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讲，我们开始讨论政治转型这个话题。转型从来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但是最近几年，这个话题可以说格外沉重。为什么？因为近年来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现象——民主衰退。如果这几年大家关注国内外的媒体，会发现到处是这样的新闻标题：“民主在全世界衰退”“民主在崩溃的边缘”“全球民主又遭遇了糟糕的一年”……《华盛顿邮报》干脆从2017年开始就起了一个副标题，放在网站最显眼的位置，叫作“民主在黑暗中死去”。

这些标题看上去有点耸人听闻，但是显然，它们都事出有因。最近10年左右，人们看到了西方国家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看到了很多新兴民主的挣扎和冲突，看到了一些威权国家的威权深化，所有这些现象叠加到一起，构成了“民主衰退”现象。现在，民主悲观主义如此普遍，几乎成了一种全球性的新共识。

然而，25年前左右，也就是短短一代人的时间之前，人们对民主前景的看法完全不是这样。事实上，那时候人们的看法刚好相反。当时冷战刚结束，苏联垮台，西方到达其影响力的顶峰，人们对自由式民主的前景充满乐观主义情绪。政治学者福山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正是这种乐观主义情绪的代表作。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人类历经千山万水，探索了各种政治制度，现在不用找了，最终的制度选项终于找到了，它就是自由式民主。固然，不同国家抵达这个制度的过程有快有慢、有长有短，但是，在目的地已经明确了这个意义上，历史已经终结了。用最近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正确答案已经有了，剩下的事情就是抄作业了。

今天，福山的这种乐观主义看法备受嘲讽，似乎所有谈论民主的人都要先押着福山的观点游街示众一番，然后再阐述自己的观点。甚至，福山自己也进行了自我反思。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最近，很难不感到全球民主的表现不足。首先是最发达和成功的民主，在2008年左右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陷入了低增长和收入停滞的泥沼。许多新兴民主，从巴西到土耳其到印度，在许多方面的表现也令人失望，正经历着它们自己的抗议运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曾经带来希望，但是已经堕落到新的专制、无政府状态甚至极端主义。”

所以，这一讲的核心问题是：全球民主真的衰退了吗？在何种意义上衰退了？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问题，但又是任何一个关心全球政治未来的人必须直面的问题。在展开之前，我要做个小注释：因为在前面一个知识板块中，我们实际上是花了两节，从经济和文化两个角度，讨论了发达国家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所以为了避免重复讨论，这次课我们在谈论民主衰退时，主要是聚焦于发展中国家，也就是新兴民主中的民主衰退，不再讨论发达国家。

第三波民主化

要讨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衰退，首先我们要讨论这种衰退的背景，也就是说，我们得知道民主是从什么位置上开始衰退了。说到衰退的起点，就必须涉及一个概念，叫作“第三波民主化”。什么叫“第三波民主化”？这是政治学家亨廷顿发明的一个概念。1993年，亨廷顿出版了一本书，叫作《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在这本书里，他用三个浪潮描述了现代代议民主制扩散的过程。

第一个浪潮是一个长波，从19世纪早期的美国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左右，卷入这个民主化浪潮的主要是西方欧美国家——英、美、法等，它们率先进入民主或准民主体制。第一个民主化浪潮之后紧跟着第一波民主衰退，也就是“一战”“二战”之间的民主崩溃浪潮，魏玛共和国崩溃、日本法西斯的崛起、西班牙内战等，都是第一波民主衰退的表现。

第二波民主化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卷入这一波民主化的主要是西方的一些卫星国，比如南欧、拉美诸国，还有一些刚刚摆脱殖民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同样，第二波民主化之后也紧跟着第二波民主衰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出现政变、内战、革命，许多新生的民主政权纷纷垮台。

紧接着，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亨廷顿甚至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起点精确到1974年4月25日零时25分，为什么这么精确呢？这是1974年葡萄牙政变的发动时间。据说，当时发动政变的军官们约好，以广播台开始播放某一首歌曲为政变信号，于是，这首歌的播放时间，被亨廷顿定义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起点。

可以说，当年葡萄牙的军官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偶然确定的一个政变时间点，从此以后标志着一场史无前例的人类变革的起点。为什么说史无前例？因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规模和速度可以说令人瞠目结舌。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这张图（图2-1），这是根据跨国政体数据库V-Dem（Varieties of Democracy）整理出来的全球政体变化趋势。

如图所示，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民主和威权政体的数量出现非常显著的变化，民主政体数量显著上升，具体来说，1973年，地球上自由式民主国家的数量是37个；到2018年，这个数字变成97个，与此同时，威权国家数量显著下降，从119个降到了82个；到2000年左右，威权国家数量已经少于民主国家。

当然，不同的数据库标准不同，具体数字会略有差距。但是，无论使用哪个数据库，以何种标准衡量，都会显示一个极其显著的（民主政体数量的）变化趋势。站在历史的长河往下俯瞰，这是一个非常波澜壮阔的变化。如果搁置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制，这个曲线意味着，我们人类花了五六千年发明了大规模疆域上的代议民主制，然后用了近两百年时间将这一制度发明传播到近40个国家，但是再之后，仅仅用了40多年时间，就将这一制度扩散到大约100个国家。这个加速度的变化，可以说是世界政治史上最重要的现象之一。而这个堪称“民主大跃进”的变化，就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民主衰退”现象的起点。

所以，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历史上，自由式民主并非人类政治制度的常态。如果把5000年文明史看作一天24小时的话，是最后这一个小时才出现了大规模疆域上的代议民主制及其扩散。可能因为民主的观念现在已经非常深入人心，我们很容易忘掉这个基本的事实：历史上的大多数地区的大多数时期，民主是一种人们闻所未闻的东西，就像人们对火车、汽车、宇宙飞船闻所未闻一样。而在极少数有过民主实践的地区，比如古希腊，它的直接民主制与今天的代议民主制也很不同，而且很快走向了衰亡，成为历史尘封的记忆。在这个大的历史图景下，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就显得格外突兀。

民主衰退的表现之一：民主崩溃

理解了这种突兀，或许就比较容易理解当今的民主衰退。简单来说，任何突然而剧烈的变化，都可能出现“消化不良”问题。我们今天讨论的民主衰退现象，可以说就是一场巨型的“消化不良”反应。

我们知道，民主是一种制度，制度的变化相对容易，但文化、社会、经济的变化则相对缓慢。组织一场选举，可能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文化观念、社会习俗和经济结构的变迁则往往需要好几代人。结果就是，当许多国家热情洋溢地拥抱民主，却出现了制度和习俗的脱节。这就好像医学上的器官移植，移植一个新的器官到人体，这本身或许没有那么难，难的是你的身体真正接受它，不发生排异反应。

遗憾的是，在第三波浪潮中，排异反应的确常常发生。这种排异反应常常以两种方式出现：一种是民主崩溃，一种是民主质量上的伪劣化。

首先来看民主崩溃。民主崩溃，顾名思义，就是一些国家刚刚步入民主转型历程，就因为政治斗争而政体崩溃。对此，中国人其实并不陌生，1911年辛亥革命后的北洋军阀时期，中国就经历了这个过程。辛亥革命前，仁人志士发起数次“请开国会运动”，最后干脆以革命的方式推翻了清政府，并且模仿西方的宪法制定临时约法，进行了选举。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主转型的尝试，如果用亨廷顿的时间分类标准，中国也进入过第一波民主化浪潮。但是，结果大家都知道：由于国民党和袁世凯之间的政治斗争，以及后来各路军阀势力之间的斗争，新生民主很快崩溃，之后是长达数年的军阀混战。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转型后民主迅速崩溃的情形，可以说比比皆是。我自己做过一个统计，发现在第三波浪潮后出现的新兴民主中，每五个就有两个经历过民主崩溃。崩溃的“死法”各有不同——有的是急性心肌梗死而死，比如苏联的一些成员国，白俄罗斯，还有各种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都是刚转型立刻就民主崩溃，一点都不拖泥带水。有的则是慢性病而死，比如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查韦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很长一段时间，委内瑞拉甚至被视为改善民生的楷模，但是随着经济政策的激进化，民主慢慢呼吸衰竭而死。有的则是过山车式死法，今天死，明天救活，后天又死，大后天又救活，比如泰国、海地、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一直在民主和威权之间反复震荡。

这其实也不难理解，民主化本质上是从权力垄断走向权力竞争。这意味着，权力不再是代代相传的私有财产，而变成了一个抛向空中的绣球，在抢这个“绣球”的过程中，很容易发生争斗，你说你抢到了，他说他抢到了，你说他作弊了，他说你作弊了，结果就是爆发冲突，甚至大打出手，乃至游戏终结。要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需要透明公正的规则，需要可信的法治，需要各方势力之间的信任和妥协，而所有这些机制的培育都需要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只要有一方破坏游戏规则，就会引发旋涡状的恶性循环，劣币驱逐良币，直到整个棋盘被掀翻。

威权体制的文化遗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知道，威权制度下的权力分配，往往是一次性的，一朝得势，长期得势，比如，苏哈托1965年成了印尼的老大，1975年他还是老大，1985年还是老大，1995年也还是老大，直到1998年他被民众推翻。在这种一次性的游戏中，政治行为很容易形成什么样的规则？你死我活。因为我不把握这次机会，我就没有机会了。事实上，就印尼而言，也的确是你死我活。据估算，苏哈托上台后，清洗了50万左翼反对派。他的政治生命，的确是建立在无数政敌的尸骨之上的。

而民主政治作为一种“可重复博弈”，理论上本不必你死我活。但问题在于，由于威权体制下的文化遗产，转型国家中的很多政治力量，都愣是把一个“可重复游戏”玩成了“一次性游戏”。这次我赢了？太好了，我得把这次的胜利果实转化为永久的胜利果实，这就是袁世凯的做法。这次我输了？不可能，这不是真的，我要二次革命。这就是国民党的做法。于是，一个本可以是“风水轮流转”的故事，又变成了一个“你死我活”的故事。今天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崩溃历程，尽管细节不同，逻辑却往往相似，它们往往都有自己的袁世凯和国民党，自己走向脱轨的辛亥革命。

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民主崩溃在第三波浪潮后，并不是匀速发生的，而是加速度发生的。我做过一个计算，1974—1996年，也就是第三波的前半场，民主崩溃发生过18次，但是1996—2018年却发生过35次，可见越到后面，民主崩溃的发生就越频繁。

这其实也不难理解，第三波民主化最早是发生在南欧、拉美这种相对发达的地方，它的政治文明离西方传统也比较近，相当于西方的表亲国家。英语里有个词叫作“low-hanging fruit”，“挂得比较低的果实”，意思就是比较好摘的果实，这些西方的表亲国就相当于“挂得比较低的果实”。但是后来，第三波浪潮逐渐扩散到东亚、东欧，然后是东南亚，这个时候虽然风浪渐起，但也大致平稳。不过，当第三波浪潮抵达非洲，尤其是最后抵达中东时，就常常是刀光剑影了。每一步进展之后，果实都挂得更高了，变得更加难以采摘。

民主衰退的表现之二：民主的伪劣化

再来看民主衰退的另一个表现：民主的伪劣化。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些新兴民主虽然不至于民主崩溃，但是它的民主质量节节倒退，退到了一个“既够不到民主也不能算是专制”的灰色状态。其主要表现，就是虽然这些国家还有周期性选举的形式，但是它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都往往严重倒退，以致它的选举成了一种极其不公平的政治竞争，相当于一个自由奔跑的人和一群戴着镣铐的人进行跑步比赛。

这种“民主的伪劣化”现象，在新兴民主中非常普遍。从委内瑞拉到巴西，从匈牙利到菲律宾，从南非到尼加拉瓜，都有它的踪迹。有一个叫作Freedom House的机构长期对各国的政治自由度进行评估打分，我曾经根据它的数据，对新兴民主中十个人口大国的政治自由度进行过分析，发现在这十个国家里面，有九个政治自由度从它们转型后所到达过的最高分值跌落。十个里面有九个经历了政治自由度的倒退，这就是民主质量的伪劣化表现。

不妨以土耳其为例做一个说明。自1983年民主转型以来，土耳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为伊斯兰世界的民主之星。历史上，土耳其长期在民主转型和军事政变的怪圈中打转，往往是刚刚民主化，没过几年就又被军事政变打断，重新民主化，又被打断。但是，1983年这次民主转型，它似乎终于打破了这个历史怪圈，走向了民主稳固。1997年土耳其再次发生政变时，人们吃惊地发现，此政变非彼政变了，没有杀人流血，没有街头对抗，甚至没有解散议会，就是总理被迫辞职而已。于是，这场堪称文质彬彬的政变被称为“后现代政变”。到21世纪初，土耳其的民主前景看起来如此确定，以至土耳其政府已经开始和欧盟进行积极谈判，土耳其已经一只脚踏入欧盟了。

可是，正当人们开始庆祝中东地区终于有了一个相对稳固的民主政体时，土耳其民主却开始节节倒退。埃尔多安2003年上台之后，的确压制了军方势力，但是却唤醒了土耳其的伊斯兰保守势力。可以说，前门赶走了狼，后门又进来了虎。为打压反对派，埃尔多安政府越来越打压媒体、打压司法独立、打压反对派……这种倒退到2016年到达了顶峰。大家可能知道，2016年夏天，土耳其发生了一场未遂政变。这场政变之后，埃尔多安趁机展开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数万公务员和法官被解雇，很多反对派人士包括议员被抓捕。我看到过一个报道，讲政变后因为抓的人太多了，抓了十几万人，一个一个审判效率太低了，于是土耳其这几年就开始搞集体审判，一次拉三百、五百个人去审判，就跟开运动会一样。大家想想这个画面，哪还像一个当代民主国家。

但是，另一方面，土耳其的民主完全崩溃了吗？也不完全是。2017年，埃尔多安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力，推动修宪公投，改议会制为总统制。尽管百般操纵，修宪的支持率也只达到51.4%，而反对率高达48.6%，两方势力如此接近，说明反对派还是有相当的动员空间。2019年伊斯坦布尔的市长选举，更是让埃尔多安政府狼狈不堪——3月份选举，执政党推出的候选人输了，他们不甘心，作废了选举结果，推动了第二次选举，结果第二次选举反对党以更大的优势再次当选。埃尔多安政府虽然恼怒不堪，但也无可奈何。所以，土耳其的民主也没有完全崩溃，它只是伪劣化了而已。

从民主浪漫主义到民主现实主义

土耳其绝不是民主倒退的孤例，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比如菲律宾、匈牙利、巴西等，都有民主倒退的不同表现。时间关系，在这里不能一一讲解。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无论是民主崩溃，还是民主伪劣化，在21世纪初都的确频繁发生了，在这个意义上，民主衰退的确是一个不容否认的现象。有学者认为，正如历史上第一波民主化浪潮之后出现了第一波民主衰退，第二波民主化浪潮之后出现了第二波民主衰退，目前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的第三波民主衰退。历史总是“进两步，退一步”，这次也不例外。

因此，广泛存在的民主悲观主义，显然有它的现实依据。以前人们可能觉得，民主转型有一个目的地，道路虽然曲折，前途必然光明，所有的动荡都只是“转型的阵痛”而已。现在看来，这种目的论本身就存在问题，阵痛有可能成为长痛，成为慢性病，甚至成为癌症。道路必然曲折，前途却未必光明。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人眼中，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破产了：自由式民主不但没能终结历史，自己却似乎被历史给终结了。民主乐观主义被民主悲观主义取代。某种意义上，越是极端的乐观主义者，越有可能转化为极端的悲观主义者，因为最强烈的乐观容易陷入最深的失望，而最深的失望通向最强烈的悲观。

无论历史走向何方，有一点可以肯定，当下的民主衰退让很多人重新审视民主转型的难度。20多年前，很多人低估了这个难度，以为“扔到水里自然会游泳”。事实是，扔到水里，如果没有正确的泳姿、没有体力和耐力，如果碰到激流和风浪，一个人可能是淹死而不是学会游泳。现在的问题只是，这种悲观是历史对自由式民主的终审判决，还是和之前的乐观一样，只是历史循环的一个驿站？历史如此神秘莫测，或许我们只能无限接近却永远不可能抵达它的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