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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记录艺术家和学者日常生活的日记或者回忆录，以及依据这些记录撰写的评传，不论国内还是国外的我都喜欢看。我打算用几年时间集中阅读某个专题的书籍，去出售这些新书的外文书店时，往往一发现与原本想购买的研究主题无关的这一类书，我就忍不住要买下来。回家后，把它们摆在起居室的书架上，打算在工作安排或业余学习中腾出一周左右的空闲时间仔细阅读，一般要等上一年左右。现在，英国作家马尔科姆·劳里[马尔科姆·劳里（1909—1957），英国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火山下》《在海的彼岸》等。]（我年轻时候就非常喜欢他的作品，而且在我的几部小说，例如《倾听“雨树”的女人们》里也有所反映）的厚厚的评传以及同样厚的书信集，再加上豪华漂亮的装帧，一直在书架上诱惑着我……

这类评传的魅力之一就是这些人物的交友之道。可是我这个人，虽然也曾经在国外旅行时，和正在养病的爱德华·萨义德聊天，但是在这十几年里，哪怕只是三个小时，我都不曾彻底放松身心，纯粹为了闲聊或吃饭喝酒，和尊敬的好友约会过。正是这个缘故，偶尔与朋友见面，我就会格外地兴奋。好在由于写小说的关系，常有一些座谈会或者文学奖评选会，可以和朋友谈论自己一直在思考的内容，或者最近出版的新书。但是，往往因为谈话过于投入，坐到宴会席上时我已累得筋疲力尽，所以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二次酒会之类。当然，在我二三十岁的时候，跟着文坛前辈去酒馆，有时争论得兴起，借着酒劲闹腾过几次。有了这些教训后，我就控制自己不在宴席上继续谈论座谈会或者评选会上的事了……

还有，我也和别人一样，喜欢阅读那些介绍珍馐佳肴的书，但自己不会特地为了品尝美食而光顾那些著名的西餐馆、高级日餐馆或者去外地旅游。印象中只有过一次。有一年年底，我与一位精通美食和葡萄酒的前辈作家以及某出版社的社长一起去京都吃饭。那天晚上，我待在饭店房间里，感觉这无异于在浪费自己的宝贵时光。我就是这样的性格，凡事总爱小题大做。带来的书看完以后，我就拿起摆在房间里的《圣经》英日对照版，一直看到天亮。后来我再没有接到过这样的旅行邀请，大概对于同行者来说，我确实是一个无聊的旅伴吧。

那还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一位和我差不多年纪、好像还参加过全国烹调比赛的作家，邀请我和他一起去赴某烹调研究家的特别家宴。但是由于我对此人有过一次不快的记忆，所以没有应邀前往。这位烹调研究家也是著名的珍稀本收藏家，我和他在购买古书这件事上，用航空术语来比喻，曾撞过机。

那时候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客座研究员，当时我正热衷于研究威廉·布莱克，我选择去该校，也是因为那里有几位研究布莱克的专家。其间，我还去其他大学讲演过两三次，酬金一有积蓄，我就往旧书店跑，除了去伯克利的旧书店外，还去旧金山山坡上那家著名的旧书店。不久，书店老板便允许我进里面去挑书了。

有一天，我在那里发现了布莱克预言诗集《耶路撒冷》的最好的彩色复刻版，于是乎，十万火急地乘坐“BART”地铁回到伯克利，从银行取出包括生活费在内的全部积蓄，怀着几分悲壮的心情，又急匆匆赶回书店。谁料到书已经卖出去了，我回去取钱时曾跟老板说好当天就回来拿书的。那个上年纪的老板说：“你好像在日本挺有名气啊，因为我一说你看中了这本书后，那位先生很感兴趣，结果搭上莎士比亚的对开本一起买走了，你要买的这本比那本还便宜呢！”

这件事在我心里留下了伤痕，直到多年以后，我参与策划了钢琴家江户京子主办的音乐讲解系列演奏会，作为答谢，她送给我一本她在伦敦的外甥买到的特里阿侬出版社的《耶路撒冷》，我心里的伤痕才算愈合。现在写的这次家宴邀请是这以前的事……

我跟那位美食作家讲了这段伤心的往事，说再好吃的东西自己也没有胃口。可是他不以为然地说，你想看书，吃过饭跟主人说我想看一下，不行吗？他家这样的书恐怕有好几本呢！可我还是坚决地谢绝了邀请，使他很失望。这不仅出于我长年的遗恨，还因为我脑子里突然闪现了一个尴尬的场面：我不小心把调料汁洒在了摊在膝盖上的精装书上。其实，如果我接受邀请，说不定餐后和主人到书房去品尝名贵的白兰地什么的时候，还有机会欣赏摆放在漂亮书桌上的这些书籍的。一想到这儿，心里又平添了新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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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面种种缘由，我既没有应邀参加过美食佳宴，也没有自己特地去某某著名的餐馆品尝过特色珍馐。去国外旅行更是如此，不论是法国还是意大利，我与那些新版旅游指南上带★标记的高级餐厅向来无缘。尤其是十年前，我去外国主要是为了在大学讲演或者参加文学节的学术研讨会，虽然有一些酬谢，但这些地方一般都有很不错的书店，导致我每每倾囊购书。妻子大概也考虑到这一点，所以没有提醒我办一张国际通用的银行卡，于是那些受经济实惠型旅行者和学生欢迎的餐馆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场所。

近五年来，我经常和妻子带着光出国旅行，但也是专门选择适合自己饮食习惯的餐馆，一般都是环境幽雅、价位适中、味道可口的地方，连妻子也对我选择餐馆的能力刮目相看了。

其实，我应邀去那些豪华的西餐馆或者高级日餐馆时，总觉得不自在，尤其文学奖评选会都选择在高级日餐馆举行，说心里话，哪家我都不喜欢，于是早晨一醒来，我就在床上琢磨怎么找个理由不去。从事文学的人，特别是我们这些搞纯文学的人与企业家、政治家的生活消费水平不同，所以我对出版社、报社把文学奖评选会安排在一流的日餐馆不能理解。而且，我在家里喝酒都是自斟自饮，没有必要让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性给自己倒酒，加上有时她们还要我回敬酒，我不由得很幼稚地从心底冒出那句话：

“你这么做，有什么用！”

不过，我这样的人也有过一次参加盛宴的体验，那一次我心情十分愉快，菜肴无比美味，可谓名副其实的珍馐，而且这个给我留下幸福回忆的宴会持续了好几天。我觉得这样的体验恐怕一生只有一次，所以想写在这里。那是去年（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我在极为罕见的严冬没有下雪的斯德哥尔摩的经历。

无论是颁奖仪式后的盛大晚宴，还是第二天王室主办的小规模晚宴，道道菜肴自然都是精美无比，对于我和妻子来说，味道非常合口。第一天的晚宴上，国王的妹妹坐在我旁边，她大概曾在美国的大学学习过，所以讲一口美国味儿的英语，与她的性格很吻合。宴会厅非常大，能够举行像奏乐、合唱等各种活动。她教给我一个在这个王宫的大宴会厅上致辞（获奖者必须做简短致辞）时，保证获得满意效果的方法，她说：“首先，大喊一声！沉默，然后再大声喊！”

我对她说：“我在墨西哥大宴会厅的晚餐会上用这种方法致辞过，可是，我大声说了一句，然后停下来，按照公主的说法，这是必要的，因为要等待会场完全安静下来；结果听众热烈地鼓起掌来，于是下一个致辞的人上了台，我的演讲就算结束了，其实我刚刚说了一句‘我来自日本’。”公主听了，笑得前仰后合，而我因为想起在墨西哥致辞时的尴尬，神情黯淡了一些，结果这一强烈反差被记者抓拍，照片刊登在第二天的报纸上。

在王室举行的晚宴上，我的左边是国王叔叔的夫人（她是英国人），她有着一副典型的英国上流妇女矜持高傲的派头，而且说话特别辛辣而幽默。夫人说：

“近来瑞典的经济不景气，王室也不富裕呀。我想，今天晚宴的驼鹿这道菜是国王自己掏的腰包吧，至少是这一桌的！可千万别让弹片硌了牙噢！”

坐在我右边的是王后，我仿佛有生以来从未见过像她这样高雅端庄的女士。听说她是出生于圣保罗的葡萄牙语专家，是在世界体育运动会上当翻译时与国王相识的。我对她说：

“我祖父曾有个计划，打算把老家森林山村的所有村民都移居到南美去，所以让他们学习巴西调的葡萄牙语。后来这项计划因为战争半途而废了。我小时候经常到已成废屋的厢房去玩，那些课桌上还残留着小刀刻的用日语标音的葡萄牙语。我和妹妹大声朗读这些葡萄牙语，还说我们以前移民去过巴西呢。”

王后问：“请您说说那些葡萄牙语好吗？”

我说了几句自己还记得的巴西调葡萄牙语，王后给译成了英语。

王后笑着说：“您的葡萄牙语的确是巴西调，发音挺准确的。那么您和妹妹为什么没有移民圣保罗呢？”她显出遗憾的样子。

这时，那位国王叔叔的夫人插嘴说：“您大概是早有留在日本、用日语写作、拿诺贝尔文学奖的意图吧？因为要是用葡萄牙语写作，竞争对手太多！”

然后谈到了我的小说，她们说报纸对我的小说的评论是难懂。国王叔叔的夫人又向王后问道：“听说您看过，看得懂吗？”

王后用极其漂亮的葡萄牙语回答说：“那恩·赛诺尔·那恩·肯普列恩特！”（不，我看不明白！）

一系列庆祝活动结束以后，我们去拉格洛芙的出生地摩尔巴卡旅行，这是我从小就非常珍爱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的作者，前面已多次写过。我们受到了热情招待，饭菜都非常可口，尤其是鱼的做法，更是一饱口福。我想，我的女儿不久也要结婚生子，如果他们这个小家庭也到这里来旅行，以她和她命运中的年轻丈夫的生活水准而言，应该会挺直腰杆走进这样的餐馆的。

3

在瑞典旅行期间的幸运事之一，就是瑞典外交部派来的地陪非常称职。从抵达斯德哥尔摩的那天晚上开始，到颁奖仪式的所有活动安排，直到旅行的最后一项活动，去西海岸的两所大学讲演后乘坐直升机飞往哥本哈根，在那里分手回国，我们一家人都受到这位名叫列纽斯的性格刚毅而又稳重的年轻人的悉心关照。在旅行结束时，他问我对瑞典菜有什么印象，我回答说：

“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吃瑞典菜。在餐馆里吃套餐，量不多不少正合适，吃完饭后感觉精力充沛，这是近来少有的。在你们的国家，不论是宴会还是在餐馆吃的便餐，饭菜都很符合我们的口味，好像专门为我们做的似的。再看看周围，别的客人也都是这样，我们好久没有这么悠闲自在地在外面用餐了。”

我在斯德哥尔摩演说时一直陪同我们的这位瑞典外交官优雅地微微一笑，说：“那么这可以说是decent进餐吗？”

我知道decent这个英语单词一般翻译成充满人情味的、正派的、规矩的以及高雅的、文雅的，等等，此外还有与当时的场合、当时的气氛十分融洽的意思。而我还觉得所谓“decent进餐”，是以一家人围着家里的餐桌进餐的温馨气氛为根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