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芙毕业后回了家，但没人说让她搬回来住。自从被逐到三楼后，她就很少回家住了。梅芙在珍金镇找了一套小公寓，房租比埃斯蒂斯帕克的便宜不少，距离我们做礼拜的圣灵感孕教堂也不远。她在一家运输冷冻蔬菜的公司找了份工作，说计划先工作一两年，然后再回去攻读经济学或法学硕士，但我知道，她是为了待在附近，盯着我在高中的最后时期，做我的援军。

奥特森冷冻蔬菜公司的人当时还不知道，梅芙真是天上掉下的馅饼。梅芙在开票部门工作两个月后，设计出了一套新的发货系统，还有一套新的库存跟踪方法。很快，公司和奥特森先生个人的报税工作都交到了她手里，她觉得这份工作容易得要死，而且这就是她想要的休息。梅芙在巴纳德学院的朋友们也在休息，她们或是去巴黎待上一年，或是准备结婚，或是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干没有薪水的实习，而让老爸为自己在曼哈顿的公寓埋单。梅芙对“休息”总是有她自己的定义。

那段日子里有一种类似宁静的东西存在。作为二年级学生，我在校篮球队打球，其实是在校篮球队坐板凳，但我还是很高兴，因为那是我争取未来的一席之地。我有很多朋友，放学后有很多地方可去，其中就包括梅芙的公寓。我也不是刻意避免回家，但我认识的15岁少年都不想待在家里，而我待在家里的理由就更少了。安德烈娅和两个女儿似乎生活在跳芭蕾舞和买东西的平行世界里。她们的轨道飘得好远，几乎不在我的意识范围内。有时，在我学习的时候，听到梅芙的房间里传来诺尔玛和布莱特的声音。她们或是大笑，或是争抢梳子，或是在楼梯上互相追逐，但只是声音而已。就像我和梅芙一样，她们的朋友从没来过家里，或者她们压根儿就没有朋友。我觉得她们是一个整体，“诺—布”组合，就像是由两个小女孩组成的广告社。如果她们的声音让我厌烦了，我就打开收音机，再关上门。

父亲忙得团团转，也离我很远，我不在家，大家都方便。他说，郊区繁荣起来了，他有意拓展自己的事业。虽然这是真的，但他显然娶错了女人。如果我们都各司其职，大家都轻松得多。不仅仅轻松得多，还开心得多。这房子够大，我们完全可以各行其是。安德烈娅和女孩子们晚餐吃得早，在餐厅用餐，由桑迪负责；乔斯林给我留着一盘子食物，等我篮球训练回家后吃，虽然已经和朋友们吃过比萨，但我还要加餐。有时，天黑了，我骑车带着三明治到父亲办公室和他一起吃。父亲展开一卷卷画在白纸上的建筑效果图，让我看看这片土地的发展前景。从珍金镇到赛德，商业建筑拔地而起，每个工地前的大木头招牌上都有“康罗伊”这个名字。一个月有三个星期六，他打发我去工地派上点用途——扛木头、敲钉子、清扫新建好的房间。地基浇灌好后，房子的结构搭建了起来，我学着在椽木上行走，那些正式职工就在下面吼我：“丹尼小子，不要掉下来！”他们住在埃斯蒂斯帕克，平日里不回家。但等我学会像他们那样在木板上跳来跳去，等我开始谈论电气和水管，他们也就不管我了。当时，我已经学会用轴锯箱切割顶冠饰条。我在建筑工地上最自在，胜过在学校或在篮球场，胜过在荷兰屋。只要有可能，放学后我就在建筑工地干活儿，不是为了钱——父亲觉得我的时间还不值钱。我去工地，因为我喜欢工地的气味和噪声，我喜欢参与修建大楼。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我和父亲仍然出去收租，但我们会谈论如何安排水泥车，会谈论让这个项目先上，另一个项目则要再等一等。水泥车总是不够，工人不够，时间也不够，每天我们想做的事情总是做不完。我们谈论这个项目的工程滞后，而另一个项目怎样可以按时完工。

“你拿到驾照的那天，可能会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父亲说道。

“你不想开车了吗？你可以教我。”

他摇了摇头，胳膊肘对着开着的车窗。“我们两个都出来，完全是浪费时间。等你到了16岁，就可以一个人来收租了。”

我很欣赏自己的成熟，心想，就是这样。其实呢，每月一次，我们星期六一起出行，这种模式我还是愿意保留的，但我选择接受父亲的信任。长大成人，就是这么一回事。

结果我一样都没有得到。我还没到16岁，他就死了。

很遗憾地说，我觉得父亲死的时候已经老了。那年他53岁，在一栋快要完工的办公楼里，他爬了五层台阶，去检查顶楼窗户的遮雨板和防水状况，承包商说有个地方在漏水。那天是九月十日，天气热得像开了锅。那栋楼要一个月后才通电，也就是说楼内没有电梯和空调。楼梯井里有灯，用的是发电机，那里温度更高，项目经理布伦南先生说肯定有一百华氏度。走上第二层楼时，父亲说有些不舒服，之后就什么都没再说了。因为膝盖的缘故，他动作不快，但那天更慢，比平时慢了一倍。他穿着正装外套，浑身是汗。再爬六级台阶就到目的地了，他一声不吭地坐了下来，呕吐，身体前倾，一头撞在水泥台阶上，修长的身躯瘫倒在地。布伦南先生没能接住我父亲，但尽其所能地将他平放在楼梯平台上，然后跑下楼梯，穿过街道，进了一家药店，叫收银台的女孩打电话叫救护车。接着，他叫上四个在工地上干活儿的人把我父亲顺着楼梯抬下来，布伦南先生说，他从未见过面色如此惨白的人，而他还曾参加过战争。

布伦南先生一起坐上救护车。到了医院，他给父亲办公室的肯尼迪太太打了电话。肯尼迪太太给梅芙打了电话。我在上几何课，有个孩子走进来，把一张叠好的纸条交给老师。老师打开默读后，让我收拾东西去校长办公室。正上着几何课，有人进来让你收拾东西，肯定不是通知下次篮球赛你是首发队员。我走在过道里，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是梅芙出事了。我很害怕，心里十分惶恐，几乎要走不动路。她的胰岛素用光了，或是胰岛素没用？胰岛素太多或是不够，都会要了她的命。就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随时随地都生活在这一恐惧当中。我是班上最高的男孩子，打篮球，在建筑工地干活儿，长得很结实。校长办公室靠走廊的这一侧是玻璃墙，我看到梅芙背对着我站在办公桌前。那绝对是她的背影，头发梳成辫子，搭在背上。我叫了一声，声音高亢尖锐，仿佛发自腹腔深处。她转过身来，所有人都转过身来，但我并不在意。我请求了上帝，上帝答应了我的请求——我姐姐没有死。梅芙伸开胳膊抱住我，她在哭，我甚至没问她为什么哭。后来她说，她看到我那副表情，以为我知道了，但我并不知道。等我们上了车，她说要去医院，这时我才知道，我们的父亲死了。

我们犯了大错，但即便是现在我也说不清楚这到底是谁的错。布伦南先生的？肯尼迪太太的？梅芙的？我的？肯尼迪太太在我们之前到了医院，她和布伦南先生一起在等我们。布伦南先生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我们。他告诉我们，他不知道如何做心肺复苏。那个年代，没什么人知道心肺复苏该怎么做。他的妻子是护士，她说他应该学，但他并没有学。他的表情非常痛苦，梅芙拥抱了他，布伦南先生靠在梅芙的肩头，哭了起来。

他们把父亲放置在急救室旁边的小房间里，我们不用去太平间。父亲躺在普通病床上，身上没有外套和领带，蓝色衬衣脖子处的纽扣开着，衬衣上有血迹。他的嘴那样张着，我明白，这嘴是没法合拢的。他惨白的脚从被单的另一头伸了出来。他的鞋子和袜子到哪儿去了呢？我想不出来。也不知道是哪个夏天，我们最后一次去湖边，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父亲光脚了。他的前额有个可怕的伤口，没有出血，用胶布胡乱贴着。我没有碰他，但梅芙弯下腰，在胶布旁边吻了一下，然后又吻了一下，她的长辫子落在父亲的脖子上。我觉得父亲张开的嘴很可怕，但她似乎并不在意。她对父亲好温柔，我冒出一个念头：等父亲醒过来，我要告诉他梅芙有多好，梅芙有多爱他。或者等我醒过来，就告诉父亲，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在睡觉，我不知道到底是谁。

护士给了我们很多单独相处的时间，后来医生走进来，解释父亲的死因。他告诉我们，他的心脏病发作得很快，没有挽救的余地。“他倒下之前，可能就已经死了。即便是倒在医院里，”他说，“最后的结果可能也没什么两样。”当时，我还不知道医生会撒谎来安慰人。没有尸检，他所说的只是可能情况，但我们问都没问，就完全相信了他。梅芙签了文件，拿到了装有父亲外套和领带的袋子，还有一个马尼拉纸信封，里面有他的钱包、手表和结婚戒指。

我们还太年轻，我们的父亲去世了，直到今天，我都不认为我们应该承担责任。我们走进厨房，桑迪和乔斯林都在，我们告诉她们发生了什么。从她们开始哭泣的那一秒开始，我就知道我们干了什么。桑迪用胳膊搂着我，我扭着身体想要挣开。我必须找到安德烈娅，只能是我去找安德烈娅，不能是她到这儿找到我们。但我刚有这个想法，她就进了厨房，撞上我们四个人乱成一团，撞上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的悲伤。乔斯林转过身，伸出胳膊抱住了她的女主人，我可以保证，这样的动作她之前从没做过，之后也没有。“哦，史密斯太太。”她如此说道。

就在那一瞬间，恐惧笼罩了安德烈娅的脸——这么多年，那个表情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父亲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样子消失很久后，她那个恐惧的表情还在。她往后退了一步。

“我的女儿们在哪儿？”她轻声说道。

梅芙难以察觉地摇了摇头，当然，梅芙这时也意识到了。“她们很好，”她的声音就像是在嘴里打转，“是爸爸。我们没有了爸爸。”

装有父亲衣服的塑料袋放在厨房桌子上，这是不利于我们的证据。后来，我们对自己说，肯尼迪太太一定是给她打了电话的，但我们没有证据这么想。事实就是，我们把东西都拿回来了，却从未想到过安德烈娅。事情的重点发生了转移，不是父亲的死，而是我们的残忍，是我们如何把她排除在外。

如果我们做得好一点，最后的结果会不一样吗？如果布伦南先生给安德烈娅打了电话，而不是给肯尼迪太太打电话（但布伦南先生从未见过安德烈娅，却与肯尼迪太太共事了20年）；如果肯尼迪太太给安德烈娅打了电话，而不是打给梅芙（但父亲工作的时候，安德烈娅每次给肯尼迪太太打电话找父亲时都很粗鲁，从来只有一句“我要跟我丈夫说话”。因此，肯尼迪太太绝不会给安德烈娅打电话的。葬礼的时候，她这样跟我说）；如果梅芙一从奥特森公司出来，就奔到荷兰屋告诉安德烈娅，而不是到学校来接我；如果我们离开学校后一起去接她，三个人一起去医院，现在我们又在哪儿呢？

“还是这个地方，”梅芙会说，“她是什么样的人，可不是我们造成的。”

但我总是觉得不一定。

安德烈娅受到的伤害是她的最高奖品，成了她的蓝绶带。而我在父亲刚去世的黑暗日子里，感受到的不是失去亲人的悲伤，而是对自己所作所为的羞愧。诺尔玛和布莱特在她们想起这件事的每一分钟里都很严肃，但她们还是太小了，没法保持悲痛的状态太久。父亲去世的第二天，安德烈娅不让她们去上学，但过了一天她们就求着要回去。家里太悲伤。我也回了学校，不想和她待在房子里。她在新教徒墓地买了合葬墓穴，显然是计划把父亲葬在那里，之后她也要长眠在旁边。这时，梅芙给神父布鲁尔打了电话。安德烈娅和神父进了图书室，关上门，二十五分钟后，他们走了出来。父亲的权利得到了恢复，安德烈娅同意把我们父亲葬在天主教墓地，她觉得这也是我们的错。

“现在，他就永远孤零零一个人了。”她走过前厅，从我身边经过时如此说道，没有开场白，“遂了你们的心愿。嗯，干得好，我这一辈子要是跟一群天主教徒待在一起，那就是活见鬼了。”

他们结婚后的第二天，我、梅芙和父亲要去做弥撒。安德烈娅一个人坐在餐厅里，出于友好，我就问新任继母和女孩子们是否要一起去。

“我死也不会去那地方的。”她说道，然后继续吃她的溏心蛋，仿佛刚才只是提醒我要带雨伞。

“如果她这么恨天主教，你就得想想她为什么要嫁进来。”我们钻进车里的时候，梅芙说道。

父亲笑了，我们很少听到他这么开心地大笑。“她想要这位天主教徒的房子。”他说道。

梅芙以为我小时候常常思念母亲，其实恰恰相反。我并不认识她，我觉得很难去苦苦思念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或是一段我不记得的时光。她给我留下的家人——一个厨娘、一个管家、一个宠溺我的姐姐，还有一个疏远的父亲，我挺受用的。她有寥寥几张照片被藏了起来，看上去她又高又瘦，有尖尖的下巴、黑色的头发，很像梅芙的样子，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失去什么。但到了父亲葬礼的那天，我满脑子里想的都是母亲，我从未想过会如此痛苦地渴望得到她的安慰。

家里鲜花泛滥。安德烈娅觉得不会有多少人给我们送来鲜花，于是就订了几十份插花。如果她脑子好使一点，就应该再伪造点卡片插上。安德烈娅永远不会理解父亲在社区的地位。鲜花从四面八方涌来，有和父亲一起去教堂的人，有在工地上工作的人，有他办公室的人，还有银行的人，还有警察、餐馆老板和老师——多年来我父亲默默帮助过的人，他们都送来了鲜花。租户也送来了鲜花，有的人是每个月都全额付款的，还有那些囊中羞涩、靠父亲帮忙渡过难关的。大多数都是我认识的人，也有我不认识的人，他们租房子是在我参与收租之前，有人搬走了，有人买了自己的房子，有些人的名字，我只在账簿上见过。每一张桌子和每一架钢琴上都摆满了鲜花，无一例外。鲜花摆在租来的花盆底座上，放在铁支架上，于是房子就变成了举世无双的花园，到处竞相绽放的盛况。我们站在墓边，看着强壮的工人用绳子把父亲的棺材放下去。在安德烈娅的坚持下，葬礼上送到圣灵感孕教堂的鲜花也被收集起来，送回家里。我们回到家里，发现前台阶上也有鲜花，房子的门都大开着。安德烈娅在讣告上写了这么一句：之后家里会举行招待会。她忘记这世上还有好多像她那样的人，甚至在这样的日子里也会来看热闹。桑迪和乔斯林在厨房里做小块三明治，家里还雇来临时女工，她们身着黑裙，外面套着白色围裙，负责把盘子端出去。桑迪和乔斯林为没能请到假去参加葬礼而感到伤心；有人觉得她们不够好，不能到前厅倒水倒酒，这也让她们伤心。“可能是我这模样不够，没资格倒葡萄酒。”桑迪说道。梅芙去了厨房，跟她们一起往软面包片上抹奶油奶酪，她穿着自己最好的那条海军蓝裙子，腰间系着一条洗碗帕。我则在前面照顾安德烈娅和两个女孩。一般情况下，我对诺尔玛和布莱特跟着我转很不耐烦，但这一天，我让她们待在我身边。父亲不在了，没人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像个男人，但我依然知道他对我的期待。她们的手指从花瓣中拂过，脸深深地埋进玫瑰花束中嗅香味。她们说想要找到最喜欢的那一束，她们的母亲说了，她们每人可以拿一个花瓶到她们的卧室，也就是梅芙的卧室。

“你想要哪个？”诺尔玛问道。她穿着黑色的棉布裙子，前面有装饰褶边。她12岁，布莱特10岁。“她肯定会让你也选一个的。”

本着游戏的精神，我选了一个小花瓶，里面插着一些奇怪的橘色花朵，看上去就像是海底植物。我不知道那些是什么花，之所以选中了它们，只是因为在这惨白的一天中，它们是橘色的。

回忆起来似乎也挺好笑的，当时我很担心安德烈娅。她已经哭了四天，整个葬礼上都在哭，一分钟都没有停过。我父亲去世才短短几天，她变得更瘦小了，蓝眼睛都哭肿了。与我父亲共事的人来了，一次次地握住她的手，轻言细语地悼念、安慰。我们从未邀请过邻居来，现在却到处都是他们的身影。我认出了他们来，他们一边暖心地跟我说话，一边在恪守礼节的情况下四处打量。我遇见了一个安静的瑞典人，他低着头，表示慰问，还让我代为问候姐姐。原来他是奥特森先生。我请他等一等，说我去找梅芙，带她过来，奥特森先生明确表示反对：“不要去打扰她。”他说道，仿佛梅芙是在三楼哭泣，而不是在厨房里给三明治装盘。神父布鲁尔在门廊里，被祭坛社团的两个女人拦着，没有进屋。我看到梅芙给神父端去了一杯茶，我告诉梅芙，奥特森先生来看她了。一分钟之前，我还在跟他说话，可等我们去找的时候，到处都找不到他。

我只要走进人群，就会有人关心我，拥抱我。这一整天都像是在梦境中，人们常说这不过是一个梦，应该就是这样的吧。我的家人怎么就一个个地离我而去了呢？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我一直都过得挺好，但现在我明白了，单亲家庭不能担保未来。梅芙很快就要去研究生学院了，而我会跟安德烈娅、两个女孩，还有桑迪和乔斯林一起生活？我在只有女人的房子里瞎转悠？这不对劲呀，我父亲可不想我这样。我对自己说，我和他。但这句话就到此为止，关于我过去的生活，就是这三个字：我和他。

房间里到处都是人，鲜花斗艳争芳，香味逼人。我开始怀疑布鲁尔神父待在外面，大约是为了透气吧。我远远地看到马丁教练带着校队走进了前厅，校队的全部成员都来了，一个不落。他们参加了葬礼，但我没想他们会来招待会。他们从未到我家来过。一个穿女仆装的女人端着托盘经过，我从上面拿了一杯葡萄酒，她甚至都没看我一眼，我走进盥洗室，灌下了那杯酒。

荷兰屋让人尴尬，这是我从未有过的想法。梅芙告诉我，我们的母亲恨这幢房子，我甚至还不明白她为什么要那样说。盥洗室的墙壁是浅浮雕的，胡桃木的嵌板上雕有燕子，燕子在花茎中展翅高飞，飞向一轮弯月。嵌板雕刻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是意大利货，当时是被装在板条箱中运到美国，安装到范赫贝克家一楼的盥洗室内的。某人的一生中，有多少岁月是在为外国人的墙壁而雕刻的呢？我伸出手，用指头划过一只燕子的轮廓。母亲是这个意思吗？我感觉得到，整幢房子就像是扣在我身上的一个壳，这辈子我都得拖着它走。当然，从日后来看并非如此，但在父亲葬礼那天，我以为自己看到了未来。

未来的第一声枪响很快就打响了。葬礼的第二天，梅芙回到家里，告诉安德烈娅，她要辞去奥特森公司的工作，到康罗伊公司做事。不必说的是，安德烈娅对做生意从没有过兴趣，甚至并不太懂我们父亲做的是什么生意。就算是在她最好的状态下，她也没能力经营公司，而她现在满心悲痛，显然不是最好的状态。

“我可以保证计划中的项目都能完工，”梅芙说道，“财务和税收，我也能处理。只是临时的，然后我们再决定怎么处理公司。”当时，我们都在会客厅坐着，布莱特的头放在梅芙的膝盖上，梅芙用手指理着布莱特乱糟糟的黄头发。诺尔玛坐在沙发上，坐在梅芙身边。

“不。”安德烈娅说道。

一开始，梅芙以为安德烈娅是怀疑她的能力，或者是怀疑这对公司并不是最好的安排，又或者，谁知道呢，也许是在怀疑这样对梅芙并不是最好的安排。“我可以做得到的，”她说道，“大学之前的暑假，我就在办公室干过，我懂账目，我认识办公室的人。这和如今我在奥特森干的工作也差不多。”

我们等着。甚至布莱特都抬起头来，等着应有的解释，但没有解释。

“你有别的安排？”梅芙最终问道。

安德烈娅缓慢地点了点头：“诺尔玛，去告诉桑迪，给我送一杯咖啡来。”

诺尔玛巴不得摆脱这紧张的氛围和这无聊的对话，立刻跳起来，消失了。

“不要跑！”安德烈娅冲着她的背影叫道。

“我并不是要接管公司，”梅芙并不想让别人认为她手伸得太长，“只是暂时的。”

“你这头发，你母亲应该让你剪掉才是。”安德烈娅说道。

“什么？”

“我至少跟你父亲说过一百次：让她把头发剪了。但你父亲不肯，他从不放在心上。我一直想跟你说来着，完全是为了你好，这头发看起来吓人，但你父亲不让我说。他总是说，那是你的头发。”

布莱特抬起头，眨巴眼睛看着我姐姐。

这一评论来得太奇怪，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可以归结为伤心、惊讶，归结为什么都可以，安德烈娅不可能真正关心过梅芙的头发。家里到处都是葬礼的鲜花，我一直在想，等这些花都枯萎了，那才是灾难。我在想，也许我们应该从小一点的事情说起，比如说等花枯萎了，我们要清理花瓶，或者写致谢信。“星期六，我可以去收租，”我这样说是希望把我们拉回理智的范畴，“梅芙开车，我知道路线。”

“没有必要。”

这我就完全不明白了：“我一直都在收租。”

“一直收租的是你父亲，”安德烈娅说道，“你只是坐车同往。”

沉默笼罩了整个房间，我们谁都不知道该怎么从里面爬出来。我感觉范赫贝克夫妇的目光要在我的脑袋上钻出洞来。我总是有这种感觉。

“我们想说的是，我们想要帮忙。”梅芙说道。

“我知道你们的意思。”安德烈娅说道，接着头微微一歪，对着自己的女儿微笑了一下，布莱特还趴在我姐姐的膝盖上，“你也知道，对吧？”她又抬起头来，看着我们。“怎么搞的，一杯咖啡怎么花这么多时间？她们在厨房总备有一壶咖啡的。也许她们觉得那是她们的咖啡。”安德烈娅双手在腿上不耐烦地拍了拍，站了起来，“看起来我得自己去拿了。你知道那句话的，对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她出去后，我、梅芙和布莱特等了好一会儿，才听到了上楼的脚步声。她拿着咖啡，从厨房的楼梯上了楼，这次见面结束了。

父亲去世后的短短两周内，我一是因为失去父亲而伤心，二是为自己延迟进入社会而伤心。如果还有得选，我就选择15岁从高中退学，跟梅芙一起经营家里的生意。这份生意是我想要的、我期待的，也是父亲要给我的。如果生意落在我手里时我还没准备好，只需要尽快准备好就行了，我并不认为自己样样都懂，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我认识的那些人，他们都会帮我的。他们喜欢我，他们看着我干活儿也有些年头了。

另外就是难过和难受，这两个东西搅在一起，分也分不开。两个女孩粘着我，安德烈娅则回避我。几乎每天晚上，要么是诺尔玛，要么是布莱特，总有一个会到我房间来，叫醒我，告诉我她做了什么梦。有时她们没叫醒我，但第二天早上，我就会看到她们中的一个睡在我房间的沙发上。我失去了父亲，也许，她们也觉得失去了父亲，但我真是记不得父亲曾跟她们说过一个字。

一天下午，我从学校回到家，跟桑迪和乔斯林打了招呼，到厨房给自己做了一个火腿三明治。二十分钟后，梅芙从后门飞奔而入。她看起来像是从奥特森公司一路跑到了荷兰屋，满脸通红。我在看书，忘了看的是什么。

“出了什么事？你怎么没上班呢？”大多数时候，梅芙要六点才下班。

“你没事吧？”

我低头看了看，仿佛是在检查衬衣上有没有血迹：“我为什么会有事？”

“安德烈娅打来电话，她让我来接你，她说我必须立刻来。”

“来接我干什么？”

她用袖口抹了一把额头，把钥匙放回手提包里。我不知道桑迪和乔斯林去哪儿了，但此刻厨房里只有我和梅芙。

“她差点把我吓死。我以为——”

“我挺好的。”

“我去找她。”梅芙说道。我站起来跟了上去，我觉得自己应该跟上去，我得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去了前厅，环视四周。从我回家就没看到两个女孩，但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她们不是在练习这个，就是在练习那个。梅芙大声叫着安德烈娅的名字。

“我在会客厅里，”她说道，“你不用大喊大叫。”

她在壁炉前，站在巨幅的范赫贝克夫妇画像下，正好是数年前我们第一次看到她的那个位置。

“我上班赶来的。”梅芙说道。

“你得把丹尼带走。”安德烈娅只看着梅芙说道。

“带他去哪儿？”

“你的房子，或是朋友家里，”她摇了摇脑袋，“随你的便。”

“出了什么事情？”一直是梅芙负责说话，但我们异口同声问了这个问题。

“出了什么事情？”安德烈娅重复了一句，“嗯，让我想想，你们的父亲死了，我们就从这里说起吧。”安德烈娅的样子很好看，头发挽起来，穿着一件红白格子的裙子，我不记得她以前穿过，还涂了红色的口红。我在想她或许是要去参加派对，我没有意识到她是为了我们特意打扮的。

“安德烈娅？”梅芙说道。

“他不是我儿子，”此刻，她的声音变了，“你不能指望我来抚养他。他可不该由我负责。你父亲从未说过，我必须给他带儿子。”

“没人让你——”我刚开了个头，但她抬起了手。

“这是我的房子，”她说道，“在我自己的房子里，我理应感到舒适。你们对我很不好，你们两个都是。你们从未喜欢过我，从未支持过我。我想，在你们父亲还活着的时候，我理应接受——”

“你的房子？”梅芙说道。

“你父亲一死，你就露出本来面目了，你们两个都是。他把房子留给了我，他想要我拥有这幢房子，想要我和我的女儿们在这里开心地生活。你得把他带走——上楼去，带上他的东西，离开。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

“凭什么说是你的房子？”梅芙问道。

我看得到我们姐弟两人的样子，仿佛是映在了她眼睛里一样，对比之下，我们个子高得荒唐。我很年轻，打篮球，在建筑工地上干活，很强壮。梅芙之前就说过，我一定会比她高，的确如此，我早就比她高了。我还穿着练习篮球时穿的T恤和运动裤。

“你可以去跟律师谈这个，”安德烈娅说道，“但我们已经全部谈过了一遍，没有任何死角。所有的文件都是齐全的。你们想谈多久就谈多久，但现在你们得离开。”

“两个女孩在哪儿？”梅芙说道。

“我的女儿不关你的事。”她的脸因为用力而变得铮亮，她用力恨我们，用力让自己相信她生活中的不幸都是我们的错。

安德烈娅说得如此明白，我却仍然没有完全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也真是够荒唐的。梅芙则是清清楚楚，她像圣女贞德走向火堆一样，挺直了身体。“她们会恨你的，”她用一种实事求是的语气说道，“今天晚餐的时候，你用谎言来搪塞她们，但谎言是站不住脚的。她们是聪明孩子，知道我们不会一声不吭地离开，一旦她们开始思考，就会发现你干的好事。我们不会告诉她们，但她们也会知道的，每个人都会知道的。你的女儿们甚至会比我们还要恨你，等到我们都忘记了你是谁，她们还会依然恨着你。”

我当时还在想，也许可以找个法子，也许将来我和安德烈娅可以谈一谈，她就会明白我不是她的敌人，但梅芙已经关上了这道门，还钉上了铁钉。梅芙想要谱写安德烈娅的未来，但谱写她未来的人只能是她本人，而不是梅芙。但梅芙这样说，听上去像是诅咒。

我和梅芙上了楼，来到我房间，把我唯一的行李箱装满衣服。接着，梅芙下楼到厨房，拿了几个装草与树叶的袋子，和桑迪、乔斯林一起回到了房间，她们两人在哭。

“嗨，”我说道，“嗨，别这样。我们会解决这件事情的。”我并不是说我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当前的问题，而是说，我和梅芙会证明我们才是荷兰屋的合法继承人，推翻入侵者。我是基督山伯爵[基督山伯爵是法国作家大仲马所创作的小说人物，先前遭人陷害，后经过精心策划，完成了复仇。——编者注]，我满心打算的是要回来。

“真是噩梦，”乔斯林摇着脑袋说道，“你们可怜的父亲。”

桑迪一个个打开抽屉柜，把东西清理到袋子里，这时安德烈娅出现在门口，看我们拿走了什么：“你们得在我女儿回家前消失。”

乔斯林用手腕抹了抹眼睛下面：“我得做晚餐。”

“不用做，”她说道，“你们都走，你们四个。你们一直都是一伙儿的。我可不要留下什么间谍。”

“哦，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自从这码子事开始以来，梅芙第一次提高了嗓门，“你不能解雇她们，她们什么都没有对你干过。”

“你们是一伙的，”安德烈娅微笑着说道，仿佛她说了什么有趣的事情。之前她并没有打算解雇桑迪和乔斯林，显然是刚刚才想到的，可一旦说出口，就感觉很好，“不能拆散了你们。”

“安德烈娅。”我说道。我朝她走了一步，我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我想要让她住手，让她恢复本来的样子。我从未喜欢过她，但她也没有这么坏。

她往后退了一步。

“我来告诉你，我们对她做了什么，”乔斯林说道，仿佛安德烈娅不存在一样，“我们认识你们的母亲，就是这么一回事。你们的母亲雇了我们，一开始是桑迪，后来是我。桑迪对你们母亲说她有一个妹妹，也需要工作。埃尔纳就说，明天带你妹妹过来。你们的母亲就是这样的，欢迎所有的人。人们成天都到这房子里来，她给他们吃的，给他们工作。她爱我们，我们也爱她，这个人全都知道的。”她的头朝后面扬了扬，指明了她身后的女人。

安德烈娅难以置信地睁圆了眼睛：“那个女人扔下了她的两个孩子！她离开了她的丈夫，离开了她的孩子们。我才不要站在这里，听你——”

“再也没有比你们母亲更善良的人，”乔斯林就像是没有听到她说话一样，她抱起我的针织套衫，扔在打开的袋子里，然后继续说道，“真正的美人，从内心散发出来的美。所有见过她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所有人都爱她。她是奉献者，你懂我的意思吗？”她正视着我。“就像上帝告诉我们的一样。过去，这一切都是她的，她却从来没有把这些当回事。她只想知道她能为你做些什么、她怎么才能帮助你。”

桑迪和乔斯林从来不谈论我们的母亲，从来不谈。这颗炸弹，她们留到了这一天才引爆。安德烈娅手扶在门框上。“收拾完下来，”她声若游丝地说道，“我在楼下。”

乔斯林看着她曾经的女主人。“你在这房子里的每一天，我们都对彼此说，‘真不知道康罗伊先生是怎么想的。’”

“乔斯林。”她姐姐说道，这是警告的意思。

但乔斯林摇了摇脑袋：“我就直说了，她没听错。”

安德烈娅嘴巴微微张开了，但没说出话来。我们看得出来，她不知所措。她承受了打击，然后走开了。

那一天，那个时候，我在想什么呢？我想的不是我的房间。长那么大，我几乎每晚睡在那里。梅芙说，放沙发的地方，以前放的是我的婴儿床，一开始菲菲毛睡在我的房间里，好让我们的母亲休息。我没有想洒满房间的阳光，也没有想窗外的那棵橡树，暴风雨的天气，枝丫就会刮在我的窗户上，我的橡树，我的窗户。我想的是赶紧离开，赶紧离开安德烈娅。

我们四个人从宽宽的楼梯走下去，一人拎了一个垃圾袋，放进梅芙的车子里。渐渐走远后，看着气势恢宏的房子：三层楼，窗户居高临下，下面就是前草坪。浅黄色的灰泥近乎白色，就像是下午晚些时候天空中云朵的颜色。当年安德烈娅穿着香槟色的裙子，站在宽阔的凉台上把婚礼的花束扔过头顶，四年后，人们在这里排队慰问我父亲的遗孀。之前我把自行车留在草地上，现在差点被它绊倒，所以我拿起自行车，把它塞进后备厢，放在垃圾袋上。安德烈娅总是对我父亲说，让我把自行车放好。我和父亲都在房间里，她对父亲说：“西里尔，你对丹尼说说吧，你给他的东西，让他好好照顾呀。”

我们吻了桑迪和乔斯林，道了别。我们保证说，一旦事情解决了，我们就一起回来，没人想到我们永远离开了荷兰屋。我们坐进车里，梅芙的双手在颤抖，她把手提包里的东西全倒在前座上，拉开她明黄色的医疗盒，她需要检测血糖。“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她说道，她开始冒虚汗。

我从车里走出来，绕到另一边。现在唯一重要的是：梅芙。桑迪和乔斯林已经开着桑迪的车走了，没人在看我们。我叫梅芙往边上挪。她在准备注射器，她没说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开车之类的话，她知道，我至少能够把我们带到珍金镇。

至于我们拿走的和留下的东西，真是蠢得没法说。带走的衣服和鞋子，六个月后我就穿不下了，我母亲用她的裙子给我缝制的被子，却留在了床脚。我们拿走了书桌上的书，可却忘记了厨房里那个压制玻璃的黄油碟，据我们所知，那是我们母亲从布鲁克林公寓带来的唯一东西。父亲的东西，我一样都没有带走，但后来我想起了一百件希望拿走的东西：他一直戴在身上的那块表，与他的钱包和戒指一起放在那个信封里。从医院回来的路上，我一直拿着那个信封，我把它交给了安德烈娅。

当初，诺尔玛占了梅芙的房间，梅芙的大多数东西都被整理出来，装在盒子里。大学毕业后，很多盒子都被带到了她的公寓里，用安德烈娅的话来说，梅芙是成年人，应该自己管理自己的财物（这是原话）。可那年夏天她的公寓里有了飞蛾，梅芙就把冬天的漂亮外套放在家里的雪松衣橱里。还有一些其他东西：毕业班年鉴，一两箱子她读过的小说，还有一些布偶，她说以后她肯定会有女儿，那是要留给女儿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放在飞檐下的阁楼里，在三楼卧室衣橱后面的那个小门后面。安德烈娅是不是连那个地方也知道呢？那天晚上参观房子，梅芙带两个女孩子看过，她们是不是还记得，甚至想过要再去看看呢？或者那些盒子就像是梅芙青少年时期的时光胶囊，就这样被埋在了房子里？梅芙声称她不在乎。她所有的相册都带走了，她刚上大学时就带走了相册，唯一落下的是父亲小时候的一张装框照片，他膝盖上抱着一只兔子，不知怎的留在了诺尔玛的房间里。后来等我们真正明白了状况后，梅芙很是气愤。我的倒霉童子军证书装了框，挂在墙上，几个篮球奖杯，那床被子，那个黄油碟子，还有那张照片，她气愤这些东西都没拿走。

但我一直挂念着的是梅芙的画像，我们离开了，它还挂在会客厅的墙上。我们怎么把它忘了呢？那是梅芙10岁时的画像，她穿着红色的外套，目光明亮而直接，有着一头蓬松的黑色头发。那是幅好画，不亚于任何一幅范赫贝克家人的画像，但它是梅芙的画像呀，安德烈娅会怎么处置它呢？丢进潮湿的地下室？直接扔掉？即使我姐姐就在眼前，我还是有一种把她落下了的感觉，觉得把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了有危险的房子里。

梅芙感觉好了一点，但我还是让她上楼坐下，我来爬楼梯、搬行李。她住在三楼，公寓只有一个卧室，她让我睡卧室。我说不。

“你睡床，”她说道，“你个子太高，沙发装不下，我不一样。我一直都睡沙发的。”

我环视她小小的公寓。我来过好多次，可人就是这样，一想到以后要住在这里，眼光就变得不一样了。公寓小小的，简单朴素，我突然就觉得姐姐很可怜，想着自己住在范赫贝克街，姐姐不应该就住在这样的地方，一时间都忘了自己也不再住荷兰屋了。“你为什么睡沙发？”

“看电视的时候睡着了。”她说道，接着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我担心她会哭出来，但她没有，梅芙不是哭哭啼啼的人。她把浓密的黑发从脸上拂开，看着我：“你在这儿，我挺高兴的。”

我点了点头。有那么一秒钟的时间，我在想，如果梅芙不在，我还能去哪儿呢？跟桑迪和乔斯林到她们家里？给篮球教练马丁先生打个电话，看他能不能收留我？但我根本不必去想这些问题。

那天晚上，躺在我姐姐的床上，我盯着天花板，真切地感到我失去了父亲。不是失去了他的钱，或是他的房子，而是失去了在车里坐我身边的那个男人。他全方位地为我遮风挡雨，我完全不知道这世界会到何种境地。我从没想过他小时候是什么样的，我从没问过他战场的事情，我只是视他为我的父亲，也只是从儿子的角度看待他。之前没问过，现在想问也没处问了，我只能将其列为我的错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