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谈到，国家能力虽然未必越强越好，但是强大的国家能力非常重要。很多国家，正是因为国家能力的低下，出现持续的冲突、公共服务水平低下以及经济发展的瓶颈。

一个显然的问题是：国家能力从何而来？为什么有的国家国家能力非常强大，而有的则软弱无力？在接下来的几讲中，我想谈谈这个问题。

这一讲，我想讨论一个大家可能会觉得意外的因素——战争。

说到战争，我们可能都有会一种本能的反感。毫无疑问，战争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可以说罄竹难书。但是，一个反讽的历史事实是：在很多层面上，战争又是现代文明之母。战争加速了科技发展，远至铸铁技术的进步，近至核能源、计算机、超声波等技术的开发和发展，都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战争还是现代金融之母，因为打仗要钱，在王室税收有限的情况下，各路人马不得不进行金融创新，于是有了债券，有了汇票，有了抵押贷款，有了中央银行。战争甚至还催生了现代民主，为什么？同样是因为打仗要钱。国王要钱而王公贵族不想给，双方相持不下，最后贵族们说：行，你要钱可以，你得让我们成立一个议会，凡事得通过议会和我们商量才行。这就是代议民主的最初起源。所以，战争加速科技进步、塑造现代金融、催生代议民主，和我们今天的主题相关的则是，战争还缔造国家。

战争推动政治结构“中央集权化”

战争缔造国家，这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就是在“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淘汰过程中，战争强化那些幸存国家的国家能力。当然，这个观点不是我个人的发现，而是一批学者的看法。学者蒂利（Charles Tilly）的名言就是：“战争缔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Wars made state, states made wars.）虽然蒂利的主要分析对象是欧洲国家，但是，他的分析对于其他地区同样有参考价值。

为什么说“战争缔造国家”？蒂利的这个观点发端于一个“转型之谜”：西欧国家在1500—1800年左右的这几百年时间里，经历了一个政体形态的“巨变”。什么巨变？就是西欧国家普遍从“封建体制”走向了“中央集权体制”。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类似的“政体转型”，即所谓“周秦之变”：封建制的西周，经过春秋战国的蜕变，慢慢转变为中央集权的秦朝。只不过，在中国，这件事情发生在2000多年前，而欧洲的“周秦之变”要晚一两千年，且转型的深度比中国要小得多。可以说，西欧1500—1800年左右的政体形态变化，是一个迟到的、弱版本的“周秦之变”。

从封建体制到中央集权体制，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形象地说，就是权力从蜂巢结构走向了金字塔结构。

在封建体制下，所谓“领主的领主不是领主”，意味着整个王国的结构是一个一个蜂巢，国王能命令贵族，但是不能直接统治老百姓。但是，在中央集权体制下，间接统治变成了直接统治——国王打破了贵族这个中间层，直接向国民征兵、征税，当然也直接提供公共服务。蜂巢结构的壁垒被消解了，整个国家融合为一个整体的金字塔。

当然，国王和国民之间也有一些中间的官僚，但是官僚是国王任命的，是国王的代理人，不像贵族，贵族成为贵族，是因为他爸爸是贵族，不需要每次都由国王任命。所以权力的来源是不同的，听话程度当然也不同。换个更形象的说法，封建体制下贵族是权力的股东，而中央集权体制下官僚是权力的经理人。显然，政治结构的中央集权化意味着国家能力的增强。

其实，要理解欧洲的这场巨变不难。大家想一想，一般说起欧洲最“厉害”或至少最“知名”的国王，我们通常会想起谁？法国的路易十四、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俄罗斯的彼得大帝等，对不对？这些人有什么共同点？他们都出现在16—19世纪。16世纪之前的欧洲国王，我们想得起几个来吗？印象比较模糊，是不是？模模糊糊想起“失地王”约翰，被贵族打得满地找牙，不得不签订《大宪章》那个。还有神圣罗马帝国的亨利四世，雪地跪求教皇原谅那个。最多是查理曼大帝，但是他所创造的帝国很快陷入分裂……总之，16世纪之前，我们想不起几个形象特别霸气的欧洲国王来，和16—19世纪这种群星璀璨的国王画卷形成鲜明对比。为什么我们的历史记忆会有这种反差？简单来说，就是封建制下，国王不那么重要，只有在中央集权化的体系中，国王才变成一个傲视群雄的“帝王”形象。

面对这场巨变，蒂利的问题是，或者说，很多学者的困惑是：为什么？为什么在欧洲持续了1000多年的封建体制会走向瓦解，而新的中央集权体制会在“制度竞争”中胜出？蒂利的答案是：战争。

大家可能会说，战争不是古已有之吗？为什么16世纪之后，战争会构建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这是因为，尽管战争古已有之，但就欧洲而言，16世纪之后，战争的烈度和频度大大上升。之前，欧洲也有王位继承战争、领土争端战争，但是16世纪之后，宗教改革带来了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引发了殖民争霸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三十年战争——这场席卷整个欧洲的宗教战争直接或间接导致了800万人死亡，放在当时的人口基数中，这是非常可怕的数字。并且，军事技术的进步又加剧了战争的残酷性——以前一支弓箭也就射死一个人，现在大炮则可以一发打死数十人。

所以，战争的密度和烈度在上升，这和国家建构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当战争还比较温和时，封建的政治结构还能支撑战争的展开，但是当战争越来越激烈，只有对国家进行“中央集权改造”才能打赢战争。封建体制下是怎么打仗的？国王征召贵族，贵族征召骑士，骑士拉上农民。这些本质上是“民兵”的组织自备干粮、带着锅碗瓢盆就出发了，打到一半，可能还得先赶回老家去收割庄稼，然后再回来接着打。这还是国王运气好的时候，运气不好的时候，贵族拒绝出征、拒绝出钱，甚至转过身来一巴掌把国王拍个半死。大家知道，这就是英国《大宪章》的来历。所以，封建体制不是一个有效率的战争体制。

战争缔造国家机制之一：常备军建设

于是，战争“倒逼”政体形态变革。

首先，最显然的，是战争推动了常备军的建设。今天我们可能觉得，一个国家有一个军队是天经地义的事，尤其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很难理解一个国家怎么可以没有军队。别说活人的军队，就是死人的军队我们也有，著名的兵马俑不就是这样一个给死人陪葬的“军队”？

但是在很多国家，历史上却并非如此。在西方的封建体制里，军队不是国家的，本质上是贵族的，只不过时不时“借给”国家用而已。国王因为总是缺钱，也养不起一支大规模的职业军队。直到美国建国，在制宪会议中，争吵得最激烈的话题之一，还是要不要建立常备军。在当时很多美国人看来，为什么要建“常备”军？打仗的时候你召集军队我还可以理解，不打仗的时候你养一支军队干吗？是要镇压老百姓吗？所以，在他们以前的政治传统中，国家军队是非常可疑的机构。

可是，当战争越来越激烈，这种怀疑就变得越来越奢侈了，因为临时起来拼凑的军队越来越不管用了。一开始，各国的“制度创新”还不是建立常备军，而是大量使用雇佣军，相当于用市场机制解决兵源问题。比如著名的瑞士长矛兵团，那是真正的国际战士，谁出钱帮谁，今天帮法国打普鲁士，明天帮普鲁士打法国。但是，慢慢地，国王们发现雇佣兵也不够用了，因为战争扩大到一定规模后，不再是几百人几千人参战，而是几万甚至几十万人参战，这时候靠雇佣兵打仗就越来越不现实了。为什么？因为这个钱烧不起。而且，雇佣兵“人尽可夫”，缺乏政治忠诚，也会影响战斗力——大家想想，如果一个士兵打仗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在保家卫国，他可能会很愿意抛头颅洒热血，“死不旋踵”，但是如果他打仗的时候满脑子想的是，“对面那个国家会不会出价更高”，他就很容易心猿意马，对不对？

所以，到18世纪末，雇佣军慢慢就被淘汰了。更稳定、更庞大、更忠心耿耿的常备军登场了。蒂利的书中有统计，1500年，法国的武装士兵只有18,000人，但是到了1850年，变成43万人；英国同一阶段则是从25,000人变成20万人；俄罗斯的士兵则从1600年的35,000人变成85万人。常备军的出场，可以说是中央集权化最重要的一步。此前，国王和贵族的力量在很大意义上是对称的，此后，这种对称性就不复存在了。

战争缔造国家机制之二：中央财税机制

战争增强国家能力的第二个机制，是促进现代“财政国家”的建立。

在封建体制下，老百姓当然也要交各种苛捐杂税，但是，通常而言，他们主要不是交给国王、政府，而是交给领主、教会。当然，贵族也要向国王交税，但是贵族的税基和全民的税基，覆盖面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贵族的谈判能力和普通民众完全不同。贵族有武装、有骑士、有民兵，而国家没有常备军。而且，贵族数量相对少，所以组织成本低，他们联合起来对抗国王的难度远远低于农民组织起来对抗国王。

所以，在封建体系下，国王向贵族收税容易吗？当然不容易，基本上是看贵族的心情——心情好，就多交点；心情不好，就不交了。国王如果不服，还经常被吊打。你们看英国王室早期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国王被贵族、教会轮番吊打的血泪史。中世纪的时候，英国王室还经常以巡回法庭的方式到全国各地去断案，收点断案费，也算是创收项目了。

但是，16世纪后，随着战争的加剧，这种“化缘”式的财政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这一点不难理解，无论是转型早期的雇佣军，还是后来的常备军，没有钱，怎么养？像普鲁士的常备军，1640年只有2000人，但是到1786年增加到20万人，没有扩大的、稳定的财源，怎么维持这样一个庞大的军队？

还有装备升级。古代打仗常常是近身肉搏战，所以贵族购置几匹马、一身盔甲、举着刀枪就能冲锋陷阵了。近代战争则需要使用大炮、各种火器火药，甚至需要战舰，这种装备常常只有靠“举国之力”才能供应，像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就是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砸锅卖铁砸出来的成果。除此之外，还有军事训练。以前打仗主要靠贵族临时征召，出则为兵、入则为农，现在战争越来越激烈，就必须专门花个几年培训职业士兵才可能打赢，什么西班牙大方阵、什么瑞典线性阵线，都要经过严格的培训才可能奏效，而长时间、大规模的军事训练也要钱。

所以，战争逼迫所有参战国家建立扩大的、稳定的财政系统。专职的税收部门逐渐建立起来，取代那种诉诸中间人的包税制；主要针对土地贵族的税制逐渐扩展成针对全民征税；稳定的年度税收逐渐取代了一事一议式的特种税。因为税收总是不够用，各个国家同时也通过其他方式“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比如英国，靠政府信用之下的金融创新缓解了战争费用问题。法国的王室则通过大量贩卖官职缓解财政压力，据说到法国大革命之前，已经卖出了7万多个官职，国王秘书都有好几百个。西班牙，靠美洲白银成为近代早期的欧洲霸主。俄罗斯，靠加剧对农奴的压榨解决财政问题……总之，在这个过程中，那些能够在解决国家财政问题上找到最持续方案的国家，成为最终的战争胜利者。

战争缔造国家机制之三：行政体系

战争缔造国家的第三个方面，是官僚行政体系的建立和扩张。

在封建体制下，一个科层制的官僚政府或者不存在，或者非常小，因为当时即使有公共服务，也主要是领主或教会提供，中央政府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养一个专职的“公务员”队伍。哪怕是时不时组织打仗，打完仗士兵们也就遣散了，钱花完了下次打仗再说，没有必要建立一个长期的官僚组织养着。我们经常看到一种说法，说古代中国人太了不起了，一千多年前就发明了科举制，解决了为政府提供优秀人才的问题，古代西方人怎么就想不到这一点？其实，一千多年前的西方人想不到这一点，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结构不需要——不存在大规模、多层级的官僚制政府，当然也就不需要去琢磨怎么“选拔官员”。英国政府为什么叫“内阁”（cabinet）？因为它一开始非常小，小到一个阁楼大小的空间就装下了，所以如何选任官员不是一个系统的问题，小规模的用人需要，从教士、贵族或者法官里扒拉一下就找到了。

但是，战争的加剧改变了这一点。战争不仅仅需要士兵、税收、武器、粮食、情报、运输等，而且需要组织和调配这一切的官僚机构。越激烈、越密集的战争，就越需要建立高效的官僚机构。于是，有了作为政府部门的人口统计机构、土地登记机构、税务部门、情报部门、粮食管理部门、装备采购部门、基建部门……把所有这些职能部门加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官僚制政府。1600年左右，英国中央政府只有1400～2000人，但是到1797年，英国中央政府就有16,000多个雇员了，而英国和西欧各国比，已经是非常小的政府了。

所以，16世纪开始的密集战争，催生了欧洲各国的常备军建设、财政国家建设、官僚体系建设。这就是“战争缔造国家”的机制。那些及时地、成功地将政体从封建结构改造为中央集权结构的国家，才能在几百年征战中幸存下来，反之则可能被历史淘汰。正如蒂利所发现的，1500年欧洲大概有500个政治单位，到1900年，只剩下20多个。这个数量的变化，正说明了这个残酷的大浪淘沙过程。今天，我们都知道德国、法国、英国，但是，我们有几个人了解萨克森公国、波西米亚王国、勃艮第公国、巴伐利亚王国以及更多名不见经传、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政治体？国家建构就是这样一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的丛林游戏。

中国的国家建构何以早熟？

显然，这个“战争缔造国家”的理论不但帮助我们理解欧洲，也帮助我们理解其他国家。比如，有学者指出，非洲国家的国家能力之所以普遍偏弱，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非洲地广人稀，加上游牧经济，所以历史上没有密集的大规模战争，它的国家建构也因此缺乏动力。而在国家建构连续谱的另一端，则是中国。刚才我讲战争的加剧如何倒逼了欧洲的国家建构，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故事似曾相识？我想，你们可能都会联想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可以说，中国经历了一个和西欧非常相似的历史过程，只不过这个过程在中国早发生了两千年左右，而且战争的频度和烈度还要高得多。

不少学者指出，就脱离封建体制、建成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形态而言，中国是最早的“现代国家”，这种早熟的现代性，恰恰是因为中国更早地经历了战争的剧烈化。大家想想，战国为什么叫“战国”？不就是因为一天到晚在打仗吗？

其实，春秋时期，打仗还是比较斯文的。我们知道，西周讲“礼制”，打仗也要讲究“礼法”，所以到东周的春秋时期，还有这种上古遗风。所谓的“师出有名”“不斩来使”“不鼓不成列”——敌人没列好队就不开打，都是周礼的表现。但是，随着战争越来越激烈，打仗就顾不上“吃相”了。到战国后期，战争的惨烈程度，作为中国人，我们都有一定的了解。著名的长平之战，秦军活埋赵国40万士兵，据说到20世纪都时不时还有长平之战的尸骨被挖出来，这是何等的惨烈。我看到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里有个估计，秦国动员的士兵人数占总人口的8%～20%，这是非常惊人的。即使是以骁勇善战著称的古罗马，动员的士兵也仅占总人口1%左右，而罗马帝国的辉煌，从统一和集权角度来说，欧洲再也没有成功地复制过。所以，中国的国家建构远早于欧洲、强于欧洲，也就不奇怪了。

在春秋战国数百年的残酷战争中，为什么是秦国胜出，最后一统天下？当然是因为秦国的国家建构走得最远。当时，很多国家都在搞法家改革，比如魏国的李悝改革、楚国的吴起改革，但是，狭路相逢狠者胜，大家都知道著名的商鞅变法，商鞅真的是太狠了。

去看商鞅变法的内容，你会发现那简直是“教科书式的”国家建构工程。第一，打破爵位世袭，这是摧毁封建制的最核心要素，“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没有军功，你爵位就岌岌可危了。这样，诸侯头上的帽子就不再是他们的私人财产，而被收归国有，成了国家驯服社会的诱饵。第二，废井田、开阡陌，在经济上打击封建贵族，把民众从对贵族的土地依附中解脱出来，切换到围绕着国家旋转的轨道。卫星不再绕着行星转了，而是直接绕着恒星转。第三，按军功授爵，“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杀敌人一个，封一级爵位，以此激发军队的战斗力。第四，编户齐民、什伍连坐，使“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这样不但把整个社会置于国家掌控之中，而且把国家的一只眼睛变成社会上相互监督的千千万万只眼睛。总之，商鞅变法就是破诸侯，立中央；解构社会，强化政府。用学者秦晖的话来说，就是打破社会中的无数“小共同体”，把他们融入万众一心的“大共同体”当中。

所以，有人说“商鞅变法”是平民的解放，对此我是很怀疑的，这明明是帝王的胜利，哪是什么平民的解放？且不说有学者考证，商鞅变法后的所谓“军爵分封”对于老百姓是有天花板的，贵族分封依然广泛存在，也不说分封来的爵位财产皇帝可以随时夺走，就算老百姓是摆脱了贵族的压迫，他们也不过是从贵族手里移交到了帝王手里，谈何“解放”？而且，贵族有很多，所以理论上，如果压迫太深重，老百姓还能从一个贵族那里逃到另一个贵族那里，但是帝王只有一个帝王，你跑到哪里去？真的是“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毛主席说，中国“百代皆行秦制”，中国国家能力的传统，正是发源于此。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中国是“战争缔造国家”，欧洲也是“战争缔造国家”，但是中国的“国家能力”传统却比西欧深厚得多？或者，用一个更直观的标准来说，为什么欧洲从几百个政治体开始打起，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但是打到了几十个政治体后，就刹车了，而不是像中国一样，一路打到大一统？

这里当然有很多原因，地形地貌的差异、战争激烈程度不同、“法家改革”的力度不同，等等，但是归根结底，还是我们之前讲到过的，理解政治的一个基本原则——“政治在社会中”。

简单来说，西方在16世纪左右开始“国家建构”的时候，他们的中央权力已经深深嵌入到了一个相互制衡的权力网络中，除了王权，还有强大的教权、高度自治的城市、崛起的商贸阶层，以及势力更加强大的贵族权力，所有这些“其他势力”都像缰绳一样，约束了“国家建构”这匹马狂奔的速度。而中国在两千年前开始这一进程时，没有那么多元的政治权力，也还没有发展出非常复杂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结果就是国家建构如同脱缰之马，一路狂奔到了大一统。

所以，国家能力从何而来？很不幸的是，战争是一个重要机制。在中国，春秋战国几百年的战争虽然残酷，却为高度集权的大一统政治结构奠定了基础。在欧洲，一方面，战争带来了国家建构的动力；另一方面，多元的政治结构又约束了国家建构的深度。而在非洲、拉美、印度等国，历史上战争相对稀疏，其意外后果则是缺乏国家建构的动力，以至今天政府难以垄断暴力。

因此，一个悲剧性的历史观察是：国家建构就像是买房，残酷的暴力冲突则像是付款，你可以选择大额首付，也可以选择大额尾款，或者漫长的分期付款，但是你却无法逃避付款。当然，历史是历史，生活在资源越来越丰富、文明越来越进步的当代，我们仍然希望，对于抵达政治秩序，人类能找到比相互杀戮更聪明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