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偷画

猎头游戏  作者:尤·奈斯博

我走进办公室时,费迪南说:“你迟到了,而且还宿醉。”

我说:“脚不要放在桌上。”我绕到办公桌后方,打开电脑,拉上百叶窗。光线不再那么刺眼了,我把太阳镜摘下来。

“所以说,赏画会办得很成功喽?”费迪南絮絮叨叨,尖锐的声音钻进我脑袋疼痛区域的正中央。

我说:“有人跳艳舞。”我看看手表,已经九点半了。

费迪南叹气道:“为什么我总是错过最棒的宴会?有什么知名人士出席吗?”

“你是说你知道名字的人吗?”

“我是说名流,你白痴啊!”他把手一挥,手腕发出咔咔的声响。他为什么总是这么不上道?不过,我早就学会不再生他的气了。

我说:“有几个。”

“阿利·贝恩?”

“他没去。你今天十二点还得在公司跟兰德尔和客户见面,不是吗?”

“嗯,没错。那地狱汉克去了吗?温德拉·科斯伯姆呢?”

“拜托,出去,我得工作。”

费迪南板着一张臭脸,但还是乖乖出去了。当门在他身后砰的一声关上时,我已经在用谷歌搜索克拉斯·格雷韦的底细了。几分钟过后,我得知在霍特被收购之前,他当了六年的执行总裁与股东,还知道他和一个比利时模特有过一段婚姻,而且他在一九八五年得过荷兰军事五项全能的冠军。事实上,我查到的就只有这些,这倒是令我挺惊讶的。没关系,反正我会用英鲍、莱德与巴克利的那套审讯程序进行面试,但不会太为难他,等到五点就能获得我所需要的一切信息了。

在那之前,我有一个工作必须完成。一次小小的征收行动。我往后靠,闭上双眼。我喜欢行动过程中的刺激感,但是讨厌行动前的等待。即使现在我的心跳已经比平常还快了,但我仍然在想,如果那东西能让我的心脏跳得更快该有多好啊!八万克朗。听起来挺多,但实际上很少。尽管奥韦·奇克鲁分到的比我还少,但那份钱在他手里能发挥的作用可大多了。有时候我真羡慕他那种孤家寡人的单纯生活。当时我要招募他去当一个保安部门的主管,这就是我面试他之后查证的第一件事:他必须是个身边没有多少耳目的人。我怎么知道他是我的理想人选呢?首先,他表现出一种明显的防卫心与侵略性。其次,从他回避问题的方式看来,他自己也知道那种审讯技巧。因此,当我调查他的底细,发现他没有前科的时候,我几乎为此感到诧异。所以我打电话给我的某位女性合作伙伴,她并不在本公司的正式员工名单上。因为工作的关系,她可以进入SANSAK去查档案。SANSAK是一个关于恢复权利的数据库,里面有所有在押和已释放的犯人的名单,上面的名字永远不会被删除。后来她说我猜得没错:奥韦·奇克鲁常被警方审讯,次数多到让他摸透了那九个步骤的审讯模式。然而,奥韦从来没被起诉过,这让我知道他不是个笨蛋,只是有阅读障碍。

奥韦长得有点矮,而且跟我一样有着一头浓密的黑发。我劝他在就任保安主管之前去剪个头发,因为他看起来就像是个不入流的摇滚乐队的设备管理员,没有人会信任他。但是,对于他那一口因为嚼瑞典湿鼻烟而变色的牙齿,我就无计可施了。我对他的脸也没辙:看起来就像一片椭圆形的船桨叶,突出的下巴偶尔让我觉得他那两排黑牙会从嘴里伸出来咬人,有点像电影《异形》里面那只吓人的怪物。不过,对奥韦那种胸无大志的人而言,这些要求当然太高了。他是个懒鬼,却对发财有着强烈的兴趣。奥韦·奇克鲁的欲望与特质总是如此矛盾:他明明就是个有暴力倾向的罪犯,喜欢搜集武器,但也真心想过祥和宁静的生活。他想交朋友——不对,几乎是哀求别人跟他做朋友,但人们总是能感觉到他怪怪的,都与他保持距离。还有,他可以说是个百分之百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却靠买春来满足自己对爱的渴望,目前他正绝望地爱着一个名叫娜塔莎的俄罗斯妓女。就我所知,人家对他完全没兴趣,但他就是不愿意换个对象。奥韦·奇克鲁就像一颗随波逐流的水雷,一个没有任何锚点、意志或驱动力的人,像他那种人总是会漂啊漂的,最后漂向不可避免的灾厄。想要解救他那种人,只能是有人丢一条绳子套住他,让他的人生有方向与意义。就得是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我可以把他塑造成一个合群而勤勉、没有前科的小伙子,让他当上保安部门的主管。其他的事就简单了。

我关掉电脑,离开办公室。

“伊达,我一个小时后回来。”

我走下楼梯,觉得刚刚的话听起来怪怪的。她的名字肯定是欧达。

十二点的时候,我把车开进一家里米超市的停车场,根据导航,这里距离兰德尔给的地址刚好三百米。这套GPS导航系统是探路者公司送的——我猜,如果我们没有赢得这个猎头比赛,这套系统刚好可以当作安慰奖。他们也简要地跟我介绍了那被简称为GPS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到底是什么:在无线电信号与原子钟的帮助下,不管你在地球上的哪个角落,围绕着地球的轨道上的二十四个卫星都可以锁定你和你的卫星信号发射器的位置,精确到半径3米之内。如果有四个或更多卫星捕捉到了信号,系统甚至可以显示你所在的高度,换言之,它知道你到底是在地上,还是树上。跟互联网一样,这种定位系统也是美国国防部研发出来的,用来指引战斧巡航导弹、巴甫洛夫炸弹与其他想要瞄准特定人物的导弹。探路者公司毫不掩饰地表示,他们开发出来的发射器可以连接陆地上一些隐秘的卫星定位基站,构成一个在任何天气下都可以正常运作的网络,而这种发射器甚至可以穿透房屋的厚墙壁。探路者的董事长也跟我说,为了让卫星定位系统顺利运作,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是:由于卫星在外太空以最高速度运行,它的一秒跟地球上的一秒并不相同,因为那里的时间是扭曲的,人待在那里会老得比较慢。事实上,卫星证明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对的。

我把沃尔沃滑进一排档次相近的车子中间,然后熄掉引擎。这样没有人会记得这辆车。我拿着黑色文件包,沿着小丘往上走向兰德尔的那栋房子。我的夹克在车里,而我早就换上了一身没有任何记号或徽标的蓝色连身工作服。鸭舌帽遮住了我的头发,而且任谁看到我戴着墨镜都不会感到讶异,因为当天阳光普照,能拥有那种秋日可以说是奥斯陆的福气。几个菲律宾女孩正为郊区的有钱人推着婴儿车,我还低头与其中一个对视了一下。不过兰德尔居住的那条短街上倒是空无一人。阳光投射在一扇扇落地窗上。我看看手上那只百年灵空狼手表——狄安娜送我的三十五岁生日礼物。十二点六分。耶雷米亚斯·兰德尔家的警报系统已经解除了六分钟。这件事神不知鬼不觉地发生在安保公司中控室的计算机上,只消一个后门程序,这次系统中断就不会显示在记载所有关机与断电状况的数据日志里。我一定是获得了上天的恩赐才有机会找人去当三城公司的保安主管。

我向上走到前门处,听见远处传来鸟鸣,还有塞特猎犬的狂吠。面试时,兰德尔说他没有管家,白天老婆不在家,孩子们都去上学,也没养狗。但这种事没人能百分之百确定,通常来讲,我要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把握才会作案,然后用肾上腺素来提升我的观察力、听力与感知力,弥补那百分之零点五的不足。

我拿出奥韦在“寿司与咖啡”拿给我的钥匙,那是所有用户都必须交给三城公司的备用钥匙,以免他们不在家时出现了盗窃、火灾或系统故障等状况。钥匙滑进锁孔,咔的一声就轻松转动了。

接着我就进入了屋内。墙上那不起眼的防盗铃沉睡着,平常亮着的指示灯也熄灭了。我戴上手套,把手套跟连身工作服的袖口用胶带粘起来,如此一来就不会有体毛掉落在地板上。我把戴在鸭舌帽下面的浴帽往下拉,盖住耳朵——重点就是,绝对不能留下任何DNA物证。奥韦曾经问过我,为什么不干脆把头发剃光。

除了狄安娜,我最不愿意割舍的东西就是我的头发,但我懒得跟他解释那么多。

我有很多时间,但还是很快地朝屋内走去。楼梯旁的墙壁上挂着两幅画,画的想必是兰德尔的两个孩子。我完全搞不懂这些大人为什么要花这个冤枉钱,请画家把他们挚爱的孩子们画成满脸哀愁的尴尬模样。难道他们喜欢在家里看到访客们的窘态吗?兰德尔的客厅里摆满了豪华的家具,但看起来单调乏味。唯一的例外是那张由盖特诺·佩斯设计的椅子,颜色红得像消防车,形状有如一个两腿张开的胖女人,前方那张大大的可以用来搁脚的方形矮椅则仿佛是她刚刚生出来的小孩。这应该不是耶雷米亚斯·兰德尔说要买的吧?

椅子上方挂的就是《伊娃·莫多奇》,画的是蒙克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结识的英国小提琴家。他为她画肖像时,是直接把草稿打在石头上的。这幅版画我已经看过好几次了,然而直到此刻,在这光线之下,我才看出这画中人像谁。是洛蒂,洛蒂·马森。画中的那张脸是如此苍白,眼神是如此忧郁,跟我从记忆中刻意抹去的那个女人是如此相似。

我把画从墙上拿下来,正面朝下摆在桌上,开始用美工刀切割。这张石版画被印在米黄色的纸上,用的是现代画框,所以不用去钉。换言之,这差事简单无比。

一阵防盗警报的声音毫无预警地打破了沉寂。警报响个不停,频率在一千到八千赫兹之间摆荡着,那声音划破天际传出去,盖住了背景的一切声响,几百米之外都听得到。我呆住了。不过那从街上传来的警铃声只持续了几秒就停了——一定是车主不小心触动的。

我继续干活,打开文件包,把画放进去,拿出我事先在家里打印好的《伊娃·莫多奇》。不到四分钟我就把它装进画框,恢复成原来的样子,挂回了墙上。我低头检视它,这幅画假得实在太明显,不过等盗画案的受害者发现这一荒谬的调包时,可能已经是几个星期之后了。春天时我偷了克努特·罗斯的油画《马与小骑士》,用来调包的是一张从艺术书籍上扫描下来、放大打印的图,四周后他们才报案。这张《伊娃·莫多奇》可能会因为纸的颜色太白而露馅,但也许需要些时间。不过,等到那个时候,就没有办法确认盗窃案发生的时间了,而且房子已经不知道被打扫了多少次,就连一丁点DNA证据也不会留下。因为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找DNA证据。去年,我和奥韦曾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连续犯下四起盗窃案,之后布雷德·斯佩尔警监——那个喜欢在媒体上出风头的金发白痴——还接受《晚邮报》的采访,说有一群专偷艺术品的专业窃贼正四处作案。他还说,尽管遭窃的都不是价值最高的作品,但是为了在这股歪风刚萌芽时就把它掐灭,警局肃窃组办案时,将会采用一般在谋杀案与大宗贩毒案上才会使用的侦办方法。有鉴于此,奥斯陆的市民们大可以放一百二十个心——说这句话时,斯佩尔那一头帅气的乱发在风中飘动着,直到摄影师离开,他那双铁灰色的眼睛都一直盯着镜头。当然,他没有说实话:他们之所以急着破案,是迫于受窃地区居民的压力,他们可都是一些深具政治影响的有钱人,最在意的就是保护自己的财产,以及保护跟他们一样的有钱人。而且,那年秋天早些时候狄安娜跟我说过,常出现在报纸上的那个干劲十足的警察到画廊去了一趟,盘问她有哪些客户,谁的家里有哪些画作,等等。我必须承认,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我吓了一跳——显然窃画贼非常清楚哪一幅画挂在谁家里。当狄安娜问我为什么皱眉头时,我挤出一抹微笑,回答说,我不喜欢有人出现在她身边两米的范围内——那有可能是我的情敌。令我惊讶的是,她在大笑前居然还脸红了一下。

我机灵地走回前门,小心地摘掉浴帽和手套,出门前把门的内外把手都擦了擦。白天的街道仍是如此宁静,因为阳光明媚,秋日的天气显得凉爽而干燥。

取车的路上我看了看手表——十二点十四分。我打破纪录了。我的心跳很快,但很规律。再过四十六分钟,奥韦就会从中控室启动防盗系统。大概在同一时间,耶雷米亚斯·兰德尔会出现在我们的会面室里,站起来跟董事长握手,最后他会说声抱歉,然后离开办公室,接下来他要做什么我就管不着了。但他当然还是我的人马。费迪南会照我指示的跟客户解释说,没能成功网罗实在可惜,但如果他们想要争取到像兰德尔这么优秀的人,就应该考虑把薪水提高百分之二十。当然了,如果能提高三分之一的话,机会就更大了。

而这只是个开始。再过两个小时又四十六分钟,我要去干一票大的。我要去猎取格雷韦。我的薪水没有应得的多,但那又怎样?去你的斯德哥尔摩,去你的布雷德·斯佩尔。我是猎头中的王者。

我吹起口哨,落叶在我脚下咔嚓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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