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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威塞尔[埃利·威塞尔（1928—2016），美籍犹太作家，1986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少年时曾经被关进纳粹集中营，面对过死亡的威胁，但侥幸存活下来，写出了《夜》等真实揭露大屠杀的优秀作品。为了做他的访谈节目，我去了美国。不过，在纽约我只逗留了四天，随即返回了日本。

这么短暂的旅行，使我难以有计划地参观名胜古迹、欣赏歌剧或音乐会等。到饭店后的头一两天，我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一味地看书，没有连续睡上过一个小时，倒也没人干扰，正适于看书。从第三天开始录制对谈节目。我这次去美国，除了为和埃利·威塞尔对谈才出门之外，其他时间一直待在饭店里。只有最后一天晚上，才出去和一些可敬的朋友见了面。

在拉上了窗帘的房间里，我看的是埃利·威塞尔与法国新闻记者菲利普·德·圣-舒伦的访谈录《罪恶与放逐》，我在与埃利·威塞尔对谈的时候，也引用了这本书开头的部分，以表明自己提问的基本态度。

菲利普·德·圣-舒伦试图让埃利·威塞尔回忆一件事，他说：“今年早些时候，您获得了索邦大学名誉博士的称号，当时您在致辞中谈起自己的过去，说您小的时候，每次从犹太人创办的初中回家，您的母亲总会这样问您：‘今天，你向老师提出好问题了吗？’”

临出发前，去纽约的事我只告诉了一位朋友简·斯坦因。她出生于很有教养的家庭，在瑞士留学时，曾是福克纳最后的恋人。现在她是文艺杂志《大街》的编辑兼发行人，很有些知名度。今年六月，她与长期一起生活的医学家特鲁斯特恩·威塞尔（恰好与埃利·威塞尔同姓，但毫无关系）正式结婚。

这位特鲁斯特恩是少数几位我能够亲热地称呼其教名的外国友人，说起来，我与他的相识很是奇特。我在一次文学会议上认识了简·斯坦因，她立刻邀请我去她家做客。简·斯坦因颇有点名气，与诺曼·梅勒[诺曼·梅勒（1923—2007），美国犹太裔著名作家，代表作《裸者与死者》。]等众多社会名流都有交往。我第一次去她家拜访时，在座的就有漫画家斯坦伯格，他画的理智而又文雅的漫画正是漫画家自身形象的写照。我是在十五六岁时、每天去松山的美国文化中心复习考大学的时候第一次看到他的漫画的。另一位是我早就认识的“垮掉的一代”的诗人艾伦·金斯堡[艾伦·金斯堡（1926—1997），美国“垮掉的一代”代表诗人，20世纪世界著名诗人之一。诗作明显受布莱克、惠特曼等的影响。]。此外，来宾中还有因大作《东方学》而出名的比较文学教授爱德华·萨义德[爱德华·萨义德（1935—2003），美国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也是巴勒斯坦立国运动的活跃分子。他提出的“东方学”最为世人所知。]，后来我们成了无比亲密的朋友。

我那时在世界文坛上还是个近乎无名的作家，主人也许是考虑到我出席这种美国名流聚会时会不自在，于是由特鲁斯特恩主要负责招呼我，当时他还没有和简·斯坦因正式结婚。他举止率真，尽管并不年轻了，却依然风趣俏皮，以至于我以为他是一个自由撰稿人。我的英语不大好，那天晚上，只听到大家似乎在谈论新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的某某人、难以找到接替美籍日本女教授的人选之类的话题……

一年以后，我接到特鲁斯特恩打来的电话，说他来东京了，第二天下午有空，想和我见个面。我以为他是来东京采访的，就告诉他，光的第一张CD要在明天录音，如果你在录音快结束的时候过来，就一起参加晚餐会吧。特鲁斯特恩回答说，那样的话，他很想看看录音的全过程，并让我去饭店接他。

第二天录音的时候，特鲁斯特恩独自坐在监控室的最前排，凝神聆听长笛和钢琴的演奏，仿佛陷入了静静的沉思。之后，他夸赞光具有作曲家的独创性，他是第一个评价光的作品的外国人。录音结束后的晚餐会上，他一直和漂亮的女钢琴演奏家海老彰子热情交谈，表现得潇洒而有风度，很让我感觉意外。后来，他对我说应该把光的CD介绍到国外去，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其实那个时候，无论是CD的制作者，还是光的父母以及演奏家们都根本没想到光的CD会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并获得金唱片奖。制片人告诉我只要卖出两千张就不会亏本。我为筹集这笔钱，接了NHK的《文学再入门》电视讲座……

然而，光的CD要想在美国发行，就需要一位著名人士的推荐。当我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特鲁斯特恩一本正经地自我推荐说：“我就可以。我是一九八一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得者、洛克菲勒大学校长……”

就这样，我与特鲁斯特恩之间的友谊更加深厚了。当他和简·斯坦因结婚的时候，我们全家制作了一本书作为他们的结婚贺礼。我曾给《纽约时报》写过一篇回忆战败之日的小小说，并附有一张当时家人的照片。简·斯坦因说她很喜欢这篇小说。于是我把这篇报道的剪报、小说的日文原稿、光的乐谱原稿以及妻子画的一张水彩画合在一起制作成一本书，并请我的老朋友、著名装帧设计师枥折久美子女士进行设计，这本书制作得十分精美，封面用的是美丽的波纹纸，四角还包上了皮革。

我小心翼翼地把这本书装进手提箱里飞往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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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纽约饭店当天，我躺在床上，打起精神给简·斯坦因家去了电话。简·斯坦因不在家，我托西班牙语口音的女佣转达。下午，简·斯坦因打来电话，说了一些欢迎之类的话。不大工夫，爱德华·萨义德也打来了电话，是简·斯坦因通知他的。听到他爽朗有力的声音，我感到很高兴，把这一感觉告诉他后，他说：“嗓门是不小，身体可不好。”

爱德华·萨义德先生正和白血病进行着顽强的搏斗，在敬重这位学者的人中间，这早已是令大家忧虑的话题了。我们不是医生，对此无能为力，但还是经常互通信息，一听到他的病情有所好转的消息，就会发自内心地高兴。我和他同年，我曾经把他比喻为动作片大明星埃罗尔·弗林式的理智型人物，连声音都一模一样，想象这位身材魁伟的美男子工作时的样子，是件令人愉快的事。《东方学》出版后，近几年，他又出版了《文化与帝国主义》，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他还把在加利福尼亚大学阿拜因分校（经我和他共同的朋友三好正夫介绍，我也在该校讲过学）教授的音乐主题讲义编纂成书，献给不仅教会他钢琴、而且对他的人生产生巨大影响的爱好音乐的母亲。

今年春天，这位萨义德先生来到日本。尽管都知道他患有痛苦的疾病，我国大学和政府部门还是按照接待国际著名学者或作家的惯例，给他安排了令人吃惊的紧张日程。他不得不推掉了在日本报刊上发表对谈的所有安排，只选择了我和他的对谈。

对谈的内容发表在《世界》（1995年8月号）上，我们谈论的话题是“后期风格”。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就是典型的例子，也可以回想一下许多作家晚年的创作情况。正如艺术家处于创作初期时的风格具有勃勃生气一样，他们的晚年也有其独特的“后期风格”。艺术家通过这“后期风格”，不是可以将自己人生积累的生死观以及对下一代人的期望告诉给人们吗？

我谈了自己的这些看法后，萨义德这样说道：

我与萨义德谈得十分愉快，但如果仅从上面抄录的这部分内容来看，也许觉得难解。所以我回忆着那次在新宿的饭店里团聚的融洽气氛，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谈话的内容吧。

首先，萨义德并不认为所谓“后期风格”就像老人讲故事似的，认为社会与人生是那么调和、那么四平八稳的。他举出与自己相似，也是半个音乐行家的德国哲学家阿多诺[阿多诺（1903—1969），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音乐理论家、社会学家。20世纪最重要的德国哲学家之一。]为例加以说明，并且认为即使是贝多芬后期的弦乐四重奏曲，也包含着阴郁紧张的要素。他在接近人生的终点时，决心发出自己并非顺应时代潮流的声音，以明确地表现自我。因为他认定，如果不这样做，自己的整个人生将变得毫无意义。他完全不像有的人那样，一心只想着圆滑地融于传统，服从社会权威，甚至索性自己成为权威、获得艺术院恩赐奖什么的，以获取众人的尊敬和爱戴。他的人生与这种活法迥然不同。

确立这一“后期风格”而生存，即与企图同化自己的许多势力对立而生存。萨义德是巴勒斯坦人，他的祖国正陷于生死存亡的包围之中，要像个真正的人那样生活下去，势必会与周围的一切对立，甚至与同胞的妥协声音相对立。

萨义德认为，这个世界是为了强迫不断与之对立的人屈服，才让他得了这种疾病的。正是因为如此，自己更要通过与疑难病症进行搏斗、顽强地活下去之举，奏响亟待解决的不和谐声音，以他独一无二的音乐，逆世界与时代的潮流而震撼天地。

3

在简·斯坦因可以俯瞰赫德森河的豪华寓所里，我们和萨义德夫妇等几个人共进晚餐。萨义德先生依然是餐桌上最健谈的人，但看得出他身体状况不佳。我朗读了一段自己书里写给他的长长的献辞，他激动得站起来，走过来和我握手，他的手软绵绵的，以朋友间的握手而言，简直难以置信。分别的时候，他那双无力的手久久地握着我的手，对我说：“我在战斗，在战斗！”我回国后收到的第一份传真是简·斯坦因发来的，她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萨义德为了恢复健康，决心开始游泳——那天共进晚餐的时候，萨义德也像谈论暑期计划的中学生似的爽朗地说，要通过游泳使自己成为“新人”！哥伦比亚大学还为萨义德每天早晨游泳提供了专用的游泳时间。

我相信爱德华·萨义德能够战胜疾病，成为一个“新人”，完成体现他“后期风格”的优秀作品。听说他正在撰写回忆录，并即将完稿。这将成为一部无论在知识上还是艺术上，抑或作为现代史上的一个传奇，都会让人兴味无穷的回忆录。我能这样充满希望，是因为纽约最优秀的医生们正在为挽救爱德华·萨义德这位杰出学者的生命而同心协力地工作着。特鲁斯特恩也为此向自己医学界的朋友发出了呼吁，由此可知他是最值得信赖的朋友。我相信，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甚至连超越这个时代的力量也都会向萨义德先生这样的人伸出援助之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