岛演讲团的一员，向年轻人讲述遭受原子弹轰炸的惨痛经历。广岛有许许多多像她这样的人，从四十五年前的那个夏日开始，就面对核武器的“威力”和受害者的“悲惨”，为恢复人性而坚持不懈地奋斗着。

说到他们中的核心人物，我的眼前总是会浮现出原子病医院的重藤文夫院长。那时候，重藤博士刚刚赴任广岛红十字医院副院长。那天，他在广岛火车站前打算换乘电车去医院上班时，赶上了原子弹轰炸。从当天下午开始，他就投入了救治源源不断送来的伤员的工作。

巧合的是，重藤博士是专门研究X光透视治疗的医生，他很快就注意到医院地下仓库里的透视底片曝光了，于是他开始仔细观察轰炸中心地与医院内外的受害者、受害物之间的关系，成为最早确认投在广岛的新型炸弹是原子弹的人之一。

我第一次见到重藤博士，是光出生的那一年八月。光在六月出生。第一个儿子就脑部不正常，我作为年轻的父亲，真是不知该如何去面对，完全乱了方寸。那时，我为了撰写在广岛召开的废除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报告文学而前往广岛。记得那次大会上，围绕苏联的核武器是否为了“正义”“和平”的评价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那么，在如此困难的局面下，我这样一个几乎对政治性的群众运动毫无经验、一无所知的人，为什么会接受撰写大会报告文学的任务呢？

现在我能清楚地回忆起来的只有下面两个原因：一是当时我迫切需要宣泄自己的情感。如果不把自己的视野拓展得更广阔，就会被孩子的难题压垮；二是当我答应了《世界》杂志的年轻编辑写报告文学后，我从当时租住的二楼窗口目送他走出大门时，忽然发现他的背影看上去是那样无力而又悲哀。

后来我和这位年轻的编辑成了终生好友，他叫安江良介，现在是岩波书店的社长。当年他虽然说服我接受了这项工作，但为把我从被残疾孩子弄得焦头烂额的处境中拉出来写报告文学，他也费了不少力气。而他当时刚刚失去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这次废除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吵得不可开交，我也因此被搞得筋疲力尽，但还是抽空到广岛原子病医院去采访。听重藤文夫博士讲述他自己遭受原子弹轰炸的经历和治疗的经验后，我觉得自己受到了真正的鼓舞，我的心病从根本上得到了医治。从那时起，在我的眼前展现出一片崭新的人生图景……

我的大学老师、研究法国文艺复兴的专家渡边一夫[渡边一夫（1901—1975），日本的法国文学专家、评论家，是作者的恩师。]教授，对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人文主义作过几个定义。定义之一是“不过于绝望，也不过于期望”。重藤博士谈到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广岛以及受害者的治疗问题时，认为对待这次惨重的灾难应该“不过于绝望，也不过于期望”，充分表现出了人文主义者对待苦难的态度。

我对这位年轻时专攻X光、性格坚强的医生偶然被派到广岛医院工作感到不可思议。同时，也对在自己面临人生第一次、也是最大的危机时，能够在广岛听到这样一位医学家的教诲而觉得不可思议。而我能够真正理解重藤博士关于人生的思考，却又是基于我在大学时接受过另一位终生老师的教导……

这些重大因素统合的瞬间命运般存在于人生之中。随着阅历的增加，我现在对此更加坚信不疑了。我有时感到，这或许正是某种超人的存在通过我们人类“击中中心”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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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绿叶茂盛的时节，我访问了重藤博士位于离广岛不远的一座以酿酒著称的小镇郊外的故里。先生的老家在这一带的大户人家中，也是处于中心地位的，这一点从重藤家历史久远的墓地便可以看出，尽管先生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在绿树成荫的山中墓地前，我向身体硬朗的重藤夫人询问了原子弹轰炸前后的往事。那天，一颗巨大的炸弹被扔在了广岛，消息很快传遍了附近的村镇，许多惨不忍睹的受伤者纷纷逃到了郊区。

到了晚上，尽管重藤夫人还没等到重藤博士回家，开始对他的生还不抱希望了，但她还是准备第二天去广岛找找先生。她好不容易弄到一张去广岛的火车票，便坐汽车去市区取票，没想到半路上遇见了重藤博士。原来先生在一个酿酒的朋友家里避难，还和朋友喝了一些酒，庆幸自己死里逃生，然后在推着自行车（担心骑车危险）往家里走的时候，和妻子重逢了。

重藤博士当天就搭乘从郊区去广岛救援的卡车回了市里，投入救治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受伤者的工作。由于通往广岛市中心的道路被封锁，他就在市郊的练兵场上尽心竭力地为受伤者治疗。当时，还不知道扔下来的是什么炸弹，他只是给病人伤口抹些烧伤膏。但是能够得到医生的救治，对于无数的受伤者来说已经是巨大的精神安慰。

就在重藤博士忙于为病人治疗的间歇，忽然意识到一位受伤的军人一直站在离自己不远的草地上，向自己敬礼。问他为什么敬礼，军人答道，这场惨祸是军人造成的，而您作为一介平民，却在为这些战争的牺牲者忘我地工作……

那天晚上，重藤博士回到家里时，已是筋疲力尽，恐怕没有精力跟夫人谈起这件事吧。第二天，他又回到广岛，连续几周一直夜以继日地在红十字会医院里工作。一个月以后，他才疲惫不堪地回到了家里。

我从第一次见到重藤博士起，就惦念先生自己是否有原子病症状，但没好开口问他，借此机会问了他的夫人。夫人微笑着回答说：“他过去有些神经质，体质虚弱，但是自从原子弹轰炸这事发生以后，性格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家都说他变得有度量了，身体也比以前健康多了。”

那几年，刚刚步入中年的重藤博士，为治疗原子病患者和维持医院运营而日夜奔忙，身心都经受了锤炼，可以说这个经历为先生日后一生从事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每当我读到围绕埃里克森[埃里克·霍姆伯格·埃里克森（1902—1994），美国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的学生。其理论保留了弗洛伊德理论中的若干成分，对精神分析方法贡献巨大，如对自我意识和人格发展模式的描述。]的《中年人的自我存在危机》的一些评论和论文时，都会很自然地将重藤先生的音容笑貌与这些文章重合在一起。

重藤博士不正是通过勇敢地面对广岛这场巨大灾难，从而超越了“中年人的自我存在危机”，进入了人生的崭新阶段吗？原子弹轰炸后的历练不也可以说是“击中中心”吗？它使重藤博士浴火重生的同时，也给无数的原子弹受害者带来了生的希望。

我会这么想也有个人的原因。我的长子出生时脑部不正常，那时候我二十八岁。我虽然开始工作比较早，但从一般人的年龄来说却是晚熟。因此，那个时候的我，似乎正处于“青年人的自我存在危机”，或者说正处于危机即将结束的高潮期。从专家的角度来看，我的看法或许大大偏离埃里克森的定义……

就在我处于人生危机的关键时期，残疾长子的出生重重压在了我的身上。我为此而苦恼，竭力调整自己的心态，直到儿子经过手术，成了家庭的一员。我把整个过程以虚构的方式写进小说，使这一体验得到了重新统合。这时，我豁然发现自己已经度过了“青年人的自我存在危机”。可以说，这件大事也出现在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里，如同“击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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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藤博士曾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起一位年轻眼科医生的事。每次说起这位医生，先生的心情都非常沉痛。那时正是盛夏，红十字医院里挤满了原子弹轰炸的受难者。不断有人死去，院子里堆积着尸体，火化尸体的烈焰整天都在升腾。这时，一位年轻的医生向重藤博士诉说：“只凭我们的力量，根本无力拯救这些遭受巨大灾难的人。这些惨剧和愚昧是人类自己造成的，今后我们怎么还能像个正常人那样继续活下去呢？面对这么多无法拯救的受伤者，我们还要想方设法去救他们，这一切不是徒劳吗？”

重藤博士对不停地向他诉说的年轻医生说：“既然已经面对了这么多受伤痛折磨的患者，我们能做的就只有竭尽全力为他们治疗。”可是，就在先生刚刚离开门诊室的空当，那位年轻的医生在被炸坏的走廊上上吊自杀了。这段楼梯的墙壁至今还保留着。重藤博士指着从坚硬的墙壁上戳出的无数荆棘般的碎玻璃给我讲这些事。他的字字句句都充满了苦涩。

夫人告诉我，重藤博士还对那位年轻的医生说过：“现在虽然整个广岛成了一片废墟，到处都是残垣断壁，然而，你只要翻过一座山，就能看到一片绿色的田野和树林，你先去那里调养几天吧。”我在夫人的陪同下，去祭拜了重藤博士的墓，那里果然是草木茂盛，满目新绿。我想，那时候，先生一定回想起了自己在原子弹轰炸的第二天一早返回广岛时，眼前这片祖祖辈辈赖以为生的绿色土地，以及留在这块土地上的妻儿，所以才对那位绝望的年轻医生说“你只要翻过一座山，就能看到一片绿色的田野”……

我在广岛见过的许多患者都已经离开了人世，也许应该说，能健康地度过晚年的老人纯粹是个例。我在原子病医院里见过的那些住院患者，恐怕没有一个人能活到现在吧。重藤博士对我说过，一些来医院慰问原子病患者的外国人，再次来医院慰问时，一般都要求能再见一下上次见过的患者，可是，竟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运气……

但是，在广岛、长崎，这些已经进入老年的原子弹受害者现在仍然在顽强地坚持开展“原子弹受害者救助法”运动。他们要求基于国家补偿的原则对原子弹受害者给予经济救援，并要求政府与美国共同承担原子弹轰炸的责任、发起废除核武器的活动。这是深受原子病痛苦煎熬的幸存者在替死者发出呼吁，他们开展的合情合理而又富于人性的运动，必将得到广大民众的响应和支持。

许多患者已经死去了，活下来的也在逐年老去。然而，当我站在重藤博士故乡的土地上时，望着年年新绿的苍山翠野，回忆着那些在我心底留下深刻烙印的死者，我还是能感觉到，在这个世界的深处，死者的生命在不断地更新、再生，激励着一直没有忘记他们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