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神父具体是什么时候和佟氏成员开始往来联系的，现在已不可考。但有详细记载的是，在满人军队入京的第二天，汤若望神父上了一道陈情书给范文程。范文程是当时清朝负责恢复北京战后秩序的核心官员。满人进京后，第一项大工程就是要把北京城北面的住户全部迁到城南，城北归满人贵族特有。这样的大工程就涉及大量住在城北的达官贵人，这些人都希望得到范文程的特许，允许他们不迁出城北。汤若望的教堂就在城北，他也用中文写了陈情书，希望他的教堂得到特许。根据汤若望自己的记载，由于他是外国人，他写的条陈才得以送到了范文程手中。范文程后来派了几个人去汤若望的教堂实地考察了一番，最后特许教堂不用搬迁。

从家世来说，范文程和佟氏渊源深厚。他的姐姐就嫁到了佟家。由于佟氏是名门望族，部分佟氏名人降清以后，明廷震怒，在明朝土地上的佟氏族人受到迫害，范文程曾通过各种渠道出手相助。佟世思（1652-1692）在其写的家传《先高曾祖三世行略》中，就记载了佟氏受到迫害后，范文程对佟氏的种种保护。满人入关以后，范又帮助佟氏谋取官职。

范文程自称是范仲淹的17代孙。1619年，他投奔努尔哈赤，显赫的家世背景使得努尔哈赤重用了他。也是这一年，佟氏家族的佟养性和佟养正投奔了努尔哈赤。皇太极1636年在沈阳称帝后，要按照明朝廷的规模来积极组建自己的朝廷和汉式的官僚体制，范文程是负责人。当范文程得知李自成攻陷北京后，认为是天赐良机，上书催促多尔衮出兵，这大概是他对满人最大的贡献。入京以后，他负责维系保证已有的明朝官僚体系继续运作。

范文程熟知中国官僚系统运作方式，因而他知道精通天文历法的汤若望神父对清初稳定天下有大用处。天文历法跟中国传统中的“天命”观念紧密相连。比如，1644年9月1号，出现了日食，与汤若望测算的误差仅有几分钟；汉官的测算误差是半小时，而回回的测算误差为一小时。范文程明白，如果大清公布的历法能切合天象，就能让老百姓在心理上接受清取代明是天命使然。因此，范文程不仅特许汤若望的教堂不用搬迁，还让他掌管钦天监，成为朝廷命官。汤若望后来和范家保持了密切来往，范文程不仅给汤的教堂捐了钱，他的女儿以及一些家丁还都信了教。多尔衮去世以后，范文程还动用私人关系把汤若望引荐给了顺治皇帝。

在满人入京的第一个月中，代善（1583-1648）多次去教堂拜访汤若望，谈论满人历史。代善是努尔哈赤的二儿子，自1615年努尔哈赤的大儿子去世后，代善就是努尔哈赤家族中的长子。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去世后的两次汗（帝）位争夺中，代善通过协调各方，避免了满人内部的分裂。在1644年的北京，代善理所当然地是当时最重要的亲王。这也是为什么汤若望特意把代善来访的消息记录下来，写在邮寄回欧洲的信中。现在已不可考到底是谁把汤若望引荐给代善的，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代善母亲所属的满人佟佳氏和康熙母亲的佟氏家族有很深的渊源。佟家后来也改姓为佟佳。

京城以外，明清交替之际，佟国器在江南地区关照传教士是当时天下皆知的。佟国器的父亲佟卜年是明末进士，还在明廷做过官。后来受佟氏家族降清的影响，佟卜年下狱并冤死狱中。佟卜年死后，佟国器和他的母亲得到当时佟卜年江南师友的资助，辗转住在武昌、南京，最后定居宁波。佟国器的母亲陈氏出身书香门第，在佟卜年中进士后在抚顺等候官缺之时嫁入佟家。据陈寅恪考证，陈氏诗文水平颇高，能和江南才子们诗文往来。佟国器除了父母都是能文之人，自身也是典型的传统文人，也有诗文传世。从文化角度看，佟国器是典型的江南士人。但佟国器和江南士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的籍贯，他属于抚顺的佟氏家族。正是因此，当佟图赖1645年率领的正蓝旗军队打到嘉兴以后，便把佟国器招至旗下，使他从一介平民一跃成为地方官，管理江南最富裕的浙江嘉兴湖州片区（浙江嘉湖道）。

作为佟氏家族在江南的代表，佟国器仕途亨通，一路青云直上。1653年升任福建巡抚，1658年调任浙江巡抚。佟国器一家和传教士有很深的渊源。他的夫人就是受洗的天主教徒，在西文中的天主教名字是Agathe。1645年他出仕为官以后，就一直在帮助传教士。在明清之交的动荡年代，意大利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神父在江南的活动就多仰仗佟国器的关照。在江南为官期间，佟国器还在多地为天主教重修教堂。他跟当时很多神父都有往来，他还给神父阳玛诺（Manuel Diaz，1574-1659）、何大化（Antonio de Gouvea，1592-1677）和贾谊睦（Girolamo de Gravina，1603-1662）出版的神学著作写了序言。简单来说，佟国器支持保护天主教在当时是很出名的。后来，在1664年反天主教的教案中，他被归为天主教“三大护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