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由人类活动构成的，除了帝王将相、英雄人物，还包括无数的老百姓，他们总体的言论、行为等活动，包括社会的器物审美、各种制度，一切的一切构成了历史。普通人也需要了解人是什么。文学不能告诉你一切，而历史是特别有益的补充，更能反映出人性，特别是集体人性。

普通人扎进历史的湖泊，会发现一些常见的规律。以史为鉴，知道今天，知道你应该怎么办，更好地为明天做准备。

在我看过的历史书里，有太多历史书夸皇帝，夸明代有多强大。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回答中国朝代兴衰这件事上非常独特，它并不是为了“夸”，而是为了点清“万历十五年”看似繁荣稳定昌盛背后潜伏的问题。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具备两个特点：

一、正好弥补了中国传统历史的不足，不是单纯地摆事实、讲道理。它在深挖历史背后的原因，深挖历史人物背后的驱动力。

二、除了用力阐释为什么，其视角还非常具体而清晰，其写法是综合历史、文学创出来的一种新写法：只选取一年，写了六个主要人物——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

在讲这六个人物之前，我需要讲讲背景：明代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管理制度。明代管理并不是围绕皇帝来进行的，而是围绕着文官集团来进行的。设想你自己就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你想设计一套最完美的帝国管理制度，你会先考虑两个问题：你面临着什么样的环境？你主要想达到什么目的？

先说说环境。在1949年之前，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是38岁。我妈就跟我说过，中国人就是这样子，家里有根葱，绝不往外冲，能吃饱穿暖，都不会想谋反的事情。人们总说想梦回宋朝、梦回大唐，我不想回到哪个朝代，我只想活在现在。因为多数的朝代、多数人过的日子都很惨，大家不要有任何奢望。其实大家在博物馆里、电视上看到的只是它们最美的一面，事实上多数人过的是在温饱贫困线上下浮动的日子。

由此可知，这个帝国管理制度设计的第一目的是什么——在维持多数人温饱的基础上，帝国持续的时间越长越好。总结概括：低水平，长期维持。

朱元璋就是这么设计的。他首先重文轻武，用一堆制度来限制军队的权力。比如军队的后勤保障是文官调配，军队的领导由当地的文官一把手来管理。文官是主要的管理中枢和管理骨干，武官处于次要地位。

为什么？希望实现帝国的超稳态。有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一旦给武官过多的权力，他们带着兵能控制一方百姓，又能控制后勤，那他们自己就可以当皇帝了。

你说文官也可能当皇帝。对，朱元璋也想到了，那他怎么限制文官活动的呢？

对于文官集团，他首先不设一把手，不设丞相。他把原来的丞相制度都废了，最早期的三个丞相都被他杀了。所谓的首辅，相当于二把手常务副总来行使一把手的职能，他相当于皇帝的第一文秘。

还有什么力量有可能颠覆政权？外戚。所以皇帝找的老婆不是望族、官宦等非富即贵的人家，找的都是没有背景的平民良家女子。另外，他还非常严格地规定，一旦这个女子变成皇妃、皇后，她的亲属可以好吃好喝好待遇，但是不能做官，不能有权。

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帝国管理制度设计的第一目的——低水平，长期维持。

文官集团是如何管理的？靠道德，而不是靠法律。

把“四书五经”当成主要的管理思想、主要的道德观念，来规范所有人的行为和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做臣子的要听君主的，做儿子的要听老子的，做老婆的要听丈夫的。对不对？它肯定不全对。有没有效？在长时间的历史上是有效的。

文官集团做的全部事情，就是维护这套道德体系，采用的是在道德观确定的基础上放权的管理方式。

三十余年不早朝，成就了一个好皇帝

1572年，10岁的万历皇帝登基，他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万历皇帝是不是一个昏君？答案是否定的。万历皇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懒、最宅的皇帝。但是他在位期间赢了三次大仗，叫“万历三大征”，财政收入比前朝翻了一倍都不止，饿死的人也不多。你不能说这是差的朝代。

一个皇帝不干事，有可能比他干很多事更好。

皇帝选择不做事，就做一个虚君，名义上的、象征性的领导、偶像、权威，介于神和人之间的这么一个纽带。你会发现，文官集团还能很有效地在自我平衡、自我运转，没有出大事。

万历是怎么一步步变成超级懒皇帝的？

我觉得理解万历这个人，就是三步：人—非人—非非人。第一步，万历也是一个人。第二步，万历在各种限制条件下成了非人，成了一个皇帝。第三步，万历做了抗争，变得又有点像人了。

万历小时候非常好学，每天三项功课：经书、书法、历史。“四书五经”，讲的是善；练毛笔字，学的是美；学习历史，求的是真。

张居正和其他大学士亲自当他的老师。据说万历的书法很好，但是后来张居正给他停了，说他的书法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不宜再花费过多的精力，因为书法总是末枝小节，自古以来的圣君明主以德行治理天下，艺术的精湛对苍生并无补益。

所以在1578年，在他登基六年之后，他的日课中就没有练字这一项了。一个小孩，10岁就开始学“四书五经”、学历史，也没有童话书、动画片，就书法这么个爱好，白纸黑字，还被“咔嚓”了。

万历皇帝变成了非人，皇帝的担子越来越重，文官集团给他的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把他神化。他不能展现出人的那一面，比如说七情六欲。这种矛盾根深蒂固。他性格偏软，无论是他妈，还是张居正，都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人，对他有足够的精神压迫能力。

最后矛盾是怎么激化的？皇帝发现，自己没有个人意志，周围人都把他当成小孩，把他当成不能跟文官集团的集体智慧相抗衡的一种存在，只是个皇帝而已。

后来他发现了解脱的办法。他在皇城里认识了一个姓郑的女子，他爱上了她，册封她为皇妃。他爱上郑氏的原因，黄仁宇虽然没有说得太清楚，但是我能体会到。郑氏是把皇帝当成聊天的对象，他俩有心灵上的交流。万历皇帝在姓郑的女子身上，感觉到自己还是个人。

郑氏后来生了一个孩子。到底该把郑氏的孩子立为太子，还是把更年长的朱常洛立为太子？在继承人的问题上，万历皇帝和文官集团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万历皇帝没有强悍的性格，他是这么想的：我也没胆儿跟你们文官集团往死了打，那我就消极罢工，不上早朝了，不搭理你们了，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我虽然没本事跟你们明着死磕，但是我可以明着说“身体不舒服，我请个病假”，“腿脚不舒服，没法儿去天坛祭天了，没法儿去地坛祭地了”。

文官集团非常生气，但也没办法。结果是万历皇帝在之后的三十余年几乎没有出过紫禁城。唯一的例外，是去看了看自己的陵墓什么样。

张居正：如果我不办，没人能办

张居正有能力、有见识，也有时机，从而做了万历的老师。他爸爸死了，他都冒天下之大不韪，手里把着权不走。文官集团上上下下都有他的门生、故旧。即便如此，他对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帝国管理制度，还是心存困扰。

困扰是这样的：他隐隐约约感到，中央对于很多地方的实际情况无法了解，只知道一没闹事，二税收还好。至于老百姓有多少富余，钱、精力、资源被用来做什么，中央不知道，只能依赖地方官员的汇报。

文官的收入很低。文官中可能有个别人一辈子都是圣人，但有不少人只在个别时候可能是圣人，而在某些时间他们会用手上的权来谋取私利，比如挖个河、打个仗、换个官，都会有新的负担添加在人民身上。

地方税收自己运转得越来越熟练，中央越来越难收上钱。在没有外患的时候，下边的日子过得还不错，但是中央没钱。地方上的钱、物、人是失控的，变得民也不见得富，官也不见得清，国也不见得强，怎么办？这是张居正面临的问题，是他想破局的地方。

张居正想过：我一直掌握着最高的权力，如果我不办，没人能办；如果我现在不办，那什么时候办？

看黄仁宇描述的，他想改变，认为自己能改变，但结果是真没改变什么。

张居正想从数字化管理的源头去改变，也就是明确税基以及统一税种。张居正最著名的改革方案，是“一条鞭法”，它实际上说的就是把各种苛捐杂税都转化成银子，按照土地的亩数去分派，由中央统定统收、统筹统发。简简单单地可以这么说。

但是做到了吗？他在局部、在一小段时间里做到了。但是从整体上看，他连第一步都没有完成——数字化土地：准确地丈量税基，丈量土地。全国各处到底有多少能够当成收税基础的土地，他都没有搞清楚。这件事遭到了文官集团从上到下的强力反击和抵抗。

张居正的命不算太差，他还算善终。但因为他积累了这么多的负面能量，就被清算了。1583年夏季以前，张居正看着长大、手把手教导过的万历皇帝，剥夺了他三个儿子的官职，撤销了他生前的太师头衔。1584年，张居正死后两年被第二次抄家。

申时行：硬干是死路一条，那就不作怪

在万历十五年（1587年），申时行担任首辅已经四年了。

王世贞在《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里说申时行“蕴藉不立崖异”，就是说他心里什么都明白，不近悬崖，不树异帜。这句评价在恭维之中寓有轻视的意味。这样的老好人，从不轻易与人结仇，甚至作为首辅，他以调和百官和皇帝的关系为己任。

申时行有几个特点。

一、识时务。他很清楚自己身处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他虽然是二把手了，位极人臣，但是他知道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管理制度有多厉害，有多难改变。皇帝和文官集团对抗，最后一宅三十余年；张居正，天时地利人和，和文官管理系统对抗，最后死后被抄家两次，三个孩子都被免官。

张居正做不到的，你申时行为什么认为自己能做到？申时行发自内心地觉得自己做不到。

申时行看到，在他前任八个首辅之中，只有两个可以说是善始善终的，一个是李春芳，一个是张四维。其他六个或遭软禁，或受刑事处分，或死后被追究。表面看，所有的处理意见都出自皇帝，但实际上所有的处理，都是产生于文官集团的矛盾。

二、不作怪。申时行审时度势，知道硬干是死路一条，那就“不作怪”，别跟文官集团进行全面、深刻的对抗。

关于立皇太子，皇帝不让步，退回到皇城里。文官集团没有更好的办法，但还是要找一个承担后果的人，作为首辅的申时行被迫辞职。

申时行做了一个守成的人，没干太多好事，没做什么改变，但也没做什么坏事，是一个合格的继任者。

海瑞：能成为故事，但改变不了历史

文官集团不是铁板一块，它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类，为了功名利禄贪赃枉法。这类人数不多，比例不高，却是害群之马。

第二类，秉着大家怎么做，我也怎么做——我读书、做官、买田、买地，过自己的好日子，我不是特别干净，也不是特别不干净，系统里90%的人怎么做，我也怎么做。这类人占多数。

第三类，像海瑞这样的人，有道德标准，而且真按道德标准去做——我既然做官了，我就拿这份微薄的俸禄，就抑制个人私欲，我就做道德上无可挑剔的人。以海瑞为代表的道德楷模，在文官集团里是存在的，虽然非常少，但并不意味着别人没有感觉到他的道德力量，不意味着没有人支持、赞美他们。

1587年，万历十五年，似乎是不重要的一年。但是，1644年清朝推翻明朝，所有问题的根源，在1587年都已经展现出某种迹象。海瑞这类人往往是“风起于青萍之末”的“青萍”，能比较早地看到问题的端倪，而且敢于说出来。

武死战，文死谏。海瑞往上㨃过皇帝，到地方㨃过各级地方官员。自己当了地方官，㨃过当地的地主，㨃过当地的制度。但是结果可以想象，张居正和皇帝都改变不了的制度，一个海瑞，哪怕有一百个海瑞，也改变不了。海瑞会成为故事，但是成不了改变历史的动力。

戚继光：掌握了成事技巧的武官

在官僚制度下，成事有两类情况：一类是有所迫，一类是有所贪。曾国藩说过，天下事，有所利有所贪者成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者成其半。

这样的成事故事比曾国藩还早，不在清朝，而在明朝。

在明朝的体制机制下，还愿意做事，而且能成事的一个人，是戚继光。他有清醒的现实感，知道武将做不了太多的事情，但是他说：带领一帮人保一方水土，让我们免遭外患，这是我应该做的善事。应该做的事，他就努力去完成，但完成就需要三个必要因素。

一、有一个很支持他的、能在地方上说了算的人。他一直在寻找这个人，这个人就是张居正。

二、要有一支听他指挥的军队。他没有向其他人要兵，招人的时候也没有招城市居民，招的都是农村的，听话干活的，哪怕不聪明，哪怕要教很多遍才能会。他基本上只用老实可靠的人。

三、训练。他强调训练，通过严格的纪律和训练，把三流、四流的人变成有一级战斗力的士兵。

管理正是如此，向上管理，向下管理，再把自己管好。把简单的道理变成重复产生效果的执行动作，不停加强，直到事成。

戚继光是掌握了封建王朝大背景下成事技巧的人，不碰自己碰不动的体制机制，找到局部能听自己的一组老实人。给这组老实人足够的训练和指导，带着他们去成事、成大事、持续成大事。

李贽：成败参半的自由知识分子

《万历十五年》里的最后一个人物李贽，是一个想活出自己的知识分子。他努力尝试了，成一半，败一半。

成的一半是，他在知府任上退休，之后的几十年是按他个人理想化的方式安安生生地过的。

败的一半是，尽管他写了很多书，尽管他看到了文官集团严重的三观问题、和生产力脱节的问题、跟时代不符的问题、效率低下的问题，尽管他看到了孔孟之道在朱熹系统化、格式化后所形成一套三观跟现代生活不适应的地方，但是他没能创造出新的东西来打破。

他的主要著作是《焚书》《续焚书》，我尝试着看过几次，没有看下去。我的第一印象和黄仁宇的是相似的，他没有提炼出主要的问题，没有看到问题背后的核心根源，也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很可惜，一个立志成为个体化的人，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相对自由、有发言权的知识分子，但并没有产生太多的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