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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也许是老天善良的安排
了不起 作者：冯唐
钱钟书写老“海归”的这篇小说至今时髦，只是读者通常没有以前那种旧学和西学的底子，领会他那些精致的笑话有些障碍。老天如果有眼，把他和张爱玲弄成一对，看谁刻薄过谁。
《围城》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一个“海归”（主人公方鸿渐）学了文科，从江南某地去国外念了一个平淡无奇的大学，平淡无奇地回国，平淡无奇地在抗日战争前和期间生活。
人物不是天才、浑蛋，也不是英雄，就是一个留学生，回来当个老师。没有什么强烈的故事性，就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方鸿渐，一个经济适用男。
结构也平淡无奇，就是跟着方鸿渐这些人起起伏伏地写下来，随波逐流，生活把我冲到哪儿，我就去哪儿。
一本似乎平淡无奇的小说，为什么成了现代中文长销不衰的长篇小说之一？
一、反差很大。整个大背景是抗日战争，但是小说没有正面描写战争大背景下的悲欢离合，没有写多惨、多苦、多惨绝人寰，不做大叙事、大题材，只谈在大环境下小小的个体的人的悲欢离合。这种写法非常现代，反而能够战胜时间，能够提供对现代人有帮助的角度。比如讲大学环境，像小小的乌托邦。在这种跟社会有一定距离的环境下，人性如何表现。一些小坏、小善、小狰狞、小苦难，反而跟人性最真实的一面联系得更紧。
民国时候类似的书有《留东外史》《留西外史》《孽海花》，但都不如《围城》写得自然。《围城》不生硬、不恶俗，有比较高级的幽默和英式的戏谑。
二、这本书还好在彻头彻尾的炫技。好的作家应该有节制，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讲，如果你是技巧类的作家，愿意炫技，你就炫一阵。钱钟书炫技的部分，我看得很兴奋，他很刻薄，这特别棒。
结构平淡无奇，用词用句没有太多新奇的地方，但就是这样能够做自己，发挥自己的尖酸刻薄，这让我特别感动。老老实实、扎扎实实、真实地去写，不要怕家长里短，忘记那些大事，直接写小事，越自然越好，越舒服越好。写小事不过时，写细节永远不过时。
《围城》一方面继承了《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这类讽刺小说的传统，一针一针地往下扎。它是少有的、轻松不端着的、真实的讽刺小说。让方鸿渐发挥自己的小聪明，处处闪烁，发挥对所见所闻的敏感、尖酸、刻薄，充分发挥出来就是一篇震古烁今的小说。
另外一方面是流浪汉小说的特征，随着主人公一通游荡、一通变化，可以说没头没尾，也可以说有头有尾，流浪到哪儿就算完了。
爱情遗憾也许是老天善良的安排
我们来解读《围城》里的几个主要人物。
方鸿渐不是坏人，但也没有什么用途，是一个无用之人。其实这种人在日常生活中挺常见：家境不好不坏，小富不贵；人长得挺帅；学问很一般；没有理想，但是有小心思、小聪明，没啥大智慧；随遇而安，疏于学业，事业上没有进取之心；生活上荒唐，偶尔骗人，但是有限度；挺老实，不切实际；看谁都不一定满意，但是自己做啥不见得能成；博闻浅识，知道的东西太多，但是没有任何自己特别专业的东西。就是这么一个人。
方鸿渐的朋友赵辛楣评价他“并不讨厌，可全无用处”。赵辛楣看人的角度非常简单，就是这个人有没有用。能帮他的就叫有用，方鸿渐帮不到他，就是“全无用处”。
很多女生看到方鸿渐这样的人，觉得挺好，不会有什么不安全感，没有什么太难受的，开开心心过一段时光有什么不好呢？这可能是方鸿渐在小说里女人缘很好的原因：没用、没威胁、无害、有趣。
方鸿渐一直在找一些精神寄托，因为他不够强大。但是这些精神寄托都成为他的“围城”，所以“围城”是为他所建，他又成了“围城”的一部分。他爱的害了他，爱他的被他害了。
苏文纨，天生的政治动物。她老爸是高官，从小受到正规的教育和教养。但是问题来了——老天没给她什么真东西，美貌、性情、智慧、明快决断都没有。她只能在后天把自己有的东西尽量发挥。本来她希望不主动就能拥有一切，但后来发现她真想要的东西，如果不主动，是绝没有一丝可能砸在她身上的。
苏文纨为什么不讨人喜欢？因为她自视太高，把自己看得太好，但实际情况并不像别人认为的那样好。这样的反差造成了她：一、失望；二、无趣。虽然她显得既自私又虚伪，却是书里唯一一个勇敢追爱的女性。如果苏文纨不能勇敢追爱，有可能就把自己剩给自己了。
孙柔嘉是小门小户出身、有小心思的小女生。你从小的角度去理解她就对了，但小不见得不动人。
赵辛楣虽然油腻猥琐，但还没有到不可交的程度，没有到人渣的程度，可以做朋友。赵辛楣结交人、做事、婚姻，都是想能够对自己有用，能够让自己在社会阶层上再多爬半格。赵辛楣的优点是真诚。他犯小坏的时候，知道自己在犯坏；他在谋求实用的时候，知道自己在谋求实用。这种人坏得坦诚，反而让人觉得稍稍有点可爱。
赵辛楣能看出孙柔嘉的心计，为什么看不懂苏文纨的？非常简单，苏文纨的家境比孙柔嘉的好很多，赵辛楣对孙柔嘉是从上往下看，对苏文纨是从下往上看。因为苏文纨对赵辛楣有用，所以赵辛楣看苏文纨的时候，他容易心乱，因为有所图、有所求，所以本来能看明白的，却看不明白。孙柔嘉对赵辛楣没啥用，所以赵辛楣能够冷静平和地看孙柔嘉的心思、动机、恐惧、希望。赵辛楣看孙柔嘉的时候，没利可图，所以他没昏。总结来说，利令智昏。
真正的好东西不怕泥沙俱下
在我印象中，钱钟书和杨绛是现代中文至今为止最能写的一对。
英文有一个词“stylist”——文体学家。我个人意见，钱钟书比杨绛元气足，是更好的小说家。杨绛比钱钟书更懂得收敛和控制，是更好的文体家。文学家在某种程度上不怕泥沙俱下，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怕他不磅礴，怕他太拘谨、太收着、太内敛、太干巴。
沿着杨绛的视角议论一下钱钟书与《围城》。
自从一九八〇年《围城》重印以来，我经常看到钟书对来信和登门的读者表示歉意：或是诚诚恳恳地奉劝别研究什么《围城》，或客客气气地推说“无可奉告”，或者竟是既欠礼貌又不讲情理的拒绝。
下边是金句：
钱钟书是无锡人，一九三三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了两年英语，一九三五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牛津留学，一九三七年得副博士学位，然后到法国，入巴黎大学进修。他本想读学位，后来打消了原意。
特别佩服杨绛在说这种话的时候，没有任何夸大和伪装。
她这一块躲开的事实是钱钟书是当时清华成绩最好的学生，都没有之一。他考英国的庚子款留学生，又是成绩最好的学生。这段话如果按现在的写法，会把钱钟书弄成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学霸。其实钱钟书的确是少数学霸之一。老老实实说副博士，没有说博士，老实对于聪明人是多么难得。
《围城》是沦陷在上海的时期写的。
很多好的小说都是在这种环境下创造出来的。比如《十日谈》，来了瘟疫，大家躲出去避难，十个男女，一天一个人讲一个好玩的故事，这样就产生了《十日谈》。这跟好红酒搁在橡木桶里、酒窖里多待一阵类似。
杨绛还描述了他们俩一块儿过小日子，非常江南，非常温馨：
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
就是杨绛愿意支持他，做生活这些琐事和细节，成就了伟大的《围城》。《围城》是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的。
钟书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
我想说的是，就按自己熟悉的东西去写当下的生活，不要装，不要端着，不要认为自己的想象力超越了其他人。
我看过挺多人写所谓的商战小说，在商业环境下如何尔虞我诈，如何挣数不清的钱。我做商业这么久，可以负责地说，这样的人在商场是混不下去的，只能是油腻地在锅边转悠，吃些剩饭残羹，做一时一事，然后很快出事。
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唱。
如果主要人物的原型取材于主流的人物，你会发现挖他的动机、逸事很难，甚至没有。写边缘人往往能更好地反映社会、现实、世界。
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读到这句的时候，我乐了。这些好玩的地方正是小说和文字应该抓住的东西。
唐晓芙显然是作者偏爱的人物，不愿意把她嫁给方鸿渐。其实，作者如果让他们成为眷属，由眷属再吵架闹翻，那么，结婚如身陷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彻了。
钱钟书在《围城》里不足的地方是挖得不够深，场景设计得不够丰富、完整。“围城”是很好的比喻，但是这些痛苦和欢乐的底层原因、驱动力到底是什么？
我们有时候深深地被某些人和事迷惑，一种可能是我们得到了，另一种可能是我们错过了。
年轻的时候错过，没得到，是那样不甘心。但是隔一段时间来看，老天的安排可能是最好的安排。两个人没有相互觉得特别合适却在一起，而后出现了各种花残、月缺、雪消、令人啼笑皆非的麻烦，变得人不是人，鬼不是鬼。存一点美好，也是老天的一种善良。
孙柔嘉虽然跟着方鸿渐同到湖南又同回上海，我却从未见过。相识的女人中间（包括我自己），没一个和她相貌相似。但和她稍多接触，就发现她原来是我们这个圈子里最寻常可见的。她受过高等教育，没什么特长，可也不笨；不是美人，可也不丑；没什么兴趣，却有自己的主张。
杨绛对生活的观察以及表达水平很高。的确是有这些人，你看不出任何毛病，该有的教育、学识、常识、打扮、家境都有，但又实在看不出有哪些突出的地方。偏巧这些人又有一个巨大的自我，看不上这，看不上那，注定了一辈子不是那么舒服。
钱钟书自己在《围城》的序言里，是这么写的：
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着重人，着重他熟悉的当下，写细节、写小事情、写人性，其他的不在作家的考虑范围。大历史、大背景都在细节之下，都是背景和舞台，是天地空气，但不是写作的重点。这是我最喜欢的写作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