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课我们讨论了印度——为什么民主化70多年了，印度的治理绩效仍然千疮百孔？我试图传达的观念是，民主是一种公共决策程序，但不是公共政策本身。作为一个程序，它输出的结果是什么，要看人们向它输入什么原料。这就像做饭，锅具怎样固然重要，但是如果食材有问题，那无论是什么锅具都无法拯救这顿饭。我把这种观点称为“政体有限论”。

上次课我主要从经济政策的角度，去分析印度民主的“原料”出了什么问题，今天，我想切换一个角度，谈谈印度社会。在这个课程中，我始终强调一点——政治在社会中。政治就像是一条鱼，是养在经济、社会、文化的水池当中的，所以，要理解政治的健康程度，必须从理解这个水池的水质开始。在印度的案例中，不但是经济政策有问题，它的社会文化也存在重大问题。

“表亲的专制”

什么问题？我想借用人类学家盖尔纳（Ernest Geller）用过的一个词汇，叫作“表亲的专制”（“tyranny of cousins”）。什么叫“表亲的专制”？或许可以从一个小事说起。

2018年6月的一天，是印度的一个小伙子索兰奇结婚的日子。一大早，他带着亲友团和一个乐队，就坐车赶到了新娘的村子口，然后在路口换上了一匹马，新郎骑大马很气派，对不对？但是没走几步，突然村里窜出来十几个壮汉，愤怒地让他下来。为什么呢？原因是索兰奇是一个达利特人，而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中，达利特人是不配骑马的。于是，双方发生冲突，新郎不得不报警。警察赶到后，冲突才没有发展成一个流血事件。最后，警察留下来，给婚礼当保安，婚礼才得以安全进行。

大家注意一下，这件事发生在2018年，不是1958年、1978年或甚至1998年。也就是说，民主化70多年之后，印度人居然还是被分为有资格骑马的和没有资格骑马的。但是，这样的故事，在印度社会司空见惯。甚至，某种意义上，索兰奇一家还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没有在冲突中受伤，还办成了婚礼。

但不是所有的达利特人都同样幸运。当达利特人与所谓的高种姓族群发生冲突时，他们被围殴甚至被打死的情况都屡见不鲜。有因为穿了不该穿的衣服而被打的，有因为去了不该去的寺庙而被打的，有在错误的河里游泳而被打的，甚至有因为眼睛“直视”对方而被打的……据说在我们中国东北，人们打架的理由之一是“你瞅谁呢”，居然在万里之外的印度，“你瞅谁呢”也可以成为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可能有人会问：达利特人是什么人？他们怎么这么悲惨？答案并不复杂，就是大家都听说过的“种姓制度”。在印度教中，根据职业身份，人被分为四大种姓。这四大类种姓之下，还有一类人，就是“达利特人”，也就是所谓的贱民。这些人占印度人口的15%～20%，也就是两亿人左右，规模相当庞大。这些人还有一个更形象的名字，叫作“不可接触的人”（untouchable）。为什么叫“不可接触的人”？因为自古以来，他们被规定做最肮脏的工作，比如扫厕所、屠宰牲畜、搬运尸体等。上面这张图片（图2-6）显示的，就是一个达利特人在做下水道的疏通工作。因为他们的工作与污秽有关，所以高种姓人群认为他们很脏，是一种类似于瘟疫的污染源。于是，凡是他们碰过的东西，高种姓人都不能碰。这就叫“不可接触原则”。

其实，很多国家历史上都有过类似的“职业世袭身份制”，像在英文世界里，叫Smith的就是铁匠出身，叫Miller的就是磨坊主出身。中国某些历史阶段也有过类似的制度安排，比如明朝就有军籍、匠籍、灶籍等职业身份。但是，在其他国家，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加，这种制度就慢慢瓦解了。可是在印度，这种“职业身份制”却非常顽固。为什么呢？因为它被写进了宗教文本，内嵌于印度教，被神圣化了，所以打破它格外困难。我读到过一个报道，说一个新德里大学教授去喝茶，服务员还是会问他：“你是什么种姓？”当他说出自己是达利特人时，对方告诉他：“那麻烦你喝完茶自己洗杯子。”所以，即使这个人已经身为教授了，在高种姓的人看来，你碰过的东西，我还是不能碰。

其实，对达利特人的歧视，只是种姓歧视里比较极端的一种形式而已。种姓制度里的层级非常复杂，所谓四大种姓，里面还有无数细分，达利特人内部也还有很多细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漫长、复杂甚至堪称精致的鄙视链。这个鄙视链，就是我这一讲所说的“表亲的专制”。

为什么叫“表亲的专制”？众所周知，当我们使用“专制”这个词的时候，通常它的主语是“政府”，某某政府的专制、某某皇帝的专制，但是实际上，压迫一个人的可能不仅仅是政府，也可以是他的老板、他的家长、他的导师、她的丈夫等。“表亲的专制”，就是用一种形象的方式，概括这种非官方的压迫。

如果说政府的专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关系，“表亲的专制”则用来形容来自水平方向的社会压迫。如果说政府的专制，它的后盾是国家的暴力机器，而“表亲的专制”，其后盾则往往是社会习俗，或者用经济学家达隆·阿齐默鲁（Daron Acemoglu）的话来说，叫作“规范的牢笼”（cage of norms）。

为什么说印度的社会问题是“表亲的专制”？在刚才我讲到的那个“新郎骑马”的故事里，大家可能注意到一个细节：在这件事中，警察不是站在那些围攻者一边的，他们是站在达利特人这一边的。他们赶到现场，制止了村民对新郎一家的围攻，甚至给这个婚礼当上了保安。这种关系格局非常说明问题。它显示，在当代印度，种姓歧视的主导者已经是社会，而非政府。当然，警察在执法过程中肯定也还有选择性的歧视，但是，至少这种做法是无法可依的。

社会压迫常常比政府压迫走得更远

事实上，印度从建国开始，就明确了政治世俗化原则。也就是说，印度并不把印度教作为国家宗教。法律上，印度也早就将所谓“不可接触原则”明确列为非法行为。甚至，为了纠正历史上的歧视，政府还出台了各种平权法案，也就是在大学录取、公共部门录用等领域刻意给低种姓群体留下一定的配额。到今天，印度已经有一半左右的联邦政府或公立大学的位置，专门保留给各种“低种姓阶层”。所以，印度政府“扶弱济贫”的决心还是很大的，以至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批评、抗议政府走得太远、矫枉过正了。

但是，法律是法律，习俗是习俗。习俗甚至比法律更难改变，因为当压迫来自政府时，民众可以聚集到政府门口，去抗议示威，去推动立法改革，但是，当这种压迫来自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分散的人群时，你向谁去抗议？你不可能到几千万个家庭门口、挨家挨户去敲门抗议对不对？所以，当制度的发展超前于文化，文化必然会以暗度陈仓的方式去把规则悄悄地扭曲为潜规则。

其实，种姓歧视只是印度社会歧视的一种。在印度，印度教徒对穆斯林的宗教歧视也很严重。尤其是莫迪政府上台后，或明或暗地推行印度教沙文主义。比如2019年印度政府新颁布的“公民资格法”，提出给周边国家的被迫害宗教群体提供公民权。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个法律又规定，只给基督徒、佛教徒、锡克族等提供避难，不给穆斯林提供，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印度有1.7亿穆斯林，这种公然歧视穆斯林的政策进一步激化了印度宗教族群的对立。莫迪政府之所以敢于这么做，显然是因为印度教徒对穆斯林的歧视在民间非常有市场。

还有印度的“牛肉战争”。大家都知道，印度教把牛视为圣物，他们是不吃牛肉的。你们不吃就不吃好了，但是，近年在印度，越来越多的地方也不让穆斯林吃牛肉或者做牛肉生意。民间出现大量自发的“护牛纠察队”，到处去查谁家吃牛肉了，谁家杀牛了，哪里卖牛肉了，并对有吃牛肉嫌疑的人大量展开私刑，有时候甚至直接打死。这就又成了“表亲的专制”了。

“表亲的专制”绝不仅仅是印度现象，它普遍存在于很多国家，只不过在不同国家，形式和程度不同而已。比如在印度的邻国巴基斯坦，“表亲的专制”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穆斯林极端分子对非穆斯林乃至温和穆斯林的压迫；在缅甸，则表现为佛教徒压制穆斯林罗兴亚人的歧视；在东南亚，民间排华则是一种常见势力……总之，在发明鄙视链方面，不同社会可以说是争奇斗艳、百舸争流。尽管政府常常在这种社会性歧视中扮演着相当的角色，但是在很多案例中，社会歧视比政治歧视往往走得更远，常常是政府迈出一步，社会就已经冲出去十步，以至在很多时候，政府常常不得不像印度政府一样，充当一个缰绳的作用，把社会给拉住。

从“表亲的专制”到民主失灵

可能有朋友会说，OK，我知道了，很多国家都存在着严重的“表亲的专制”，存在着社会性压迫，但是，这和“民主不管用”有什么关系呢？社会性压迫为什么会导致民主机制的失灵？

当然有关系。首先，也是最显然的，“表亲的专制”会带来政治冲突的加剧。你欺负我，我不服，对不对？在古代社会，你还可能以宗教、宿命、轮回等观念来告诉我，我做牛做马是应该的，但是在平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世界里，你告诉我你能骑马而我不能，这怎么能被接受？

就印度而言，种姓之间的鄙视链，早已成为政治冲突永不枯竭的源泉。今天达利特人抗议被歧视，明天高种姓的人抗议达利特人的抗议——你们能够得到平权法案的照顾，那我们呢？后天另外一些低种姓的人抗议，为什么达利特人能够得到照顾，而我们却得不到照顾？……如此循环往复，冲突永不枯竭。所以，“表亲的专制”加剧政治冲突，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表亲的专制”抵消选举的意义。“民主是个好东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允许政治竞争。在市场经济中，我们通常把竞争当作一件好事，对不对？因为竞争带来优胜劣汰。如果全世界只有一个计算机厂商，那全世界的计算机可能就永远停留在386了。所以在经济世界中，竞争是好事。那么，为什么在政治当中，竞争却常常不管用、未必带来优胜劣汰？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上次提到的，印度的政治家中潜在罪犯的比例非常高，如果优胜劣汰机制管用，这些人就不应该被选上。但是，他们偏偏上台了。

原因何在？这和“表亲的专制”大有关系。简单来说，我称之为“认同逻辑对理性逻辑的碾压”。什么是“理性逻辑”？谁能干、谁清廉，我选谁，这就是理性逻辑。什么是“认同逻辑”？只要是“我们的人”，管他好不好呢，不好也好；只要是“他们的人”，管他坏不坏呢，不坏也坏，这就是“认同逻辑”。

所以，一旦“认同逻辑”碾压“理性逻辑”，民主的竞争机制就会失灵。这就像我们有些粉圈女孩，她喜欢某个歌手不是因为他唱得好，而是因为他长得帅，他很可爱，“他的眼神很迷人”——如果很多粉丝都是根据这个逻辑选择偶像，音乐市场怎么可能优胜劣汰？所以，“表亲的专制”削弱选举的意义，这是第二点。

因为同样的逻辑，“表亲的专制”还会将公民社会瓦解为“部落社会”，这是第三点。这里，我说的“部落社会”，不是指古代那种部落，而是指民众视野的狭隘化。我们知道，民主的运转需要公民社会的监督，需要民众对政治家虎视眈眈。但是，一旦存在着四分五裂的身份认同，民众的监督能力就可能会大大下降，为什么？还是因为“认同逻辑碾压理性逻辑”，只不过这一轮碾压不是发生在选举过程，而是发生在选举之后。理性逻辑是：这个政治家太腐败了，我们一定要把他拉下马。认同逻辑则是：呃，虽然他不对，但他毕竟是我们的人，为我们说话，那无论如何得把他给留下。

所以，“表亲的专制”当然影响民主的质量。它可能加剧政治冲突，磨损政治竞争的意义，还瓦解公民社会。把这一节和上一节的内容结合起来，我们大致就能解释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了：为什么印度的民主“不管用”？或者说，为什么“不那么管用”？当一个国家选择错误的经济政策又充满了“表亲的专制”，民主很难带来良性的治理绩效。

民主是一个试错过程

因此，民主绝不是一颗只要往那一撒就能茁壮成长的种子，它需要浇水，需要施肥，需要好的经济政策，需要超越“部落主义”的公民群体，还需要很多我们这里来不及分析的条件。世界上的某些制度可能比另一些制度更体现人的尊严，但是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可以让一个社会偷懒。并不存在着一个“制度键”，一键按下去就可以高枕无忧地坐等天上掉馅饼。

所幸的是，印度的经济政策和社会习俗也在慢慢地掉头。上次我们讲到，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印度开始推行经济改革，它的经济表现也因此显著提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印度社会的种姓观念也开始有了明显的松动。市场经济有其解放性的社会后果，这一点并不奇怪，毕竟，大家都生活在一个村庄里的时候，谁是什么种姓，一目了然。现在，你去孟买的麦当劳买一个汉堡，总不能先把后厨的揉面师傅叫出来，先问问他的种姓再下单吧？“不可接触原则”就这样无形地被解构了。

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说法，说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多么邪恶，其实，虽然资本主义在财富方面制造不平等，但在消除传统社会等级方面，它又恰恰是一种平等化的力量，因为它根据你为市场所提供的价值，而不是你的种姓、宗教来决定你的位置。你如果是个吃苦耐劳的达利特人，资本家多半不会去雇用一个好吃懒做的婆罗门种姓；你家超市物美价廉，我多半也不会因为他家超市的主人姓什么而去他家购物。

而且，市场经济消除种姓歧视的效率，似乎远高于政府的法律条文。根据一个调查，到2015年只有27%的印度人还在使用“不可接触原则”，城市里则显著更低。从1991年到2016年，要求达利特人单独就座的婚礼，比例从77.3%降到了8.9%，经营自己小生意的达利特人比例从6%上升到了37%。目前，大量的达利特人开始成为商界、政界精英。2018年，在印度下议院中，15%的议员是达利特人，这已经接近他们在人口中的实际比例了。

当然，印度花了几十年来实现这个转向，这个速度令很多人失望。不过，慢，或许就是民主制的特点，因为它依靠试错而不是强制来实现进步，而试错需要时间。根本而言，试错依靠人心之变来实现变革，而人心很少一夜之间180度转弯。相比之下，威权政体的特点则是快，它的好处和坏处都立竿见影，因为它靠自上而下的动员来实现目标，只要统治集团下定了决心，整个社会就破釜沉舟、“all in”了。所有的力量投入到一个方向，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它的结果往往要么是大治，要么是大乱。

当然，“政体有限论”不等于“政体无用论”，它的用处就在于给我们提供一个选择：我们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实现社会进步？我们愿意把命运交给谁？很多时候，社会和政府同样不可信任，“表亲的专制”和政府的专制同样残酷，但是，区别在于，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有机会去改变社会，而当权力被垄断，我们却很难改变政府。

其实，在70多年的历史中，印度不是完全没有试过威权统治。1975—1977年，印度有过21个月的“紧急状态”，那是英迪拉·甘地总理的一次短暂的威权实验。当时，因为同时遭遇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英迪拉·甘地决定实施紧急状态法，印度建国几十年来，第一次出现了新闻审查、禁止政治集会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等。但是很快，紧急状态遭遇到风起云涌的抗议。迫于压力，英迪拉·甘地不得不宣布提前举行大选，而在1977年这次大选中，印度国大党遭遇惨败，第一次失去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英迪拉·甘地本人也失去了总理职位。也就是说，民众选择了回归民主，并以选票惩罚了不尊重规则的政治家。看来，至少就印度民众而言，他们选择了将命运交给自己，虽然这注定了是一场无尽的冒险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