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接见颜珰以后，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多在地方上的传教士他完全不知道。像颜珰都入华二十几年了，而且还在欧洲挑起了礼仪之争，在会见前，康熙对他却全然不知。因而康熙决定必须要管理来华的传教士。按照纪理安的说法，康熙担心还有更多像颜珰这样的人在地方上。在接见颜珰几天后，康熙就告诉多罗，他未来要审查人华传教士，而且他审查传教士的决定是多罗造成的。因为是他把颜珰当作中国专家引荐给他的。康熙说他以前从来没有查过来华的西洋人，在给多罗的信中说：

先来中国之旧西洋人等，除其修道、计算、天文、律吕等事项外，多年并未生事，安静度日，朕亦优恤，所有自西洋地方来中国之教徒，未曾查一次。由于尔来如此生事作乱，嗣后不可不查，此皆由尔所致者。

三个月后，也就是在1706年的12月，康熙决定像给僧侣发度牒一样，给传教士发认证的“票”。要领到这个票，传教士需要宣誓遵守耶稣会神父利玛窦定下的规矩，同时还要表示永远留在中国。

对于康熙要求的这个“票”，以前的学者早就注意到了，认为这标志着康熙开始限制天主教在华传播，也是后来雍正禁止天主教的开端。当然，从教会角度看，领票确实是多出来的麻烦，某种角度上也确实限制了传教士入华，但这并不表示康熙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天主教的传播。关于领票问题，有一点先要明确，就是康熙对于领票要求的核心不是改变，而是拒绝改变。康熙成长过程中，从南怀仁开始，一直都有耶稣会神父在他身边，他从小就接受了儒家和天主教是相通的观念，也就是说接受了耶稣会神父所说的利玛窦规矩。他身边熟悉的耶稣会神父也一直推崇利玛窦规矩。突然，到康熙五十多岁的时候，一个连中文都说不流畅的人站出来告诉康熙，利玛窦规矩是错误的，不符合天主教教义，这让康熙难以接受。同时康熙突然发现原来在华的传教士对他认为是常识的东西还有不同意见。这是康熙要求领票的背景，这也是为什么康熙领票的核心要求是传教士不要改变，保持已有的利玛窦规矩。换句话说，康熙不是要改变而是要保持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原有方式。

从实际操作来看，康熙也完全没有限制天主教的意思。反而他多次鼓励传教士来领票。有一次集会上，康熙像今天的销售一样，向传教士推销票的好处：

朕念你们，欲给尔等敕文，尔等得有凭据，地方官晓得你们来历，百姓自然喜欢进教。

康熙告诉传教士领票的好处，这样可以让地方官和百姓知道他们的来历。康熙这段话是在劝传教士去领票，丝毫没有限制他们的意思。而且在实际操作中，康熙让他的奴才用《千字文》的顺序对票进行编号，当时在华的传教士全部加起来才一百来人。也就是说，康熙的票是准备长期发下去的。

对于康熙的领票要求，北京耶稣会神父并没有认为这是在限制他们。他们也领会到这个票是有很多好处的。第一，这个票确认了他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因为这个票是内务府发的，这就跟礼部发给其他宗教的度牒有本质区别。用耶稣会神父自己的话说，这个票其实附带了很多“特权”。而真正让当时北京耶稣会神父烦恼的是，如何把分散各地的神父都召集到北京来领票这样具体的操作问题。

不过领票问题后来确实演变成了天主教在华生死存亡的一个大问题。这是因为还在南京的多罗1707年2月以教皇特使的身份发布了正式的谕令，反对在华所有传教士去领取康熙的票，同时规定了应该如何处理与中国礼仪相关的问题。多罗的谕令是这样写的：

我们忠于圣座的想法，忠于最近圣座和教宗克莱孟十一世的决定。我们知道这个决定，它是经过多年认真研究，详细审议了长期以来扰乱着传教士们的争吵后作出的。

为了履行我们的职责，我们决定建议，公布和建立一个明确的法规，以便使大家将来共同遵守。我们以全权代表的权威，制订、命令、要求所有传教士执行，不管是教区司铎，还是各修会的传教士们，甚至耶稣会的传教士们都要照此回答我们所听到的和要被问到的问题。

如果他们被问到有关中国传统教导、法律、礼仪、一般习俗，他们是否同意这些东西，或者答允不攻击它们，不在口头上或书面反对它们时，他们都必须答复如下：如果它们是和基督教法律相容的，或者可以与之合法及恰如其分地相符的，答复是可以的，否则不行。

如果他们被问到在神律中是否有与中国传统的教导的不同之处，他们必须回答：有许多不同。当要求他们举例说明时，他们可以尽他们所能想到的，阐明算命，祭天、祭地、祭太阳、祭月亮，祭其他星宿和神灵等的意义。基督徒只能祭万物的创造者天主，他们从天主那里得到祸或福。

当他们被问到敬祭孔子和祖宗的焦点问题时，他们应该作如下回答：不行。我们不能奉献这样的祭品。我们不允许听从神律的人们祭孔和祭祖。

同样地，关于中国人习惯使用牌位以尊敬死去的祖宗，回答是：不行。

当他们被问到“上帝”或者“天”是否是基督徒的真正的天主时，回答：不是。

当他们被问到为什么要这样想时，他们应回答：因为这些事情和对真天主的真崇拜不相容，因为这个决定是圣座作出的，而在信仰领域内，圣座是基督徒的一贯正确的导师。

当被问到圣座决定是哪一天作出的时，他们可以说：众所周知，这个决定是1704年11月20日发出的。

多罗谕令以这样一问一答的方式写出来，很明显就是针对康熙领票的要求。多罗同时申明教皇已经发布了禁止中国礼仪的旨令。多罗以教皇特使身份公开发出谕令，这就跟康熙领票的要求正面冲突上了。

康熙在1707年南巡中，就有五位传教士告诉康熙他们私下都支持利玛窦规矩，但是无奈不得不遵守多罗特使的谕令，因而他们不能去领票。康熙为此还两次派他的儿子去和这几位传教士沟通，但五位传教士没有改变主意。康熙并没有把这五人赶出中国，只是让他们都去广州待命，等待他派出去的使节回来以后再议。

康熙知道也理解传教士面临的二选一的窘境。在1707年3月，廉熙对着九位传教士，说让他们放心，他作为皇帝会帮他们、保护他们的，让他们在领票问题上不要有顾虑。康熙原话是这样说的：

你们领过票的就如中国人一样，尔等放心，不要害怕领票。”

在宽慰传教士的同时，康熙还让闵明我神父写信给多罗，让他赶快离开中国，不要再生是非。闵明我起草好的信件，先交给康熙过目。康熙对这封信的批改还存世。我们可以看到，康熙改了几个字眼。闵明我信中说，你的谕令把康熙惹“恼”了，康熙把“恼”字勾掉，旁边改成了“怒”字（见图5.1）。这可见康熙当时的心情。

当时的北京主教伊大任（Bernardino della Chiesa，1664-1721）主张领票（第四章中票的实物图就是他的），而且他还给出了十九条理由解释为什么传教士不需要遵守多罗谕令。伊大任是独立的天主教神父，他并非隶属于耶稣会。他个人完全从宗教教义角度赞同耶稣会神父的观点，因而他的主张在当时很有说服力。同时他又是北京的主教，所以尽管多罗发了谕令，大多数在华传教士还是选择听从伊大任，申领了票。”根据现存内务府的一份名录，在1707年5月，有四十八位传教士领了票，有十三位拒绝领票后被驱逐出中国，同时还有五位传教士的票属于待定（领票名单见附录二）。这五位就是前文提到的，因为多罗谕令而没有领票，被康熙遣送到广州待命的五位传教士。

由于康熙用内务府发放这种票是史无前例的，地方官都没见过，不能辨别其真伪，康熙让礼部通过他们的渠道通知各地方。很快，地方上的传教士也发现他们领的印票在当地是有用的。在地方官眼里，这个票是内务府发的，相当于确认了这些传教士是康熙府中之人。无论从康熙规定领票的初衷还是后来的实际操作上看，康熙要求领票其实跟今天开车需要领驾照相类似，目的是为了规范，而不是为了限制。

民国时期，美国哈佛大学学者费正清在研究清代的外交中，提出了清朝的朝贡体系。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是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总结清朝来华使团的论文，题目是《关于清朝的朝贡体系》。外要清总结了清代官方历史文献中的所有来华使团，他当时已经注意到，尽管清代的官方历史对各种大大小小的入华使团都有详细记录，但教皇派到康熙朝的使团竟然在大清所有的官修史书中都未见记载。俄罗斯派往康熙朝入京的使团有三个，但其中两个也都未见任何记录。而这几个未见记录的使团在西方文献中都很有名，费正清把它们单独列入一张表格中，但他没有能给出解释，为什么官修清史会出现选择性的记录和缺失。如果是因为别的原因，比如雍正不喜欢传教士，所以把教皇派到康熙朝的两个使团的记录删去了，那为什么所有的大清官修史书中，又都记录了教皇派到雍正朝的第三个使团？俄罗斯三次派到康熙朝的使团（1676、1693、1720）也是这样，其中第一次1676年的使团在清官修史书中有记录，而后面两次就没有任何记录。如果是有什么我们后人不知道的原因，又为什么只删除后面两次，而保留第一次？

我们知道了康熙接待多罗的各种细节以后，原因就一目了然了。没有记载并非后人的删除，而是因为康熙从一开始就把接待教皇使团当作他的家务事在操办，从头到尾都没有让朝廷部门经手。在康熙的安排下，整个过程都是他的内务府在一手操办，所以整个接待就不是外交活动了，而是他的家务事。因为是家务事，朝廷的史官自然就没有参与，也就没有留下记录。同样的原因，雍正在1725年接待教皇来使的时候，全程都交给了礼部在办理，属于朝廷接待，整个过程朝廷的史官都记录了。俄罗斯使团也是这个模式，第一次使团是礼部接待的，所以有记录，而后面两次都是康熙的内务府承办的。

康熙与耶稣会神父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康熙接待教皇来使的各种安排。康熙在朝廷上是皇帝，而在他的家中，按照满人的传统，他是主子。他自然要照顾长期在他家庭圈子中的传教士。按康熙对传教士说的话，他同意接待多罗，是看在“豢养尔等多年”的分儿上。“豢养”二字在中文中是养家畜时使用的词语，特别是“豢”字，最早是用来表示喂猪（豕）的。满人主奴关系下，最早奴才和动物是一样的，主子负责奴才的吃喝，像养动物一样养奴才。在这个特殊的语境下，“豢养奴才”这样的表达才大量使用。

最后康熙决定用内务府把多罗使团当成私人关系接待，接待中吃吃喝喝，都是很典型的满人主子宴请待客之道。多罗后来慢慢明白了康熙和耶稣会神父之间的关系后，很无奈，因为无论他和康熙说什么，耶稣会神父都要按照他们的想法给康熙分析一遍。多罗在一封信中说道：“耶稣会神父在宝座的背后，为了他们的自私想法，误导着皇帝。”92

康熙对耶稣会神父的信任，从中国历史上来看都是很不寻常的。比如他决定派遣使节到欧洲，选派的人员都是听他周围耶稣会神父推荐的。其中的薄贤士没有在康熙身边当过差，康熙只是看过他写的对中国礼仪问题的论说，就决定选派他代表自己出使。薄贤士自己都有些意外，在谢恩中特别感谢康熙的信任。康熙对待耶稣会神父的一切都是基于他和这些神父长久以来的私人关系。这和礼仪问题和天主教教义都没有多大关系。他容纳天主教也好，接见多罗也好，都是看在他周围神父的面子上的。所以只要他和这些神父的关系不变，他对天主教的态度也不会有大的变化。对于多罗来讲，他的出使在最后阶段失败了，他入华的所有目的都没有达到。但是对于耶稣会神父和康熙来说，与罗马的交流才刚刚开始。康熙派出的两个去罗马的使节带着希望出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