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年11月20日，教皇克莱孟十一世（Clement XI，1649-1721）签署了教内的禁约，禁止天主教徒参与中国传统的礼仪活动。明朝末年以来，不同天主教教会，甚至不同的传教士个人，在如何界定一些中国传统的仪礼上存在着分歧。比如，中国人在家里供奉死去亲人的牌位，在牌位前面上几支香，或者在家里供奉孔子的画像，这些算不算天主教教义里不允许的偶像崇拜？中国传统的习俗跟一神论的天主教有没有冲突？如果一个中国人皈依了天主教，婚丧嫁娶中哪些中国的传统仪礼他可以参与？哪些不能？这一大堆的争议，在天主教内部一直都没有定论。这些天主教内部的争论历史上称为中国礼仪之争。在中国传教的不同教会对许多问题都各有理解，互相说服不了，只好把各自意见发回到罗马教皇那里，让教皇仲裁。简单来说，认为可以允许信徒继续参与礼仪活动的一方认为中国的这些仪礼属于世俗层面，没有宗教层面的偶像崇拜意味，所以没有必要在教徒中禁止这些仪礼。

为了说服罗马教廷，耶稣会神父在1700年发了一个装着各种文件的大包裹去罗马。这里面包括他们翻译的儒家士大夫的论述，以及一篇他们写的并得到康熙认可的分析。作为旁证，他们还特意找到住在开封的犹太人，让他们写下了他们眼中的中国仪礼。不过教皇没有认同耶稣会神父的论点。为了尽快结束这个争论了半个世纪的话题，教皇签署了禁止教徒参与中国礼仪的谕令。不过，由于考虑到庞大的中国是很有前景的福音传播地，以及对于欧洲各国的国王来说中国在当时世界航海贸易中地位至关重要，教皇特地派了一个使团到中国来做沟通。

在1705年，首位教皇特使多罗到达北京之前，礼仪问题主要在欧洲争论。在华耶稣会士知道多罗到来以后，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在中国给多罗讲解中国礼仪，传达他们的观点。在华耶稣会士懂中文，也读了中国各种典籍，理所当然地认为在天主教世界，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通，他们才有资格解释中国礼仪，而教皇应该接受他们的观点。认为中国礼仪中有宗教意味的主要是天主教中多明我会的传教士（耶稣会内部也有神父反对中国礼仪）。他们的说法其实也有一定道理。比如拜祭孔子，拜祭中当然有尊师重道的意思，但是很多人祭孔时也在祈求孔子保佑能考取功名等。在天主教的教义中，他们是不能允许信徒对其他偶像祈祷的。还有拜祭祖先牌位这些，其中有没有祈求保佑的成分，都是很难说清楚的事。

康熙也不是完全不知道欧洲在争论中国的礼仪问题。他或多或少从身边耶稣会神父那里听到一些风声。1700年，耶稣会神父在准备资料解释中国礼仪问题的时候，有一份论述就呈给了康熙过目，还让康熙签名支持了他们的观点。不过，康熙并没有把这些争论放在心上，也没有关注过。当听说多罗使团入华，他也没有想到过这个使团是来处理中国礼仪问题争论的。他最初以为多罗是来调解葡萄牙耶稣会神父和法国耶稣会神父之间的内部矛盾的，因为他知道双方有很多家长里短扯不清楚的问题。直到多罗入华半年以后，在康熙给多罗饯行那天，耶稣会神父才把问题报给康熙，希望康熙出面支持他们的观点，要求多罗把他们关于中国礼仪的意见带回到教皇那里。不过耶稣会神父把问题捅到康熙那里以后，整个事件走向就改变了。康熙作为大清皇帝立马把这个问题当成他自己的事，参与到了争论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