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乘坐东横线电车，在自由之丘站下车，走进一家刚开门的超市，买了一件大衣。最便宜的大衣也要几千日元，但也只能狠狠心豁出钱来。考虑到接下来的行动，我这身衣着显然不太妥当。而且，对方又刚举行过葬礼。我把连睡觉时都随身穿着的那件旧大衣扔进了车站的垃圾箱。

我再次坐上电车，第二站就到了尾山台车站。虽然是工作日的上午，但车站前的商店街仍然有很多行人。我在一家杂货店买了笔记本和圆珠笔。穿过商业街，进入环八路，过了红绿灯后，前面出现了一片安静的住宅区。我只听说过这里的地名，并不了解是什么样的地段。但看见这街景时，我不由暗自庆幸换上新大衣是正确的选择。我在塔子公寓用电脑查到住址和地图，现在正凭记忆往前走。

刚才准备出门时碰到了一点小麻烦—塔子非要跟我一起来。我预料到了，但我不能让她跟一个通缉犯一起行动。我花了半个钟头才说服她。作为交换条件，我必须听从她的吩咐。“你现在马上洗个澡。你根本没意识到自己身上散发出什么样的气味！你现在这个样子，完全不像个正常的社会人！”听她那语气，简直就是个严厉的小学老师。

我老老实实地按她的吩咐去做。因为我这副狼狈相确实像她说的一样。我在浴室里冲刷掉积累了一个星期的污垢，洗了头，并用她准备的毛巾擦干身体。为了消除酒气，我还用稀释的洗发液漱了漱口，只是不知道效果如何。至于是否梳洗一番后就能变回正常人，我也没什么信心。我穿上衣服走出浴室时，她严肃地大喝一声：“站在那里别动！”然后就像看二手车似的上下打量着我。被年轻女孩子这样盯着看，对我来说已经是遥远得发黄的记忆了。我按捺着尴尬之情，终于听到她说：“OK。虽然达不到平均水准，但去别人家拜访时总不至于被赶出来了。”她还附加了一个条件—让我务必买件新大衣换上，然后才放我出来。

眼前这栋白色房子，门上挂着“柴山”的名牌。有两个车位的车库里只停放着一辆车。葬礼等仪式大概已经全部结束了，周围一片寂静。暂时也看不到警察和媒体记者的身影。我按下门边的对讲机按钮。

门铃响了一会儿之后，对讲机里传来应答声—正是电视上那个少年的声音。

“我是《太阳周刊》的记者。”我朝对讲机大声说道，“今天想来了解一些情况。”

又过片刻之后，少年很有礼貌地说：“请稍等。”

门开了。一个脚穿拖鞋的少年探出头来，有点不知所措地看着我。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的眼睛里还焕发出饶有兴致的目光。

“你就是柴山守吧？”我拿出刚买来的笔记本和圆珠笔，“在你们这么忙乱的时候登门拜访，非常抱歉。我是《太阳周刊》的松田，今天过来是想了解一些情况。”

“松田先生？”他惊讶地说，“昨晚来的那个记者也叫松田先生。”

森先生之前向我说过为什么《太阳周刊》如此畅销，这下我总算明白了—原来他们会对每一个受害者做追踪调查。我全神贯注地回忆上次与松田先生的电话交谈内容。过了好几秒才想出他的全名。

“噢，你说的是松田裕一吧。”我说，“我们杂志社有两个松田，我叫松田幸夫。松田裕一让我今天再过来一趟，稍微详细地了解一下昨天漏问的情况。不会占用你很长时间的。”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才开口说道：“昨天我爷爷发火了，你能不能向松田先生转告一声对不起？因为当时刚举行完告别仪式，所以我爷爷……最后把他给赶走了。”

原来如此。我心里暗自嘀咕了一句。对我来说，这倒是个好机会。他大概还只是个高中生，并没注意到我登门拜访却没先递上名片。又或许是因为他在国外生活的时间太长了。他给人的印象很不错。我不由产生了一种类似犯罪的内疚感—从道义上来说，冒充记者采访遇难者家属就是一种犯罪吧。

“你母亲的遭遇真是令人同情。松田裕一本来不该在昨天那样的场合冒昧来访的，他也让我代为道歉。你爷爷不要紧吧？”

少年点点头：“这事确实太让人难过了。我爷爷正在二楼躺着。”

我留意到，这家里有什么事总是由这个少年出面接待，上次的电视采访是，这次也是。完全没见他父亲出来。

“冒昧地问一句，你父亲不在家吗？”

“我父亲一年前去世了，现在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所以我爷爷受到很大的打击。那些警察、媒体又天天找上门来……啊，不好意思，我不是针对你……”

这个少年很懂礼貌，甚至有一种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感。他把采访报道的记者称为“媒体”，用词相当准确。这种印象跟他在接受电视采访时的表现很吻合。我心想：现在应该进入主题了。除了松田，今天肯定还有其他人会找上门来的。说不定，来的人还不少。

“没关系。”我笑着说道，“你在国外生活过很长时间，对吧？”

“嗯，三年前才回国的。因为父亲工作的原因，我们长期离开日本。现在我还觉得不太适应国内的学校生活。”

“嗯。那时候是在哪里？”

“纽约。一直在那里住了八年左右。因为我父亲长期在贸易公司的纽约分公司工作。”

我心想：果然是纽约。从十一年前到三年前，时间上正好符合。

“对了，听说你母亲平时喜欢写俳句。这个习惯是从很久以前就开始的吗？”

“不，是到纽约以后才开始的。大概是出国以后才忽然对日本情调萌发了兴趣吧。不过，我之前搞错了。山崎先生说，她们写的其实是和歌。他看到我在电视采访中说错了，后来还纠正我来着。”

“山崎先生？是遇难的山崎由佳乃的亲属吗？”

“嗯，是她父亲。我还是第一次和他交谈，因为这次的事。昨天早上，我想着怎么也得问候一声，就给他打电话。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说那不是俳句。我对日本的短诗不感兴趣，也完全不了解。”

“山崎先生还说了些什么？”

“他好像很讨厌警察和媒体。他人不坏，就是比较老派。他说：‘我多嘴劝你一句，你最好少跟媒体说话，因为你不知道他们会乱写些什么。’……对不起，这是他的原话。不过，我以后想当新闻记者，所以我对媒体的采访很感兴趣。我梦想着有一天能回美国去学习新闻写作。”

“你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新闻记者的。因为，新闻记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好奇心。”

听到我这么说，他脸上绽放出快乐的笑容—这是拥有梦想之人的笑脸。我是否经历过拥有梦想的岁月呢？不过，我倒是明白了为什么他的眼睛里焕发出饶有兴致的目光，也明白了为什么他这么热心地接待我。

“这么说来，这次遇难的山崎女士应该跟你母亲很熟吧？跟你也很熟吧？”

“嗯，在美国的时候就认识了。我们住在怀特普莱恩斯的时候，山崎阿姨经常从曼哈顿到我们家来玩。我也经常和她聊天。”

“怀特普莱恩斯？”

“纽约郊外的住宅区。”

“离斯卡斯代尔很近吗？”

“嗯，就在旁边。怎么啦？”

“没事。对了，你说在纽约住了很长时间，那你母亲一定有很多朋友吧—比如说一起交流和歌的诗友？”

“确实很多。回国后还跟几个保持着联系。”

“那你听说过松下优子这位女士吗？”

他侧着头想了想说：“没听说过。但我不能确定她是不是我母亲的诗友。在美国时，我母亲是诗友会的核心成员，认识很多人。而且我对她们的活动毫无兴趣，所以母亲也很少跟我说这方面的事。”

“看来你母亲是社团的主办者呀。你还记得你母亲是什么时候成立这个社团的吗？”

“社团？”

“就是和歌爱好者的团体。”

“噢。那时我还小，应该是我们刚搬到纽约不久的时候吧。”

“她们这个社团叫什么呢？”

少年不知为何露出了微笑。“她们总爱用简称。作为诗友社团来说，这个简称有点奇怪，感觉没什么诗意—叫MCP。”

“MCP？”

“是Memory of Central Park的缩写。她们喜欢到郊外活动，经常在Central Park聚会，所以就起了这个名称。”

“那么，回日本以后也会定期举行聚会吗？”

“好像是。我母亲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六都要外出，但我不知道她是去新宿。”

“可是你那天好像很快就赶到现场了。你这么快收到母亲遇难的消息？”

少年的脸色阴沉下来：“当时我在学校里—学校就在涩谷。上课时突然收到了通知。据警察所说，母亲的驾照奇迹般地完整保留下来了。于是我马上赶到新宿。母亲的面容勉强可以辨认出来。”

“对不起。”我说，“对了，她们的活动地点为什么定在中央公园呢？”

“这个嘛，我也不清楚。警察也问过这个问题。那地方我倒是知道的，一个很小的公园。”

“按国外的标准来说，可能确实比较小。不过，会不会是出于这个原因呢—Central Park翻译过来就是‘中央公园’。”

少年瞪大了眼睛—跟塔子的反应一样，随即又放声大笑起来。笑声持续了好一会儿。

“原来如此，我倒是没想过。也许就是你说的这个原因吧。母亲她们虽然一把年纪了，但还是很有少女心的。虽然这话由我来说不太合适，但我母亲的性格一向就很机智风趣。原来如此呀，Memory of Central Park，意思就是‘中央公园的回忆’？”

“既然是在异国他乡成立的社团，那也许带点淡淡的‘寄思中央公园’之意吧。”

“嗯，这个译名更好。”

“她们应该有留下的作品吧？一般来说，和歌社团会定期出版会员的作品集，叫‘会刊’什么的。很可能就是以Memory of Central Park为标题的作品集。如果你这里还保存的话，我想拜读一下。”

“这个倒是有的。总共出版了七期，有两套。不过现在我手头上没有。我爷爷说这些是母亲的美好回忆，就把一整套都放进棺材里了。另一套则被警察拿走了。”

“警察？”

这时，从楼上传来一个嘶哑的声音：“谁来了？”

少年大声喊道：“是我的朋友！”并向我眨了眨眼睛。我笑着说：“谢谢你！”

“媒体最近经常来骚扰，让我爷爷不胜其烦。当然，这两天也消停一些了。说实话，像您这样有礼貌的记者很少见。”

“我也说实话吧，世界上所有记者的本性都一样，都是卑鄙无耻的。对不起，破坏了你的梦想。”

他露出了微笑。这是一种心无城府的微笑。

“话说回来，警察是什么时候拿走那套作品集的？”

“昨晚，那位松田先生回去之后，大概8点钟。他们说：‘暂时借来看看，一定会还给你的。’”

“原来如此。”我说，“对了，案发后警察有没提出要看你母亲的通信录或笔记本？”

“有。他们在母亲的房间找了好久，但什么也没找到。其实，母亲习惯用电子记事本，经常随身带着。她的通信录应该就在里面。警察也说他们发现了电子记事本的碎片。当然，里面的信息没能保留下来。”

“原来如此。”我重复了一遍，然后接着说，“如果看过那些MCP会刊，就能了解你母亲的交际范围。上面可能没写住址，但至少能看到社团成员的姓名。警察大概是这么想的吧。”

“警察确实说过类似的话，所以才来借会刊。”

“可是，警察为什么在案发两天后才想到这一点呢？”

“他们可能没你这么熟悉文学体裁吧。说实话，上门的那个警察看起来有点笨笨的……啊，这句到时要删掉。”

“当然。”我说完笑了起来。之后，我又提了几个问题。他的母亲虽然是家庭主妇，但丈夫去世后生活似乎还比较宽裕。她除了组织和歌社团，还积极参加志愿者活动。这也许是受了长期国外生活经历的影响吧。根据少年的描述，我头脑中浮现出一位广泛参加社会活动的女性形象。

我又问了一些少年所了解的山崎家的情况。但收获不多，只知道他们家是经营荞麦面馆的。准备告辞时，我最后说了一句：

“看来，我得上门去拜访山崎先生了。我很想拜读一下那些和歌作品，但除了警察，可能就只有他家有了。”

少年有点疑惑地看着我。

“你为什么对那些和歌这么感兴趣呢？我觉得，对杂志来说好像没太大关系呀。”

“说出来你别见怪—杂志的其中一项使命，就是要把报纸无法描绘的人物形象展现出来，而且还可能由此挖掘出一些被警方忽略的情况。所以，请别把这事告诉警察，也别跟他们说我来过，可以吗？”

他微笑着点了点头。从这微笑中可以感觉到，他相信新闻报道的使命就是挫败权力机构的锐气。

“可是，山崎先生可能不好对付。正如我刚才所说，他不太欢迎新闻媒体。”

“我有思想准备。我早就习惯这种待遇了。”

我道过谢，准备告辞时，他忽然问我：

“《太阳周刊》的发行量有多少万册？”

我想起森先生说过的数量，就回答说：“实际发行量大约七十万册。有什么问题吗？”

“既然是展现人物形象，那么我母亲的……唉，算了。”

我注视着他。他的脸红了，似乎有点难为情。

“哈哈。”我说道，“你是希望能把你母亲的和歌作品刊登在我们杂志上，对吧？这样就能被七十万名读者看到，你爷爷也会觉得很欣慰。”

“不，我没想……”他的脸更红了。看来被我猜中了。

我想了想，说道：“好吧，我跟主编说一下。”

他顿时变得容光焕发。

“但我现在还不能给你打包票，没问题吧？”

“当然。”

“要刊登作品的话，前提是要拿到她们的作品集。”

“我去找警察要回来，或者我给山崎先生打个电话吧。”

“不用，你什么都不用做。我会想办法的。我只希望你别告诉警察说我来过这里。听起来像是在跟你讲条件，对不起。”

“没问题。”他的语气斩钉截铁，颇有男子汉的气魄。

我走在返回车站的路上，心想：这个少年真不错。要是他看到我的笔记本的话，又会作何感想呢？笔记本里面完全是空白的，我刚才一直在假装记录他说的话。

我回到环八路，正要过红绿灯时，突然听到响亮的汽车喇叭声—一辆黑色奔驰轿车滑行到我面前，驾驶位的车门打开了，塔子探出头来。

“接下来是要去山崎先生家吧？”

我当时肯定是黑着脸。她说：“别摆出这副脸色，快上车！”我老老实实地打开了副驾驶位的车门。

“这车是从哪儿弄来的？”

“你一出门，我就立刻打了个电话，让我外公的秘书开了辆车过来，正好赶上了。幸亏这里的路很好找，去山崎家肯定要经过这里的。我只等了十分钟你就来了。”

“你为什么要掺和这样危险的事？”

“我早就置身于危险之中啦。有人闯入我的住宅，我都没报警呢。而且，你是不是忘记了我是遇难者的女儿？作为女儿，在即将找到母亲遇难的线索时，又怎么能袖手旁观呢？我可没这么不孝吧。”

我正叹气时，车就往前开动了。塔子的驾驶不太守规矩。她会突然加速，以惊人的速度在汽车夹缝间穿行。这与浅井的驾驶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我本来想挖苦说：“你这车开得比黑社会老大还蛮横。”但还是没说出口，只是叹了一口气，问道：“我拜托你的事有结果了吗？”

“噢，你说那个呀，还是行不通。我母亲的秘书也不了解她跟柴山洋子、山崎由佳乃之间的关系。你那边的上门采访怎么样？”

我把刚才和少年的对话简明扼要地告诉她。她嘀咕了一句：“又是和歌呀。”

她接着说道：“看来，‘Central Park等于中央公园’这个思路是正确的。不过，她们的会刊上可能没有出现我母亲的名字吧。”

“我也这么认为。不过，你有什么根据吗？”

“你是在考我吗？唉，好吧。我渐渐能明白你的思考模式了。其实是很简单的逻辑推论。警察昨晚8点钟去柴山家借走那套会刊，一翻看目录就能看到作者名字，如果有我母亲名字的话，昨天晚上警察就会上门来向我探听情况了。”

“正解。”我说道，“但也不能由此断定说里面没有她写的和歌。”

“你是说有可能使用笔名？”

我不由感到佩服。“没错。虽然不像俳句诗人的雅号那么普遍，但和歌诗人使用笔名也不算很罕见吧。”

“看来该轮到我出场了。”

“什么意思？”

“你不是说那个叫山崎的老顽固很讨厌媒体吗？那你想想看，什么样的人上门，他才肯出来接待呢？同一案件的遇难者亲属呀。”

她说得对。我刚刚还在发愁怎么办才好。我考虑了一下她的提议—遇难者亲属上门拜访同一案件的其他遇难者亲属，这并没什么不自然的地方，至少比媒体的窥探癖更容易被接受，而且是人之常情。

“好吧。”我说道，“那山崎家这边就全看你的了。”

她又猛踩了一脚油门。我决定途中还是系上安全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