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井说：“我先回去了。”他临走时又问，“我怎么联系你？”我说我住在硬纸板搭建的棚屋里，他就笑出声来。他说有一部多余的手机，可以借给我。我拒绝道：“一个露宿街头的人，哪有用手机的？”于是他又笑起来，随即说道：“你说得也对。既然这样，今晚你再给我打个电话吧，无论多晚都行。我去你那里的话太引人注目了。”说完，他就抱着那个纸袋走进地铁检票口了。我看着他的背影，心想：他会怎么处理望月的事呢？不过，他自有他的想法，无须我担心。

我在沟口车站前打电话给塔子。话筒里传来她冷静的声音：“是你吗？”这次的语气和刚才不一样了。

“刚才为什么有警察在？”

她叹了一口气：“日本的警察呀，都不知道该说他们纠缠不休还是尽职能干。”

“对他们来说，‘尽职能干’就是‘纠缠不休’的同义词。他们为什么会在你那里？”

“跟你的想法如出一辙，他们问我有没有在母亲的住处发现什么线索。另外，我这套公寓，也如你所料地被他们查出来了。可能是从学校打听到的。你呢，今天一天都在做什么？”

“喝酒。”

“这我知道。在哪里喝的？你现在在哪里？”

“请不要一次问我好几个问题。喝酒是在横滨。至于现在在哪里嘛，我也不太清楚，不知道是在横滨还是在川崎。”

“横滨？你一个人跑到横滨去喝酒？”

“不，还有同伙。”

“同伙？”

“黑社会的人。昨天也跟你提到过的。”

“到你酒吧去给你忠告的那个古怪的黑社会分子？”

“是的。这个话题有空再详细说。现在先说重要的—警察是怎么知道你今天要去你母亲住处的？”

“昨晚深夜警察不是又找我问话嘛。他们后来提出说：‘我们正在寻找线索，想知道你母亲为什么在那个时间去公园。所以，希望能在你的陪同下到你母亲住处查看一下。’我当然拒绝了。不过，当时外公也在场。他建议说，如果我找到什么线索的话就告诉警方。这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对于警察来说，外公的建议其实就是命令，只不过体面一些罢了。”

“他们没跟你一起行动吗？”

“他们表面说这事全交给我去做，但我到母亲住处后，他们却在附近监视我。我发现了，因为看见窗外闪过他们的身影。但他们没有当场问我，而是特意跑到我现在住的这套公寓来问，还装作若无其事地提到你，问我知不知道这个名字。我说当然知道，在报纸上看到的。话说回来，报道的那种写法也太过分了吧。那不是等于媒体和警方一起编造犯罪事实吗？”

“这就是所谓的信息化社会嘛。对了，你找到什么线索没有？”

“我发现有很多稿纸。很旧的，都褪色了。”

“稿纸？”我惊讶地问道，“上面写着什么？”

“和歌。”

“和歌？”

“就是短歌呀。”

“短歌……谁写的？”

“当然是她自己写的。是她的笔迹。我也觉得很意外，因为从来没听她说过这事。”

我握着话筒，陷入了沉思。和歌……真没想到。当年优子寄居在我公寓时，确实很爱读我书架上的那些现代和歌集，但我没想到她竟然有自己写和歌的习惯。她为什么创作和歌？这些和歌都是写什么的呢？……我当然想不出来。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力。

“写了很多首！”话筒里又传来塔子的声音，“那些稿纸至少有上百张。每张写五首，算起来总共有五百多首呢。”

五百多首……

“这些和歌都是写什么的呢？”

“我对和歌一窍不通啦。对我们这些返日子女来说，读和歌就跟读天书似的，太痛苦了。而且，我还没来得及仔细看。根本就没时间。”

“还有别的东西吗？”

“没有。像日记本、笔记本之类的东西，一本都没找到。我想，笔记本应该还是有的，但可能被她随身带着去公园了。我问过警察，警察说：‘在公园的遗留物中还没发现。现场那些被炸坏或被烧得七零八落的东西，现在正在分析中。’我觉得他们没骗我。如果真的发现了的话，应该会让我去确认的。”

“是的。其他的呢，没有跟工作相关的记录之类的吗？”

“我母亲的工作日程管理由她的秘书负责。今早我打电话去他们事务所问过了，得到的结果是：他们对我母亲那个星期六的安排一无所知。那个秘书说，警察也问过他们同样的问题。其实这很正常，我母亲一向把个人私事和工作分得很清楚。”

这时，我忽然意识到塔子的年龄—只有21岁。尽管如此年轻，她却已经具有足够冷静的判断力，以至于我经常忘记她的年龄。我并没有指示她去做什么，但她却对应该做的事把握得非常清楚。

“那些和歌的稿纸现在在你手上吗？”

“嗯，我全都塞进包里带回来了。警察不知道，因为我没告诉他们。你想看吗？”

回答她这个问题之前，我先问她：

“你母亲的遗体送回来了吗？”

“送回来了。”她说，“今天一大早。我们接受了警方的建议，直接送到火葬场。捡骨灰仪式也完成了。捡骨灰时，我发现她的身体有一部分缺失了。警方解释说：‘爆炸中的遇难者，要完全恢复全貌是不太可能的。’—对遇难者亲属说这种话，简直太过分了。你不觉得吗？”

她那沉着的语气中隐含着愤怒。被炸得七零八落的遇难者的模样，我当然是见识过的。她大概忘记这事了吧。既然如此，我也没必要和她细说。总之，警方的建议应该说是妥当的。但我并没有把这想法说出来。

“也就是说，今晚的守夜仪式是守着骨灰盒？”

“是的。7点钟开始。我得马上回母亲住处去了。不过，到时总能找机会溜出来。”

“最好不要这样做。”

“为什么？”

“行动反常的话，会引起怀疑的。警察肯定会守候在附近。这是他们的习惯。你最好一直守在母亲旁边。葬礼是在明天举行吧？”

“噢，我忘记说了—遗体告别仪式推迟了。下星期六。反正已经变成了骨灰。而且，因为外公的关系，到时会有很多人来参加。所以，虽然今晚事情比较多，但明天一早应该就能回来了。”

“那明天我再打电话给你。”

“如果我中途想联系你的话，要怎么办？你住在哪里？”

“东京市内。但那里没电话。”

“东京市内竟然还有没电话的旅馆？”

“当然有。那里距离你生活的世界有好几光年，是个和谐、宁静的地方。”

“就算我问你，你也不会告诉我的，对吧？”

她沉默了一会儿，随即说道：“那你记住这个电话号码—是我在母亲家的房间的直拨电话。如果你今天有什么事要联系我的话，可以打这个电话。今晚守夜仪式结束后，我尽量待在自己房间里。”

我记住电话号码后，正在沉思时，她又开口了：“其实，刚才不光是警察问我，我也从他们那里探听到了一些情况。”

“他们告诉你什么情况了？”

“你跟我说过一个小女孩，对吧？会拉小提琴的小女孩。她是公安课长的女儿，名叫宫坂真由。听说她在报社主办的音乐比赛中获得过金奖。参加的是小学生组的比赛，其实她才刚上一年级。大家都说她是天才少女。”

“嗯。”

“不只这些，还有呢。她现在伤势并不严重，但患上了逆行性失忆症—会遗忘事件发生时的事情。所以，警察也还没从她口中问出什么来。”

我不由感到佩服。要从警察嘴里探听到这些情况，是需要一点本事的。警察是询问、记录、分析的专家。尽管偶尔会分析错，但毕竟是这方面的专家。一般情况下，他们不可能主动把任何没有公开的信息泄露出去。塔子探听到的这个信息，就连报社记者都不知道。

“果然厉害。”我说，“我差点忘了你有说服别人的本领。你是怎么探听到的？是挥舞着市民知情权的大棒逼问出来的吗？又或许，那警察是个小伙子，因为对你有好感而告诉你的？”

她对我的话置若罔闻。

“他们平时根本就不会意识到自己是人民公仆，应该是临时想到什么就告诉我了吧。我只是跟他们闲聊，表达一个善良市民对于惨案受害者的同情。我说：‘听说还有几个小女孩受伤了，可能会留下伤痕吧。’警察说：‘还有个小女孩，受的是另一种创伤，也很可怜……’然后，一位年长的警察就热心地把那个小女孩的情况告诉了我。”

爆炸发生后的情景又瞬间浮现在我头脑中。现场确实有那几个小女孩的身影。我回想起那个小提琴手的表情。我很想和她再聊聊天。然而，现在她正处于多重保护网之中。

“是哪个警察把这些情况告诉你的？”

“他给我名片了。是警察厅搜查一课的课长，名叫进藤，警衔为警视正。课长算大官吗？”

“当然算大官。你果然厉害嘛。”

对于警察来说，这种情况属于例外。这大概跟塔子外公的身份有关吧。

“对了。”我说道，“我冒昧地提出一个请求—我今天想偷偷溜进你的住处，可以吗？”

她的语气仍然很平静，没有丝毫惊讶：

“你想尽快看到我母亲写的和歌，对吧？”

“是的。”她要明早才回来，可我等不及到明天了。和歌这种体裁，有时候比日记更能看出一个人心里在想什么。据我所知，确实是这样的。

“没问题。”她爽快地答应了，“我把那些稿纸放在这屋里，你自己来拿。可以吧？”

“你方便就行。”我回答道。虽然警察在监视她的行动，但总不会一直盯着空房子的。

“钥匙怎么办？你有信心能打开这里的门锁？或者我出去时不关门？”

“我可不是开锁专家。”

我把留钥匙的办法告诉她，她说：“明白。”然后又加了一句：“如果你从我母亲写的和歌里发现了什么，可以马上告诉我吗？”

“好的。”我说。

“我现在得回母亲住处那边去了。请你尽快联系我。”说完，她就挂断了电话。

走出电话亭时，我才注意到，两名等着打电话的女高中生正默默地瞪着我。我走向车站时，背后传来她俩的声音：“真讨厌，这个老家伙打这么长时间电话。”

电车驶过多摩川，在黄昏的一丝余晖中钻入地下。我茫然地思考着。我浏览了在沟口站买的两份晚报。相关报道的篇幅比之前少了。没有什么新的信息。两份报纸都没有提到我的酒吧，主要是一些关于遇难者葬礼的煽情的报道。那些当场死亡的遇难者的司法解剖大概比优子早做完吧。我在涩谷站下车，转乘井之头线。6点30分，正是下班高峰时间。电车里挤满了工薪族模样的男男女女。我在下北泽站下车，换乘小田急线。天已经完全黑了。到代代木上原站时，有很多人下车。我心想：行人稍微多一些的地方比较安全。我虽然看起来不像个公司职员，但混在人流之中就不会那么引人注目吧。

我在车站前又打了个电话。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即便确认塔子不在屋里也毫无意义呀。塔子说守夜仪式从7点钟开始，所以应该早就出门了。我意识到自己的举动毫无意义，苦笑了一下，准备挂断电话。正在这时，那头竟然有人接电话了。我没有开口，对方也保持沉默。不是塔子。如果是塔子，肯定会说话的。应该也不是警察。到现在这一步了，警察不会这么做。电话线的两端传递着尴尬的沉默。这是一种可以听见自己心跳的沉默。不知道过了几秒钟还是几十秒钟，对方突然挂断了电话。走出电话亭时，我下意识地加快了脚步。我跟昨天一样故意绕道走，而且边走边观察周围的情形。走着走着，我竟然不由自主地跑了起来。一路上并没看见什么人，也没发现什么异常状况。从车站到塔子的公寓，差不多用了十分钟。我气喘吁吁，但还是一口气爬上了三楼。走廊上没什么动静，只是闻到不知从哪家飘来的油炸天妇罗的香味。

我放轻脚步，走到塔子的房门前。房门下方有个很大的信箱，里面塞着一份晚报。我抽出晚报，把手伸到耷拉着的信箱门后面—可是，我没有摸到任何东西。我在电话里让塔子用胶带把备用钥匙贴在信箱门后面。我把晚报放回信箱，思考片刻，试着拧了拧门把手。门一下就打开了。我朝客厅里看了一眼，窗户上窗帘紧闭。我按下门边的开关，灯亮了。地上没有摆放任何鞋子。从门口看不到我昨晚坐过的地方。我脱掉鞋子，走进屋里，看见了昨晚放酒杯的那张玻璃茶几。塔子在电话里说，她把优子的稿纸放在茶几上面了。可是，现在茶几上面只有一样东西—一把粘着半截胶带的钥匙。我推开隔壁房门。房间里是她的床。床上铺着米色床罩，装饰得很漂亮。房间里还摆放着女孩子房间特有的三面梳妆镜和几件家具。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我又看了另一个房间。这个日式房间平时大概是闲置着，里面连家具都没有。我还到卫生间和浴室看了一下，也没什么发现。我关掉灯，走到阳台外。同样没见到人影。我拿起茶几上的钥匙，走到屋外，把钥匙插进门锁里一拧，锁头“咔嚓”一声锁上了。显而易见，有人抢先一步实施了我告诉塔子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