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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平静的生活》的两封信宽松的纽带 作者:大江健三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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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园——作者致读者) 《平静的生活》可以说是一部由静静流淌的时间这个纵向轴,与父母出国期间留在家里照顾残疾哥哥的家人这个横向轴组成的长篇小说。其实,我在写《平静的生活》第一章时,只不过是想写一篇结构完整的短篇。 可是,《平静的生活》第一章发表以后,继续由叙述人阿园从女儿的角度,以女儿的口气讲下去,结果写成了一部由六章构成的小说《平静的生活》。 现在看一看我在日历上写的日程安排,发现在写作这本书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也和作品里的父亲一样经常出国,很少在家。 前年,因获得欧罗巴文学奖[欧洲共同体设立的文学奖。],我要在布鲁塞尔进行获奖讲演。机票由对方提供,我就顺便去了莫斯科,参加辛吉斯·艾特玛托夫(这本小说里也谈到他)担任主编的《外国文学》杂志举办的会议。去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讲学。接下来去美国、韩国拍摄电视纪录片《世界还记得广岛吗?》。年底在法兰克福书展主持日德学术研讨会,与君特·格拉斯进行了公开讨论。 我进入小说家生活之后,大约每隔三年都要集中阅读某个主题的书籍。我并不是主动地选择某个诗人、某个哲学家、某个历史学家或者某些文学理论书籍来读,而是当自己在生活的道路上,遇到难以逾越的困难时,为了寻找如何战胜难关生存下去的手段,才会钻进自己选择的书堆里去的。在写作这部作品的时候,我开始阅读叶芝,所以小说中随处可见初读叶芝时的痕迹。 《平静的生活》里的小说家K想阅读布莱克,就去伯克利分校向著名的专家学者请教。其实这个情节与我前些日子的实际情况差不多。那段时间,我先是读布莱克,然后是读但丁,再后来是读叶芝——如果把每个读书对象和我自己分别作为三角形的支点,那么另一个支点往往就是布莱克。 此外,作品中出现的塞利纳[塞利纳(1894—1961),法国作家,原名路易·费迪南·德图施,塞利纳原是其外婆的名字,在发表《茫茫黑夜漫游》(又译《长夜行》)时以此为笔名。]是我在法国文学科学习时就一直大量阅读的作家。当时我已经开始研究萨特,考虑到塞利纳是萨特的论敌,我就买来几本他的书阅读,从此便一发不可收,以至比起萨特,作为小说家,我更尊重塞利纳。而且他的人格也深深吸引着我,在身心遭受巨大痛苦创伤时,他也决不气馁——“努力吧,孩子们!”这一切都直接反映在我的小说里。 现在重读《平静的生活》这部小说,发现有许多情节再现了我的实际生活。我反复看着小说,好几次都让我回忆起过去:“啊,是有这么回事!”例如作品中的伊约(长子光)创作《肋骨》时的情景…… 不过,比起其他以光为原型的作品来,这部小说在本质上更具有虚构性。具体以我的家庭来说,小说家K虽然相当于我本人,但在伯克利分校的生活情况、处理危机的方式等都不相同,最根本的不同在于他能坦率地进行自我告白。 《平静的生活》之所以能够成为这样一部特殊的作品,将阿园这个年轻姑娘设定为叙述人是最直接的原因。根据我长期以来的创作经验,小说的秘密归根结底在于如何叙述。当然,如何表现思想、塑造人物、描写事件等也很重要,但如何叙述这部小说更为重要。叙述方式的决定和实施是创作小说之前和修改时最劳神费力之处。我打算停笔几年,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觉得反思自己的小说叙述方式已迫在眉睫。我在想,我的小说叙述方式是否将自己对生存本身的理解变得肤浅了呢?或者说,如果不在有生之年创立自己的真正的小说叙述方式,死都不能瞑目吧? 听起来似乎危言耸听,但我现在就是这么想的。我打算继续慢慢阅读与小说的叙述方式截然相反的斯宾诺莎的文章——这位十七世纪的哲学家把想象力的作用置于很低的位置上——也是发自重新起步的决心。 我刚才提到这部小说的原型问题,如果伊约与光极其相像的话,那么他的妹妹阿园这个叙述人是否就是光的妹妹呢?关于这一点,我必须加以说明:阿园这个人物完全是虚构的。因为我发现在创作时与其先塑造一个人物,不如先确定小说的叙述人,准确地说,是确定一种叙述方式、叙述手法。我创造了这一叙述方式写出短篇《平静的生活》,后来发现以此叙述手法可以展开小说世界,最终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 塑造出这个叙述人之后,我继续阅读叶芝。在这次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我又发现了现在写作的“最后的小说”《燃烧的绿树》中的叙述人——两性人阿佐及其叙述方式。 2 (伊丹——原作者致观众) 《平静的生活》由伊丹十三先生拍成电影是我最为高兴的事。十六岁时,我转学到松山高中,与伊丹成为好友。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似乎就在心底预感到,在未来的人生中,我们很有可能一起成就一番事业。 电影《平静的生活》与原著不完全一样,伊丹修改了好几次剧本。妻子每次都会十分认真地阅读剧本,并发表自己的看法——她对这个哥哥一向也是怎么想就怎么说的。她把第三稿拿给我看之后,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伊丹以他的叙述方式把小说改编成了电影。小说最重要的也是叙述方式。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读了伊丹的剧本后,我真切地理解了他的改编。“啊,原来他是这么讲故事的呀。”我为之感动不已。我不知道电影创作是否也使用小说的“叙述手法”这个用语,但是读了他的剧本后,我发现他正逐渐将这种特有的叙述方式加以切实运用,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对于我来说,能够看到故事成为具体影像在银幕上演绎实在是种享受。 剧本一开始表现的重要主题直接取自小说《平静的生活》。要是直接引用原著的话,在我的小说里是以如下这种方式出场的。电影中的人物音乐老师团藤先生即小说中重藤先生的夫人,对和残疾哥哥伊约一起留在家里的阿园说过这样一段话: 要说我的感觉呢,我生来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一直这么活到现在,以后还要再这么活一些日子,然后就作为微不足道的人死去…… 我想得非常简单,无论多么细微的事情,从来不对自己搞特殊化。只要把自己当作微不足道的人,就会活得很自在,然后自己尽力而为就是了。所谓尽力而为,其实不过是重藤教给我的,当女儿感到寒冷疲惫的时候,把围巾给她围上这么简单。 我准备一辈子都做微不足道的人……伊约,对不起啊,我又要说不吉利的话了。我觉得自己在临死之际也能够从容地回到无,就是说从最接近无的地方走向无。想象什么死后的灵魂啊,永恒的生命啊,不就是使自己特殊化的感觉吗?比方说,和虫子相比吧…… 我读到剧本的最后部分,感觉“微不足道的人”这个主题有所缩小,不过,也许在拍摄过程中又会扩大。即使不再扩大,在伊丹导演的指导下,团藤夫人和阿园的表演也会充分表现出微不足道的人的决心。 在刚刚提起将这部小说拍成电影的时候,我和伊丹商讨过这个问题。当时他对这个主题也非常认同,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话总是经过深思熟虑,从他的父亲伊丹万作的随笔中,能感觉到伊丹的性格与其父一脉相承。他说“微不足道的人”这个主题很好,是他读过好几遍《平静的生活》后得出的结论,同时也表明他已经开始构思电影《平静的生活》了。 不过,仔细一想,伊丹对“微不足道的人”这种主题感兴趣让人很不可思议。从我少年时代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身穿母亲特地为他定做的深蓝色呢绒短大衣,是个英俊潇洒的美少年,按规定在高中校内不许穿这种衣服。他对刚刚翻译过来的卡夫卡的《审判》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会阅读伽利玛出版社[法国最大的文学家出版社,主要出版文学艺术、人文学等方面的图书和期刊。]出版的兰波诗集,非常喜欢贝多芬后期的弦乐四重奏,还是个毫不惧怕视他为眼中钉的体育教师的男子汉。除此之外,众所周知的是,他是那位最早将日本电影推到理性高度的导演的儿子。 后来伊丹自己也拍起了电影,而且声名远扬。我在纽约、巴黎与知识界人士谈话时,对于Juzo Itami(伊丹十三)这个名字都无须多加解释。我在斯德哥尔摩还亲耳听到过国王、王后对《蒲公英》的评价。而他现在却对“微不足道的人”这个主题非常感兴趣。 伊丹在自己的人生中经常是以严厉的批评来磨炼自我的。他有一种独特的方法论,形成了与众不同的风格,但在具体的导演工作上,他与其说依靠理论,不如说依靠的是敏锐的观察力。实际上,伊丹对人、事物、风景等所有一切都观察细微,然后经过认真深入的思考,得出自己的明确坚实的判断。现在,这位艺术家的目光集中在“微不足道的人”这样的人生观上,并且在心里形成了具体的模式。我觉得,伊丹正是在此基础上,对我的作品产生了共鸣。从少年时代开始便能够如此理解我、给予我深深的喜悦的好友实在是可遇不可求。 伊丹打算在电影《平静的生活》里使用光的音乐。伊丹的音乐才能传承自他母亲的家族;而他和他的妹妹,即我的妻子,从他父亲的家族中继承了绘画的才华。可见,不论从哪个方面说,他都不是“微不足道的人”。司马辽太郎就曾称伊丹为“异人”。现在“异人”指的是外国人,其实原意是“与众不同的人”。伊丹对“微不足道的人”进行了认真思考后,将其视为人应该具有的根本道德。我想,这才是电影《平静的生活》价值之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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