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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时想要给已读完硕士课程、准备去企业研究所工作的你（指次子）写信，还想给因健康关系打算辞去大学图书馆工作的你（指女儿）写封信。我年轻的时候，会立即提笔胡乱写上一通；或是等到一有机会见到对方，就滔滔不绝地跟他说，自己希望他怎么怎么样，至于这么做对方会怎么想，根本不去多加思考。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以为作为同时代的人，对方和自己肯定是抱有同样的生活态度的，所以天真地以为只要自己说出发自肺腑的话来，就能够代表别人的心声了。

不过，现在我还不至于自虐到像老年人那样车轱辘话来回说的地步（当然我想你们也不会说：“这正是你的症结所在。”），每当我要对年轻的朋友说点什么的时候，总要先默默地沉思一番，时间长得几乎快赶上冥想了。因为我需要把要说的话先在心里过一遍，具体想象一下对方会有什么反应。尽管我可以借这个工夫审视一下已初露端倪的不可一笑了之的问题，可往往最终也没能把已经想好的话说出口。

我充满怀念地、同时又夹杂着轻微恐惧和悲伤地想起我终身的老师也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而他当时面对的年轻人不是别人，正是我。然而，那个时候，我至少还可以读到老师写的东西。因此，我现在虽然不准备直接跟你们谈话或给你们写信，但是想以客观的方式写一些备忘录式的文章。

我想要从最近正在看的书得来的几点感想谈起。我主要读的是斯宾诺莎的著作以及有关研究这位十七世纪哲学家的一些入门书和专业书籍，但这里要说的是其他的书。我把自己所写的有关这本书的备忘录称为“黄昏的读书”，也就是在人生的黄昏时读书的感想。因为这也使我想起喜欢使用这种词语的我终身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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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要谈谈R. S. 托马斯的诗。我在威尔士读到这位老诗人的诗集纯属偶然，后来仔细回想起来，觉得这似乎也是必然的结果。只要认为某本书、某个作者对自己非常重要，往往会偶然地也是必然地与其邂逅，就像是命运安排的一样，这难道不是常有的事吗？

今年四月，我去了美国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我上高中的时候，由于亚特兰大与加拿大的多伦多的发音容易混淆，英语老师曾叮嘱我们，说亚特兰大佐治亚，就不会出错了。今天我飞往亚特兰大，而我的英语发音和四十多年前相比几乎没有多少长进。

位于美国南方广袤平原上的亚特兰大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也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从高层饭店的窗户向外俯瞰，整个街景犹如覆盖着繁茂树木的森林。为迎接明年在该市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今年在那里举办了“文化奥林匹克运动”，请来前总统卡特主持典礼，还特别邀请了许多健在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主持学术研讨会的是ABC的节目主持人迪特·克蓬。

活动结束以后，我去了趟纽约，看望我的一位老朋友，这位朋友名叫简·斯坦因，年轻时与福克纳亲密交往，并首次选编出版了其早期的采访记录。她的丈夫是一九八一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得者特鲁斯特恩·威塞尔。光灌制他的第一张CD那天，特鲁斯特恩恰好在东京，还特地去观看了录音。在她为我举行的晚宴上，称得上是当今美国文坛最有智慧的女作家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1933—2004），美国著名女作家、评论家。]问我：“你为什么要去参加那种‘抛头露面’的活动？”

我回答说，我确实觉得亚特兰大那场学术研讨会开得不错。因为每一位来参加会议的作家、诗人，都是以各自的方式承受了二十世纪地球人的痛苦体验和精神创伤的人，他们使我真切感受到，原来我们是如此生活过来的。法国的克洛德·西蒙[克洛德·西蒙（1913—2005），法国作家，代表作有小说《弗兰德公路》等，198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和墨西哥的奥克塔维奥·帕斯[奥克塔维奥·帕斯（1914—1998），墨西哥诗人，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为长诗《太阳石》。]都是经历过西班牙内战考验的知识分子。帕斯后来成为墨西哥的外交官。在他担任驻印度大使期间，墨西哥城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时，在特罗卡迪尔洛广场游行的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导致一些学生死亡，帕斯辞职以表抗议。我与他之间多年的友谊令我难忘。那还是二十年前，我一个人住在墨西哥城的时候，他请我到他的住所做客，热情地鼓励我。我对于墨西哥的了解也起始于那时阅读的帕斯的《孤独的迷宫》。

在我也曾工作过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的波兰流亡诗人切斯拉夫·米沃什[切斯拉夫·米沃什（1911—2004），波兰诗人，1980年的作品《拆散的笔记簿》获诺贝尔文学奖。]，饱经了东欧冷战时期的风霜。经受了同样苦难的，还有苏联流亡美国的约瑟夫·布罗茨基[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1996），苏裔美籍诗人。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等。]。西方国家最早高度评价他的诗歌，并以美丽的诗句赞颂这位世界语言公民的是德里克·沃尔科特[德里克·沃尔科特（1930—2017），圣卢西亚诗人。1992年以作品《西印度群岛》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位诗人是经受着美国资本主义惊涛骇浪袭击的加勒比海地区民众的代言人。另外，托尼·莫里森[托尼·莫里森（1931—2019），美国黑人女作家，199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描写美国南方黑人生活和情感的作家。

沃莱·索因卡[沃莱·索因卡（1934— ），尼日利亚作家，198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诗歌和戏剧深刻而敏锐地表现了尼日利亚人民的神话传统、殖民地时代以及独立后国家的困难局面，现在他仍过着流亡生活，却顽强不屈地坚持自己的信念。

只要了解一下参加亚特兰大学术研讨会的这些人物的经历，就能知道他们都是以各自的方式承受着二十世纪人类的创伤，并将其表现出来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我的这种想法会得到这位女作家的理解吗？

毫无疑问，在他们这些外国同行眼里，我也同样承受着自己的心灵创伤。我在一个与欧美交战时期的亚洲国家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战败后，在外国占领时代，萌发了学习外国文学的念头。而且，这些优秀的作家、诗人同行都知道，我的三分之二以上的文学作品都是与残疾孩子的共同生活分不开的。而从这个核武器时代的广岛不断发出的光亮中，我们的生活绝对无法获得自由，但我们这些声音也并不是完全无法传递给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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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特兰大的活动结束之后，因《掐去病芽，勒死坏种》（我获得芥川奖[日本最具权威性的纯文学小说奖项，1935年为纪念已故作家芥川龙之介而设，目的在于奖掖文坛新人。]前的初期作品）英译本出版的关系，我又到纽约、华盛顿、哈佛大学所在地剑桥市等进行讲演和公开对谈等，并接受了许多媒体的采访。每次采访时总要被问到刚刚在美国发行的光的CD的事情。对于有关儿子的音乐创作方面的问题，我总是特别热情地回答。后来收到记者们寄来的报道文章，也都强调了这一点。

同样也是为了出版宣传，我直接飞去了英国。在美国做的宣传，又在伦敦的大学和书店里同样做了一遍。其实，这次出版的《掐去病芽，勒死坏种》以及即将出版的《广岛札记》，都是一位名叫玛丽恩·博雅芝的女士经营的小书店率先在英国出版的。从我的小说英译本在英国几乎无人问津的时候起，这位玛丽恩女士就一直坚持出版。她生于美国，横渡大西洋来到英国，生活了很多年，如今已上了年纪，她的英语说得比英国人还地道。她的丈夫是出生于剑桥市的诗人，当过编辑，知识广博，柔中有刚。这老两口虽然总是吵个没完，但玛丽恩评价她的老伴说，阿萨年轻的时候不论在哪一家出版社工作，都比上司的知识渊博，结果没能得到提拔，所以不算是成功的编辑。这位阿萨精通正统派爵士乐，和他一聊起来，我又找回了年轻时候对爱德华·艾灵顿的热情，我还发现他把许多三十年代的唱片都刻成了CD。其结果，我回国后重新成了“发烧友”……

我们三个人坐火车去西南部的威尔士参加文学节，沿途欣赏了恬静的暮春景色。火车经过听说是该地区产业中心的加的夫后，抵达斯旺西。威尔士的诗人，我只知道狄兰·托马斯[狄兰·托马斯（1914—1953），英国作家、诗人。出版诗集有《诗十八首》《诗二十五首》《爱情的地图》《死亡与出路》《诗集》等。]的名字。我到这位诗人的出生地来，是为了寻找关于研究他的书籍。说实在的，这么说不过是激励自己完成最后日程的借口而已，此番长途旅行，已使我感觉相当疲惫了。

我们在斯旺西站下了车，车站的地名使用英语和威尔士语两种语言标记。然后我们到达了位于半岛颈部以北的休养胜地的饭店，青灰色的大海对面就是我喜爱的诗人叶芝的故乡爱尔兰，我一直非常向往却至今没有去过。我们去了在斯旺西市举办的文学节会场，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还听说当地的文学家先要为他们尊敬的老诗人举行小范围纪念会。

当地的文学家进行的演讲，是为了纪念一位名叫R. S. 托马斯的诗人。这种略带扭曲的自信和家乡情结的演讲，在这种靠近边境又具有独特文化的地方很常见。这位R. S. 托马斯比斯旺西出生的狄兰·托马斯大一岁，生于一九一三年，据说依然健在，住在威尔士。

我心里惦记着这个纪念会结束后，自己有个讲演——会场转移到大礼堂，我和玛丽恩将在那里进行对话形式的讲演。她没有抽时间和我仔细商量这种讲演的细节，所以当时只记住了R. S. 托马斯这个名字。不过，主办方给我们安排的年轻司机非常崇拜R. S. 托马斯，他准备了两本托马斯诗集平装本送给我。

饭店建在巍峨耸立的岩石上，房间窗户朝向大海。晚上，我躺在简易床上，难以成眠，便翻开这位诗人的诗集看起来，其实他还健在，诗集收录了他的后期诗作。我忽然发现这才是自己一直在寻找的诗人，我已经很久没有过这样的心灵震撼了。而且我知道，这一偶然性会成为改变自己人生的契机，对自己而言至关重要的接触已经开始。于是，我不禁坐了起来，一直读到拂晓，荒凉的草原和黑色岩石耸立的海角呈现于视野。这本诗集将我这几天来自嘲般的郁闷心情（我的小说在国外翻译出版，销售效果不会很好；事实上，在伦敦、斯旺西举行的签名售书都没有什么顾客，现在又到威尔士来推销）一扫而光，简直太实用了！

托马斯的诗歌语言平易、结构朴实，但换行、标点等独具特色，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因此，我虽然第一次读他的诗就读得入迷，但很快我就知道了，他的诗具有本质上很难读懂的特性。

正因为难懂，而我又坚信只要努力克服困难，就可以理解它的深度，所以我越读越入迷，干脆下了床，在窗户和没用的电视机之间狭窄的空间走来走去，感觉自己的脸颊发热，这部诗集使我感觉到了坐立不安的亢奋。

“也许已经来不及了！”我仿佛听到有人粗声粗气地叹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