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仁是康熙的老师，也是康熙年轻时身边的重要人物。在清代历史中，围绕南怀仁以及后来在康熙身边的传教士一直有一个问题：他们在宫中行走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出入紫禁城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不要说像北京耶稣会士那样日常出现在皇帝身边。教康熙中国历史以及各种儒家经典的老师，都有各种朝廷头衔，皇帝的课业安排也都是由礼部承办。南怀仁尽管也在钦天监任职，但这职位并不能让他经常接触到皇帝；而且后来入宫教康熙的传教士，比如张诚、白晋等人，连在钦天监的职位都没有。所以这些传教士究竟是以何种身份在宫中行走？

所谓身份问题，按古代的说法就是名分问题。大部分传教士都没有朝廷官位。也就是说他们和康熙没有君臣名分。但传教士在康熙身边行走是人所共知的，那他们是以什么名分出现在皇帝身边的？这个问题其实涉及明清体制中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清朝治下，除了君臣名分以外，还有一个主奴名分存在。按中国传统政治理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就是说，皇帝和他的臣子只有一个名分，就是君臣名分。清朝入京后沿用明制，自然也就沿用了明代朝廷制度下的君臣关系。在清朝八旗之内，满人的主奴关系还保留沿用。也就是说，清朝治下，皇帝和他的臣子有君臣和主奴两种名分存在。所以我们能看到清朝的大臣，给皇帝上书，有些自称奴才，有些自称臣。还有一些人既是皇帝的奴才又是皇帝的大臣，两种身份并存。比如曹寅，他给康熙的同样一份奏折中，会时而自称臣时而又自称奴才。

在满人入关以前，主奴关系是满人游牧传统中军事等级关系和社会等级关系的基础。在满人世界中，奴隶和牛、马、衣服这些一样，都是私有财产。在17世纪早期的领土扩张中，满人统治者坚决捍卫主人对奴隶的所有权，用重刑阻止胆敢私藏容留他人奴隶的人。这样一来，满人统治者通过捍卫士兵的战利品来激励他们更加英勇地战斗。

东北地广人稀，满人也深知奴隶是重要的经济资源。因而他们推崇主奴之间以家为纽带，和睦相处。用努尔哈赤的话说，就是要形成一个“奴才爱主子，主子爱奴才”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主人负责奴才的生活，而奴才对主人尽忠。由于主奴关系中蕴含着家庭关系，因而外人在对待一个奴才的时候得看主人是谁；要是主人升官了，自家奴才也跟着高兴，感觉脸上有光。以家庭为单位的主奴关系使得这种关系具有很强的派系特性。奴才身份是世袭的，就算由于某些原因，奴才的奴籍被去除了，但他们的后人与原来主子之间的主奴派系源流关系依然存在。”

满人社会中的奴才和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奴”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奴”属于贱民阶层，地位在贵族、官吏、平民之下。“奴”和其他属于贱民阶层的人，比如乐户、娼妓之类，社会地位低，多方面受歧视，而且法律和社会习俗还对贱民阶层有很多专门的行为约束，比如良贱不能通婚等。但在满人社会，奴才的身份并不代表一个人社会地位低，而他们社会地位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他们主子的社会地位。满人中大量高官就是奴才出身。因此，满人的奴才身份不直接代表其社会阶层，而主要是为了说明此人和其主子之间的主奴关系，以及相关的派系源流。

满人靠征战起家，最初也没有科举制度。他们的人力资源选拔是以家庭为中心来建立的。他们的关系网中最重要的是血缘关系，其次是从血缘关系衍生出来的婚姻关系。随着清朝势力17世纪的急剧扩张，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不能为清朝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源。这种情况下，家庭框架下的主奴关系就变得十分重要。

各种书籍中经常出现的包衣奴才就是奴才的一种。一个清朝权贵，挂在名下的奴才成百上千，但真正在身边伺候的那些奴才才是包衣奴才。包衣奴才基本就是家奴的意思。大约在满人1644年入京以后，包衣奴才就用来专指皇帝和皇亲国戚家的奴才了。皇帝的包衣奴才众多，管理这些包衣奴才的机构是内务府。

内务府是满人入京前就有的机构。入京以后，顺治年间，内务府还和宫内的太监机构并立于宫中，分工管理皇帝的宫内事务。在鳌拜时期，为了避免明代宦官专权再次发生，清朝裁撤了宫内太监机构，把太监并入内务府中，由内务府管理。后来清宫历史、小说等提到太监就会提到内务府，就是这个原因。但需要强调的是，管理太监并不是内务府的主业，其主要职能是管理皇帝的包衣奴才。

从机构运作来看，内务府不是国家官僚系统的一部分。因为它从诞生起到后来的实际运作，都是用来帮助皇帝打理家庭和个人私事的。”内务府独立运作于国家官僚系统外，也就是说不受朝廷各部门的管辖。内务府不仅在北京管理运作宫中的日常事务，它还有一个延伸到各个地方的内部网络。内务府中皇帝的小金库，是和户部管理的国库分开的。它的资金来源包括土地的租税，人参、铜业等项目的垄断收入，以及一些关隘产生的过路费收入，等等。＂内务府拥有的土地三倍于所有满人贵族拥有土地的总和。

由于内务府在经济上独立，而且极为富有，有些时候甚至比国库还有钱，使得它能直接帮助皇帝处理很多事务。内务府有其独立的人事任免、提拔、处罚的规章，朝廷吏部不得干涉。一般的案子，内务府也有权自行审理，刑部不得过问。只有一些比较大、牵连比较广的案子，内务府需要和刑部合作来审理。内务府还可以自己邀请和接待外国使团，平常处理这些事务的礼部和理藩院不得干涉。后面章节会说到接待教皇使团，以及两次接待俄国彼得大帝的使团，都完全是内务府一手操办，没有经过任何朝廷部门。内务府还有自己的军队，包括步兵、骑兵和炮兵。整个内务府大概有五千名士兵，外加五千个文职。由于其各项职能完备，而且还可以独立运作于整个国家官僚系统之外，一些学者直接称内务府是皇帝“私家官僚系统”和“私家政府”。

皇帝作为一个独立个人来看，有两个基本属性：一是作为整个朝廷制度的首领，二是一家之主。中国传统政治观念中，强调“王者无私”，一直在弱化皇帝作为一家之主的角色。朱元璋在制度上对明代皇帝私人方面做了很多限制。皇帝立皇嗣、立皇后、纳妃子等很多私事，都不能自己做主，得由朝廷大臣来共同决定。明代皇帝的“家”是被弱化的。结构上来说，明代皇帝的“家”事是被朝廷管理的。而清朝不一样，满人统治中有很强的“私”家观念，最初八旗联合，是部落间“私”自联合，最后打仗后获取的战利品是一起分配的。满人最初的八旗结构，很有点现在股份制的意思，各旗是因为各自“私”利联系到一起的，最后大家共同分配得来的利益。而内务府就是满人皇帝管理自家私事的机构。

满人入关以后，内务府有专门的金库收入，财力雄厚。加上其又是管理包衣奴才的，而且包衣奴才还世袭，也就是说内务府有信得过的人力资源。有钱又有人，这也就注定内务府在满人天下有很大的能量。《红楼梦》研究中经常提到的曹家，就是被内务府派出去管理江南纺织和盐务收入的。

内务府里的许多包衣奴才在官僚系统中的官阶不高，但他们在地方上享有很多特权，而且还不受地方官吏的管辖。尽管包衣是奴才身份，但其实他们享有所有普通身份人的权利。而且包衣奴才以及他们的家人还在教育、科举、提拔任用中享受着各种特殊照顾。所以就算有些包衣早就不是奴才身份了，但他们还是愿意以包衣奴才自居。举个例子，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康熙的包衣奴才。但其实在曹寅祖父一辈，曹家就走出奴才身份了。曹寅明显知道跟皇帝之间的主奴关系才是曹家最大的资本，因而一直都以皇帝包衣奴才自居。

由于满人中的包衣奴才（booi aha）有许多特权，因而最初翻译满文“booi”成汉语的时候，只是简单地用汉语的“包”“衣”二字音译了满语中的booi。同时在翻译满语中aha的时候，选用的“奴”和"才"二字恰到好处地表示出这些人两方面的特性：一是作为奴，对主子的依附性；二是作为人才，对于主子的有用性。这样满人的包衣奴才就能与汉语中原有的“奴仆”等概念相区别。

满人的主奴制度很复杂，在清朝不同时期又有区别，不过归根到底，满人奴才有两种。一是确实充当奴才，干着奴才该做的事情，比如清洁打扫，为主子具体干活的奴才，这类可以叫“下人型”奴才。在耶稣会传教士眼中，这类奴才跟欧洲印象中的奴隶相类似。所以传教士把包衣翻译成了拉丁文的“mancipia”。这个词的原意是指那些被买来干活的奴隶（强调的是主人对奴隶在财产意义上的所有权）。耶稣会神父的记录中有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当教皇使节到北京后，发现耶稣会神父把一些内务府的奴才用作免费劳力。询问之下，耶稣会神父解释说，这跟骑皇帝养的马没有两样，只要皇帝许可就可以。从所有权这个角度，奴才对于其主子来说，确实和马是一样的。当时奴才跟马一样都是可以买卖的。还有一个例子，教皇使团中的欧洲医生就抗议教皇使节不能把他像奴才一样送给康熙，因为对于欧洲医生来说，教皇使节不是他的主子，对他不具有所有权和支配权。 20

相对于“下人型”奴才，第二种奴才就是那些不给主子干杂务的奴才。这种奴才和主子间的主奴关系主要代表的是派系、源流这样的联系。这种可以称为“派系型”奴才。在历史中留下名字的奴才，往往都是这第二种派系型的奴才。

对于派系型奴才，雍正做过解释。雍正还是皇四子的时候给时任四川巡抚的年羹尧写过一封家信（全文见附录一），教导他怎么做一个奴才。雍正这封信写于1718年，在他登位五年之前（这时候没有任何预兆显示他最后能登大位）。雍正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年羹尧记住不管他当上什么官，永远是自己的奴才。雍正教训年羹尧说：“况在朝廷称君臣，在本门称主仆，故自亲王、郡王、贝勒、贝子以至公等，莫不皆称主子、奴才，此通行常例也，且汝父称奴才，汝兄称奴才，汝父岂非封疆大臣乎？而汝独不然者，是汝非汝兄之弟，亦非汝父之子矣？”雍正认为年羹尧没有像其父兄一样对他自称奴才，有违满人传统。因而警告年羹尧不要以为自己是“封疆大臣”，就把他这个满人主奴关系中的主子不放在眼里。雍正首先承认年羹尧是康熙的大臣，和康熙是君臣关系，但雍正强调年羹尧在满人内部最根本的身份还是奴才。雍正要年羹尧牢记他的出身，强调他是雍正门下之人，要他忠于自己。

雍正如此郑重地写一封长信给身在四川的年羹尧，主要目的当然不是要争论一个称谓，而是要年羹尧明白派系，明白谁才是他真正的主子。当时年羹尧已经是康熙朝的红人，已经有人（信中提到的孟光祖）打着其他皇子的名义来接近年羹尧，而年羹尧也来者不拒，这让雍正很生气。所以雍正借着教训年羹尧主奴关系的名义在警告他，他在四川的事自己都清楚。

其实从血统上看，年羹尧实际是一个汉人。他的太祖父一辈移居关外，成为奴才。不过年家一族以文脉相承，年羹尧的祖父1655年中了进士（清入关后11年）。年羹尧的父亲做过多处地方官，年羹尧的长兄年希尧也是一代名士，跟耶稣会传教士在科学、算学方面多有切磋。年羹尧自己1700年中了进士。尽管后来年羹尧以戎马征战闻名后世，但他是不折不扣的传统中式文臣。他留下的书法作品，刚劲有力，在当今艺术品市场依然受追捧。而年羹尧的满语连基本的书信交流都有困难。有一次他向雍正坦陈，他的满语不好，写和看满文经常需要他夫人帮助。有了这个背景，就不难明白为什么雍正要用汉语写一封家信给他的满人奴才，来讲满人中的主奴大义。“国朝祖宗制度，各王门旗属，主仆称呼”，按雍正的话来说，“永垂久远，俱有深意”。雍正强调他和年羹尧之间的主奴关系是满人根本，“俱有深意”。雍正这里的主奴关系很明显不是有实际的活儿要他干，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任务要交办，有的只是主奴关系中蕴含着的派系源流，以及奴才对主子的“忠”。

在中国传统关系中，有“同乡”“同门”“同窗”和“同年（一年考取进士）”等多种用来建立私人网络的联系方式。而满人的各种私人关系其实都合并在了主奴关系中，主奴关系不仅仅是主子和奴才之间的关系。一个大的主子，下面就相当于一个门派，也就是雍正所谓“本门称主仆”的意思。雍正的门下奴才之间也是有关联的，而这种关联就是派系关联。主奴关系后面蕴藏的派系联系是满人上层权力脉络中最核心之处，而年羹尧就是派系型奴才的典型代表。

传教士很明白当时朝堂上同时存在着主奴和君臣两种关系。在教皇特使1705年到京以后，康熙身边的一个奴才就问过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到底他们传教士和教皇特使之间是什么样的等级关系。巴多明在解释中就提到，在大清有三种上下级关系，一是君臣关系，二是主奴关系，三是地方官和百姓的关系，而他们和教皇特使的上下级关系与这三种都不同。巴多明这个分析说明朝堂上君臣和主奴两种关系并存是当时的共识，并不是后来人的总结分析。而且传教士明白这两种上下级关系还有亲疏之别。因为许多康熙的奴才在朝廷中也有官衔，这样一来他们和康熙就同时具有了主奴关系和君臣关系。

对于这些人而言，相比于作为大臣的身份，作为奴才的身份跟康熙在关系上要更亲近，因为奴才里面蕴含了一层家庭门派关联。也是这个原因，许多满人大臣都乐意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而不是像汉人大臣那样自称为“臣”。到后来，自称“奴才”演变成了旗人的特权，而汉臣不允许自称为“奴才”。另外，现代德语中经常用来打招呼的“servus”，在拉丁语中就是奴隶的意思。意大利语中现在用来打招呼的“Ciao”，是威尼斯方言中奴隶用来和主人打招呼的专用语。这些字眼至今被沿用，其实和满人称奴才有相通之处，因为主奴关系之中蕴含了一种特有的信任和亲近关系。

用“奴才”这样的字眼来表明亲近关系，在明清之际的汉语使用中也是成立的。汉语中古代女性自称“奴家”，常见于元曲和明清小说。比如《水浒》里潘金莲初次见武松的桥段，潘金莲一口一个“奴家”自称，叫武松“叔叔”。和武松喝酒后，潘金莲在谈话中还把“奴家”省略为“奴”：

那妇人（潘金莲）道：“莫不别处有婶婶。可取来厮会也好。”

武松道：“武二并不曾婚娶。”

妇人又问道：“叔叔，青春多少？”

武松道：“武二二十五岁。”

那妇人道：“长奴三岁。”

金圣叹的点评中特别点评了“长奴三岁”这四字。说这四字体现出潘金莲心态的变化，说：“将叔嫂二人，并作四字，更无丝毫分得开去，灵心妙笔，一至于此。”这四字拉近距离其实就是“奴家”二字变成“奴”产生的。小说戏剧尽管是创作，行文用词却是现实生活日常的反映。

在清初的政治环境中，在“主子”面前称“奴才”，还有一层感谢主子栽培的意思，类似于中国传统中的感谢知遇之恩。比如曹寅死后，康熙让曹寅的儿子顶了他的位置，曹寅的儿子在呈给康熙的谢恩折子里写道：“窃奴才包衣下贱，年幼无知，荷蒙万岁旷典殊恩，特命管理江宁织造，继承父职。”曹寅的儿子不仅自称奴才包衣，还要强调“下贱”，通过降低自己的身份来表达对康熙栽培的感谢。在康熙与其奴才的通信中，还有许多奴才自称“下贱”或自称为“蝼蚁”的情况。这些都是通过表达自身的渺小来反衬出主子恩情的浩荡。比如以下都是从曹寅给康熙的密折中摘录出来的在自称包衣奴才之外还强调“下贱”的句子：

“臣系包衣之奴，蒙圣恩拔于下贱，参列人群，但臣职司丝盐，不敢越位妄奏。”

“窃念臣系包衣下贱，过蒙皇恩优渥，淮盐重寄，三任于兹。未能报答高厚于万一。”

“窃念臣庸愚下贱，屡沐天恩，粉骨碎身，难以图报。”

“窃念臣从幼豢养，包衣下贱，屡沐天恩，臣虽粉骨碎身，难报万一。”

“臣蝼蚁下贱，真肝脑涂地，不能仰报万一。谨具折恭谢天恩。”26

曹寅之外，另外一个跟康熙很亲近的包衣奴才李煦，也在很多汉文折子开头除自称“包衣奴才”之外，还要强调“下贱”。这样用词来感谢栽培和知遇之恩今天已经不存在了，但在中国传统中是有的。中国历史上感谢知遇之恩最著名的句子，大概要算诸葛亮感谢刘备三顾茅庐的：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诸葛亮的自称“卑鄙”和康熙的包衣们称的“下贱”，在感谢知遇之恩的思路上，可以说是同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