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在多罗到来之前，对欧洲进行的中国礼仪之争并没有特别关注过。他可能或多或少从耶稣会神父那里听到过一些风声，但他没有想到多罗到中国来是处理中国礼仪问题的。对于这一点，现在存世的满文折子就是证明。在知道多罗来华以后，在外打猎的康熙多次写信让赫世亨询问耶稣会神父多罗来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康熙对多罗来华的目的有过各种猜测，但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过中国礼仪问题。在接见多罗的会谈中，康熙也没有提过礼仪问题。

康熙是被耶稣会神父引到天主教内部的中国礼仪之争去的。他们希望通过康熙来向罗马施压，让罗马在这个问题上让步。不过，耶稣会神父大约心里也知道把康熙这个教外皇帝引到自己的教内纷争中是不对的。所以，在记录多罗来华的《北京纪事》（The Acta Pekinensia）中，他们一直有意识地在淡化他们把康熙引向了中国礼仪问题这点。他们希望看记录的欧洲读者认为是康熙自己发现了礼仪之争的问题，因而参与了进来。但零散的清宫档案显示事情并非如此，康熙不是自已注意到礼仪问题争论的。在《北京纪事》中，耶稣会神父详细记录了他们是如何跪下来恳求康熙接见多罗，而且还把安多神父请求康熙的奏折完整翻译了出来；但对于康熙的回复，他们只翻译了一小段。康熙回复的全文还在。看完全文，就能知道，传教士是有意回避把全文翻译出来。他们省略没有翻译的部分，就是康熙猜测使节来华目的的部分。这部分就可以看出康熙完全没有想到过中国礼仪问题，他猜测多罗来华是为了处理耶稣会传教士的内部矛盾的。《北京纪事》记录的风格是尽量不遗漏任何细节。为什么要有意识地隐去这部分呢？因为这部分正好说明了康熙开始时根本没有关注过礼仪问题。

《北京纪事》有目的地省略某些内容，来传递自己想要传递的意思，这其实就是中国历史书写中所谓春秋笔法中的“笔削”。写什么、不写什么或者说“削”去什么，都自有目的。《史记》中司马迁评论孔子作《春秋》时有意省略一些东西，评语就是：“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耶稣会神父用春秋笔法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欧洲的读者认为是大清皇帝自己要对中国的礼仪问题发表意见。而且他们还要让欧洲读者相信，康熙后来对中国礼仪问题很有意见，是因为多罗的处理不当导致的。客观地说，耶稣会神父的《北京纪事》达到了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后来的学者也确实相信康熙是被自大、自负的多罗带进了礼仪之争中。

但是清宫留下来一些零散文件显示，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多罗住在北京的大半年中，康熙都没有提到过礼仪问题。就是在《北京纪事》中，耶稣会神父的记录也表明，在正式的辞行会上，康熙也没有提到过礼仪问题，而只是多罗要求康熙给他一封官函，他好带回欧洲复命。康熙让多罗第二天再来，而在这个临时增加的会见中，康熙提到了中国礼仪问题。《北京纪事》其实又有意省略了一个重要的下午，就是辞行会结束以后到第二天临时增加的见面会中间发生的事。这个下午康熙在思考应该如何答复多罗要一封正式信函的要求，如果要写这封信，应该写什么内容。耶稣会神父是北京城中康熙唯一能找来探讨的人。《北京纪事》完全没有提康熙那天下午和谁讨论这件事了。而当时整个北京只有耶稣会神父有兴趣讨论中国礼仪问题。他们一直想找多罗谈，但是多罗一直回避。直到康熙和多罗正式辞行会结束，耶稣会神父都还没有和多罗在中国礼仪问题上真正说上话。这时候，耶稣会神父只有靠康熙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给多罗。因而我们看到，在第二天增加的会见上，康熙突然向多罗提出了中国礼仪问题。

耶稣会神父能把康熙的注意力引到中国礼仪问题上去，靠的是他们与康熙的特殊关系，这不仅让他们能在康熙面前说上话，而且更关键的是他们知道康熙会为他们出面。其实在把问题推给康熙之前，他们早就利用在内务府的关系让其他人为他们出面过。比如当时管理内务府的大皇子就出面问过多罗关于礼仪方面的问题。了解清史的都知道，康熙的大皇子是康熙儿子中没有多少文化，也对文化问题不感兴趣的一位。所以他出面向多罗提中国礼仪这样的学术问题，多半是传教士拜托他提出的，而不是他自己真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兴趣。多罗有一次还对耶稣会神父发火，问他们为什么要把天主教内部的争论讲给异教徒。多罗所谓的异教徒就是康熙身边负责和他接洽的奴才。多罗责问耶稣会神父，难道他们认为他会听不出来哪些论点是那个奴才自己的，哪些论点是他们教那个奴才说的？54北京耶稣会神父看起来是西洋人，但实际上北京是他们的主场，内务府的人就是他们的人。

同时，耶稣会神父不想让康熙知道的内容，康熙就不知道。比如，多罗对于耶稣会神父在中国买田置地、赚取租金的做法就很有意见。而且认为他们与租户、佃户签订的租赁条款的很多细节是有违天主教教义的。为这些租赁条约，多罗和耶稣会神父争论过很多次。耶稣会神父把争论内容详细记录在《北京纪事》中发回了欧洲。但是这部分内容，康熙就完全不知道，也没有过问过。按理说，这还不完全是他们教内之事，因为租赁关系中的佃户等，不是天主教徒，是大清内部的普通百姓。尽管这才是多罗和耶稣会神父在北京期间真正争论过的内容，但康熙完全不知情，也没有发表过意见。这说明哪些东西要康熙知道，要康熙出面，实际是完全掌握在耶稣会神父手中的。

《北京纪事》中，耶稣会神父还有意把多罗塑造成一个性格不好、脾气暴躁、让人讨厌的人。但根据清宫材料来看，康熙对多罗并没有什么意见。康熙和多罗的私下交流更像现在朋友之间的交流，他多次让御膳房给多罗送吃的，多罗有病之时，还为他安排医生，为他找药。同时，他还几次问多罗有没有西药可以给他，还问多罗要过巧克力。现在看来，这些都是他们友好交流的证明。而且，康熙在写给他身边奴才的一份御旨中就明说：

览多罗汉字奏稿，似并无大逆之处。唯因尔等究诘的太厉害，故伊以为尔等向此处西洋之人·····．56

上面的“尔等”，说的就是康熙身边几个负责和西洋人打交道的奴才。多罗在北京一段时间后，康熙知道他和耶稣会神父不和，也知道自己身边的奴才都是向着北京耶稣会神父的，毕竟耶稣会神父和这些奴才有着多年的交情。所以他警告他身边的奴才不要刻意为难多罗，总在他身上找毛病。

当然，尽管康熙作为国君不想过多掺和耶稣会神父和多罗之间的矛盾，但耶稣会神父毕竟是跟了他几十年的家奴，作为主子，有些事他又不得不管。耶稣会神父常年在康熙身边，知道康熙的脾气，他们知道把关于中国礼仪的问题说给康熙，康熙就会出面管这件事。大半年过去了，他们都没有办法让多罗和他们探讨中国礼仪问题。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找康熙出面。这样，他们希望能在中国礼仪问题上和罗马讨价还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