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在圣诞节假期内，我们四个人——三个朋友和某个叫格奥尔基·伊凡诺维奇的人——在莫斯科大酒家共进早餐。

由于过节的缘故，莫斯科大酒家里冷冷清清，寒气袭人。我们穿过在严冬晦暝的日影下光线苍白的旧餐厅，走到新餐厅门口站停下来，环顾着一张张刚刚铺上雪白、挺括的台布的餐桌，想拣一处最舒适的地方坐下来。衣着洁净得发亮的餐厅领班，笑容可掬地做了个谦恭而优雅的手势，指了指最远的角落里一张圆桌及桌后那张半圆形的沙发。我们便朝那儿走去。

“诸位，”作曲家走到沙发跟前，一面将他矮壮的身体倒在沙发上，一面说道，“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想请你们痛饮一番，侍应生，给我们铺上魔布[典出民间故事，说是魔布铺上后各种美馔佳肴就会源源不绝地涌现。]，”他把长着一对细小眼睛的农民型大脸转向侍者，吩咐道，“酒菜越丰盛越好，您是知道的，我这人的气派跟国王一样大。”

“怎么会不知道呢，我早就晓得了，”侍者已上了年纪，蓄着一部清爽的银白色胡子，显得聪敏机灵，一面把一个烟缸搁到他面前，一面很有分寸地微笑着回答说，“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您老放心吧，我们一定尽力办好……”

转瞬之间，在我们面前就出现了大大小小的高脚酒杯、一瓶瓶五颜六色的美酒、粉红色的鲑鱼、淡褐色的干咸鱼脊肉、一盘放在小冰块上的剥开了壳的蛤蜊、一方块橙黄色的切斯特干酪[一种英国干酪，得名于产地切斯特市。]、一大块油光锃亮的压缩黑鱼子、一只摆满香槟酒的冰得直冒寒气的白晃晃的双耳银桶……我们从喝胡椒酒开始这顿早宴。作曲家喜欢亲自斟酒。他斟满三杯后，开玩笑地停了下来：

“最圣洁的正人君子格奥尔基·伊凡诺维奇，您肯赏光吗？”

格奥尔基·伊凡诺维奇专门从事一项非常奇怪的职业，那就是做名作家、名艺术家、名演员的朋友，他为人和蔼可亲，情绪总是很好，此刻他柔媚地涨红了脸——这是他的老毛病了，每次要讲什么话以前，总是先要脸红——熟不拘礼地用有点儿豁出去的口气回答说：

“我甚至非常愿意哩，罪孽最深重的小人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

于是作曲家也给他斟了一杯酒，然后轻轻地和大家碰了杯，说了声“上帝保佑！”便一饮而尽，随即忙不迭地吹着胡髭，吃起下酒菜来。我们也随之大嚼起来，而且吃了相当久。后来我们叫了鱼汤，开始抽烟。旧餐厅里响起了留声机如泣似诉的声音，唱着一支缠绵悱恻的歌子。作曲家靠到沙发背上，深深地吸了口烟，然后按照他的习惯，把一大口气吸进高高隆起的胸部，说道：

“亲爱的朋友们，尽管此刻我的肠胃乐不可支，可是我今天的心情却十分忧郁。我之所以忧郁，是因为我今晨刚一醒来，就想起了整整三年以前，在圣诞节的次日，我的一位朋友所碰到的一桩小事，从后来的情况看，我这位朋友是个不折不扣的蠢驴……”

“事情虽小，但毫无疑问是风流韵事。”格奥尔基·伊凡诺维奇微笑着说，他的笑容宛如少女的一般。

作曲家斜睨了他一眼。

“风流韵事？”他用讥嘲的口吻冷冷地反问了一句，“唉，格奥尔基·伊凡诺维奇，格奥尔基·伊凡诺维奇，您呀，这样缺德，这样恶言伤人，满脑子的歪才，看你到了末日审判那天怎么办？好吧，但愿上帝宽恕您。‘Je veux un tŕesor qui les contient tous，je veux la jeunesse！’[法语，意为：“我要一件包容万物的瑰宝，我要青春！”]”他扬起眉毛，随着正在放送浮士德的留声机哼了一句，然后，又朝着我们继续说下去：

“诸位，且听我讲来。从前在某一个国度里，有某一位少女常常到某一位先生家里去。这位少女是这位先生的妻子的同学，她是那样纯朴、可爱，以致先生仅仅管她叫伊达，也就是说，直呼其名。只是叫她伊达，伊达，甚至连她的父名叫什么都不大清楚。他只知道她出身于一个身家清白然而家境清寒的人家，是一位音乐家的女儿，这位音乐家是乐队指挥，一度曾经相当走红。她由父母抚养，正在等待人家来向她求婚，这当然是人之常情。此外就一无所知了……

“叫我怎样来向你们描摹这位伊达呢？我们的先生对她虽然颇有好感，却从未把心思用在她身上过，我要重复一遍，我们那位先生用在她身上的心思，说实在的，不超过零。她到他家来时，他便对她说：‘啊——啊，伊达，亲爱的！您好，您好，看到您我打心底里感到高兴！’而她仅仅报之以淡淡的一笑，一边把手绢藏到手筒里，一边像个小姑娘似的用坦然的（略略还有点儿茫然的）目光望了望屋里，问：‘玛莎在家吗？’‘在家，在家，欢迎您光临……’‘我可以见她吗？’说罢，她就神态自若地穿过餐室走到玛莎的房门口：‘玛莎，我可以进来吗？’她的嗓音发自胸腔，悦耳得连肺腑都为之激动，除了这嗓音，她还带来了其他的一切：青春的魅力、健康的活力、刚从天寒地冻的户外走进屋来的少女身上的幽香……她的身材颀长而窈窕，她的举止和谐、自然得罕见……她的容貌也是罕见的——乍一看去，似乎平常得很，可是细细一看，你就会赞叹不绝：她的肤色是一种均匀的暖色，使人联想到某种最好的苹果，眼睛是紫罗兰色的，饱满而又生气勃勃……

“是的，细细一看——就会赞叹不绝。而这头蠢驴，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看着她，只会像头牛犊似的，欣喜若狂地直嚷嚷：‘哎哟，伊达，伊达，您可真不知道您自己的价值！’她对他的话报以一个可爱的但仿佛有点儿心不在焉的微笑，于是他便返身钻进自己的书房，重新去干那件称之为创作的无聊之至的事情，真是活见鬼。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我们这位先生竟然从来没有在伊达身上用过一点点心思，你们想想看，他甚至都没有发觉自从某一天之后，伊达再也没上门来——伊达影踪全无了。可他却连想都没想到要问问妻子：我们的伊达躲到哪儿去了？偶尔他也会记起伊达来，觉得若有所失，遐想着假若他能搂住她的身子的话，一定会感到一种苦味的甜蜜，他在想象中看到了她的灰鼠手筒、她的音容笑貌和紫罗兰色的眼珠、她的美丽的纤手、她的英国料子的裙子，于是情不自禁地思念起她来，可是不一会儿又把她忘得一干二净了。就这样一年过去了，跟着又是一年……突然有一次，他必须出门到西部地区去办件事……

“行期正好是在圣诞节的正日。尽管过节，却不能延宕，非在那天走不可。于是我们这位先生只得同奴仆和家人依依惜别，跨上飞马，疾驰而去。赶了一天一夜，终于到达了一个大的铁路枢纽站，他得在这个车站换车。但是必须指出，他乘的那班火车晚点了很久，因此列车刚一进站，放慢速度，他就从车厢里跳到月台上，碰到头一个脚夫，就一把抓住那人的衣领，喝问道：‘特别快车还没开走吗？’脚夫恭敬地回答说：‘刚开走。您老晚点了整整一个半小时。’‘浑蛋，你说什么？你敢开玩笑？现在叫我怎么办？把你充军西伯利亚，去服苦役，上断头台！’‘我有罪，我有罪，’脚夫连声回答，‘不过，大人，钢刀虽快，不斩认罪之人，您还是等下一班……’脚夫随即低下头，赔着小心，领这位尊贵的旅客到车站上去……

“车站上人头济济，空气愉快、舒适、温暖。暴风雪已经刮了快一个礼拜，铁路上乱成一团，列车时刻表早已不起作用，所有的铁路枢纽站都已堵塞。此地当然也不例外。到处是人和行李，车站食堂全天营业，自早到晚发出香喷喷的酒菜和茶炊的气味，不用说，在大冷天，在刮暴风雪的日子里，这是十分诱人的。再说这个车站华丽、宽敞，因此，我们这位旅客于一刹那后就觉得即使要他在这里待上一天一夜也不能算是倒了什么霉。‘我先去盥洗一番，然后好好地吃一顿，痛痛快快喝几杯。’他一边高兴地想着，一边走进候车室，马上把他的打算付诸实施。他刮了胡子，洗了脸，换了件干净衬衫，一刻钟后，他从盥洗室里出来向车站食堂走去的时候，看上去已年轻了二十岁。他在食堂里喝了一杯酒，接着又喝了一杯，先吃掉了一个小馅饼，然后又吃了一尾按犹太佬的方式煮的梭鱼，正打算再喝第三杯，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个非常熟悉的女人声音，这是世界上最最美妙的声音。于是他，不用说，马上‘猛地’转过了头去——你们想想看，他看到了谁？伊达！

“他惊喜交集，起初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知道瞪着两只眼，直勾勾地望着她。而她呢——我的朋友们，女人可真有一手！——却连眉毛都没有牵动一下。当然啰，她也不免感到惊讶，脸上甚至流露出几分喜色，但是，我要说，她可真沉得住气，一点儿也没有失态。她说：‘我的亲爱的，是什么风把您吹来的？真是幸会，叫人太高兴了！’从她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她讲的确实是心里话，但是不知怎么的，她的语气却十分随便，一点儿也没有当年讲话时的那种姿态，连影儿都没有了，相反……却有这么一点点，怎么说呢，揶揄的味道。而我们的先生之所以惊讶得呆若木鸡，还因为伊达在其他方面也都认不出来了：她整个人都不可思议地像朵鲜花一般怒放着，而且这是一朵雍容华贵的鲜花，是插在水晶花瓶中的，花瓶中的水又是清澈得没有一星杂质。她的衣着也和这一切十分相称：戴着一顶十分雅致、十分妩媚的贵得吓人的冬季帽子，肩上披着一袭价值千金的黑貂斗篷……当我们的先生笨拙地、谦卑地吻着她那戴满了叫人眼花缭乱的宝石戒指的手的时候，她略略把头朝肩后点了点，漫不经心地说：‘请允许我给您介绍一下我的外子。’话音才落，一个青年马上从她身后谦恭地，但是很神气地，像个军人似的走上前来，原来是一个大学生。”

“什么，岂有此理！”格奥尔基·伊凡诺维奇激愤地说，“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

“亲爱的格奥尔基·伊凡诺维奇，问题就在于不是普普通通的，”作曲家苦笑着说，“我们这位先生大概有生以来还从未见到过这样气度轩昂的青年，他的奇妙的脸就像是大理石雕成的，衣着更是讲究得很：上身是用最上等的呢料做的，只有那种最考究服饰的人才穿，裁剪得非常贴身，衬托出了他匀称的身材，裤脚上缀有饰带，深绿色的制帽是普鲁士的，还披着贵重的尼古拉式海狸皮翻领大衣。纵然如此，他却谦逊得少见，非常讨人喜欢。伊达嘟哝着讲出了一个俄国最著名的家族的姓氏，他便举起一只戴着麂皮手套的手迅速地摘下帽子——帽里一闪，不用说是红波纹绸的——随即又迅速地脱掉另一只手上的手套，露出了一只纤细、苍白，而又略呈蓝色的手，由于戴过手套，那手好似沾着点儿面粉。他啪地把脚后跟一并，恭敬地俯下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的不大的脑袋。‘原来还是这么个人物！’我们的主人公更加惊异地想道，又呆头呆脑地瞥了一下伊达——立刻就从她扫大学生一眼的神态看出，她无疑是皇后，而他是个奴隶，只不过不是个一般的奴隶，而是一个对自己的奴隶地位感到最大满足乃至自豪的奴隶。‘和您认识非常非常高兴！’这个奴隶出自衷心地说，随即生气勃勃地、讨人喜欢地笑了笑，挺直了身子。‘我早已是您的崇拜者了，伊达常常跟我谈起您。’他亲切地望着我们的主人公，说道，正打算继续寒暄下去——在这种场合下这是完全适宜的，可是却出乎意料地被打断了。‘给我住口吧，彼特里克，别让我发窘了，’伊达连忙说道，随即掉过头来对我们的先生说，‘我的亲爱的，我已经有一千年没见到您了！我真想无休无止地和您长谈，不过我完全没有兴趣当着他的面谈。我们的回忆不会使他感兴趣，而只会使他感到乏味，觉得不自在，所以我跟您还是走开，到月台上去聊聊……’说罢，便挽着我们这位旅客的手臂，领他到了月台上，顺着月台走出了将近一俄里路，走到了积雪几乎没膝的地方，就在那里——我们的那位先生万万没料到，她向他表白了爱情……”

“什么！表白了爱情？”我们异口同声地问。

作曲家没有立即作答，却又一次深深地吸了口气到胸里，一边吸着气，一边耸起了肩膀。他垂下眼睛，略显笨重地站了起来，从双耳银桶内簌簌发响的冰块中取出一瓶酒，拣了只最大的高脚酒杯，给自己满满地斟了一杯。他的双颊升起了红晕，连短短的颈子也都涨红了。他伛下了头，竭力掩饰自己的窘态，把一杯酒一饮而尽，然后跟着留声机，唱了起来：“Laisse-moi，laisse-moi contempler ton visage！”[法语，意为：“让我，让我把你的脸看个够！”]但随即就住口不唱了，毅然决然地抬起眯得更细的眼睛，朝着我们，说：

“是的，表白了爱情……而且，不幸得很，这表白又是出自肺腑的，极其严肃的。这是不是愚蠢、荒谬、意外、难以置信呢？是的，确实如此，然而——这是事实。当时的情况完全像我现在向诸位描述的一样，他俩沿着月台向前走去，走了没几步，她马上就装出很兴奋的样子，一迭声地问他玛莎怎样，近况可好，还有他们在莫斯科的共同熟人的近况又是如何，莫斯科有些什么新闻，等等，等等。然后她便告诉他，她出嫁已一年多了，她和丈夫一部分时间住在彼得堡，一部分时间住在国外，还有一部分时间住在威帖布斯克[威帖布斯克，位于白俄罗斯。]城郊他们的庄园里……我们这位先生只是匆匆地跟着她走，已发觉事情有点儿不大妙，预感到这就要发生一桩愚蠢得难以置信的事了，便睁大着双眼望着白茫茫的雪堆，雪堆多极了，掩埋了周遭的一切，掩埋了所有这些月台、轨道、屋顶和停在各条线路上的红红绿绿的车厢的车顶……他望着雪堆，觉得心可怕地揪紧了，他只能意识到一点：原来他许多年来一直在发狂地爱着这个伊达。随后，你们倒想想看，发生了件什么事。这件事发生在一个最偏僻冷落的月台上，伊达走到堆放在那里的箱子跟前，用手筒扫掉了其中一个上的雪，坐了下来，抬起她微微有点儿苍白的脸庞和紫罗兰色的眼睛，望着我们这位先生，出人意表地一口气说出了下面这段话：‘现在，亲爱的，请您再回答我一个问题，我爱您已有整整五年，直到现在还爱着您，您以前知道吗？现在知道吗？’”

那台留声机在这一刻之前，一直在远处模模糊糊地、咿咿呀呀唱着，此刻突然奏起了雄壮豪迈的乐声。作曲家默然不语了，抬起似乎充满恐惧和惊异的眼睛望着我们。然后，轻声地说下去：

“是的，她就是这么跟他说的……现在我要请问诸位，像这样的场面，用笨拙的人类的语言怎么可能将其描绘无遗呢？如果不用俗不可耐的词汇，叫我又能怎样来向诸位描摹这张被暴风雪后特大的冰雪所映白的脸庞，又能怎样来向诸位描摹这张脸庞上的充满柔情的、难以言说的，也如这皑皑白雪一般的神情呢？总之，叫我怎样来向诸位描摹这位一路饱餐了寒气的少妇的脸庞？她出人意表地向你倾吐了爱意，等待着你对她的表白做出回答，她的脸上充满了勾魂摄魄的魅力，请问，叫我怎么来描摹它？还有她那双眼睛又叫我怎样来形容呢？紫罗兰色？不，这四个字当然不足以形容！再说，那半启的嘴唇呢？那表情呢，那由这一切，也就是说，由脸庞、双眸和嘴唇合在一起所形成的表情呢？还有她的双手藏在里边的长长的貂皮手筒呢？还有藏青方格苏格兰呢的裙子所勾勒出来的双膝呢？我的天哪，这一切难道可以用语言来加以描摹吗！而最主要的是，最主要的是，对于这个突然、可怖和幸福得使人惊心动魄的表白，对于这张信赖地昂起的、苍白的、变样了的（这是由于羞怯，由于似笑而非笑）脸上的企盼的表情，你能做出什么回答呢？”

我们全默不作声，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这一连串问题，而只知道惊讶地望着我们的朋友那双闪闪发光的眼睛和那张通红的脸。还是他自己做了回答：

“什么也不能回答，不能，绝对不能！有时候，连发出一个声音都是不行的。幸好，我们这位旅行者是极其值得称赞的，他一句话也没讲。而她是理解他何以无言可对的，她看到了他脸上的神情。在提出了这个使人丧魂落魄的问题后的尴尬而又可怕的沉默中，她一动不动地等待了片刻，之后，站了起来，从暖和、馥郁的手筒里抽出一只温暖的手，搂住他的颈项，含情脉脉地、热烈地吻了他，像这样的亲吻至死都会铭记在心，即使睡在坟墓里也不会忘却的。是的，尽在于此了，吻了一下，就飘然离去。整个故事也就到此结束……好了，别再谈这件事了。”讲到这里，作曲家突然改变了声调，装出高兴的样子，大声加补说：“来，让我们为今日的欢聚开怀痛饮吧！为一切爱我们却未被我们这些白痴所珍视的人，干杯！当初同他们在一起时我们幸福而愉快，可是后来却风流云散，天各一方，纵然如此，还是有一条世上最可怕的纽带把我们同他们永远维系在一起，我们为他们而干杯！不过我有言在先，谁若想在我方才讲的故事中哪怕加一个字，我就用这个香槟酒的瓶子砸他的脑袋。——侍应生！”他用响彻餐厅的声音喊道：“拿名酒来！拿白葡萄酒来，白葡萄酒，拿一大桶，好让我把自己这副魔鬼般的嘴脸统统浸到里边去！”

我们这顿早餐一直吃到夜间十一点。然后我们又乘车去亚拉酒吧间，从亚拉又去斯特列尔娜酒吧间，在那里，我们在拂晓前吃了油煎薄饼，要了最烈性的伏特加酒，就是有红色瓶口的那种，我们都醉意陶然，又是唱歌，又是狂叫，甚至还跳哥萨克舞。作曲家默默地、凶猛地、亢奋地跳着，以他的身材来说，能跳得如此轻巧是少见的。当我们乘着三驾马车风驰电掣地回家去时，天色已经大亮，这是个粉红色的冬晨，冷得浸肌裂骨。我们驶过基督受难修道院时，一轮冰冷的红日从修道院的屋顶后面冉冉升起，钟楼上敲响了第一声钟，似乎沉重和洪亮得前所未有，震撼了整个天寒地冻的莫斯科，作曲家却突然摘下帽子，用尽周身的力气，含着热泪，大声地吼道，声音响彻了整个广场：

“我的太阳！我的心爱的！乌——拉！”

---19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