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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秋天，在名古屋召开了德国和日本知识分子的学术研讨会。我参加了研讨会，发了几次言。其中一次与其说是阐述自己的意见，不如说是向德国的政治家提出关于德国政府对法国刚刚进行的第二次核试验（其威力相当于轰炸广岛的原子弹威力的七倍）持何看法的问题。

我向同在一个小组的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根舍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说：“法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来，一直强行推行自己的核军事防卫规划。此次核试验正是为了显示自己国家的军事实力。苏联解体以后，虽然俄罗斯还保存着大量的核武器，但大概没有人因此认为俄罗斯会对法国施行核军事打击。尽管如此，法国仍然坚持主张需要核威慑力，提出要把德国也置于自己‘核保护伞’之下的新方针。德国政府也发表了具有赞成该方针意味的声明。我对此表示反对，请问您是怎么考虑的？”

根舍仍然坚持必须拥有核威慑力的主张。同时，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但从他的回答中能够听出，他对于法国的核军备体制与德国政府的新关系无疑是抱着支持的态度。研讨会结束后，根舍走过来对我说：“你和我的意见虽然有分歧，但这才是学术研讨会的意义所在啊。”还宽和大度地和我握了手……

我向根舍提出上面这个问题，与今年夏天同样在名古屋进行的，我和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的谈话中学到的和思考的问题有关。魏茨泽克说：“欧洲不再以分散的各国，而是要以欧洲共同体的统一意志来推动世界这一区域的发展。”于是我表示：“希望欧洲的统一意志能够遏制欧洲共同体成员国之一的法国一意孤行的核政策。”

然而，根舍的意见与我的希望相悖，昭示了欧洲共同体支持下的法国核试验这一政治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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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古屋召开的那次学术研讨会规模很大，德国方面的参加者不仅仅限于政治家、学者等，而日本方面既有大藏大臣这样的人物，也有我这样的小说家。德国方面的小说家是一位很有魅力的女作家，她有一种成熟的知识分子的魅力。她曾把自己代表作的英译本和法译本送给我，对照阅读以后，我感慨良多。我这里所说的把两种文字的译本对照阅读，是我依靠其他语言来读外国原版作品的一个阅读习惯。比如阅读德语小说的英译本时，碰到理解不了的细微部分时，就对照法译本，这样往往能确切地理解其含义。

因此我经常告诫年轻人，如果能在大学里取得第二外语的学分，千万不可放弃。有的大学生以“我将来又不想当语言学家”为借口，只选一门必修的外语。我想对有这种想法的大学生说：“正因为你将来不想成为语言学家，才更有必要掌握两门以上的外语。因为有的人大学毕业进入社会以后，出于工作的需要，或者出于读书的乐趣，或者人到一定年龄以后，出于修身养性的需要，会自然而然地看起外语书来。到了那时，如果将该书与其他语言的版本对照起来阅读，其效果就等于请了一位家庭教师。”

参加那次学术研讨会的德国女作家名叫莫妮卡·马隆，生于一九四一年，是东德内务大臣卡尔·马隆的养女，从事文学写作后流亡联邦德国，其主要作品均在联邦德国发表。仅仅从这几句简要的介绍中，我们已经可以了解到她经历了多么艰难曲折的人生。

引述一下《朝日新闻》登载的她在研讨会上的发言概要，从中我们可以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她经受过的人生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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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街六号》采取倒序的写法，一开头描写一个即将步入中年的女性前去参加一位前政府高官贝伦鲍姆的葬礼，她前不久还在为这位老人工作。与葬礼进行的时间同步，小说描述了她对自己与老人生前交往的回忆。民主德国许多已引退了的有权势者都住在这条街上，因此这条街上充斥着怪异的宁静气氛，仅仅这番景物描写就足以显示这位作家的实力。因为显示小说创作实力的一个主要标志，是能否鲜明地营造出作品世界的浓郁氛围，与其说是氛围，我想不如称之为方法更合适。

贝伦鲍姆是个握有大学行政实权的人物。他家里的女佣至今还称他为“少校同志”。这位贝伦鲍姆想要写自传，为了先将他的口述记录下来，便雇用了离婚后独居的女子罗莎·泼考斯基，这个女子就是小说的叙述主体。

罗莎虽然已经离婚，但还时常和前夫在酒吧里喝酒聊天。小说的结尾是，她知道了酒吧里的一个年老的朋友曾经被贝伦鲍姆赶出大学，当重新追究当年他被赶出大学的责任时，导致了贝伦鲍姆之死。

这位罗莎的生活原本应该笼罩着忧郁，却通篇渗透着某种奇妙的幽默感。她似乎对莫扎特歌剧、特别是《唐璜》的德语译本很不满意，打算自己从意大利语原文进行重新翻译，尤其是宣叙调[宣叙调也称“朗诵调”，是一种以语言音调为基础的吟唱性曲调。节奏自由，伴奏亦较简单。在近代西洋歌剧、清唱剧等大型声乐曲中，常用于咏叹调之前，起引子作用，或相互形成对比。]更有必要进行重译。

当她独自一人在自己的公寓里喝葡萄酒的夜晚，喜欢沉浸于幻想。她想象房间里的六把椅子上（邻居的一位联邦德国朋友送给邻居十二把椅子，邻居以便宜的价格卖给她六把）坐着五个黑色的幽灵，她自己则坐在第六把椅子上，而且还和桌子上花瓶里的大波斯菊聊天。由于她的母语中名词有阴阳性之分，所以她在称呼上也很注意，将其作为男性时称为“cosmos”，将其作为女性时称为“cosmea”。她喝醉了后，意识蒙眬中，感觉人变成了动物又变成了植物，然后又从植物变成动物再变回人，生物们就这样不停地轮回着。

于是，她问大波斯菊：“你原先是人吗？还是正在变成人呢？”

干杯，亲爱的小姐。我说道。你知道一些事情，但是你不能说话，这太遗憾了。而我虽然能够说话，可是什么也不知道。

罗莎正在记录贝伦鲍姆口述内容的时候，一个名叫维克塔·泽茨曼的作家前来拜访。他想创作以六十年代柏林大学生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但是当年他才十四岁，记得不清楚，可是，二十四年前发生的事件对他的创作尤为重要，于是前来向贝伦鲍姆请教当时的情况。

贝伦鲍姆说：

在我们修建反法西斯城墙的值得纪念的一九六一年八月之前，每当我走进大学校门的时候，总是一边俯视着菩提树下的街道，一边浮想这样的情景：年轻的共和国国民的鲜血经过勃兰登堡门流进敌人的身体里……

听了贝伦鲍姆这些充满自豪感的话，罗莎见泽茨曼朝自己看，以为他过于震惊而向自己寻求支持，于是，罗莎代替作为客人不便驳主人面子的泽茨曼，用讽刺的口气对贝伦鲍姆问道：

所以您才决心用自己的鲜血来修建围墙，对吗？那么为了打击他们，大家的身体都需要开个洞吗？

贝伦鲍姆从容不迫地微笑着反击：“是的。我那时候还必须和你这类看法进行斗争。”

没想到的是，泽茨曼对这位年老的前权势者表现出了恭顺的态度：“我也相信那个决定（即修建围墙）是必要的。”

我把笔扔进葡萄图案的迈森[德国著名的瓷器之都。]笔筒里，大声叫起来。

4

在名古屋的学术研讨会上，由于给我的时间比其他与会者多一点，所以有机会将莫妮卡·马隆小说的魅力介绍给日本听众。在会议休息时，马隆走到我身旁，很认真地对我说道：

“您刚才讲的有关战后五十年和日本人的内容，我听明白了，但是对于您所讲的我的小说，也许由于翻译的关系，我一点也没听明白。”

我觉得有些抱歉，马隆对我微笑了一下。我再次意识到了她的小说所具有的不可轻视的幽默。我刚才介绍的她的这篇小说，曾被《纽约时报》评价为在“文体和尖锐的幽默”上非常出色……

读了莫妮卡·马隆的小说，最使我感动之处就在于描写了一位历经战后苦难而生存下来的知识女性的人生。她具有客观地正视自己人生的残酷性的意志力。她对那些处于比自己的环境更加恶劣的牺牲者抱有由衷的同情，并为表达他们的心声而大声疾呼。

《朝日新闻》上刊登的莫妮卡·马隆发言的后半部分是这样的：

很显然，这位德国女作家在本质的问题上具有坚强的理性。她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罗莎也给人稳健而又从容的印象。从莫妮卡·马隆的脸上看不出经历过苦难人生的颓唐，只能看到以独自的方式再建自己伤痕累累的人生的气魄。

由此，我联想到我国那些才华横溢的年轻女作家。她们的作品所具有的新鲜感和鲜明的个性，与年轻时期的莫妮卡·马隆很接近。我国的女作家虽然缺乏马隆那样的尖锐严峻，但同样具有各自独特的幽默感，这一点在吉本芭娜娜的作品中尤为明显。

但是，在她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出色观察力的民族风俗的根基里，是否有着对这个还充满了苦涩的时代的关注呢？她们是否在这个认识基础上，以坦率而积极的态度全力去探索对明天的思考呢？

我国也有像佐多稻子[佐多稻子（1904—1998），日本著名女作家，著有《我的东京地图》《树影》等长篇小说。]这样与莫妮卡·马隆相比毫不逊色，在人生观、时代观方面经过千锤百炼的女作家。我希望日本的年轻女作家都能像马隆和佐多稻子那样，切切实实为把自己的人生深深扎根于这个时代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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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给你写信的时候，听说你的硕士论文已经完成，还收到了公司寄来的入住单身宿舍的通知；还有你，好像原先打算辞去图书馆的工作，和上司、同事商量之后，决定继续再工作一段时间。我和妻子、光不久将去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旅行。

我还会从大洋彼岸给你们写这种读书笔记似的信，这些信简直就像“遗书”，只能写给自己看。以我这样的性格，也只有通过这种形式才能把自己的心思告诉你们。

这些信如果能够成为黄昏的读书人写给正值青春时期的读者的信，那该多好啊。对于我来说，这个目标虽然有点远，但希望它能够成为留给你们的真正有效的“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