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通过西洋大炮火器和八旗中的汉军搭上了线，和汉军旗中负责大炮的佟氏家族有渊源往来。明白了这个基本背景之后，才能理解为什么豪格去世以后，利类思和安文思两位神父的奴籍会过户到佟图赖家去。而且，当汤若望知道两位神父过户到佟图赖名下以后，大赞这是最好的结果。

从佟图赖优待两位神父的种种具体表现来看，他无疑是亲天主教的八旗权贵之一。佟图赖把两位神父的吃住都安排在了自己府上。也就是这段时间，两位神父和佟图赖的两个儿子佟国维、佟国纲建立了深厚关系。他们二人和佟图赖家族的关系不是什么秘密，无论在当时的中国还是欧洲，都是广为人知的。就是七十年以后的1723年，巴多明神父在一封信中写到和雍正朝隆科多的交往时，还在念叨佟家和传教士的长期关系，还提到了这两位神父住在佟家的往事。隆科多就是佟国维的儿子，他和传教士的故事在后面会讲到。

1653年，佟图赖帮两位神父消除了奴籍，让二人成为自由身。佟图赖具体怎样操作解除奴籍的细节已不可考。但是据传教士留下的记录，可以看到佟图赖为两位神父消除奴籍没少费周章。他曾经几次摆席宴请官员来打通关节。两年之后，也就是1655年，在佟家的引荐下，顺治皇帝赏钱赐地给两位神父，帮助他们修了属于自己的教堂。对于两位神父来说，佟图赖作为主子能帮他们消除奴籍是对他们天大的恩赐。在满人的传统中，只有对主子家庭有大贡献或者在战场上立了大功，才有可能在主子和朝廷相关部门都同意的情况下，解除奴籍。对于两位神父来说，去除了奴籍才能更好地、不受约束地传教，接触信众。但同时，根据满人传统，解除奴籍以后，奴才和前主子之间的派系、政治纽带关系并不会解除。这样一来，在朝堂上，两位神父还是佟家一系。明白了他们和佟家的这层关系，也才能明白为什么在本篇开头的奏本中，他们要特别提到佟图赖，因为两位神父明白，在清初的朝堂政治中，家族派系是一切活动的基础，而佟家就是他们在满人世界中的“娘家”。

1655年，也就是利类思和安文思两位神父递上开篇那份奏本的当年，他们盼望已久的教堂终于落成。教堂取名圣若瑟教堂。由于其位置在紫禁城东边，又俗称东堂。这座教堂今天是北京的一个景点，在现在的王府井大街74号。这座教堂汇集了两位神父多年的心血。

长期以来，传教士的历史都忽略了利类思和安文思二位神父的存在。历史书写都把目光集中在了传奇人物汤若望身上。汤公在满人入关第二天就获礼遇，被邀入朝，成为一个典型的中式大臣。再加上汤公曾在明末朝廷做官，李自成入京以后也对他礼遇有加，这些经历注定他是基督教历史中的传奇人物。汤公在清廷做官时，言谈和书写都使用汉文，而且顺治皇帝还经常邀请他入宫深谈。作为第一个在顺治皇帝身边的传教士，汤若望很自然地被视为传教士步入清宫的源头，他和顺治的君臣关系也被视为后来康熙与传教士关系的源头。

由于利类思和安文思1648年到北京后，汤若望拒绝他们住在他的教堂中，二位神父就一直希望有一座属于他们自己的教堂。据汤若望的记载，二人被俘入京后，他的朝廷眼线告诉他二人的身份是张献忠朝廷的罪臣，而且二人已归为奴籍。他的线人让他不要接触二人。同时，汤若望也请示过他所在教区的上级傅汎际（Francisco Furtado，1589-1653），傅也指示不要接触，以免影响到整个北京的传教事业。同时，龙华民（Nicholas Longobardi，1559-1654）也让他不要接触，以免影响整个中国的传教事业。利玛窦以后，龙华民就一直是中国耶稣会的会长。他资历老，此时已经九十多岁了。他在1651年写过一封信给罗马，解释利类思和安文思二人为奴的情况，也指出了收留二人有可能给整个传教事业带来麻烦。后来据写《汤若望传》的魏特考证汤若望的各种书信，认为汤若望其实一直关注着二人的案子，在可能的情况下暗暗帮助他们。不过，汤若望和两位神父的恩怨还是结下了。1650年接下来的十来年中，两位神父一直在向罗马教廷控告汤若望，指控他作为神父入朝为官、参与算命，以及私生活不检点。中国大部分的传教士也都被牵涉进来，接受罗马来来回回的各种调查问讯。”2在经过数十年的调查后，最后罗马裁决汤若望无罪。一直到1664年，也就是汤若望去世前一年半，两位神父才和汤若望改善了关系。因为这时清初著名的历法案子开始了，而案子针对的是整个天主教群体，他们不得不和汤若望站在一起，共同应对。从1648到1664年，两位神父和汤若望神父之间有16年时间的对立，这也意味着两个群体在满人占领下的北京按着自己的路线互不来往地开辟着各自的传教事业。

汤若望在满人入京后降清，然后仕途一帆风顺，成为了清初大臣，执掌钦天监，这些都是历史中为人熟知的。然而利类思和安文思二位神父是在战场上与满军相遇，在战斗中，利类思被箭射中大腿，安文思被射中手臂。在战场上的生死瞬间，满人士兵因为发现二人的西洋人长相，竟然在手起刀落的瞬间，突然停下了砍向两位神父的刀。两位神父用文字记录下了这生死瞬间，并为此感谢上帝，认为是上帝救了他们。”不过，对于读史的人来说，一定有疑问，为什么满人士兵会有这样的意识，认为西洋人有用，从而刀下留人？

对于明清之交的满人士兵来说，他们所能直接熟知的西洋利器就是大炮。早在1633年，豪格论述攻明良策的时候，就坦言用军中的汉军炮击攻城才是正道，而他所掌管的正蓝旗下的汉军旗一直以火炮攻击见长。所以当豪格军中士兵在1647年的战场上遇见二位神父，看见他们的西洋面孔，他们就知道这二人可能有用。西洋大炮的威力，大炮对战事的作用，跟着豪格一路从东北打到四川的满人士兵是知道的。因而与其说是杀红眼的满人士兵突然感悟到了上帝之光而放下了屠刀，不如说是西洋大炮的威力救了两位神父的命。西洋大炮给满人士兵留下了西洋人有用的印象，他们才能在最后时刻刀下留人。大炮和西洋面孔的绑定思考并不是猜想，而是当时亚洲世界的普遍情况。有在印度的传教士就提到无论是否参与过大炮贸易，有些地方规定，所有西洋面孔的人都不能通行，原因就是西洋大炮在那些区域的使用。

二位神父在战场上捡回性命后，被归人奴籍，挂入了清朝八旗中。他们归顺清朝统治的轨迹和汤若望神父完全不一样。汤若望跟许多降清的汉臣轨迹相似，改朝换代后又直接成了新朝廷的大臣。而二位神父是以战俘奴隶身份进入到满人世界中的。他们的这一历史轨迹在后来的历史中已经被慢慢淡忘了。然而他们二人才是对天主教后来在华发展真正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人。特别是他们的奴籍在豪格死后转到了佟图赖名下，而佟图赖又是康熙皇帝的外公。也就是说，由于佟图赖的关系，两位神父被归入了康熙的外戚圈子之中。这一层关系，为后来传教士进入康熙的世界开启了大门。这其中的故事就是下面三章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