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是康熙私下家庭内部接待，朝廷各部门对接待教皇使团的全部过程没有任何记载。现有几封康熙包衣奴才给康熙的满文奏报，让我们可以大概了解康熙是如何全面绕开朝廷部门的。权力运作，任何安排都离不开通讯联系。康熙要安排一个外国使团从广州到北京，命令可以畅通传达是运作的核心。朝廷的官僚系统中，北京与地方有专门的通信驿站，可以互相联系，这是自古就有的。这之外，康熙和他在一些地方做官的包衣奴才还有私下的通信渠道。一般是由地方上包衣奴才直接派他们的家人把信送到北京，由内务府的人或是特定宫中侍卫来接收这些信件。这样一来，这些信不经过朝廷任何部门，就直接送到皇帝手里了。后来雍正朝的密折制度就是在这种通信联络方式下发展出来的。这种联系具有私密性，皇帝主要用此来处理比较隐秘的事，或是需要保密的军务。

接待教皇使团，属于公开接待，不需要保密，而且地方上的接待过程需要彰显大清皇帝的面子，这就决定了皇帝和地方官的私密联系不适用这种情况。同时全部安排又要绕开朝廷，这样走朝廷的通信网络也是不恰当的。康熙在接待教皇使臣上，展示了第三种北京和地方的联系方法：宫里派人去找到各地方官在北京的亲戚，让这些亲戚通过自己家族内部的联系渠道，去通知地方官员。在外面避暑的康熙，发信给留在北京的赫世亨，让他把事情“饬交总督巡抚子弟”去办理。赫世亨后来在给康熙的信中汇报说，他在北京找到了“总督族侄郭朝宾，巡抚之子内阁中书石成峨”。报告中没说是哪里的总督和巡抚。不过，这二人的姓氏正好对上当时的两广总督郭世隆和广东巡抚石文晟。也就是说赫世亨是通过两位广东大员在北京的亲戚来联系二人的。赫世亨还告诉康熙，石成峨说他马上就去办理，但说现在沿途道路泥泞（当时是7月底8月初，正是夏天），需要多些时日。

可以想象两位广东大员接到他们在北京的子侄发来的康熙旨意后，肯定明白康熙守着现成朝廷的通信馆驿不用，而选择私下联系他们，其中所包含的深意。站在两位封疆大臣的视角，他们知道康熙这样联系他们，意味着他们需要在完成康熙的部署之外，还得把这件事情和为朝廷办的“公事”区分开来。这件事只能当成他们自己的私事来办，就像是他们家人请他们办的事一样。后来赫世亨在另外一份奏报中告诉康熙，根据北京传教士收到广州传教士的信中所说，广东巡抚已经收到北京发去的指示了，而且还带着当地官员去了教皇使节住的教堂。同时，赫世亨还在奏报最后附了一句，总督、巡抚都没有发文过来。这样相当于向康熙确认，总督、巡抚把事已经办妥了，而且他们也明白这件事的“私”事性质，没有发文到北京来。康熙看完以后，批注“知道了”。根据传教士的记录，广东官员收到皇帝通过他们亲戚发过去的指示后，款待了教皇特使。而且广东巡抚还自己出钱，给整个使团购买了中式衣服，让他们进京路上穿。这也从侧面看出，广东官员完全知道康熙的安排，也领会了其中的意思。

内务府不止通知了两广官员，教皇特使多罗一行沿着运河北上，沿路的官员都有接应。多罗一行人从广州出发，经过三个月的跋涉，于1705年12月4日到达北京。根据当时去迎接多罗的耶稣会神父记载，一行人的行李繁多，装了13辆马车，外加80个挑夫。这么大的队伍，到哪里都是惹人注目的。多罗到北京后详细和耶稣会神父讲了他在沿途遇到的各地官员和王公贵族款待他的情况。有北京方面打招呼，多罗自然是一路顺风，外加各种礼遇款待。不过似乎多罗自己还以为是这些官员本性好客、和善，殊不知这都是皇帝的面子。

多罗进京后，一直生病。直到12月31日，康熙才安排接见了多罗。在接见当天，多罗一行在内务府安排下从故宫的西门进入。接见安排在下午两点，地点是在故宫北面景山下的某处园子。

整个故宫是按古代风水理论坐北朝南设计修建的，皇帝各大殿中坐的龙椅都是面向南方。大臣、外交使节，按朝廷礼仪，是从故宫南面过午门再进太和门来拜见皇上。同时，正式的朝廷接见一般安排在故宫正中富丽堂皇的太和殿，时间安排在上午。而多罗一行，走的是内务府专用的西门，会见地方也是皇帝平时游玩的一处园子中。整个时间地点和路线安排，都符合康熙最初策划整件事情的定位：这是一次私人的聚会。

尽管是康熙安排的私人会见，全程还是礼数周到，尽显大清的皇家气场。康熙派出侍卫护送多罗一行入宫，路上还有很多围观外国人的老百姓，侍卫还需要不停驱散人群，为多罗一行开道。多罗是坐着轿子，被抬到距离会见不远的地方。轿子放下来以后，康熙的太监迎上来，跟多罗最后确认接见中的礼数等细节。康熙跟耶稣会士相处几十年，知道欧洲人到中国后，对中国三跪九叩的礼节有顾虑。早在三十年前的1676年，俄罗斯使臣入京，就和礼部官员为这叩头的礼节来来回回争论了很久。康熙自己对这一点是很通融的。现在整个接见又没有经过朝廷部门，他便让太监直接告诉多罗，他可以自己选择用中国的跪拜方式，或者欧洲屈膝的方式来行礼。

多罗选择了欧洲的方式，屈膝躬身给康熙行礼。康熙盘着腿坐在垫子上用满人的方式接见了多罗。很快，康熙和他身边的太监都发现，多罗身体还未恢复，很难像康熙一样盘腿坐在地上的垫子上。但太监又发现当时的场景下，给多罗抬一把中式的椅子也不妥当。因为坐在椅子上，多罗就比康熙高出一截。最后太监想到一个办法，把几个垫子叠在一起，给多罗拼出一把小凳子。这样整个会见还是在预先设定的满人家庭接待的方式下进行的。

作为家庭接待，现场没有任何朝廷官员。康熙当时还向多罗专门强调了这一点，告诉多罗在座都是他自己人（耶稣会神父），让他放松，不要拘谨。康熙还告诉多罗把这次聚会当成家庭聚会，该说就说，该笑就笑，不要有顾虑。双方说了一些客套话以后，康熙让太监端出了酥油茶（在场神父的记录是有牛奶的茶），以及各种点心共计三十五道。在场的翻译法国传教士张诚告诉多罗，康熙只有接见他的家人亲戚时才会如此安排。

整个会见气氛融洽，多罗也很得体地多次感谢康熙对天主教的包容，以及对传教士的各种照顾。吃喝了一会儿，康熙觉得多罗比较放松以后，询问多罗有没有特别的事要向他面陈的。自从知道多罗入华以后，康熙就一直在琢磨这人到底是来中国干什么的。在会见前几天，康熙专门派人去问了多罗有没有什么文件要送呈的。当时多罗写道：他是专门入华来感谢康熙对天主教的包容的。康熙看完后，对身边的人说，这肯定不是真实目的。康熙认为教皇不可能派这么庞大的一支队伍跋涉万里，跑到中国来谢恩。康熙认为他们肯定有什么特别的任务。同时，康熙又认为多罗写出来可能有顾虑，只愿意面陈。所以他在会见中，又问了这个问题。听到康熙的提问，多罗又是一通客套话后，说他入华还有个目标，就是希望建立一个特别联络处，来加强教皇和康熙之间的联系。同时多罗还补充说，这个联络处还可以便利大清和欧洲各国之间的贸易。欧洲知道俄罗斯在北京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一直很羡慕，所以多罗认为自己要是能在北京谈下一个这样的联络处，可以大大提升教廷在欧洲的地位。康熙对建立联络处的想法并不反对，只是说联络处建立只能是应对宗教相关的问题，不能涉及贸易方面。

这时候，双方对联络处人选有不同意见。在康熙看来，要成立这样的联络处，人选肯定要从他周围的耶稣会传教士中选取。但康熙发现多罗似乎不想在耶稣会神父中选人，要另找。这时康熙以为多罗对耶稣会神父有不满，于是便开始夸奖耶稣会神父，为他们说了一大堆好话。不过康熙从谈话中察觉多罗还是不愿意用耶稣会神父后，就把话题岔开了。最后，康熙专门和多罗强调，他认为耶稣会神父从明代入华以后，所言所行，都无可挑剔。康熙让多罗把他这个评语带回去，转达给教皇。最后，多罗恳请康熙能一如既往地优容传教士。康熙回答说，只要他们遵守大清的规矩，他自会善待他们。

会见结束后，康熙立马私下把安多、徐日升、张诚三位神父叫到他那里。这三人都是跟了康熙多年的传教士。徐日升1673年入京，已在康熙身边32年；安多20年；张诚16年。康熙见到三人，便开门见山地说他认为多罗不信任他们。而且康熙想知道他们与多罗之间到底有什么问题。站在康熙的角度，他确实很不解。多罗是这些耶稣会神父引荐给他的，而多罗竟然又不相信他们，貌似对他们有不满。耶稣会神父知道多罗对他们有意见。多罗到京以后，已经和耶稣会神父会见过好几次，多罗对他们在中国的很多行为都有意见，几次会见都在争吵中不欢而散。不过面对康熙，传教士还是不想张扬他们自己内部的问题。安多在康熙面前说，多罗表扬过他们，说耶稣会是天主教内部最虔诚遵守戒律的教会。康熙听后半信半疑，向另外两位神父求证。另外两位点头称是。康熙似乎还是不相信，但也理解神父也许是不愿家丑外扬，便没有继续深问。康熙补充说，只要你们北京神父觉得没问题就行，反正接见多罗也是看在各位北京神父的面子上。

16世纪初，欧洲基督教内部出现了分裂，一部分基督教徒不认可教皇权威，成立了新教。新教迅速在欧洲发展，后来荷兰、英国都变成了新教国家。耶稣会1540年成立的背景就是为了宣扬天主教、对抗新教在欧洲的扩展。耶稣会成立之时，正值全球航海时代兴起，因而该会还有一个宗旨就是把天主教传播到世界各地。耶稣会成立时有七位元老。七位元老之一的沙勿略神父就亲自远赴亚洲传教，先后去过印度和日本，最后在准备进入中国时去世。他去世时在上川岛，该岛现属广东台山市。耶稣会到世界各地传教，就要融入各地社会文化，在这个融人过程中，他们有些做法被天主教内部其他协会认为是不符合天主教教义的。特别是1622年教皇格列高利十五世（Pope Gregory XV，1554年1月9日-1623年7月8日）成立了传信部（Sacra 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来规范和监督去往世界各地的传教士的所言所行。当时在世界各地传教的耶稣会，也就成了传信部重点监督的对象。多罗就是传信部派出来的神父。多罗自己在罗马教廷内部地位很高，同时又是教皇钦定派出的巡视官，他自然认为北京耶稣会神父都应该听他的教诲和安排。到北京后，多罗指出了耶稣会神父的许多问题。比如耶稣会神父在中国买田置地，然后用来收租，这一点有违教义。特别是耶稣会神父和当地人签订的租赁合同，在多罗一字一句的审视下，有很多违背教义的地方，这些都需要整改。尽管耶稣会神父表面上态度恭敬服从，但心里是不服的。他们只承认多罗的职位比他们高，但不认为在天主教教义的解读上多罗比他们更有发言权。多罗到了北京，跟北京传教士发生多次争论，很多整改意见他都没办法落实下去，这也是他不信任耶稣会神父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