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罗在与康熙的第一次会见中，表示出对耶稣会神父的不信任，实际是因为他当时还不知道耶稣会神父在京城中的能量，也不知道他们在北京和康熙皇帝之间的关系。北京传教士能够接触到康熙皇帝，多罗是知道的。但在多罗的认知中，能接触到皇帝的传教士并不稀奇，在欧洲，能接触到国王的传教士有很多。但让多罗想不到的是，这些传教士在康熙的眼中，是他内务府中之人，也就说是他的自己人。

耶稣会神父和康熙的府内关系，多罗是在和康熙的交流中一步步明白的。康熙在接见多罗中，尽管对多罗不信任耶稣会神父有点奇怪，但总体上他认为多罗是得体的，同时也愿意借着这个机会，进一步和教皇发展关系。康熙提议他也派出一个使团，给教皇回送礼物。最初康熙决定派一个他身边的内务府包衣奴才带着礼物去欧洲。但是这个包衣奴才和康熙讲，他一种欧洲语言都不会，不能和任何人交流，他去欧洲没有办法传达康熙的意思。康熙觉得语言确实是个问题，于是决定派耶稣会神父白晋做他的特使去欧洲。白晋已经做过一次康熙的特使，在1690年代返回过欧洲去招募更多传教士到中国。所以康熙决定这一次再派白晋当他的特使。多罗听说康熙要派使节去拜见教皇很高兴，他把这看作是他出使中国的功劳。但当得知康熙指派了一位耶稣会神父去罗马，他不放心，于是在他的使团中选出了沙国安神父，让他和白晋一起同去欧洲。由于多罗总体上不信任耶稣会神父，因而他就让沙国安神父作为负责人来运送康熙的礼物。同时，多罗还写了一封长信，汇报他与康熙会面的情况，准备让二人把信带给教皇。信写好后，翻译了出来，多罗交给康熙过目。康熙看完以后，让赫世亨带话给多罗，告诉他，信总体内容很好，唯独信中最后把白晋说成沙国安神父的助手，这一点不妥。赫世亨向多罗转达康熙的意思：

为了显示对教皇的敬意，我特地选派了我御前之人白晋。白晋是真正侍奉我左右的人，所以我选他代表我把礼物送给教皇。当然，白晋跟你们其他人一样，是个神父。但不同之处在于他是在我身边服侍多年的人，也是我府内之人。我让他全权代表我赠送礼物给教皇。

派身边的亲信和亲近奴才出使，是满蒙的老传统，这和汉人传统中派有身份的官员出使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康熙强调白晋是他“御前”之人这一点，而白晋在朝廷中没有任何官职。

多罗似乎不完全明白派亲信出使的意味，也不明白康熙强调这个“御前”之人的意义，因而他只是把信中的措辞稍微修改了一下，实际上还是让沙国安负责带领整支队伍，并把装有礼品箱子的钥匙也交给了沙国安。但在1706年6月，当白晋和沙国安两位神父到达广州，在那里等船去欧洲的时候，二人产生了矛盾，两人开始争论到底谁才是这个使团的主导，并把问题传回了北京，要北京给出明确指示。当时管理康熙内务府的是康熙的大皇子，听到这个事情，当着众多传教士的面就发火了，说：

这怎么可能是个问题？怎么可能有人对白晋是我们的使节有疑问？他在我们宫中二十年，满文中文都会，一直在父皇那里效力。而谁是沙国安？谁认识他是谁？34

当然康熙也是这个意思，肯定了白晋才是他的人。多罗在多方了解以后，也终于明白了康熙所谓白晋是他“府内之人”这个名号的分量。他也赶紧写信给沙国安，让他不要再和白晋争了，他信中和沙国安讲：

我不得不提醒你，那位神父是皇帝真正的仆人，因而无论怎么让着他都是对的。

在欧洲的思维中，所有人都可以被称为皇帝的奴仆，所以皇帝的仆人可以是个礼仪性的称谓。现在多罗终于明白了，白晋是真正在皇帝身边干事的那种仆人，因而多罗称其为“真正的仆人”。

把事情闹大了，康熙还是下旨要求白晋克制，注意言行。白晋的满文检讨书发回了北京。这封检讨还在清宫档案里，以前将检讨书从满语译为汉语的翻译可能不知道白晋和沙国安互相争权的故事，所以把白晋翻译成了博津。白晋的检讨如下：

博津谨奏：

康熙四十五年五月十六日，赫世亨、张常住、赵昌传宣谕旨，六月十九日，博津我跪受。恭读明主训旨，始知我之所行最为无理。前日与沙国安同行，未有谦让，与之争先。我二人虽非不睦，但我无理，有违大主圣意，铸成大错。今我竭力仰副大主训谕，嗣后不敢与沙国安争先，必谦逊和气，断不违明旨，惟叩请仁主宽恕我此大罪。为此谨奏。

朱批：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