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真正开始认真思考中国礼仪之争的相关问题，是在最后一次和多罗会谈后。在会上，多罗告诉康熙，法国传教士颜珰主教正在赶来北京的路上，他是中国礼仪问题方面的专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其实多罗到北京以后，就知道耶稣会神父要问他中国礼仪问题，现在康熙也来问他，所以当知道颜珰来京的消息后，多罗如释重负，终于有人来帮他扛这个问题了。在多罗眼中，颜珰是回答耶稣会神父以及康熙疑问的最佳人选，最初禁止中国礼仪的观点就是在福建的颜珰于1690年代提出来的，后来教皇禁止中国礼仪的条约也是基于颜珰的说法。所以，站在多罗的角度来看，颜珰是世界上解释教皇禁约的最佳人选。

自从明代万历年间传教士进入中国以后，如何把天主教引人中国就涉及各方面的具体问题。概括起来可以说问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语言，二是行为。语言就是翻译，要把天主教的概念用中国的语言和能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行为就是如何把天主教融入中国传统的行为方式中，同时又要保持天主教的宗教行为方式。这些总结起来很容易，但操作起来却是千头万绪。每一个具体问题，不同的传教士都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引起争议。比如天主教中的神（“Deus”，也就是现在英文中的God）应该翻译成什么？这个问题就在天主教内部争论了几十年。最早传教士利玛窦决定把“神”翻译为“上帝”，但后来有些传教士又认为不对，应该翻译为“天主”。还有传教士早年认同翻译为“上帝”，后来又认为这个翻译是个错误。这个“神”的翻译就是中国礼仪之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1693年，颜珰作为福建教区主教，为了在他的教区内统一传教士的思想，结束争论，就在七个有争议的问题上做了具体规定。其中第一条就是，停止使用“上帝”，而改为使用“天主”来翻译天主教中的神；第二条是停止在教堂内挂“敬天”的牌匾；第三条指出前任教皇同意教徒参与祭孔子、祭祖的决定是基于不完整的信息；第四条要传教士劝说教徒停止参与祭孔子、祭祖活动；第五条，家里要放祖先牌位的教徒，应该注意牌位上的字眼，比如牌位上的名字后如果有“神位”“灵位”的字眼，则把“灵”“神”去掉，仅保留“位”字；第六条，要求传教士不能继续在教徒中宣称中国传统文化与天主教义一致这样的论断；第七条，要传教士减少利用中国古书来讲解天主教教义。颜珰在他的福建教区发布了这七条规定以后，就把规定发回了罗马，要求罗马裁决。差不多在颜珰之前四十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在1656年已经对部分中国礼仪问题做过批示。颜珰的七条规定相当于掀起了新一轮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这些问题当时之所以存在长期争论，是因为背后有说不清楚的理论分歧。比如孔子的儒家到底算不算宗教？这在现在依然是有争议的学术问题。祭孔仪式中的孔子是什么角色？还有祭祖先的仪式中的祖先是什么角色？在祭祀中，孔子和祖先有“神”的性质吗？为了裁决这些理论问题，当时的教皇在罗马成立了一个四人裁定小组。对于当时的天主教来说，中国是一个新的区域，罗马处理这些教义问题是摸着石头过河，很小心谨慎。为裁定相关问题，罗马的取证和各方询问的过程持续了近十年。最后的裁决报告，也显示他们做了很充分的功课。比如，他们裁定中国的祭孔和祭祖仪式中，是有“神”存在的，引用的就是孔子《论语》中的“祭神如神在”这句话。罗马的认定意见，总结起来就是中国传统的礼仪活动中有宗教或者类似宗教的情节在里面，不能视为单纯的世俗活动。由于天主教的教义只允许信徒心中有一个神，那么人教的信徒就不能再参与中国传统活动中有宗教情节的部分。（见附录三，颜珰关于中国礼仪布告）。

中国礼仪之争之所以会持续那么多年，根本原因就是问题本身存在争议，双方意见都讲得通。康熙在与颜珰会面前，专门抽时间看了颜珰的七条论断。康熙看完后，和他周围的奴才说，颜珰论述“浅薄”，但他也没有认为其中有什么大是大非的问题，总体来说，康熙是愿意和颜珰会面交流的。긍

但让多罗等所有人没想到的是，颜珰在会见康熙时，把事情搞砸了，大大地激化了礼仪之争的矛盾。最后也影响了多罗一生的命运，令他最后都没能回到欧洲，客死在了澳门。

颜珰入京之前，主要在福建传教。从1681年入华算起，他在中国已经二十几年了。完全出乎康熙意料的是，见到颜珰后，康熙发现他的中文很差，基本不能交流。康熙在会面前，以为这个来华二十几年的传教士，中文水平应该和张诚、白晋神父差不多。这两个神父1689年入京时，都还完全不会中文。但学了两三年，中文满文都过关了。颜珰的中文在康熙看来不是差一点儿的问题，而是基本不会。康熙在会见中，已经照顾颜珰是外国人，放慢了语速，但即使这样，简单交流到第三个问题，颜珰就听不懂了，只好由康熙身边的耶稣会神父来翻译。当时跟在康熙身边的是巴多明神父。巴多明神父1698年入华，比颜珰晚十七年。康熙又想这位颜珰神父是不是只是口语不行，因而问他，认不认识大厅木头牌匾上的字。牌匾上写的是“华岩云阁”四字，但颜珰只认识其中的云字。康熙彻底生气了，问颜珰：“怎么与你交流。你说也不会，写也不会。算了，现在说的你也听不懂。”72当然颜珰还是很尴尬的。对于康熙来说，这次会面让他最气愤的是，罗马方面和多罗竟然说他是中国问题专家，而且罗马对于中国礼仪问题的见解是基于颜珰的论断。

康熙认为整个西方都被像颜珰这样大字都不识的伪中国专家误导了。作为中国的皇帝，他立马认为他有责任派人到西方去阐明他的观点，以正视听。康熙在会见后第二天就下了两份御旨。一份是给颜珰的，这是一份会见提要，说明他的中文很差。第二份是写给多罗的，告诉他，颜珰没有学问，叫他以后不要听信颜珰的观点。同时康熙担心在中国的地方上，还有更多像颜珰这样的传教士。因而他要求多罗在南下离开中国的路上，不能巡游各省，去单独会见地方上的传教士。康熙说如果多罗想要见地方上的传教士，那就把他们召集到一个地方，一次性和他们见面。而且他还让多罗转告教皇，以后所有来华的传教士，他都会仔细审核，防止像颜珰这样的人混迹在地方上。。康熙在三个月后，正式要求所有在华的传教士到北京接受审核，通过了才能领取同意他们在中国传教的信票。

多罗当然完全没有想到颜珰觐见康熙会是这样的结果。他离开北京的时候，自认为整个出使还是成功的。现在康熙决定要审核每一个人华的传教士，并要多罗把这个决定告诉教皇。根据当时送达这份御旨的奴才给康熙的反馈，多罗很犹豫要不要接这份御旨。按照耶稣会神父的说法，多罗很生气，不知道该怎样把这个御旨带回给教皇，多罗的翻译毕天祥神父还安慰多罗说，就算教皇不满意这个决定，想必也不会为难给他传递信息的使节。多罗接受御旨时的情绪引起了康熙的怀疑，康熙担心他不会准确地把自己的各种意思带回欧洲。取稣会神父早就怀疑和担心多罗回到欧洲后会说他们的坏话，在《北京纪事》的序言里，纪理安就写道：

我知道欧洲将会出现各种对北京出使的记载。不过，我不会等到它们出现。我能做的就是把我的记录写出来，而且我写的每个字都是真实并有据可查的。

《北京纪事》尽管是纪理安编写的，但是在北京的耶稣会神父都读过，并且签了名来担保其真实性。他们都担心多罗以及使团中的人回到欧洲后推出回忆录，损害他们的名誉。因此耶稣会神父花了很大力气来记录整个使团在北京的大小事情，同时在很多有争议的问题上，他们还附上了原始的证据。

康熙怀疑多罗是否会准确传达他的意思，于是做了两个决定：一是取消之前派赴罗马的白晋使团。当时白晋和沙国安还在广州等船。派白晋出使是当年1月做的决定，是康熙接见多罗后对罗马的礼节性回访。但现在情况有了变化，白晋带出去的只有康熙准备送给教皇的礼物，代表不了他接见颜珰后要向教皇传达的意思。同时，康熙的第二个决定是派出另外一个使团去罗马，使节就是本书前言出现的红票中提到的葡萄牙耶稣会神父龙安国和法国耶稣会神父薄贤士。这个使团除了向教皇阐述康熙的观点以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欧洲广泛知道北京所发生事情的来龙去脉。”两位神父是在1706年10月17日离开北京的，而他们着手翻译各种带回欧洲的材料在9月4日就开始了，也就是说在多罗离开北京一周后他们就准备去欧洲的事了。北京耶稣会神父得知康熙决定派出新使团后都很高兴。”9除了康熙需要两位使节带去罗马的各种材料以外，两位神父还带上了耶稣会神父最新写出的《北京纪事》。

康熙召回和新派使团的两个决定，是写在一个御旨上，让他的奴才通知北京神父的。从新派遣的使节选择上看，康熙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选了一个葡萄牙神父、一个法国神父，这样显示出北京的传教士无论国籍如何，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同时，他召回白晋使团给出的说法是，不知道多罗使团是否真是教皇派遣，需要先派人过去确认。当然，确认多罗真假，是康熙的说辞，传教士早从各方面确认了多罗的身份。熟悉蒙古、满人历史的都知道，确认使节真假，是草原上传统的外交说辞。这样可以一方面把正在进行的任务停下来，同时又给未来重新启动这个任务留下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