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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中旬，丸善书店[1869年建立于东京的一家老字号书店，以经营西洋书本为主。]打算在其举办的《康复的家庭》原画展期间搞一场这本书的签售会，于是，我应邀携妻子和光一起去了趟京都。真是一次久违的家庭旅行。一大早，我们乘坐小田急线到达新宿的时候，光的病轻度发作了。这种时候，必须尽快带他去厕所才行。我让妻子看着行李，自己带着光去了厕所，可是等了半天都没等上，于是我们从换乘电车的检票口进去，找到了JR线的大厕所。由于坐便已有人，实在等不及，只好让光上蹲坑，我搀扶着他解手……

就这样，我和光忙活了一通之后，终于从东京站坐上了“光”号（新干线）。巧的是，建筑师原广司先生也坐了这趟车。我家乡的中学盖新校舍时，我曾请这位多年的挚友帮助进行设计。每次回乡，我都看到漂亮的校舍在一天天建成，《燃烧的绿树》中有关教堂建筑的描写，包括引用的原先生的论文，就是以它为原型的。

我每次和原先生见面，他总是用轻松的语气，有些腼腆地谈论自己深思熟虑出来的独到见解，从年轻的时候起他就一直是这样。他非常喜欢数学，列出算式的时候，虽然只是简单的计算，却也写得像科幻作品插图那么美，而且据和他一起工作的性情沉稳的夫人说，每当他心情忧郁的时候，总是要新买一本数学书来看。我很想说这跟我看算术书很相似，当然我完全是班门弄斧了。他说他计算了现在世界人口与陆地面积的比例，按照他以前提出的“一个人的城市”的构想，把全部人口平均分布在整个世界的陆地上，日本平均每隔六十米就有一个人，和南美印第安人部落的比例差不多。

我听他讲话的时候，或黯然伤感，或开怀大笑，感觉很充实。他还带我参观了建设中的京都新车站工地。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建设这么现代的建筑物，往往会招致人们的非议，这位建筑师因而不得不经常忧郁地阅读数学书吧。就在一个月前，我还看过一位著名哲学家写的批评文章，尽管明显是谬论，却没有建筑界人士出来反驳。不过，这座车站竣工之后，将会成为京都为二十一世纪到来贡献的最优资产。

签名会开始后，光觉得有点不舒服，一个人休息了一会儿后，参加了后半场，他还在我身边回答了来宾提出的问题。听过光的CD的人都给他以热情的鼓励，我们一家十分高兴。曾经邀请我们去萨尔茨堡旅行的K夫妇请我们品尝京都菜。我对美食一无所知，只记得在谷崎润一郎等文豪的文章里，对京都菜的用料、烹调法等有一些描述。京都菜当然是很美味的，遗憾的是像以往那样，我只要谈兴一起，根本记不得究竟吃了些什么。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前年和我一起在意大利获奖的老朋友谢默斯·希尼[谢默斯·希尼（1939—2013），爱尔兰诗人。主要作品有诗集《一位自然主义者之死》《通向黑暗之门》《野外作业》《幻觉》等。199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我感到很高兴。去年，我获奖后，大阪的R饭店曾提供过住宿招待券以表祝贺，因为已过了很长时间，妻子打电话给饭店，询问招待券是否还有效，得到了欢迎的答复。饭店提供了一个套间，光可以和我一屋，也可以让光和妻子睡另外一屋，我选择了后者，独自看书到天亮……

这天晚上，每到新闻节目时间，我就用遥控器寻找有关评选优秀电视作品的国际艾美奖的报道，因为我们听说，这一天艾美奖将在纽约颁布。我多年的老朋友，《父子共生——大江健三郎与光的三十年》的制片主任，NHK的山登义明正在纽约参加颁奖会。结果我因此一直没睡成，看了一晚上希尼的诗集。

但是，一直等到卫星电视的最后一个新闻节目，还是没有艾美奖的报道，其实，已经在七点的新闻中播过了，但那时候我们在吃京都菜。我只好睡下，脑子里却浮现出因劳累病倒后刚刚恢复健康的山登那略带腼腆的清瘦面庞，当时他身着一件上NHK节目穿的晚礼服！第二天一大早，我拿起从套间走廊的大门下塞进来的报纸，发现报上刊登了光的一封信。

在纽约得了艾美奖，非常高兴。我的信登在什么报纸上，都一样。我的作品，到今年就结束了，但是不论哪里的大厅、舞台都上台去。当然，无论哪位的现代音乐，都很好听。我打算从明年起，不举办演奏会，除了自己家以外。除演奏会外，我还想开忘年会。都在晚上举行。也请您光临演奏。

这是光发给长笛演奏家小泉浩先生的传真。传真发出去以后，我才看到原稿，从中发现了光心理上的新变化，想在这里补充说明一下。今年举办了多次光的作品演奏会，每次家里人都要陪着他，而且当观众要求返场时，光都要上台致谢。这就是那句“不论哪里的大厅、舞台都上台去”所说的。但随着这样的情况增多，我们感觉到他身心的疲惫。经过再三考虑，我们决定让光的作品演奏会在今年底告一段落，明年开始，让光集中精力，在职业培训福利院边工作边作曲。

光虽然同意了，但多少有些失落。妹妹见哥哥情绪低沉，便对他说：“就像去年的忘年会那样再办一次吧！”以前，她请朋友来家里演奏过。此外，小泉先生从去年开始连续演奏我国现代作曲家创作的被世人埋没的长笛曲子。光怀着对这位他最尊敬的演奏家的钦佩之情，给先生写了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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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想引用山登先生在颁奖仪式上的发言。这是引自他发言时译成英语的日文原稿复印件。听说他事先请纽约的一位歌剧演员纠正过英语发音和语调，他发言时台下响起了一片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父子共生》是怎么拍摄出来的，以及产生了什么样的反响，在国内还没有看到相关的评论，但在中国的电视节上获得了金熊猫奖——我在其他文章中已谈到这一点。另外，承担摄像工作的是个年轻的摄制组，H摄像师和M制片人一起辛勤地工作。我在祝贺H结婚的信函中也表示过感谢。

我与山登先生是患难与共的朋友。在拍摄《世界还记得广岛吗？》的时候，我们在美国得克萨斯州销毁核武器的工厂一起被警卫扣留，在首尔机场差一点被遣送回国。今年夏天，他终因劳累过度病倒住了院。我赶到湘南医院去探望他，见他躺在病床上，受到母亲无微不至的精心照料。可他就像个好动的孩子，一脸不高兴地冲着墙躺着，连话也不想多说。也许他这人天生就是受累的命吧。在回来的电车里，我拿出斯宾诺莎的书来读，一边用红笔在书上画着重点。对面坐着一位母亲和她漂亮的女儿，女儿一直在诉说着什么烦心事，她的脸颊上有一块碰伤。母亲一边听着女儿诉说，一边看着像是从图书馆借来的《平静的生活》。在她们下车的时候，我告诉她自己是该书的作者，并表示了感谢，因为这本书的读者并不多。母亲对我说：“我这个孩子也有残疾，每天都要接送。”不久，报纸登出了这位母亲写的一封读者来信，其中提到了和我邂逅的事。去探望远远超出电视制片人的身份，像亲人般关注着光成长的山登先生那天遇到的这件小事，成为我美好的记忆。那个美丽少女脸上的伤口已经愈合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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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谈国内评论界如何评价，电视片《父子共生》以其出人意料的高质量获得了众多的观众。曾在岩波书店一起编辑《渡边一夫随笔集》的、我最尊敬的前辈清水彻先生（在从王子经由东京大学开往丸善的电车里，我曾向这位时任研究室助理的清水彻先生请教过名列书籍排行榜的一本书的原文，当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看到其中一个我的镜头时，对也认识渡边一夫先生的他的夫人说道：“真有先生之风啊。”能有人这样看，我很高兴。

当然，在外表上，我根本不可能和晚年依然风度翩翩的渡边一夫先生一模一样。清水彻先生所看到的那个镜头，就是前面提到的山登先生在获奖致辞中说的，在完成《燃烧的绿树》初稿那天的事。当时我没有刮胡子，想着“这么上镜头哪行啊？”，正犹豫不决的时候，妻子劝我说：“拍完这个镜头后再刮的话，前后一对比不就显得更精神了？”我不以为然地说：“对我这么抱有幻想的，也只有你啊。”

为纪念获得艾美奖，电视台重播了这部片子。我在观看的时候想起一件事。我上中学的时候，理想是当个物理学家，并为自己设计了一个理想的外表。我之所以想搞物理学（后来，我在东京大学的考场，面对物理考题时，才完全明白自己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天分），是因为受到过两个影响：一是学校老师整天给我们灌输“日本人战败是由于科学落后”的观点；另一个是汤川秀树博士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我不想按照汤川博士那样的白面书生型描绘未来的自己，于是就把自己归入漫画里邋里邋遢、半疯半癫的坚强的老科学家那类了。

由于获得了艾美奖，今年以来，英文版《父子共生》的录像一直在纽约市电视与广播博物馆内公开放映。这是可喜的事，因为这部片子不仅讲述了光和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庭故事，同时也讲述了日本人的广岛体验。今年是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五十周年，原定于纽约史密索尼安博物馆举办的原子弹轰炸展览被取消了，但经过市民和学生的努力，还是在美国举办了几场小规模的广岛·长崎展。我们的电视片能成为其展示环节之一，我作为电视片参演者感到十分高兴。

这部电视片也和山登先生拍摄的《世界还记得广岛吗？》一样，在拍摄广岛外景上花费的时间最多。原本整部片子拍摄的时间就很长，用了大量的录像带……

有一个场面虽然没能用上，但我的印象很深——尽管年老以后，对于遥远往昔的记忆要比近期的更加鲜明，那就是去重藤文夫博士出生的住宅拜访他夫人的情景，其住宅坐落在远离广岛市中心的美丽田园风景之中。

我们坐在土门拳拍摄的重藤文夫先生的遗像下面，光表现得格外老实。夫人生动地讲述了先生的往事。我从中充分感受到，正是在乡村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名门望族，以及周边风土习俗世世代代培育人才的环境，才造就了这位杰出的医学家，我为先生感到骄傲。重藤夫人在回忆先生时，表情非常丰富，语言生动幽默，我和妻子、光都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光更是听得非常专注。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当家长已不在人世间之后，其家族传统依然通过一条宽松的纽带被继承了下来。这条纽带十分宽松，毫不束缚人，纽带两头的人互相抱有敬重关爱之心，怀着无须言语的默契，任时光静静流逝……我们受到的就是这种真正的家庭情感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