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课我们谈到过，由于一系列民主衰退的迹象，全球曾经的民主乐观主义已经逐渐转变为悲观主义。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有一些国家可以说“贡献”最大，比如南斯拉夫、阿富汗、乌克兰、委内瑞拉，这些国家都以不同形式的转型失败给民主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即使在这些转型失败的国家里，有一个国家仍然“脱颖而出”，成为各种失败的“集大成者”，给民主乐观主义造成难以弥补的重创。这个国家，就是我们这一讲要谈论的伊拉克。

说伊拉克迄今为止是个转型失败国家，大概很少有人会表示异议。2003年5月，当美国前总统布什宣布伊拉克战争取得胜利时，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伊拉克本身，都曾欢欣鼓舞。伊拉克终于摆脱了萨达姆的独裁，终于结束了国际孤立状态。作为一个产油大国，它也不应该缺钱，卖卖石油，应该就可以过上安逸的土豪生活。

然而，希望逐渐变成失望，失望逐渐变成绝望。首先出现的，是萨达姆残余势力对美军的报复性袭击。然后，是伊拉克内部什叶派和逊尼派斗争的兴起。同时，库尔德分离主义也开始抬头。最触目惊心的是，国内的权力真空加上叙利亚局势的恶化，造成了“伊斯兰国”的崛起。

2014年，“伊斯兰国”像沙尘暴一样来袭，伊拉克一度大片国土沦陷。我们都知道，“伊斯兰国”是一个中世纪式的神权怪胎，动不动就集体砍头，再把砍头录像放到网上去炫耀，连一些老牌恐怖组织都看不下去，因为“伊斯兰国”太残忍而与其划清界限。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文明的怪胎，一度在伊拉克落地生根。

为什么伊拉克的转型如此失败？原因当然很多，但是其根本逻辑，无外乎我们前面说到过的“裂痕动员”。只不过，在别的国家，裂痕可能沿着一条线展开，而在伊拉克，几条裂痕同时扩大；在别的国家，仇恨被升温到60度，而在伊拉克，由于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以及各种历史积怨，仇恨被升温到沸点。

所以，过去十几年，在伊拉克，逊尼派打什叶派，什叶派极端分子打温和分子，逊尼派极端分子打温和分子，库尔德人打阿拉伯人，土库曼人打库尔德人，美军打叛军，叛军打美军，土耳其人越过国界来打库尔德人，伊朗人暗中支持什叶派极端分子……可以说打成了一锅八宝粥，整个伊拉克成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丛林世界。2003年以来，到2019年，伊拉克有30万左右的人在战乱中死去[Neta Crawford and Catherine Lutz, “Human Cost of Post 9-11 Wars,” A Cost of War Project report from Watson Institute at Brown University.]，在一个整体而言走向和平的时代，这是一个触目惊心并且令人悲伤的数字。

萨达姆时代令人怀念？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一种声音逐渐浮现：当初就不应该推翻萨达姆，像伊拉克这样的国家，就应该由一个铁腕人物来统治，只有一个铁腕人物，才能搞定这些派系斗争，维持稳定和发展。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多，似乎怀念萨达姆已经成了一种潮流，似乎萨达姆统治时期的伊拉克虽然不民主，但是和平稳定、欣欣向荣。

讲到这里，我想起一个苏联笑话，它说：未来如何确定无疑，但是过去怎样，却难以预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未来早就写进了政治纲领，它不容置疑，但是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却不好说了，因为人们不仅仅是在回忆过去，而且往往也根据当下的政治需要去想象过去。

无可否认，伊拉克的政治转型相当失败。但是，现在很糟糕，并不意味着过去很美好。萨达姆时代真的和平稳定、欣欣向荣吗？我们不妨一起稍微回忆一下伊拉克的萨达姆时代。

1979年，萨达姆以副总统身份逼迫当时的总统辞职，自己就任伊拉克总统。他正式就任后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是召开了一次复兴党高层会议。会上，他宣布在党内高层发现了叛国集团，并让人当场宣读这些叛国分子的名单。这些人一个一个被当场带走，而萨达姆则坐在台上抽着雪茄。可以想象，那些没有被读到名字但是可能被读到名字的人，当时是什么心情。一些求生欲特别强的官员，当场就站起来不断高呼“萨达姆万岁！”。最后，在三四百人中，有68人被带走。所有这些人都被定罪，其中22人被判死刑，而且是当天执行。这就是萨达姆上台后确立其权威的方式。

他上台后的第一个重大国际行动又是什么？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发动两伊战争。1980年，出于对伊朗革命的恐惧，加上历史上的边境争端，萨达姆发动了两伊战争。他本以为几个月就可以结束战争，但是，实际上这场战争打了8年。过程极其惨烈，据估计，最后大约有75万伊朗人、50万伊拉克人死于这场战争。有个战争刚结束时访问巴格达的记者回忆道，当时的巴格达街头，到处是缺胳膊少腿的年轻男子，画面非常恐怖。100多万的生命换来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换来，最后基本上双方打成了平手。8年的血雨腥风之后，伊拉克从终点回到了起点。

两伊战争中，萨达姆有个举世震惊的“壮举”，就是使用化学武器。为了抵挡伊朗的人海战术，伊拉克1982年开始使用化学武器。据估算，有超过100万伊朗人暴露于毒气的侵害之下，直到今天，还有成百上千伊朗人在为此接受治疗。但是，萨达姆最令人诟病的，还不是对外敌使用化学武器，而是对自己的人民使用化学武器。1988年，为了镇压库尔德人起义，萨达姆再次使用了化学武器。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事件，是1988年3月的哈拉布贾屠杀。在这场屠杀中，有5000个平民直接死于毒气，之后又有1万多人死于各种并发症。这是历史上针对平民规模最大的一次化学武器袭击，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顺便说一句，除了化学武器，萨达姆政府在执政期间也大力发展核武器，只不过，它的核项目被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和后来的国际制裁摧毁了。大家可能知道，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核心理由之一就是萨达姆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后来美军进入伊拉克后，没有发现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因此也被千夫所指。美国情报系统的误判和在误判基础上的草率入侵当然值得谴责，但是，萨达姆在武器使用上也的确是劣迹斑斑。

回到刚才的时间线，1988年，伊拉克、伊朗终于打累了，签订了停战条约。本来，任何国家经过如此漫长而徒劳的战争，要做的第一件事都是休养生息、恢复国力。但是萨达姆的选择是什么？众所周知，入侵科威特。1990年，萨达姆再次误判形势，入侵科威特，又一次将伊拉克拖入了战火。这次战争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在付出4万人的生命代价之后，伊拉克战败而退。

和两伊战争一样，对外战争伴随着对内的血腥镇压。1991年，南部什叶派起义，萨达姆又采用了他常用的策略：为了镇压叛乱分子，展开对平民的无差别袭击。这次镇压造成的死亡人数，有各种估算，从几千到十万不等，其中最著名的事件就是对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的屠杀。直到最近，卡尔巴拉在修路盖房子的过程中，还会时不时挖到当年被集体埋葬的尸骨。

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是极富争议的国际制裁。当时，在美国的带领下，联合国发起了对伊拉克政府的经济制裁。经济制裁造成缺医少药、食品短缺，让民众付出了巨大代价，引起很多争议。但是，即使国际社会需要对制裁负相当责任，账不能只算一头，发起战争的是萨达姆，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是萨达姆，将伊拉克陷入国际孤立状态的也是萨达姆，把所有这些链条省略掉、只谈国际社会的责任，显然是不公平的。而且，后来还有研究显示，其实制裁并没有引起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之所以看上去如此，是因为萨达姆又一次操控了人口数据和媒体信息。[Tim Dyson and Valeria Cetorelli, “Changing views on child mortality and economic sanctions in Iraq,” BMJ Global Health, 2(2), 2017.]

之后的事情大家就比较熟悉了。我刚才也讲到了，911、美国情报系统的误判、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伊拉克的各种派系斗争、“伊斯兰国”，伊拉克进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状态。直到今天，伊拉克仍然没有从战争中恢复元气。

我之所以对萨达姆时代做一个速记式的回顾，是想说明，伊拉克在萨达姆时代并不存在很多人想象中的欣欣向荣、国泰民安。自萨达姆正式上台以来，伊拉克人从一场战争走向另一场战争、一个冲突走向另一个冲突，生活在一场无法醒来的噩梦中。

需要注意的是，伊拉克发动的两次国际战争，都是它主动挑起的，并不是迫不得已的应战。至于对本国国民使用化学武器，更是难以洗刷的污点。从造成的战乱死亡人数来看，萨达姆在位期间的悲惨程度，其实远远超过他被推翻后。今天伊拉克人所面对的很多政治死结，很大程度上也是萨达姆时代打下的，库尔德问题、什叶派问题、和邻国的矛盾冲突问题，无一不因为他而大大恶化。

至于经济，1979年萨达姆上台时，伊拉克的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但是2004年萨达姆倒台时，其人均GDP不到1500美元。顺便说一句，伊拉克现在的人均GDP是6000美元，显著高于萨达姆时代。人们倾向于因为当下的悲惨而美化过去，但是，伊拉克的过去并不美好，可以说血泪斑斑。

威权浪漫主义

当然，我想讨论的，不是萨达姆这个人有多坏，而是那种颇具诱惑的威权浪漫主义观念。在民主悲观主义盛行的当下，破解民主浪漫主义并不是那么困难，毕竟，几乎所有人都承认“民主不是万能药”，但是，对这一点矫枉过正，却可能产生另外一种浪漫主义，就是威权浪漫主义。那种“某某国家就适合铁腕人物统治”的说法，那种“萨达姆回来就好了”的期待，正是这种威权浪漫主义的表现。

之所以把这种看法称为“浪漫主义”，是因为它包含着对政治强人的两种想象：一种是对其道德智识水平的想象，一种是对其统治能力的想象。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想象。一说起政治强人，很多人都会想起李光耀这样的人物。大家都知道，李光耀是个政治强人的典范，他充满使命感，又具有卓越的判断力，带领着新加坡民众，把新加坡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港口建设成一个举世闻名的大都市，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遗憾的是，不是所有的铁腕人物都是李光耀。事实上，每一个李光耀可能都对应着一个或甚至多个萨达姆。威权强人里有李光耀，但是也有穆加贝，一个将津巴布韦的通货膨胀率送到天际线之外的领导人；还有蒙博托，在一贫如洗的扎伊尔，他个人却积聚了几十亿美元的个人财富；还有波尔布特，为了他的极左蓝图，抹去本国数百万的人口，等等等等。在这门课的开头，我就说过，比较政治分析，一个非常常见的认知陷阱就是“优胜者偏见”，聚焦于最成功的案例，然后从中得出普遍性结论。这一点，既适合于分析民主政体，也适合于分析威权政体。

很多学者都注意到威权体制下治理绩效的巨大方差问题，就是说，碰到明君，它可能是大治；碰到昏君，它可能是大乱。但是，我们不能用“平均值”来看待这种大起大落，因为从长线历史来看，治理的平均水平固然重要，治理表现的稳定性也相当重要。一个体重始终维持在150斤左右的人，和一个去年100斤、今年200斤，但是“平均150斤”的人相比，后者的健康显然更令人担忧。

而且，大乱和大治出现的概率并不是均等的。学者里齐奥（Stephanie Rizio）等人通过研究发现，虽然威权政体既擅长制造发展的明星，也擅长制造发展的噩梦，但是它制造“噩梦”的概率显著超过制造“明星”的概率[Stephanie Rizio and Ahmed Skali, “How often do dictators have positive economic effects,”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June 1, 2019.]。这一点，其实我们看看古代中国的王朝历史也可以看出来。古代中国有几百个皇帝，但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仁宣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却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

不是所有的政治强人都智慧仁慈，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对威权主义的第二种浪漫化想象，却未必同样清晰，那就是对威权统治者“统治能力”的想象，我称之为“强独裁者想象”。长期以来，我们倾向于将“威权”等同于“强大”，将“独裁”等同于“有力”，却忽略了历史上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那就是“弱独裁者现象”。

你们可能会觉得，这个说法听上去很奇怪，有点像“方的圆”——他都独裁了，怎么可能会“弱势”呢？但是，仔细观察历史会发现，“弱独裁者”非常常见，甚至比“强独裁者”还要常见。逻辑或许复杂，我举个例子，或许有助于大家理解。比如，大陆时期的蒋介石政府，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弱独裁政府”。一方面，它的确是独裁的，这一点，从它对其他党派、对异议分子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但是，另一方面，当时的南京政府在很多方面又是相当软弱的，比如，它无法控制各路军阀对它的挑战，大家都知道当时阎锡山、冯玉祥这些人是如何挑战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也很难在全国范围内征税，有很长一段时间，它真正能收上来税的省份不超过五个。它还无力控制当时中国的文化教育系统，更不用说无力应对日本入侵了。所以，当时的蒋介石，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弱独裁者”。

蒋介石式的“弱独裁者”，在世界各国历史上其实非常普遍。一旦看清了这个现象的广泛存在，我们就更能理解所谓“威权强人”常常是靠不住的。不但他们的道德、智识是靠不住的，连他们所谓的铁腕也是靠不住的。我们想象一个“铁腕人物”冉冉升起，打倒一切反对派，一统江山，所有厮杀混战就此平定，从此社会走向安定团结，想这么做的威权统治者可能不少，能这么做到的，却寥寥无几。哪怕是萨达姆这样的“狠角色”，连化学武器都用上了，他搞定了本国的江湖吗？1988年，他对库尔德人使用化学武器，1991年库尔德人再次拿起武器反抗。

当然，“弱独裁者现象”不仅仅是威权统治者个人能力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土壤的问题。回到我们这个课程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政治在社会中。民主制度往往需要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才能运行，同样地，威权制度其实也需要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才可能有效。

比如，今天美国的党争非常严重，可以说鸡飞狗跳，但是如果从天而降一个萨达姆，能够搞定美国吗？我认为不可能。更可能的后果不是从此风调雨顺，而是血流成河。为什么？因为在一个热爱自由的土地上，要推行所谓的铁血政治，就得踏过无数人的尸体。

同样，当年苏联体制征服了苏联、征服了东欧、征服了亚洲数国，但是它居然征服不了一个小小阿富汗，为什么？因为你有飞机大炮，我有《古兰经》，你有革命，我有“圣战”，所以即使强大如苏联也无可奈何。威权再强大，在很多国家仍然有可能水土不服。

政治强人下的俄罗斯轮盘赌游戏

所以，寄希望于“威权强人”来实现和平发展，不是没有可能，历史上也的确时不时发生，但是这种希望有点像俄罗斯轮盘赌。俄罗斯轮盘赌，大家应该都知道，在手枪的六个弹槽中放入一颗或多颗子弹，任意转动转轮后，游戏者对着自己的头扣动扳机。这个游戏的关键词就是“赌”，而且是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那种“豪赌”。你可能抽中李光耀、抽中文景之治，但是综合历史和地理上的概率分布而言，你更可能抽中的，是穆加贝、是萨达姆、是万历崇祯。威权体系所包含的这种极大的不确定性，或许可以被称为“威权体制的俄罗斯轮盘赌法则”。

民主体系当然也包含巨大的不确定性，它可能走向当代欧美那样的繁荣富强，也可能出现印度那样的治理绩效低下。但是，大体而言，当它治理表现不佳时，多半不是因为“运气”，而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原谅我使用一个比较粗陋的说法，“自作自受”。因为在民主的情形下，一个社会如果治理绩效一团糟，常常是人们因为错误的观念选择了错误的领导人，采用了错误的政策，从而带来恶劣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民众不像威权体制下的民众那么“冤”。

“自作自受”的另一面，则是民众可能通过试错找到一条通向良性治理的道路。只不过，既然是试错，这个过程注定漫长而曲折，往往要撞了无数南墙才会回头。但是，这个过程是开放的，是一个无尽的省略号。这种开放性，是其区别于威权强人体制的基本特征。威权体制下虽然也有适应性学习，也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但是，它的纠错不是制度化的，往往要靠某个领导人去世、某场政变、某次战争或者某个开明领导人的胸怀和智识，才能实现航向的转变。

这也是为什么有学者的研究显示，民主的价值与时间的“厚度”相关，它倾向于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浮现。比如学者吉尔林（John Gerring）等人把民主视为所谓的“存量资本”[John Gerring, Strom Thacker, and Rodrigo Alfaro, “Democracy and Human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olitics, 74(1), 2012.]，什么意思呢？就是民主的历史厚度比起当下的民主程度更重要，因为摸索不同的政策和规则，常常需要在99个错误路口之后找到那个正确的出口。

回到伊拉克，尽管这个国家经历了各种失败与创伤，但是，不能说它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希望在哪儿？在萨达姆式人物的回归吗？我很怀疑。伊拉克不需要新的两伊战争，不需要新的海湾战争，不需要新的化学武器，不需要新的集体坟墓，也不需要再来一个领袖抽着雪茄看着自己的手下一个个被拉走枪毙。

伊拉克有丰富的石油、有年轻的人口、有相对世俗化的政治传统……但是它最大的财富，或许是过去这么多年所经历的各种失败，这些失败，以极其沉重的代价告诉伊拉克人，怎样的公共生活是死路一条。现在，逊尼派知道萨达姆再也回不来了，什叶派知道自己不可能独霸伊拉克，库尔德人的独立梦想搁置了，“伊斯兰国”也被赶跑了，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中，似乎所有的势力都打累了，都气喘吁吁地坐在废墟上。这或许正是伊拉克走向新生的一次机会。真正的救世方案，不是某个政治强人的铁血政策，而是不同的社会群体，不论民族、教派、阶层、党派，真正理解“和而不同”之道，艰难地学习如何与不同的人，哪怕是所仇恨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