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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是联合国残疾人十年的最后一年，人们为残疾人举办了各种活动，我也参加了其中几项活动。一方面是陪同受邀请的残疾长子，同时自己也应邀做了两三次演讲。那时候，我想尽量参与这一主题的活动，因而接受了演讲邀请。

近来，邀请作家演讲在我国已不是新鲜事了，经常有所谓中介机构的人打来电话商洽。这些人一般都用外来语的“制作人”自称，就连措辞都大体相似，诸如“某月某日您是否有空？我们正在策划一个对话节目……”

如果来电话的是位年轻女性，往往比较难应付。虽然对方说的是“对话节目”，但总使我联想起在美国短期访问时看到的那种深夜播出的充满种族偏见的搞笑节目。我觉得自己不大适合。于是，把这个意思告诉对方以后，曾有一位周刊杂志的女主编马上回答说：“不是您想的那样，我们想创造一种文化讲演会的新形式。至于‘对话’的对象，现在还未确定。”就这样，我常常要花费不少时间才能比较委婉地把这种事推掉。

而且，我也分不清楚新近打来电话的公司是不是前几天来电话的那家，因为用的都是外文名字，显然责任在我这个老古董身上。我担心如果回答说“前几天我已经说过了”，会让对方摸不着头脑，结果谈了半天之后，对方说道：“您的回答还是和上次一样啊。”

还有更麻烦的事呢。当对方问“您是否有空”的时候，我往往会脱口而出地回答“有空”。其实，在作家生活中，几乎很少出门赴约，或者去外国短期旅行。正是看似无所事事地待在家里的每一天，构筑了小说家的坚实基础。对于我这样的专业作家，可以说每一天都是非常宝贵的。前几天，我接到南非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纳丁·戈迪默[纳丁·戈迪默（1923—2014），南非女作家，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品密切关注南非现实，生动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南非的社会生活，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女士的电话，去饭店见她时，她对我说：“在我们的人生中，还有什么比写小说更重要的东西吗？”我们为此而感叹，同时也为不能完全如愿而叹息……

因此，除非我的挚友或前辈提议，或者为了配合给我出书的出版社的策划，我才会同意去讲演。除此之外，我习惯于让打来电话邀请讲演的人，将讲演会的策划意图等情况写成书面文稿交给我，看了之后我再决定是否参加。

去年年底在堺市的演讲，属于后者的成功之例。记得是刚入夏的时候，我接到一次邀请演讲的电话，后来对方按照我的要求，由堺市残疾福利科的M先生给我寄来了一封信。我看了这封信后，作为残疾儿童的父亲，深为感动。经M的同意，现引述其中几段。

M在信中，还写了对我所参加的由康复专家上田敏教授主持的对话系列节目《谈谈自立与共生》的感想。

……您谈到“接纳残疾人是人类共同的课题”，我认为，这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课题，也与整个社会如何接纳残疾人，如何与他们共生的课题密切相关。正是通过这种持之以恒的共生，我们才能够认可各种生存形态，使自己获得些许自由，进而成为产生先生所说的新人形象和文化的契机吧……

我被这封信深深打动了，决定接受这次演讲安排，并且把演讲的题目《从共生中吸取力量》以及演讲的要点告诉了他。此后我们再度通了电话，之后M又给我来信了。

受您题目的启发，我想到了需要吸取力量的两个主体。一个是与残疾人共同生活的家人及其周围的人，另一个是我们的社会和文化的时代。我这么想不知合不合适？

M还希望我在演讲中能围绕我和残疾长子的个人关系以及在小说创作上的反映谈一谈。另外，演讲结束后，将放映描写残疾人与医生关系的电影《雷纳德的早晨》。我对演讲会这样的安排，抱有美好的期待。我愉快地想象着在堺市举行的“残疾人之日·演讲与电影放映会”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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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真思考了M提出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说排斥残疾人的社会是脆弱的？我只是根据自己的一些观察谈一下。我认为，作为接纳残疾人的社会范例，可以举出我曾短期生活过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这样的大学社会。这所大学建在山坡上，坡度很大。正是由于存在这样的海拔差，才让包括许多澳大利亚原生植物在内的种类繁多的植物得以首次分布在同一个校园里。景观固然壮美，对残疾人却很不方便。然而，我看到残疾人使用带马达的轮椅，快速行进在高低不平的校园山路上，毫不畏缩。

我从伯克利分校的大学社会里发现了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如果社会拒绝接纳这些残疾人，包括精神残疾者，他们将向何处去？恐怕他们只有终日关在家里，或者进入残疾人福利机构吧。

福利机构当然是必要的，有的机构管理得很好，具备了作为社会接纳残疾人程序的预备基地的功能。残疾人能够在福利机构里愉快地生活，仅此一点就显示出了社会支持福利机构的力量。这样的福利机构本身就可以称得上是个开放的社会吧。

然而，仅仅以将残疾人与社会隔离开来为目的的，或者说具有此类功能的福利机构不是曾经存在过吗？而且现在不也依然存在吗？我们不能不承认，不少福利机构只是排斥残疾人的社会的一种补充形式。

忍受疾病折磨的同时还成就了一番事业的已故美国女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这样写道：“以怜悯的态度对待残疾儿童，必然导致把这些不幸的人送到人们看不到的地方隔离起来的想法，前方等待他们的将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冒出的焚烧犹太人的黑烟。”这并非危言耸听，许多有着切身体验的残疾儿童家庭的父母恐怕都会这么认为。父母们一想到自己行将老去，或离开人世的时候，不得不把残疾孩子送进福利机构去，即使知道有一些机构达到了非常自由而开放的程度，对于做父母的来说，不是依然很担忧吗？

现在回到家庭的角度来思考关于排斥残疾人的社会问题，我家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用来进行具体的想象。试想如果一直以来，我家没有残疾长子这个不可缺少的成员一起生活，那会是什么样呢？我不能不想象我家是个荒凉而冷漠的家庭。如果没有长子，家庭成员之间的纽带多半也是脆弱的。我的一家，因为和长子一起才扛过去了一些困难。例如岳母逐渐出现的老年性痴呆造成的压力，不正说明我们的家庭也是个脆弱的家庭吗？由于家庭成员中有一个残疾人，其他人都千方百计照顾这柔弱的成员。比如光的妹妹，长期以来为了给哥哥鼓劲打气，不知琢磨了多少法子。她上大学的时候还参加了学校助残志愿者小组的活动。我在前面的文章里也写过，星期天早晨，当残疾人打来电话，希望她去陪护时，我虽然没好说出来，心里却希望她能留在哥哥身边。

助残志愿者活动使女儿积累了经验，不仅增加了护理残疾哥哥的知识，而且让这些知识变得更系统了。另外，她还学到了以一定的距离、对哥哥说该说的话的态度。

最重要的是，她学会了把家里的残疾哥哥放到社会中的残疾人的位置上来看待。至今我眼前还会出现十几年前兄妹俩的少男少女形象：一个小女孩用幼稚的办法拽哥哥出去散步。而现在，她是作为一个成年女性来对待哥哥的，但和昔日的少女形象并无丝毫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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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在信中谈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如何解释接纳残疾人的“接纳”一词。我在另一篇文章里谈到过，我是根据上田敏教授在《论康复——从残疾人到正常人》一书中的定义使用这个词语的。成了残疾人之后，一般要经过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因遭遇事故而残疾的“冲击期”；其次是认为残疾会复原、不愿面对永远残疾的“否认期”；接下来是不得不面对残疾这个现实的“混乱期”；然后是克服这个过程准备正视残疾的“解决期”；最后是“接受期”，即接受自己是残疾人这个现实，切实把握住自己能对家庭、社会发挥的作用。

也就是说，从社会方面或者从组成社会的健康人方面来说，“接纳”这个词应该含有比接纳残疾人更积极更强有力的含义。

但是，我为回答M信中的问题草拟演讲底稿时，通过仔细思考，发现社会接纳残疾人的问题与残疾人接纳其自身在本质上有相通之处，如果把家庭当作社会的缩影来看的话，就更容易理解了。

家庭应该积极地接纳残疾儿童，并且应该把有残疾儿童的家庭的生活方式作为今后生存的基本形式来把握，并朝着这一方向去努力。这样，有残疾人的家庭本身将在其社区发挥独特的作用，并且最终会成熟起来，向社会证明这一点。这些家庭不就是接纳了残疾人的家庭吗？进一步发展的话，接纳残疾人的社会这一形象不也会变得越来越鲜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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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堺市演讲的那天早上，我在饭店里早早醒来了，打开电视，里面正在播放一部纪录片，内容是一个住在四国松山福利机构里的残疾青年想去印刷厂工作，于是自己在市内寻找住房。这是一位非常积极地努力自立的残疾青年。而跟在青年轮椅旁边的是一位已经自立的、较年长的残疾人，只见他熟练地测量台阶的高度，判断轮椅能否上得去，并一一告诉残疾青年。此外还拍摄了房屋中介的姑娘们非常坦率地跟残疾青年谈租房条件的镜头。这部片子拍得生动感人。

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我很熟悉的松山街道上，那一天出现了许多残疾青年的轮椅，这可以说是一个新的气象。不仅是街道景物，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由于残疾人出现的变化而焕发出了新的生机。由此我感觉到，与其说社会接纳残疾人，不如说残疾人正在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接纳这个社会，这就是他们的自立。

许多残疾人和照顾他们的父母一起来到了堺市的会场。我想到，每次和妻子外出时，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陪着光留在家里，也经常会这样带着光一起出门。我怀着与听众共通的切身感受以及从中获得的活力，迈着大步走上了讲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