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我们第一次谈起我们的分手。这感觉像打开一扇一直都存在于家里的门，一扇你每天路过却从未思考过的门。博比说我让她感到痛苦。我们当时坐在我床上，博比靠着床头，背后垫着枕头，我双腿交叉，坐在床尾。她说我在她辩论时会笑她，就好像她是个笨蛋。我告诉她梅丽莎说的那句话，说我不是个很友善的人。博比听后笑了。梅丽莎当然会知道咯，她说。她什么时候对别人友善过了？

或许我们不该用友善作为计量单位，我说。

这当然和权力有关，博比同意道。但很难判断究竟谁有权力，所以我们依靠“友善”作为替代标准。我觉得这在公共讨论中是个问题。最后我们问，以色列是不是比巴勒斯坦更“友善”。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知道。

杰里当然比埃莉诺更“友善”。

是的，我说。

我给博比泡了杯茶，她把它放在膝盖上两腿之间。聊天时她把两手放在杯侧取暖。

我并不恨你靠写我去赚钱，顺便一提，博比说。我觉得这很好笑，但前提是我得对这个笑话知情。

我知道。我应该跟你说的，但我没有。只是在某种层面上我还是把你看作那个伤了我的心、让我没法维持正常感情关系的人。

你低估了自己的力量，这样你对别人不好时你就不必自责。你跟自己讲这些故事。哦好吧，博比很富，尼克是男的，我不会伤害这些人。倒不如说是他们要来伤害我，我只是在自我防卫。

我耸耸肩。我想不出什么可说的。她举起茶杯，啜了一口，然后把杯子放回两腿之间。

你应该去做心理咨询，她说。

你觉得有必要吗？

你还没有正常到不需要它。这说不定对你有好处。跑去教堂里晕倒可算不上正常。

我没有去解释我晕倒不是因为心理状态。说到底，我又懂什么呢？如你所愿，我说。

博比说。我觉得，要你承认自己需要某个对情绪敏感的心理学硕士毕业生的帮助，会要了你的命。他搞不好还是支持工党的。但或许咨询会对你有好处。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引自《圣经》约翰福音，下一句是“就不能见神的国”。]我说。

没错。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引自《马太福音》。]

那晚后，傍晚时博比开始陪我从大学走到三明治店。她问到了琳达的名字，在我穿围裙时和她闲聊。博比得知，琳达的儿子加入了爱尔兰共和军[曾为爱尔兰独立、后为统一北爱尔兰而战斗的组织，曾一度被视为恐怖组织，2005年宣布终止武装斗争。]。傍晚我回家时我们一起吃晚饭。她把她的衣服搬进我的房间，几件T恤和几条干净的内裤。在床上我们彼此折叠，像日本折纸。原来人的确会因为太过感激而睡不着觉。

有一天玛丽安娜在学校看见我们牵手，说：你们复合啦！我们耸耸肩。这是恋爱，这也不是恋爱。我们的每一个手势都是自发的，如果在外人眼里我们像一对情侣，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有趣的巧合。我们于是有了一个笑话，这对每个人，包括我们在内都是毫无意义的：什么是朋友？我们会幽默地问。什么是聊天？

早上博比喜欢比我早下床，这样她就能像之前在另外一间房间住时那样，在洗澡时把热水用光。然后她会喝一整壶咖啡，头发的水滴在厨房餐桌上。有时我会从热压机里拿出一条毛巾，搭在她头上，但她只会继续无视我，在网上读一些社会福利住房的文章。她剥橘子，也不收拾那些柔软的、闻起来甜香扑鼻的橘皮，它们最后在餐桌或沙发扶手上变得又干又皱。傍晚我们打着伞穿过凤凰公园，手挽手，在惠灵顿纪念碑脚下抽烟。

在床上我们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内容从日常观察像螺旋一样扩散到宏大抽象的理论，然后又缩回来。博比谈论罗纳德·里根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她对阴谋理论家超乎寻常地尊敬。她对事物本质感兴趣，但她也很慷慨。和许多人不同，和她在一起时我不会觉得，在我说话时她只是在准备下一件她想说的事。她是一个出色的倾听者，一个积极的倾听者。有时我说话时她会突然发出声响，仿佛她对我正在讲的话题兴趣强烈，通过她的嘴表达了出来。哦！她会说。或者：太对了！

十二月一个晚上，我们出去庆祝玛丽安娜的生日。每个人心情都很好，外面点上了圣诞灯饰，大家都在讲玛丽安娜的趣事，她在喝醉或打瞌睡时干过的事和说过的话。博比模仿她，把头埋着，然后甜蜜地透过眼睫毛向上看，肩膀扬起来，假装在耸肩。我大笑着说，这真的很搞笑，然后说：再来一次！玛丽安娜正在擦眼泪。别，她说。哦，我的上帝。博比和我给玛丽安娜送了一双手套，一双漂亮的蓝色皮手套，我们一人送一只。安德鲁说我们小气，玛丽安娜说他缺乏想象力。她在我们面前戴上手套：这只是弗朗西丝手套，她说。这只是博比手套。然后她让它们像木偶一样彼此对话。讲啊讲啊讲，她说。

那天晚上我们谈起叙利亚战争，入侵伊拉克。安德鲁说博比不懂历史，她只是把什么都怪在西方国家身上。桌上每个人都发出“噢”的怪叫，仿佛我们在一起玩什么游戏。在接下来的分歧中，博比展示出一种残酷的智力，她似乎读过安德鲁提及话题的所有文章，只在证明大论点时才纠正他，甚至都不暗示她都快拿到历史专业学位了。我知道要是有谁看不起我，我会率先提起自己的学位。她说话时，眼睛经常向上看，看着灯具或远处窗户，她还会打手势。我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别人身上，注意他们同意或恼怒的信号，试图邀请陷入沉默的他们加入讨论。

博比和梅丽莎这时还有联系，但很明显她们已彼此疏远。博比对梅丽莎的性格和私人生活有了一些新认识，它们远不像她之前拥护的观点那样充满溢美之词。

我们不该相信他们的，博比说。

当时我们坐在沙发上，举着外卖纸盒吃中餐，三心二意地看一部格里塔·葛韦格的电影。

我们不知道他们多么互相依赖，博比说。我是说，他们和我们打交道从来就是为了他们自己。时不时地搞一些戏剧性的外遇，大概对他们的婚姻有好处，给自己找点乐子。

或许吧。

我不是说尼克是有意来折腾你。我其实喜欢尼克。但归根结底，他们总是要回到他们那段一团糟的情感关系，因为他们已经适应了。你知道吗？我真的对他们很生气。他们把我们当人力资源来使用。

你很失望，因为我们没有毁掉他们的婚姻，我说。

她含着满嘴的面条笑了。电视屏幕上，格里塔·葛韦格正玩着游戏，把她朋友推进灌木丛里。

谁甚至会结婚？博比问。简直不祥。谁想要某种国家机器来维持他们的感情？

我不知道。我们的关系是靠什么维系的？

没错！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什么都没有。我把自己称作你的女朋友吗？没有。把我自己叫作你的女朋友会将某种预制的文化动态施加在我们身上，而它是完全超出我们控制范围的。你知道吗？

我直到电影结束了都还在思考她的话。然后我说：等等，你是说你不是我的女朋友？她笑了。你是认真的吗？她问。不。我不是你女朋友。

菲利普说他认为博比是我女朋友。那周我们一起出去喝咖啡，他对我说桑尼给了他一份兼职，有工资的。我告诉他我并不嫉妒他，这让他很失望，不过我也担心我在说谎。我喜欢桑尼。我喜欢书和阅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能像别人一样享受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不是在问你她是不是我女朋友，我说。我是在跟你说她不是。

但她明显是。我是说，你们是否在搞什么激进的同性恋之类的我不管，但用大白话来说，她就是你女朋友。

不。我再说一次，这不是个问题，这是一个宣言。

他用手指把一包砂糖挤皱。我们就他的新工作已经聊了有一会儿了，这段对话让我觉得自己像杯苏打饮料。

好吧，我认为她是，他说。我是说，这很好。我认为这对你来说很好。尤其是和梅丽莎发生那么多不愉快之后。

什么不愉快？

你知道的，就是在床上干那种奇怪的事。和她老公。

我瞪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看着那袋砂糖包装袋上的蓝墨水揉到了他手指上，把指纹染成蓝色脊线。最后我说了好几次“我”，他似乎没注意到。她老公？我心想。菲利普，你知道他的名字。

什么奇怪的事？

你不是和他们两个一起睡吗？大家都这么说。

不，我没有。倒不是说那样做是错的，但我没有。

哦，好吧，他说。我听说发生了各种奇怪的事。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听了这句话，菲利普抬起头来，一脸震惊，他的脸很明显地红起来。砂糖包滑了下来，他飞快地用手指把它夹起来。

对不起，他说。我不是想让你难过。

你跟我讲这些流言蜚语只是因为你觉得，什么，我会觉得好笑？就好像人家在背后说我坏话对我来说很有趣？

对不起，我只是以为你知道。

我用鼻子深深地吸气。我知道我可以当场走掉，但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我想不出我想去哪个地方。我还是站起来，从椅背上拿起外套。看得出来菲利普很坐立不安，他甚至为伤害到我而感到愧疚，但我不想再待在这里了。我扣上外套扣子，他低声说：你要去哪里？

没事，我说。别在意。我只是要吸点新鲜空气。

我从来没跟博比讲B超的结果和医生跟我说的话。通过拒绝承认得病，我感觉我可以把我的病挡在时间和空间之外，让它只存在于我脑中。如果别人知道了，它就会成真，我这辈子都得当一个病人。这只会阻挠我的其他野心，比如获得智性启蒙，还有成为一个有趣的女孩。我在网络论坛上找，看看这对别人是否也是一个问题。我搜索“不能告诉别人我”，谷歌提示“是同性恋”以及“怀孕了”。

晚上和博比在床上时，有时我父亲会给我打电话。我会把手机拿进厕所里低声回答。他越来越混乱。有时他似乎认为有人在追捕他。他说：我有些念头，很糟糕的念头，你知道不？我母亲说他的兄弟姐妹也接到这种电话，但谁又能做什么呢？他们去找他时他总不在家。我经常能听到背景里有汽车经过，于是知道他在外面。很偶尔时，他似乎为我的安全担忧。他让我别让他们找到我。我说：我不会的，爸。他们不会找到我的。我在这儿很安全。

我知道我的病痛随时都可能复发，所以我每天开始吃最大剂量的布洛芬，以防万一。我把灰色笔记本和止痛片药盒藏在书桌最上面的抽屉里，只在博比去洗澡或上课时才把它们拿出来。最上面这层抽屉似乎代表我的所有毛病、我对自己的所有负面观点，因此每当我看到它，都会再次感觉不舒服。博比从来不问。她从不提超声波，也不问我谁在晚上给我打电话。我知道这是我的错，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我需要重新感觉自己是正常的。

那个周末我母亲到都柏林来了。我们一起去购物，她给我买了条新裙子，我们在威克洛街上一家咖啡店吃午饭。她看起来很累，我也很累。我点了一个夹烟熏三文鱼片的贝果面包圈，拿叉子挑起黏滑的鱼片。裙子在纸袋里，放在桌下，我老是不小心踢到它。是我提议去这家咖啡店吃午饭的，我能看出母亲很礼貌，但在她面前，我意识到这三明治贵到离谱，配的沙拉没人会吃。她点的茶，它是装在一个壶里，和一套繁琐的陶瓷茶杯和碟子一起上的，她微笑地注视着它们，一副乐于尝试的样子。你喜欢这地方？她问。

还行，我说，我意识到我恨这里。

我那天看见你父亲了。

我拿叉子叉起一片三文鱼，把它转移到嘴里。尝起来有柠檬和盐的味道。我吞了下去，拿纸巾在嘴上点了一下，然后说：哦。

他不太好，她说。我看得出来。

他从来都不太好。

我当时想跟他谈谈。

我抬头看她。她埋头出神地盯着她的三明治，或者是借出神的样子掩饰别的感情。

你要理解他，她说。你父亲和你不一样。你很坚强，你可以应对生活。你父亲日子过得很艰难。

我试图揣摩这些结论。它们说的是真的吗？它们是不是真的重要吗？我把叉子放下。

你很幸运，她说。我知道你或许不这么觉得。你要是想你可以余生都继续恨他。

我不恨他。

一个服务生颤颤巍巍地端着三碗汤走了过去。母亲看着我。

我爱他，我说。

这我可从来没听说过。

好吧，我跟你可不一样。

她笑了，我感觉好了些。她越过桌子握住我的手，我任由她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