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大家可能都注意到，就是流行趋势会在消失之后突然卷土重来。20世纪80年代一度流行的阔腿裤，到了90年代可能就显得很土，可是再过20年，似乎又变得很洋气。60年代流行的格子大衣，到了80年代显得像妈妈服，可是再过20年，又重新变成了时尚的复古风。其实，流行趋势的这种螺旋形变化，不仅仅存在于时尚界，也会发生于学术界。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国家”这个概念的命运。

“国家”概念的螺旋形命运

1968年，学者亨廷顿一本著作的诞生可谓石破天惊，这本书叫《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其实它开篇第一句话就点明了，它说：“国家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差异不是政府的形式，而是政府的深度。民主和专制的差异，小于体现着组织性、有效性的国家和缺乏这些特质的国家之间的差异。共产主义国家和西方自由国家都属于有效的而不是软弱的政治系统。”

为什么说这个观点石破天惊？因为它居然将苏联和美国视为同一类国家。我们知道，冷战期间，美苏势不两立，人们通常也认为这两个国家南辕北辙。但是，亨廷顿说，如果我们以国家的统治能力而不是政府的统治形式作为区分标准，那么美苏属于同一类国家，姑且称之为“强国家”，而它们共同的对立面，则是当时陷入各种动荡、政变和革命的发展中国家，也就是“弱国家”。

事实上，亨廷顿引领了一种趋势。在他之后，一批学者开始在研究中强调国家视角。表现之一，就是一批研究所谓“东亚奇迹”的学者，提出了“发展型国家”理论。根据这个理论，东亚国家之所以能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率先摆脱贫困，是因为它们拥有强大而积极的官僚体系。在这些国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制定了一定的产业政策，协调组织金融、土地、税收、技术、劳动力等资源，冲向国际市场，实现特定产业的腾飞，并以此撬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当然，这只是“国家视角”崛起的一个例子。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研究非洲的学者、研究革命的学者、研究欧洲史的学者，都纷纷开始强调“国家”的重要性。1985年出版的一本文集，可以说是这个趋势的标志，这本书的名字就叫“重新带回国家”。

然而，“国家”刚被带进镁光灯下不久，又很快走出舞台中心了。为什么？因为苏东剧变发生了。苏联的垮台极大地改变了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人们不禁发问：不是说苏联很强大吗？不是说苏联和美国本质上是同一类国家吗？怎么它说倒就倒了呢？说到底，美国和苏联不是同一类国家。说到底，统治的形式很重要。于是，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最初几年，国家视角走向了沉寂。

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是“制度主义”。我是20世纪90年代上大学的，我记得那会儿人人都在读诺斯、读科斯、读奥尔森、读哈耶克、读弗里德曼……而这些书大体而言都是在论证，制度选择——经济制度以及背后的政治制度——才是决定一个国家发展潜力的主要力量，至于国家，则是那个应该被“关进笼子”里的“老虎”。

可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经过短暂的沉寂，最近十多年，国家视角又一次复活了，“国家”这个概念出门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为什么？很简单，国际政治形势又变化了。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国际政治最大的变化是苏联的垮台，而这个变化塑造了新的政治学焦点，2008年左右之后，国际政治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的崛起，以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很多地方的受挫。于是，人们又开始发问：如果制度主义是对的，那么，为什么没有采取西式制度的中国能够冉冉升起？而很多采用了西方制度的国家则深陷泥沼？制度或许很重要，但是肯定存在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剩余变量”。这个“剩余变量”是什么？于是，人们又回到了“国家”。

最能代表这种研究转向的，莫过于亨廷顿的学生福山。我们之前提到过《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这本书，因为这本书，福山一度被视为西式自由民主的旗手。但是，他2010年后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这本书，则像是另一个人写的。尽管他观点的变化本身可能被很多人高估了，但是他研究重心的变化则确定无疑。在2015年的一篇名为“民主为何表现如此糟糕”的文章中，福山写道：“为什么世界范围内民主的表现会如此令人失望？在我看来，一个重要的核心因素是……在许多新兴和现存的民主国家，国家能力没有跟上人们对于民主的需求。没有成功地建立现代的、良治的国家，是近来民主转型的阿基里斯之踵。”看上去，福山在绕了一大圈之后，重新回到了他的导师亨廷顿的旗下。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并不存在纯粹的政治学问题——政治学研究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学问题。每一次政治趋势的巨大变化，都会带来政治学研究框架的巨大变化。当然，也正是因为政治趋势总在变化，我们不能轻易判处任何研究视角的“死刑”，因为如果昨天过时的今天可能回归，那么今天过时的明天也可能回归。这种“风水轮流转”的景象与其说证明了学术研究的轻浮，不如说显示了它的弹性——政治生活本身是复杂的和多变的，所以政治学研究也理应如此。

国家能力何以至关重要？

既然国家重新被带回，它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当下的世界？国家能力很重要，它重要在哪儿？对此，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阐释，主要的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

首先，当然是“国家”对于秩序建构的重要性。我们上次讲过，国家的本质是暴力从分散走向垄断。因此，一个强国家一定是实现了暴力高度垄断的国家，也就意味着分散暴力的减少。历史地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学者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曾经有一个说法来形容这个变化，叫作“流寇变坐寇”，roving bandits变stationary bandits。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以前可能有10伙、20伙匪徒轮流来打劫你，现在只剩下一伙了。一伙匪徒虽然也很危险，但是如果这一伙匪徒明确了自己对这块领地的所有权，他们就有部分的动力去保护这块领土、发展这块领地，毕竟，你把鸡都给杀了，就再也捡不到鸡蛋了。但是，当匪徒多达10伙、20伙的时候，没有任何匪徒会有动力去发展这块领地，因为我养鸡可能是你去捡鸡蛋，我种地可能是你去收割，我养猪可能是你去吃肉，那我为什么要保护好这块领地？所以，主权国家体系的建构，可以说是一个领地的“产权明晰化”过程，而产权的明晰有助于秩序与效率的提高。

从历史上来看，暴力的集中化往往也意味着暴力的大规模减少。我们前面讲到过“和平的爆发”，讲到过去几百年，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战争死亡人数占人口比例的急剧下降。但是，历史上，暴力下降最显著的阶段，出现于更早的“国家革命”发生之际，即，人类从部落制、封建制、帝国制走向主权国家这一组织形式之际。这一点，大家可以看看下页这张图（图3-1）。

这张图的上方，是“非国家社会”的暴力冲突死亡人数比例，下方是“国家社会”的比例。大家可以看出，这个对比非常醒目，几乎是断崖式的。以前我们想象原始社会的美好，似乎在原始社会，人们依山傍水过着美好的生活，今天采采果子，明天唱唱山歌，卢梭干脆把原始人称为“高贵的野蛮人”。但是，各种研究表明，原始人生活在极其残酷的暴力冲突当中，因为缺乏暴力的垄断而时时刻刻面临着生命的危险。

今天墨西哥、巴西的黑帮横行，或者伊拉克、阿富汗的军阀混战，虽然不像原始社会那样彻底无政府，但也是国家能力低下的表现。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其实一个国家陷入长期内战，往往未必是因为叛军多么强大，而可能仅仅是因为政府军过于软弱，无法将星星之火掐灭。这意味着，在国家能力低下的地方，叛乱分子可能只需要三五千人，在偏远处找到根据地，并且通过某种地下经济渠道获得财源，比如鸦片、矿产、石油，就可以将一个国家拖入长期的内战，把一个小伤口变成大面积的感染。而那些国家能力强大的国家，往往能够在叛军崛起的源头就将其剿灭，从而避免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也就是说，国家能力是个相对而非绝对的概念。一只生病的羚羊完全可能在虎口之下逃生，只要那只老虎病得更严重就行。

“国家”的第二个重大功能，是提供公共服务。这一点应该说非常容易理解。国家是暴力机器，但不仅仅是暴力机器。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我们赋予国家很多功能。古代的时候，老百姓如果被偷被抢，或者家里人被打被杀，可能会去告官，但是通常而言，老百姓不会因为孩子上不起学而跑到官府门前去要求“受教育权”，也不会因为看不起病而要求政府提供“医保”。现代国家就不同了，你上不起学找政府、看不起病找政府、失业了找政府、门口路坏了找政府、失火了也找政府，甚至连邻居家装修太吵了，你可能都会拨打“市长热线”。

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对政府有这么多要求，它如何做到？显然，只有那些具有强大征税能力的国家才能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这当然不是说，具有强大征税能力的政府一定会把钱花在公共服务上，或者一定能把钱花得合理，但是征税能力是公共服务的必要条件之一，这一点恐怕没有争议。我们常常羡慕北欧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但是它的前提是税收占GDP接近50%的财税能力。很多国家的民众羡慕中国的高铁、中国的基础设施，这背后同样是政府巨大的财政能力和组织能力。

相比之下，那些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它们的财政和组织能力都非常低下，结果就是政府对很多公共问题一筹莫展。举一个公共健康问题的例子，大家都知道，疟疾是一个困扰人类多年的问题，尤其是在非洲，每年都有几十甚至几百万人因此丧生。但是，这个病的防控从技术上而言，并没有那么难，只要家家户户都挂上含有防虫剂的蚊帐，这个病的传播率和死亡率就会大大下降。但是，很长时间以来，很多非洲政府就是拿不出买蚊帐的钱，只能看着本国无数民众尤其是儿童白白死去。一个国家没钱造航母、造原子弹还可以理解，但是蚊帐都买不起，这就是国家能力低下带来的悲剧。直到最近，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非洲的蚊帐普及率才显著提高，疟疾的死亡率也下降了一大半。

“国家”视角解释的第三个方面，是经济发展。一定程度的市场自由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成为常识。但是，市场自由是怎么来的？以前人们简单地认为，市场自由就是摆脱政府，就是把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捆起来，然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会开始工作。于是，就有了效率的提高、经济的繁荣，这就是所谓“自发秩序的扩展”。但是，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是这么简单，不存在所谓“自发秩序的扩展”，所谓市场自由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过程，就像交通自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交警在维持秩序。

最简单而言，市场的存在和发展都需要产权保护，那么，谁来保护产权？虽然政府有各种可疑之处，但是通常而言，它比街头那些脖子上挂着金链子、胳膊上刻着刺青的黑帮混混要靠谱，因为它的时间视野通常比黑帮混混要长——黑帮混混今天还在斗殴，明天可能就被打死了，但是政府不能不管明天。

因此，我们去买房之后，都一手交钱一手交房了，还要去领一个房产证。如果市场只是“自发秩序的扩展”，那我们拿到房子，交易就应该结束了。但是，事实上，只有房管局给我们发了房产证，我们心里才会踏实，对不对？为什么只有拿到政府发的这个小本本，我们心里才踏实？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政府盖了章的小本本，意味着我们对这个房子拥有的所有权利，至少从法律上而言，从此有了一个暴力机器的保护。

而当政府不具备暴力垄断能力的时候，这种对产权的踏实感就不复存在了。在巴西，很多富人过着像囚犯一样的生活。为什么？因为黑帮盛行，政府又干不掉它们，富人随时被抢劫、被绑架，甚至被杀害，于是，富人的房子常常是安装双重钢铁门、电网、保安塔、远程监控系统，甚至还有无人机来回巡逻。上次课谈到的墨西哥是另一个例子。墨西哥有个城市蒂华纳（Tijuana），被称为“世界谋杀之都”。这个城市在20年前，还是一个著名的旅游城市，经济繁荣、游人如织，但是，由于黑帮坐大，到处敲诈商铺、餐馆、酒店，慢慢地，各种店铺都逐渐关门，一个曾经繁华的旅游城市凋零为一个空空荡荡的鬼城。而这恰恰是国家能力缺失造成的局面。

除了产权保护，还有学者认为，国家对经济发展可以起到更大的引领作用，它不仅仅是保护产权的警察，还可以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前面我们讲到，“东亚奇迹”的出现带动了“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兴起。中国的崛起，则被视为是这一理论的又一例证。韩裔经济学家张夏准写了一系列的书，试图说明所有国家的经济起飞，都有过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阶段。中国一些经济学家，比如林毅夫教授，也提出“有为政府”的概念，以此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当然，此类理论也存在着很多争议。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政府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是because of政府干预，多大程度上是despite of政府干预，也有很多争论。大家以后可以继续思考这个问题。

国家能力的历史投影

所以，总结一下，国家能力很重要：它缔造秩序，它是现代公共服务体系的前提，它保护产权以促进经济发展，它甚至可能还是特定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动机。在各种研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还不是国家能力的重要性，而是这种重要性的可持续性。我读过一篇文章，在比较了德国被罗马帝国统治过的地方和没有被罗马帝国统治过的地方后，作者发现，在当代，前者比后者明显经济更发达，作者的结论是：这种经济水平差异与罗马统治史有很大关系。

大家可能觉得纳闷，罗马帝国已经灭亡快1000年了，怎么能影响当代的经济水平？可是，这个研究却说，当然能影响，因为只要是罗马帝国统治过的地方，就会修建发达的道路系统，而道路系统的存在，直接影响了这个地方的商业发达程度、城市形成密度，从而通过一种滚雪球效应，影响该地区以后近1000年的历史。

国家能力不但重要，而且其投影极其漫长。沿着这个思路展开的研究有很多，比如，有研究越南不同地区的、哈布斯堡王朝不同地区的，甚至非洲不同地区的，结论都大同小异：在其他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国家建构比较成熟的地方，其治理表现通常更优越。在这些文章里，有一篇干脆题目就叫“帝国死了，帝国万岁”。

所以，新的政治趋势会带来新的政治学潮流，“重新带回国家”激活了政治学的理论想象力。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谈论政治现代化的时候，第一反应往往是民主转型。站在中国皇权专制的历史传统下，这一点尤其可以理解。但是，从长线历史的角度而言，更重大的政治革命可能不是“民主革命”，而是“国家革命”。只不过，相比民主革命，因为“国家革命”的发生距今更加久远，所以我们反而容易忘记它的价值。

现在，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有一个国籍，“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赞比亚人”等，所以，我们很容易把“主权国家”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但事实是，同时获得外部和内部承认的、稳定的暴力垄断是一种人为的建构，在此之前，人类已经在部落、城邦、帝国、封建制、贵族领地、哈里发等政治组织形式中摸索了几千年，最后才在主权国家体系中安营扎寨。

也恰恰因为它是一种人为的建构，不是一种自然状态，这个过程艰难、脆弱，甚至可以说是一场永恒的逆水行舟。对很多国家来说，它们至今还在这个过程中苦苦挣扎。即使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构历史悠久的国家，其“国家能力”也是起起落落。这一点，大家对比一下汉朝和魏晋、初唐和晚唐、清初和清末，都会有清楚的认识。我们倾向于把自己最熟悉的事物当作最理所当然的事物，然而，在常常不堪一击的人性面前，任何秩序都可能只是海市蜃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