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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今年夏天恰逢战后五十年，许多外国记者来我国采访，也有不少记者要求采访我。但是我的二楼寝室兼书房里书籍堆积如山，实在没有地方接待客人。

和其他做学问的朋友相比，我的书还算少的。每次写完小说，我都会把使用的资料处理掉，以至于那些翻译我的作品的译者询问我相关资料时，我很是为难。而且，我每两三年要改换读书主题，为此也要经常性地清理书籍。即使如此，当我外出旅行的时候，还是做不到让家人把某书的某几页复印后给我寄去。于是，征求了宽容的建筑师的许可，把起居室的墙壁拆掉做成一排书架，好安置我当前正在阅读的书。

岳母住院之前一直住的客厅现在空着，本来可以在这里接待客人，但是据住在附近的大冈升平说：“你是个注重家庭的人，所以才把客厅置于角落里，这样客人就待不了太长时间了！”这么说来，岳母住在客厅的时候，也不会感觉舒适的，再加上还堆放了体现她特殊喜好的杂七杂八的东西，结果剩下的地方只够放一台传真机了。

于是，我们只好在家里最大的空间，起居室兼餐厅接待采访的记者。但每次为了接受采访，妻子都要打扫卫生，于是每天都在这里工作的我也被弄得坐立不安。而且光一向是趴在起居室的地板上作曲的，来了客人他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结果惹得一些不了解情况的记者不太高兴。尽管这样，我们家的首要原则是保证光的自由，所以因为光的表现而使对方心情不快，我也从不介意。

那年夏天本来就很繁忙，可是又添上了一件事，更加忙得不亦乐乎了。由于法国恢复核试验，我决定取消参加法国南部举行的耶克桑·普罗旺斯艺术节书展的行程，尽管妻子和光从未去过法国南方。有关我做这个决定的过程，我的观点以及别人对我的批评，我已在几篇文章中详细叙述过，这里只谈谈要点（详见《“我”写自日本的信》，岩波新书文库）。

首先我要说的是，我会将书展主办者阿尼·特里耶女士和耶克桑·普罗旺斯市有关人士对我的友好情谊，以及自己的某种罪恶感，也就是由于我取消行程而导致这次活动流产，一起铭记心中的。

我的这个决定，受到了来自多方的指责，其中指责我最多的是感情用事、情绪化，我想在这里写一写这个问题。

回顾我走过的近四十年的作家生涯——啊，我居然在与新闻媒体打交道中度过了如此漫长的岁月，我不知有多少次与要求我在工作上或者什么运动中予以合作的人发生过冲突。

例如，我的文章中经常出现的那位广岛原子病医院院长重藤文夫博士退休的时候，岩波书店的《世界》（我在该杂志上发表过《广岛札记》）编辑部，当地的《中国新闻》[指日本本州西部地区，包括鸟取、岛根、冈山、广岛、山口五个县。日本平安时代以当时的首都京都为中心，根据距离远近将国土命名为“近国”“中国”“远国”三个地区。“中国”意即“中部地区”，这一名称沿用至今。]报社，还有NHK广岛分局都要求对我和重藤先生进行长篇采访。

最后我谢绝了其他两家，选择了没有报道过重藤先生的那家全国性电视台接受采访，并且非常积极投入地开始了准备。谁知，就在采访日期临近的时候，我突然接到来东京商洽此事的NHK广岛电视台负责人的电话，他说总局指示他们就地安排采访，所以只好取消对您的采访了。我虽然表示了同意，但也发表了一通不满。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对那些大电视台、大报社表示抗议是没有意义的，所以现在几乎不再抗议什么了。三四天后，我接到一封那个现在估计已身居NHK要职的负责人的令人难忘的来信。“由于您表现得歇斯底里，所以本想前去当面解释，可惜没有时间……”

后来，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与NHK没有来往，直到通过新的工作关系结识了NHK的朋友为止。因为我接到这类工作或者合作邀请时，如果理解不了对方态度的话，决不用无聊的废话来缓冲矛盾，圆滑地维持双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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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我在处理跟工作有关的人际关系上，从不采取虚伪柔顺的感情缓冲方式，这也是我的生活习惯使然。所以这么多年里，对我的态度感觉不快的人应该不在少数吧。如果在此借用渡边一夫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来表达，那就是：没有办法。

具体来说，在实际生活中，我一直想站在与感情用事完全不同的层次来处理问题，结果反而在以往的人生中引起许多感情用事的纠葛。我之所以在晚年想通过阅读斯宾诺莎来充实自己，恐怕也是希望在处理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以及与世界的关系时，尽量朝着减少感情因素的人生方向延伸吧。

然而，通过今年夏天我决定不参加耶克桑·普罗旺斯书展这件事，不得不将感情用事、情绪化的问题再度与自身联系起来进行一番思考。

3

对于我不参加耶克桑·普罗旺斯书展的决定，我所知道的法国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反应是著名作家克洛德·西蒙“这是没有礼貌”的指责，其指责本身可以说也是感情用事的。对于西蒙的这篇文章，书展主办者特里耶女士也进行了反驳。她说：“我们收到的不能参加书展的信函并非没有礼貌，西蒙先生没有看过这封信，他的批评是没有根据的。”在庆祝小泽征尔先生六十岁生日的音乐会上，和我只有一面之交的日本驻法国大使M先生，把发表在《世界报》[法国著名报刊。]上的相关文章的复印件寄给我，他在信中说，自己所见到的法国社会名人大多赞同西蒙先生的看法。因此我并不认为所有的人都与特里耶女士的意见一致。我是一个小说家，生活在与所谓社会精英们不同的圈子里，不论在本国还是在外国。所以除了特别的好友之外，我至今还没有接到过有“大使”头衔的人的突然来信。

听到了这些反映后，我给老朋友西蒙先生写了一封回信。这封信发表在同一天的《朝日新闻》和《世界报》上。信的开头部分是这样的：

在日本国内对我这篇文章的评论中，有人认为与其说是感情用事的，不如说是感伤的。多年来，我一直很尊敬克洛德·西蒙这位作家。但这位西蒙先生不知为什么如此固执，竟然不承认日本是现代世界中的成员，这的确使我不得不悲哀地把这看作理智的退化。从前面说的采访事件可以知道，我国的新闻媒体对批评他们的人没有丝毫的理解，只是想方设法地一味压制对方，却还要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为对方感到悲伤。这发生在我身上自不必说，即使旁观者也只能感到心情不畅。但是我对西蒙的指责感到上面所说的悲哀，又不想被人说成是感伤的。

西蒙先生看了我的信以后，没有直接给我回复，而是给《读卖新闻》寄去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说，自己对日本艺术家的期待是浮世绘与书法、禅的思想中体现出来的“惊叹、目眩、陶醉”。这与日本人对法国的尊敬只是由于印象派绘画、时装与葡萄酒等美味佳肴（因为有不少日本的知识界精英也这么认为），不是一样的吗？对于这种站在本国立场来理解他国的做法，作为期望为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孩子们改变核武器现状的日本人、法国人，怎么能不为致力于改造世界的合作伙伴国的知识分子感到悲哀呢？

西蒙先生在他的这篇反驳文章中有一句：“大江先生谦虚地承认自己没有礼貌。”与此同时，我正和德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君特·格拉斯通信。我在信中说：“这种对‘谦虚’的理解，给人以装模作样、厚颜无耻、令人作呕的语感，要是能准确地译成德语就好了……”

如果看到我这段话，不就会明白我根本没有谦虚地承认的意思吗？看着《读卖新闻》上刊载的西蒙先生的反驳文章，我实在不能理解，他怎么会这么理解我的回信呢？

由此我得出的推论是：我发表在《朝日新闻》上的日文文章，是由我的老朋友P先生译成法语的，他是《世界报》的资深特约记者，而不是文学研究家，是我的一位已故的朋友介绍我们认识的。我的原文是：

“我承认自己的行为不礼貌，并为此感到惭愧。”

译成法语是：Je reconnais humblement que mon attitude était〈grossière〉.

的确，“humblement”这个副词，如果在同声传译这种时间紧迫的场合，很容易按固定含义译成“谦虚地”。可是，我的这篇文章比西蒙先生的反驳文章早一两个星期发表在《朝日新闻》上，原文是“并为此感到惭愧”，这应该与那种毫无羞耻愧疚之意，口是心非地使用陈词滥调、态度冷漠的用语全然不同。

但是，这位年轻的法国文学翻译者，将日文与法文的信函进行互译的过程中，没有与不久前发表在日本大报上的日文原文进行核对就译成了法语，并发表在发行量更大的报纸上了。

4

日本人对于核武器问题抱有什么样的观点？经历过广岛、长崎灾难的日本人如何认识世界核武器的现状？在向外国人阐明自己的观点的时候，我国的政治家和外交官总是千篇一律地说是国民感情，或是唯一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的国民感情。

我认为这些陈词滥调就到此为止吧。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成立了一个比较松散、但很有规模的活动团体“被团协”[原子弹受害者协会的简称。]。我与这个团体的人有多年的交往。我经常感受到他们埋藏于内心的基于广岛、长崎的记忆所产生的深重而强烈的感情。而且他们不是以“感情用事的”“情绪化的”语言呼吁废除核武器，而是正在以世界共通的普遍性的理智语言，表明核武器决不能与人类共存的态度。

对于我和西蒙先生的论争，国内的政治学家对我提出批评，希望我不要“感情用事”，应该站在冷静分析国际政治的基础上发表意见。在此之前，我就不断地听到此类现实派政治学家的言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也一直在研究世界核武器的现状。在此基础上作为一名作家发言的时候，我是有意识地不去模仿军事研究家们评论核武器和国际形势时采用的那种技术性的表述方式。

我希望指导我国大学和新闻媒体的国际政治学家们通过对于国际关系的冷静分析，给我们谈谈核武器现状对二十一世纪的孩子们到底是“好”还是“坏”。希望他们不要只基于“没有核武器就无法维护世界的和平”这种“感情用事”的信仰，为了使之正当化，而以虚伪的理性语言来表达。这些专家学者对屈从于外国军事政策的我国现行方针仅止于事后认可，却毫无解决这种死路一条的对策的想象力，这种专家存在的价值究竟何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