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故乡正亮起灯火!

康复的家庭  作者: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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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发表了一篇悼念井上靖[井上靖(1907—1991),日本当代文坛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大学时代就开始文学创作,二战后成为专业作家。作品数量多且影响巨大,曾获芥川文学奖。其历史小说很大一部分取材于中国历史人物故事,如《楼兰》《敦煌》《孔子》等,曾多次访华。]先生的讲话。当时,听众中有几位医生,这使我备受鼓舞。说起来,与我有交流的其他职业的知识分子,除了大学教师外,医生是最多的。比如,为我的残疾儿子治疗的主治医师,以及十几年来我经常去检查身体的医院的医生们……

不过,我都是以患者、准患者或患者家属的身份与医生接触的。从我来说,是离开了自己的工作环境,而对方正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因此,我不能无拘无束地和对方说话。反倒是对方经常问我:“最近忙些什么啊?”

因此,我一直觉得,从事作家这种职业,是很少有机会能直接对医生发表自己有关人和文明的思考的。还有就是,作家一旦生了病,尤其是危及生命的重病,痊愈之后,往往会发表一部成为其后期代表作的大作。

井上靖先生身患癌症,但他抓紧手术后的短暂康复期,克服病痛,完成了大作《孔子》,这个具有启示意义的典型例子解答了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而这次讲话机会带给我的喜悦,莫过于作为一名晚辈作家,能在追悼井上靖先生的同时,把自己重读《孔子》的心得讲给医生们听。

井上先生生前常跟我谈起打算把孔子写成长篇小说的构想。井上先生习惯于以散文诗的形式来表现正在构思的小说,因此,早已发表过描绘在战乱的原野上流浪的孔子和一群儒生的散文诗,只是还未及着手小说的创作,先生就开始感觉身体不适,结果发现患了食道癌。

据说井上夫人及亲属都以为这部长期搁置的《孔子》将因此作罢。尤其是夫人,曾多次陪同井上先生到中国探访与孔子有关的古迹,更是遗憾万分。然而,井上先生动了大手术之后,身体康复得很快,于是着手创作《孔子》。

巧的是,《孔子》第一章在文艺杂志上刚刚发表时,我与井上先生正好一起去巴黎、斯特拉斯堡、佛罗伦萨等地旅行。特别是重访佛罗伦萨,给井上先生很大的激励。先生回国后,立即精神百倍地投入了《孔子》的写作。这一点,先生的家人都可以证明。不久以后,《孔子》终于完成,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也成了井上先生的遗作。

以孔子为主题写小说是一项艰巨的创作。有关孔子的一生,已被其死后三百五十年写的《史记·孔子世家》所规范,后世所有关于孔子的故事都是依据这一记述写的。井上先生也是细细研读过《史记·孔子世家》的,这一点,在《孔子》的细节中随处可见。

《孔子》里有这样的描写,说孔子身高九尺六寸,约合日本的七尺,人称“长人”,众人争相观看。井上先生脑子里的孔子形象恐怕就是来源于流浪人孔子这个细节吧。由于形象太过独特,虽然在诗歌中得以表现,但在小说里却没有具体的描述。

还有一处是《孔子》中的叙述人,老者蔫薑被写成是殷人的后裔。《史记·孔子世家》里有这样哀伤的记载,孔子死前七日,说梦见自己死亡后受到祭祀,但采用的是殷代的祭祀仪式,这说明自己的祖先是殷人。

然而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井上先生毅然脱离《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述这一点。例如构成《孔子》重要主题的“葵丘会议”,以及发生故事的主要舞台负函这个地方,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均无记载。而且井上先生在作品中,勇敢地对传统的《论语》解释提出了不止一处异议的地方。

例如在《孔子》里,地方长官叶公被描写成最能理解孔子的一个人物。但是,和辻哲郎曾说过“叶公明显地遭到贬低”,因为按照《论语》的说法,“叶公是一个不知尊敬贤者的狂妄自大的小人”,所以和辻解释为,孔子对叶公说的话全都是讥讽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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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面所说,井上先生把楚国为收容蔡国遗民而修建的新城负函,设置为《孔子》故事情节的中心舞台。井上先生笔下的孔子在负函会见叶公时,说了一句“近者悦,远者来”。这显然是句赞美的话。而且,当孔子在负函听说楚昭王(孔子本想向他推荐自己的弟子)病故时,说出了那句名言:“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只是在陈国流浪时说过这句话。因包含着重要的思想,书中被引用了两次。

以“索耳克氏疫苗”[预防脊髓灰质炎(即小儿麻痹症)的灭活疫苗。]而使全世界孩子免受重大痛苦的索耳克博士,曾经非常激动地对他的法国哲学家朋友说:“听说在中国,危机与机会并存。”我是在这位哲学家的回忆录里看到了这句话,大概是在谈论“危机”一词时这样说的。

孔子带着他的弟子们,一路上经受了许多艰难险阻,终于辗转来到了异国他乡负函。这种流浪之旅无疑是“危机”的积累。然而终于到达距离国王最近的地方,有机会把自己的弟子推荐给国王时,结果又遭遇了楚昭王去世的考验,于是孔子决定返回故乡去。

时光荏苒,当年跟随孔子流浪的年轻人,即书中的叙述人,现在已是老人,他再度来到了负函。他讲述这次旅途的部分构成了《孔子》的高潮,小说的后半部由此才真正开始。井上先生顺势而下,一气呵成,充分显示了他的写作天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重复描写同一人物时的微妙差异上,充分体现了井上先生的表现技巧。

例如,老人在负函看到村庄亮起灯火的景象,不禁感慨地说:“这负函,真是个神奇的地方,它称得上是孔子和弟子们的心灵故乡,或者说,就像是他们的精神家园一样的地方啊。回首当年的情景,依然清晰如在眼前,如今我看见灯火正在负函点亮。”

结束旅行回到居住的地方之后,老人又发出同样的感慨:

“啊,我的故乡正亮起灯火。

“但是,我立刻意识到,对我来说这并不是我的故乡,这既不是我出生的地方,也不是我成长的地方。

“不过,说是故乡也可以。因为除了这里,我没有其他可称为故乡的地方了。”

旅行回来后,老人又继续和孔子讲习会的人一起回顾先师的为人之道及其思想学说。他谈论的负函之行的中心思想是:“啊,我的故乡正亮起灯火。”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人来说,这种宁静的情感是绝不能被剥夺的。于是,有人向他提了这样的问题:“晚年的孔子对这前所未有的乱世抱有怎样的看法?他去世时的看法又是什么样的?他如何预见人类的未来?”

老人回答说:

“我想象孔子的心情是,至今尚无圣明天子降临之瑞兆,如此,曾将一切希望寄托于圣明天子的孔子自身,已对天子不再抱有任何希望,总之,孔子是一筹莫展哪。正如夫子所谓‘吾已矣夫’。”

然后,老人讲述了在“葵丘会议”上,诸侯订立了契约,不得以黄河决口作为战争的手段,并回顾了许多国家相继灭亡的历史。就在此时,下起了瓢泼大雨,老人用下面这段话结束了这个长长的故事。

“虽电闪雷鸣,务请各位坐于此,切勿离开。将吾等之身心袒露于此迅雷烈风之下吧。似这般凝神静气,虚心以待天地息怒吧。”

井上先生曾写过一首散文诗《迅雷烈风》,以诗歌的意象表现过小说里的这个场景。井上先生的这部小说以诗歌开启,继而以超群的叙述才华展开小说的故事情节,最后又以小说这个结尾场面再现了前面诗歌呈现出来的意象,达到了首尾照应的效果。

井上靖先生既是诗人,也是罕见的叙事名家,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孔子》正是这样一篇杰作,为先生一生的创作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3

下面把这样三个人作一下比较。井上靖先生患有癌症,却在手术后完成了如此艰巨的工作;孔子为了让自己的弟子实现走上仕途的愿望,踏上了漂泊异乡的危险之旅,得知楚昭王去世的消息后,又毅然决定返回家乡,最终成就了作为思想家的伟业;讲述者蔫薑老人重访负函,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故乡的寓意,到达了给孔子思想的年轻后继者们讲述的这个故事的顶点。

或许还应该加上这件事:井上先生于大病之后重访佛罗伦萨,从而激发了创作灵感,回国后,《孔子》的创作得以顺利完成。

异乡——象征着与死亡短兵相接的生死考验。

故乡——象征着恢复、生产及新生命的再生。

从这一寓意上的异乡,为癌症患者动手术的医院也可以说是健康人的异乡,回到故乡,而后重生,这种模式的故事情节在以上所有事例中都是共通的。而且我认为,这也是脱离开井上先生和《孔子》的具体事例,具有更加普遍性意义的模式。

我是通过阅读各种古典文学,以及与残疾儿童的共同生活,逐渐发现了这个道理的。而将这个结论作为一个命题真正加以确切把握,则是在十年前,我对但丁的作品以及相关研究进行认真研读的那些日夜。

当时出版的但丁研究专家约翰·弗雷切的遗著中,有一篇关于揭示但丁具有皈依之心的论文。广为人知的《神曲》第一首诗,写的是但丁想要上山,却受到三只野兽阻挠的情节。弗雷切认为,这暗示了但丁试图皈依真正信仰的失败。然后经过下地狱之苦,再通过炼狱,直到进入天堂之旅,但丁终于重新实现了皈依,获得了真正的信仰,返回现世,创作出了《神曲》。

皈依、死亡与自我再生会在真实的忏悔与虚假的忏悔之间,烙印上明显的差异。在这部作品里,尝试登山的失败之旅,与再度描写出来的成功之旅之间的差别,是通过堕入卑贱、漫游地狱的旅行来表现自己的死亡。奥古斯丁[奥古斯丁(354—430),古罗马思想家,新柏拉图主义的宣扬者。代表作《忏悔录》。]为了描写他在罗马期间遭受的痛苦,简短地谈到了同样的考验。

奥古斯丁在实现皈依之前病倒在了旅途中的罗马,险些危及生命。经历过这次在“异界”遭遇死亡危机的痛苦体验后,他回到了故乡,听着院子里玩耍的孩子们的欢笑声,他得到了引导自己走向真正信仰的启示,从而终于实现了皈依。

弗雷切的观点使我获益匪浅。人在异乡濒临死亡,但在医生、看护和家人的鼓励下恢复了健康。人病愈之后,并非只是回到生病前的起点,而是朝着积极的方向上升,同时获得了不断上升的能量。因此,如果他是诗人,就会写作诗歌;如果他是作家,就会写作小说,来表现他所获得的新的感受。这些作品给人们传递着生命的信息。

无信仰者自然与皈依无缘,但是,这种肉体与精神的疾患所造成的痛苦,以及痊愈、康复之后的生产性活动,也会使无信仰者生产出植根于灵魂的作品。井上靖先生的《孔子》如此畅销,正是由于许多人深切感受到它是这样一部作品的缘故吧。

我感到,井上靖先生思考的不仅是一个人从生病到康复的过程,还包括一个国家从生病到康复、再生的过程。这既表现在他对古代中国的思考上,也表现在他一直为日中友好而做的努力上。井上靖先生那豪放的想象力中饱含着这样的意愿:他要以克服巨大的病痛、最终创作出新作品的自己为原型,来对自己一直尊敬的邻国致以最殷切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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