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医院，在建议下我喝了更多的水，多到我坐在候诊室时感到极度不适。这地方很忙。母亲从自动售卖机给我买了一条巧克力，我坐着，拿我的钢笔敲打《米德尔马契》的封面，这是我英语小说课的读物。封面画了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女人，双眸悲伤，在捯饬鲜花。我怀疑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实际上并未像同期艺术作品里描绘得那样经常碰花。

我在等待时，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小女孩走进来，其中一个坐在折叠式婴儿车里。大一点的女孩爬上我旁边的座位，靠在他父亲肩上说什么，不过他没在听。小女孩扭动着身体想获取他的注意力，她那可以发光的运动鞋擦到了我的肩包，我的肩膀。她父亲终于转过来，说：丽贝卡，看看你干的好事！你在踢那个女人的手臂！我试图和他对视，然后说：没关系，没什么。但他没看我。对他俩来说，我的手臂并不重要。他只是想让他的小孩难过，让她感到自惭。我想起尼克和他深爱的小狗相处的样子，然后我不再去想这件事。

专科医生叫了我名字，我走进一个小房间，里面有台超声波仪器，还有张医用沙发，上面盖着白色薄纸。医师让我躺上沙发，然后在一个塑料工具上涂了一些胶状物，我躺在那里看天花板。房间很昏暗，昏暗得让人浮想联翩，仿佛它的某处藏着一片湖泊。我们聊天，我不记得说了些什么。我觉得我的声音像从别处来的，像是我嘴里有台小收音机。

医师拿那个塑料东西重重压我的小腹下方，我向上看，努力不发出任何噪音。我的双眼浮起泪水。我感觉她随时会给我看一张颗粒分明的胚胎照片，讲一些关于心跳的事，于是我便会心地点头。拍摄一个空空的子宫的图像让我感到悲伤，就像在拍一个被抛弃的房子。

结束后我向女医师道谢。我走进厕所，在医院水龙头的热水下洗了很多次手。我可能把它们烫伤了一点，皮肤变得非常粉，指尖看起来有点肿。然后我回去，等待会诊医生叫我。丽贝卡和她的家人已经走了。

医生是个六十多岁的男人。他眯起双眼看我，好像我在某方面让他失望了似的。他叫我坐下。他正在看一个文件夹，里面写了些什么东西。我坐在一张坚硬的塑料椅上，看向我的指甲。我的双手绝对烫伤了。他问了我一些问题：我是在八月什么时候入院的，有哪些症状，妇科医生说了什么，然后又问了些更笼统的问题，月经周期和性行为。问这些问题时，他漫不经心地翻阅着文件夹里的东西。最后他抬起头看我。

好吧，你的超声波没什么问题，他说。没有子宫肌瘤，没有囊肿，都没有。这个是好消息。

其他消息呢？

他微笑了，但笑得很诡异，仿佛在赞赏我的勇气。我咽了一下口水，意识到我犯了个错误。

医生告诉我，我的子宫内膜有问题，也就是说子宫里面的细胞长到了身体其他部位。他说这些细胞是良性的，意思是它们不是癌细胞，但情况本身没法治愈，有时还会加重。它有个很长的名字，我闻所未闻：子宫内膜异位症。他说诊断它很“棘手”，而且“难以预测”，有时只能通过微创手术才能确诊。但你的所有症状都符合诊断，他说。而且十个女人中就有一个会得这病。我啃着烫伤的拇指，发出“嗯”之类的声音。他说可以做手术进行介入治疗，但只对极为严重的病例才推荐使用。我不知道他这话是说我不算严重病例，还是他们现在还不知道。

他告诉我对于病患来说最主要的问题是“疼痛管理”。他说患者通常会经历排卵期疼痛、经痛，以及性交时不适。我咬住大拇指甲的边沿，开始把它扯出我的皮肤。做爱竟然也会让我疼痛，这对我来说简直像世界末日一样残酷。医生说“我们”试图让疼痛不至于严重到影响生活，或“致残”。我的下巴开始疼，我机械地擦着鼻子。

其次一个问题是“生育能力”。我清楚地记得这几个字。我说，哦，真的吗？遗憾的是，他说，这种情况的确让很多女人不孕，这是我们最大的担忧之一。然后他谈起试管婴儿，说技术发展得有多么快。我点头，拇指依然含在嘴里。然后我飞快地眨了几次眼，仿佛能把这念头眨出脑外，或把整个医院眨走一样。

然后会诊就结束了。我走回候诊室，看见母亲在读我的《米德尔马契》。她才读了大概十页。我走过去站到她身边，她抬头看我，满脸期待。

哦，她说。你出来了。医生说什么了？

有什么东西似乎开始蒙住我的身体，像一只手紧紧捂住我的嘴或双眼。我没法跟她重述医生说的话，因为有太多内容，而且会花很多时间，牵涉到很多字和句子。一想到要说这么多话我就觉得难受。我听见自己说：哦，他说超声波检查正常。

所以他们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母亲问。

咱们上车吧。

我们出门走向汽车，我系上安全带。等我们到家了我再解释，我心想。到家时我会有更多时间来思考。她启动引擎，我用手指梳理头发上一个疙瘩，感觉头发绷紧，然后松弛，小段小段的深色头发啪地绷开，从我手上滑落。母亲又开始问问题，我感觉我的嘴在给出回答。

只是严重的经痛，我说。他说我吃上药之后就会好起来的。

她说哦。是吗。那就放心了，是不是？你肯定很高兴。我想要做出镇定轻松的样子。我靠条件反射摆出某种面部表情，她打出左灯转出了停车场。

回家后我上楼去房间，等到点了去赶火车，母亲在楼下收拾房间。我能听见她把罐子盘子放进厨房碗橱里。我爬上床，看了会儿网页，在女性网站上找到很多关于我这个不能治愈的病的医学文章。它们大多是采访形式，受访者因病而饱受煎熬，人生都被毁了。页面上有很多模板照片，上面白人女性带着忧虑的神情看向窗外，有时把一只手放在腹部，以示疼痛。我还找到一些网络论坛，有人分享可怕的术后照片，提问：“安装支架后多久肾积水才会缓解？”我尽可能冷静客观地浏览这些信息。

当我读得受不了了，就关上笔记本电脑，从包里取出那本小小的《圣经》。我翻到马可的章节，耶稣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疾病痊愈了。[引自《马可福音》5：34（《圣经和合本修订版》）。]在《圣经》里，病人唯一的用途就是让没病的人将他们医好。但耶稣其实什么都不知道，我也一样。哪怕我有任何信仰，它也不会让我变得完整。想这些根本没用。

我的手机开始响，是尼克打来的。我接起来，我们问了好。然后他说：嘿，我大概应该告诉你一件事。我问什么事，他停顿了一下，时间很短但还是足以察觉，然后他再次开口。

嗯，梅丽莎和我又开始一起睡了，他说。我觉得在电话上告诉你这件事很奇怪，但我又觉得隐瞒你也很奇怪。我不知道。

听后我将手机朝脸边移开，动作很慢，然后看着它。这只是一个东西，它什么都代表不了。我听见尼克问：弗朗西丝？但声音很微弱，和别的声响没什么区别。我把手机小心地放在床头柜上，但没有挂断。尼克的声音变成某种嗡嗡响的杂音，听不清任何一个词。我坐在床上，很慢很慢地吸气，呼气，慢到我都不像在呼吸。

然后我举起手机，说：喂？

嘿，尼克说。你在那儿吗？我觉得刚才信号有点怪。

没有，我在的。我听见你了。

哦。你还好吧？你听起来不对劲。

我闭上双眼。开口时我听见我的声音越变越淡，然后又越变越硬，像冰一样。

因为你和梅丽莎的事吗？我问。现实点，尼克。

不过你的确希望我告诉你，对吧？

当然了。

我只是不希望我们之间发生改变，他说。

放轻松。

我能听见他焦虑不安地呼气。他想安慰我，我能感觉到，但我不打算让他这么做。人们总是希望我展示某个弱点，以便让他们来安慰我。这让他们觉得自己很有价值，我都懂。

你怎么样了？他问。扫描是明天，对吧？

这时我才记起来我日期给他讲错了。他没有忘，是我的错。他可能用手机给明天设了一条备忘：问弗朗西丝扫描结果。

没错，我说。我会跟你讲的。又打进来一个电话，我要挂了，但我扫描完后会给你打电话的。

对，给我打。希望没事。你不担心的吧？我猜你不是会担忧的人。

我静静将手背靠在脸上。我的身体冷得像一个静止的物品。

我不是，你才会担心，我说。再聊，怎么样？

好。保持联系。

我挂断电话。然后我往脸上拍了点冷水，擦干，擦干这张我一直拥有的脸，这张我到死都带着的脸。

那天傍晚，去车站的路上母亲一直在看我，像是我的举止有什么地方令人生厌，她想批评但又不知道具体是哪里。最后她让我把脚从仪表板上拿开，我照做了。

你一定放心了吧，她说。

是啊，很愉快。

你的钱还够吧？

哦，我说。没问题。

她从后视镜中看我。

医生没说什么别的吧，他说了吗？她问。

没有，就那些。

我透过车窗看向车站。我有种感觉：我生命中某样东西结束了，我不再认为自己是个完整的人，或者是个普通人。我意识到我的人生会充满平庸的生理上的疼痛，这没什么特别的。痛苦并不会让我特别，假装不痛苦也不会让我特别。谈论它，甚至书写它也不会将它变成某种有用的东西。什么也不会。我感谢母亲送我到车站，然后走下了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