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课我们讨论了全球化的经济冲击，这次课，我们来谈谈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冲击。我们知道，全球化不仅仅带来商品的流动，而且带来人的流动、观念的流动、文化的流动。但是，从一开始，这种观念的流动就不是对称的，过去二三百年，文化的流动主要是西学东渐，而不是东学西渐。比如我们熟悉的“德先生”“赛先生”都是西方来客，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名字。

有文化传播就会有文化反弹

然而，只要有外来文化传播的地方，就会出现一个现象——文化反弹。我们都知道，从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第一天开始，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反向运动也随之开始。有了推广西学的严复，就有了捍卫传统的辜鸿铭；有了陈独秀、胡适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有了章太炎、章士钊的文化复古派；有了自由主义，也就催生了新儒家。直到今天，这种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拉锯战也没有结束。比如，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经历，就是微信群里的“中医西医”大战，一边说中医是国粹，另一边说中医就是个安慰剂，最后当然谁也说服不了谁，争论常常以一批人“愤而退群”而告终。

西学东渐过程中出现文化反弹的，显然不仅仅是中国。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反弹同样激烈，甚至更激烈。为什么最近几十年出现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高涨？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文化反弹。西方文化越强势、越流行、越逼近家门口，文化本土主义者就越需要强化传统文化来与之对抗。毕竟，人不仅仅是理性的动物，也是认同的动物，他者越有可能吞没“我们”，就越需要强化甚至想象集体的“我们”来抵御他者。像塔利班这样的极端政权，干脆禁止西方音乐、电影，以这种方式来守卫他们心目中的伊斯兰文化。

可以说，越是曾经伟大的文明，面对外来冲击的时候，文化反弹越激烈。为什么？因为它自尊心强啊。你祖上还在穿麻袋的时候，我祖上就已经开始穿丝绸了，现在你来教育我什么叫文明？肯定不服对不对？反而是像非洲很多小国，历史上连国家都没有，有些甚至没有书面文字，你让他说英语他也就说了，你让他信基督教他也就信了，反正也没有太多的文化遗产需要捍卫。

所以，在现代化过程中，儒家文明圈、伊斯兰文明圈出现对西方世界的文化反弹，一点都不奇怪。但是，过去20年左右，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现象，那就是：对全球化的文化反弹不再仅仅发生在东方世界，而且出现在了西方世界。换句话说，现在不仅仅是东方人在担心西化问题，西方人也开始担心东方化问题了——很多西方人开始担心中国模式的扩散，担心“一带一路”的影响力，但更主要的，他们开始担心西方世界的伊斯兰化。

因为这种恐惧，很多西方民众纷纷把右翼政党选上台，要求限制移民，要求保护传统，几乎所有的欧美国家政治生态都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一讲，我不想谈论大家熟悉的英、美、法、德这些西方大国，我想谈论一个稍微有点偏远的国家——瑞典。

瑞典为什么从“优等生”变成了问题国家？

为什么谈论瑞典？因为瑞典向来被视为西方世界的“优等生”，如果优等生都出问题了，那问题就更值得深思。分析优等生问题出在哪儿，也有助于我们对整个西方世界的右翼民粹主义一叶知秋。

说到瑞典，我们通常会想到什么？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反正脑子里会浮现出四个大字——和谐社会。和之前我提到过的丹麦一样，瑞典被视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经济发展、社会平等，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存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和谐社会”，过去几年突然有点乱套了。我不妨给大家念一下近年《纽约时报》关于瑞典的几个文章标题，一个是“极右派如何征服了瑞典”，另一个是“手榴弹和黑帮正在动摇瑞典的中产阶级”，还有一个，“瑞典曾经是道义上的超级大国，但这一点正在改变”。

显然，瑞典成了一个问题国家，不再是那个世外桃源。一个表现，就是瑞典民主党，一个反移民的右翼政党，民意支持率一步步攀升，2010年还名不见经传，但是在2018年的大选中，已经成为瑞典第三大党。在2019年的一次民调中，该党的支持率已经超过社会民主党，成为瑞典最受欢迎的政党，有人预测，下次大选它有可能成为瑞典最大的政党。

为什么瑞典突然从“优等生”变成一个问题国家？为什么短短十年左右，排外主义在瑞典会成为主流？有一点可以肯定：瑞典人绝不是天生狭隘的排外主义者。长期以来，瑞典都是人均外援数额最大的国家之一。2015年左右的欧洲难民危机，你们可能听说过，德国是接纳难民最多的国家。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从难民人数和本国人口比例的角度来说，瑞典其实是接纳难民最多的国家——仅就2015年，就有16万难民申请者来到瑞典，这听上去不多，但是瑞典的总人口也就不到1000万。如果按照同样的比例在中国安置难民，相当于中国一年接收了两千多万难民，这可以说是非常“博爱”了。

其实，瑞典对难民移民张开怀抱已经很多年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瑞典就开始大量接收来自伊朗、前南斯拉夫的难民，21世纪初则开始接收来自阿富汗、叙利亚、索马里的移民难民。其心胸宽广的程度，从一个数字就可以看出来：2015年，瑞典有164万人口出生于国外，也就是其人口的16.8%。这个变化发生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应该说非常惊人。即使是美国这样一个老牌移民国家，现在也只有13.7%的人出生于外国，明显低于瑞典。当然，瑞典人的包容不完全是出于善心，北欧国家都面临严重的老龄化问题，移民正好可以弥补瑞典的劳动力缺口。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答案是融合很困难。移民容易，融合却很难，用一句流行歌曲的歌词来说，就是：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把近17%的外国人融入其经济文化体系，其难度可能远远超出了瑞典人之前的心理准备。我们都知道，如果把一些小铁渣扔进一个大熔炉，它很快就会熔化，但是如果把一个巨大的铁疙瘩整个扔进去，它可能很久都熔化不掉。短时间内大规模地引进移民难民，某种意义上，就相当于把一块巨大的铁疙瘩扔进一个熔炉。

融合的困难，首先体现在经济方面。2019年，瑞典出生的人中失业率是3.8%，但是在移民中是15%。事实上，瑞典一半的失业人口是移民。对于这一点，在越新的移民中越明显，因为早期伊朗、前南斯拉夫移民中有很多是医生、工程师之类的专业人士，而新近涌入的大多是难民，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比较难找到工作。而且，难民要吃穿住行、要接受教育，许多地方政府慢慢发现，自己难以长期支撑这些项目，于是又多了一个财政问题。

不过，经济问题可能只是短期问题。很多研究显示，长期而言，移民带来的经济收益往往大于经济负担。更大的问题是犯罪率的上升。大规模移民难民涌入后，出现了一个具有瑞典特色的现象——手榴弹爆炸案的上升。2018年一年，瑞典就发生了162起手榴弹爆炸案，对于一个人口小国来说，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了，相当于在半个北京，平均每两三天就发生一起手榴弹爆炸案。因为瑞典不发布罪犯的背景信息，所以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这中间有多少是移民所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确实是最近几年出现的新现象，而且主要发生在移民聚居区。

当然，很多人指出，瑞典犯罪率更高的往往是二代移民，而不是新移民。但是，如果第二代移民的犯罪率更高，恰恰说明融合的艰难。移民和融合并不是两个不相关的问题，“问题不在移民，而在融合”，相当于说“问题不在于他们的婚姻，而在于他们相处不好”——恰恰是结婚带来朝夕相处的问题。

更糟的是极端主义的兴起。据报道，截至2016年，有至少300个瑞典志愿者以“圣战”战士的身份奔赴“伊斯兰国”为之作战。300个看似不多，但是，同样，因为分母很小，所以事实上，瑞典已经成为“圣战”战士输出比例最高的欧洲国家。要知道，极端主义的出现并非孤立的现象，它们背后往往会有一个社交和心理支持的网络，所以300个极端分子的背后，可能对应着3000个温和同情者，只不过这些人没有极端到拿起武器上战场的地步。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很多瑞典人慌了。他们发现，瑞典正在从一个“和谐社会”变成一个“二元社会”——两边的人说着不同的语言，穿着不同的衣服，信着不同的宗教，生活在不同的阶层。而且，由于不同族群的人口出生率不同，那个陌生的世界似乎会越来越大，而他们传统的世界似乎在缩小。根据皮尤中心的一个温和估算，2050年穆斯林将占瑞典人口的21%。30年后是21%，100年、200年后呢？应该说，一些瑞典人担心自己的传统文化被伊斯兰化也不完全是没有根据的。

不但文化可能被改造，瑞典人最引以为荣的“高税收、高福利”模式也可能受到威胁。有研究指出，“高税收、高福利”的经济模式之所以出现于北欧，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它同质性的人口结构——正是因为彼此文化、语言、宗教接近，才产生了深厚的社会信任，使得人们愿意交出很大一部分收入来扶助那些穷困潦倒者，一旦社会“二元化”，人们不再把彼此看作兄弟姐妹，他们还愿不愿意交同样高的税收、进行同样程度的财富转移，就变成一个问号了。

多元文化主义：非一日之功

可能有人会说，社会多元化为什么就一定是问题呢？美国、加拿大都是移民国家，多元文化不但没有摧垮这些国家，反而成为其力量的源泉，对不对？确实，社会多元化本身未必是问题，但是，变化的速度则可能成为问题。不要忘记，美国是花了200多年的时间展开这个民族融合过程的，不是一代人的时间，即使是在200多年的时间里，无论是爱尔兰人、德国人、中国人、日本人、穆斯林的进入，都曾引发显著的政治和文化冲突。哪怕是岁月静好的加拿大，大家也都知道，著名的魁北克问题，英国移民和法国移民的斗争，到当代仍然是加拿大一个动不动发炎的伤口。

除了移民的速度，“文化距离”也可能成为问题。什么叫“文化距离”？就是文化和文化之间差异的程度。不得不承认，文化和文化之间的距离是不同的，比如，中国文化和韩国文化很不同，但是中国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之间的差异应该说更大。同样，瑞典文化和法国文化虽然不同，但是瑞典文化和阿富汗文化的差异显然更大。文化差异大的群体，和文化差异小的群体，彼此融合的难度系数是不同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因为美国历史上的“文化融合”成功，就直接判断今天瑞典的“文化融合”也肯定会成功，甚至不能因此就直接判断今后美国的“文化融合”也一定会成功。回顾一下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冲突、尼日利亚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冲突、缅甸佛教徒和穆斯林的冲突，还有中西相遇过程中的文化冲突……我们就知道，担忧不同的文化族群狭路相逢时可能引发冲突，是一个基于历史的判断，未必是种族主义的臆想。

人道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平衡

所以，在难民移民问题上，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平衡非常重要。毫无疑问，人道主义是普世文明，不但欧洲各国不应该对难民关闭大门，事实上更多有能力的国家，包括中国，或许都可以适度地接纳难民。我们都从媒体上看到过这些年叙利亚内战、阿富汗内战的惨状，也看到过无数难民在逃难过程中的艰难险阻。有一张照片大家可能都看到过，土耳其的海滩上，一个叙利亚儿童的尸体，穿着红衣服，大约只有三五岁，那真是非常让人心碎——因为他全部的过错就是出生在了一个错误的国家，而其他国家并非没有能力，只是没有足够的意愿去帮助这些不幸的人。中国人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如果人类已经文明到开始推动“动物保护主义”，又怎么能对同为人类同胞的难民见死不救？

但是，另一方面，一个政治现实主义者又不得不考虑，怎样的移民难民政策同时是人道的和现实的？如何在把落水者救到船上的同时，让船本身保持平衡和稳定？如果好不容易把一堆人从水里捞了上来，最后船本身因为重量超载或者文化冲突而翻了，那就事与愿违了。所以，人道主义很重要，但是对移民速度、移民去向、移民甄选标准、文化冲突、财政负担等问题的考虑同样重要。

其实，一个国家并非只能二选一——要么只能门户洞开，要么大门紧闭，或许还有中间道路，比如，以“涓涓细流”的方式来引进移民难民，或者，以“有张有弛”的方式来引入。细嚼慢咽而不是囫囵吞枣，因为只要囫囵吞枣，就有可能出现消化不良。没有哪个种族或者宗教的人天生就低人一等，但是教育、阶层、文化鸿沟的填平又的确需要时间。英语世界中有个说法，叫作“size matters”，如果借用这个句式，就是“speed matters”——速度很重要。

关于这一点，在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的书《苦海求生：改造崩溃的难民制度》（Exodus: How Migration Is Changing Our World）里，有个观点给我很大启发，他说，移民的速度和融合的速度可能成反比——移民的速度越快，融合得就越慢。为什么？因为一个族群越是大规模地、快速地进入他国，往往就越没有必要融入周边的环境。

对于这一点，说实话，我个人都有所体会。我曾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在那里拿的博士学位。我以前读《胡适留学日记》，吃惊地发现，100年前他留学美国时，融入美国社会的程度比100年后的我高多了。顺便说一句，胡适当年也是在哥大留学，所以，他也算是我“师兄”了。我看他的日记，发现当年他到处做英文演讲，参加外国人的宴会，读莎士比亚，等等。相比之下，我在美国的时候，倒主要都是和中国人打交道、参加中国人的聚会、吃中国人的饭菜，莎士比亚可真没时间读，因为天天忙着在中文论坛吵架。

为什么会这样？我后来想了想，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在哥大的时候，哥大有上千个中国留学生，整个纽约可能几十万中国人，而胡适在哥大的时候，可能只有10个中国留学生，所以，他不得不更多地和外国人打交道，而我除了学业外，完全可以生活在中国人的世界里自给自足。所以，这就是小铁渣和铁疙瘩的区别，越大的铁疙瘩扔进大熔炉，它就越难以熔化。

显然，如何平衡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没有标准答案。在瑞典当代的语境中，我不大愿意把所有对继续大规模移民有所怀疑的瑞典人都称为“极右”，因为瑞典已经接受了如此之多的难民移民，我们站在山脚下，凭什么指责爬到半山腰的人为什么不爬到山顶？我宁愿将一些瑞典人的右转称为“防御性民族主义”，不同于当年纳粹的“进攻性民族主义”。“防御性民族主义”，意味着大多数人并不想端着枪炮跑到外面去消灭异己，更多的是面对外来文明涌入时的一种文化反弹。

其实，这种“防御性文化民族主义”，这种在他者面前的自我回归和想象，过去100多年来，有谁比我们中国人更加熟悉？所谓“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全球化给人类带来了繁荣、带来了发展，但也给所有的民族带来了文明认同的危机，在这一点上，无论中西，人类真的终于是个“命运共同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