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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埃利·威塞尔的对谈是在他位于横穿纽约市中心的美国林荫大道的财团事务所里进行的。这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出生于匈牙利，身材却像个矮小的法国人。他举止优雅，富有魅力，而且精力充沛。有着一头金发、宛如母狮般的夫人一直不离他左右，一边不时地插话，一边还出来进去地处理各种事务。

埃利·威塞尔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为了不让人类重演这段历史悲剧，他多年来一直勇敢地为此而奋斗。虽然难免受到各种批评，但我从他身上感受到了理想主义活动家特有的激情，与这种激情并不矛盾的是，他能够深思熟虑地讲话。他给我的印象是，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却不使人反感。他所说的话给我的感觉似乎是在哪儿听到过，但对于报纸打算刊登我和他的最新对话内容，我心里还是有些焦虑。

从我在近四十年前看到的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给《夜》写的序言中的描绘开始，埃利·威塞尔就在我心目中留下了美好的形象。

莫里亚克平时过着封闭式的生活，尤其害怕应对媒体。然而，当他与特拉维夫报社派来的年轻以色列记者一接触，心情顿时开朗了。他告诉这位记者，妻子经常跟他讲起，在德国占领时期，她曾亲眼见到货车里塞满犹太人的小孩。他一直忘不了妻子说的这件事。年轻的记者回答道：“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现将报上登载的、我与埃利·威塞尔对谈的开头部分转载如下。

我为什么在对谈中对“道德”这个词重新定义了呢？其实这一段是我在审阅记者整理好的对谈内容时，考虑到日本的读者，后加上去的。当然，也因为我对道德、道德性这类日语，总感觉有些不踏实。

假设他对我说：“您从不喝酒，除了夫人之外，对其他女人不抱什么兴趣，真是个道德家呀。”且不说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岁数，即便是年轻时候，老实说，我也毫无成为唐璜的天分，尽管如此，我仍然会赶忙说“哪里哪里”予以否定，特别是对于那句话的后半部分。因为我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一向特别注意塑造摆脱了这些世俗道德规范、获得自由的人物形象。

威塞尔是一位优秀的法语专家，这大概得益于他长期当教师的经历。他的英语发音也非常漂亮，尽管英语并非他的母语。听着他那流畅准确的英语，我想起英语里的articulation这个词。我在撰写这个随笔连载时，在《黄昏的读书》那几篇里会引用诗人R. S. 托马斯答记者问的一句话，现将笔记本上的原文抄录一下：“我们必须明确阐述思想，直至最后。”（We must remain articulate to the end）也就是说，我对articulation这个词有种特殊的感觉。

现在回想威塞尔当时所说的那个英语单词，在这里译成道德、道德的，好像使用的是形容词moral。我觉得日本人不经常使用名词morals，但经常使用moral和morality。日本人之所以宁肯使用“道德”的外来语，我认为主要是想把它和含有儒家色彩的汉语词“道德”区别开来进行思考。

我也打算重译moral这个词，结果找到了认真思考“人生的意义”的态度，这样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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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上面这些内容，可能会被人讥讽为满嘴道德说教，但我认为做人最基本的态度应是诚实。说到底，与残疾的孩子共同生活，才使我获得了这一信念。

这几年我们感到最明显的是，光正在失去幼儿时代那种天真烂漫、活泼开朗的性格。近几年来，他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恐怕也难以好转，并且渐渐地流露出成人才有的忧郁。

别墅的抽屉里随意放着一盒孩子们小时候一起玩耍时录下的录音带，光一听到录音带里的声音，就会变得兴奋起来，他对于自己那么爱说话，而且处于谈话的主导地位很是惊讶。那个时候，光和弟弟妹妹经常玩“马拉松”，在北轻井泽树林的山坡上跑来跑去，而且速度相当快。这一切恍如梦中的记忆，岁月流逝，无法重新来过……

光在活泼开朗的幼儿时期，就具有认真诚实的性格。我这个当父亲的，一想到什么玩笑话，总爱不管不顾地说笑一通，控制不了自己。好像我从小就是这样，所以上国民学校（战时的小学）的时候，成了校长的眼中钉，不知道为这个挨过多少打。

记得校长叉着腿坐在椅子上，让学生在他面前站成一排，然后每次叫两三个学生出列，他左手按住学生的右边脸颊，右手握成拳头狠揍其左脸。

有一天，我们照例在校长面前站成一排。校长叫到我的名字时，我的脑子正在开小差（这也是我从小就有的毛病，几乎算得上是顽症了），没有应声出列，校长的脸上似乎掠过一丝疑惑，结果我竟然免于挨揍！起先我暗自庆幸自己运气好，但是，后来我在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想来想去，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校长不该体罚学生，但我要是老这么逃避体罚，就会变得没有出息。于是，从第二天开始，每当和其他幼小的牺牲者一起在校长面前站成一排的时候，我总是全神贯注地听校长叫名字，以免听不到叫自己。我憎恨甚至轻蔑校长——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轻蔑大人，但我并不害怕因为耍滑头而惹怒校长，我只是为了恪守自己的结论。

总而言之，我小时候虽然是个喜欢开玩笑的孩子，但也是一个特别诚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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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更是直接继承和发展了我的较真性格。他进入残疾儿童学校中级班以前，心理状态极坏，曾经在走廊的狭窄地方，把弟弟的脑袋使劲按在墙上，但他从来没有打过弟弟。不过，从残疾儿童学校高级班毕业前后开始，当一家人围坐在桌边聊天时，一有人开玩笑——这种情况多半是我引起的，他就用手掌啪啪地拍打桌子，表示自己不高兴。

对滑稽的事感兴趣，也是光幼儿时就有的性格，现在依然如故。例如，光和妹妹都很喜欢滑稽歌曲的歌手嘉门达夫的CD。歌曲采取问答的方式。歌手问：“有个贝多芬在这里，是你吧？”另一个人用《命运》开头的曲调回答：“不——是——我。”歌手说：“就是你！”用这样的形式反复演唱。而且他还喜欢看电视娱乐节目里的耍活宝或搞笑场面。

但是，只有演员认真表演出来的滑稽，光才会接受。例如，光非常喜欢NHK的《日本人的提问》节目，尤其喜欢主持人矢崎滋先生（这是光特有的礼貌而亲切的称呼）那种装傻充愣的幽默，他还津津有味地阅读记录这个节目的书。

我们和光交谈的时候，一般是顺着他的思路走，倘若我故意突然转换方向，就会引起他的恼怒，他会使劲敲打餐桌，把盘子里的菜几乎都震了出来。

结果，开玩笑的人，也就是我，便打了蔫儿，光也闷闷不乐。接下来，他的妹妹或者母亲就出来打圆场，这已成为我们家一个新的习惯。因为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已经有相当长的日子了。有一次，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的老师在家长联系本上写了：“光在午饭时与同学发生冲突，但很快俩人就和好如初了，请你们不必担心。”我和妻子看了以后，猜了老半天，还拐弯抹角地问了光本人，可也没有问出个所以然，这事就一直挂在心上。我们估计这类小事件大概也和我们家里发生的情况差不多吧。

光与外界，当然最多的还是和家人之间的心理差异是如何产生并扩大的呢？光的确喜欢逗笑的事，无论是逗笑的语言还是逗笑的思维，当然是单纯的，尤其是当自己使用这样的语言或思维逗得亲人们笑起来时，他也会从心底愉快地笑出来。

然而，如果他是听者，从一开始就不了解对方是在跟自己开玩笑，而发现自己一本正经听着的事情变成了玩笑时，就会气得使劲拍桌子，来表达不满。我这个人平时喜欢开玩笑，因此在家里一般都是我把光惹火后，自己打了蔫儿，只好进行自我反省。“唉，做人最基本的就是诚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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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回到我与埃利·威塞尔的对谈上来。

他说：“我认为，作家的作用必须具有道德性。我一页一页地翻看您的书，每一页都使我感受到您作为作家、作为人、作为父亲，是在不懈地追求道德。”

我的回答是：“我把‘道德’这个词也理解为‘人生的意义’。”

如果我是小说的读者，作者站在“道德”的立场对我说教的话，我会顿时兴趣索然。所以我从小就不看这类小说。对于儿童文学，我小时候一直很厌恶，不愿意接触，恐怕原因就在这里。我的儿童时代正是太平洋战争时期，偶尔得到一本新出版的杂志，里面的童话、儿童小说中充斥的“道德”臭味，对幼小的心灵来说毫无益处。现在想起来，那种“道德”就是要把极端国家主义的理论自上而下地灌输到每个家庭里，要国民坚决贯彻执行。我是在最底层的“小国民”，抬头往上看，上面有父母（主要是父亲），再上面是国民学校的校长，最上面是天皇陛下！这就是自上而下进行思想灌输的构造。

幸运的是，我的父母亲不是那种自上而下思想灌输构造的信奉者。父亲是个严肃谨慎、少言寡语的人。当时他从事加工造纸原料三桠（黄瑞香）的工作。有一天，一个来跟他商量仓库管理的伙计，顺口说了个黄色段子，父亲听了很吃惊，也很生气。回想起来，我和光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相通的性格，这种性格随着我幼儿期少年期过去而消失，但光的内心深处却一直保留着少年时期的痕迹，从积极的一面来说，他始终保持着儿童时代的闪光个性。

我的父亲没有以“道德”的标准去要求孩子，也由于父亲过早去世的缘故，在我心里，他并没有成为一个极端国家主义精神在最底层的象征。父亲死后，母亲给我找来的也是《尼尔斯骑鹅旅行记》[19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典女作家塞尔玛·拉格洛芙（1858—1940）的代表作，是瑞典发行量最大的文学作品之一，已被译成五十余种文字，奠定了作者在世界文坛的地位。]《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美国近代作家马克·吐温（1835—1910）的重要作品。]这种与战时日本的“道德”相距甚远的书。

显然，我是感受着尼尔斯、哈克贝利所追求的，与一般意义上的“道德”迥然不同的“人生意义”的魅力成长起来的。这种感受形成了我青年时代创作小说的文学观基础。基于以上有关个人经历的回忆以及感想，我想把刚才自己说的那句话稍稍修改一下：

“所谓文学，其本质就是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