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节的前一个星期三，纽约下起了湿漉漉的大雪。宾州站看起来就像是饲养场，而我们这些着急的旅客在这个拥挤的终点站里，裹得严严实实，挤在一起，就像是站在烂泥池子里的奶牛。我们没法脱下外套，没法摘下帽子和围巾，大家都大包小包地拿着东西、抱着书本，地上是恶心的稀泥，没人愿意把东西放在地上。我们盯着显示班次的电子屏，等着上车的指示。大家都想在火车上找一个面朝前方、远离厕所的座位，早一点上车，如愿的机会就大一些。一个男孩子的背包硬邦邦的，就像是装满了板砖，他不断地转头跟女朋友说话，每次转身，他沉甸甸的财物都撞在我身上。

我想回到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宿舍。

我想上火车。

我想脱了外套。

我想记住元素周期表。

如果梅芙肯来纽约，我就免了这些麻烦事。但她此刻正在监督数吨过节用的冷冻蔬菜发往各地的杂货铺，奥特森公司要到星期一才放假。我的室友回格林尼治的家和他父母一起过感恩节了，梅芙如果要来，可以睡他的床，我们本可以一起吃中餐，也许还能看一场戏剧。但是，如果没有必要，梅芙是不会来纽约的。什么是有必要呢？比如说，大学一年级的第一学期，我得了阑尾炎，宿舍管理员陪着我坐上救护车，去往哥伦比亚长老教会医学中心。我手术后醒来，看到梅芙正睡着，椅子被拉到床边，她的头靠在我胳膊旁的床垫上，浓密的黑发散开，就像是给我另盖了一张毯子。我不记得给她打过电话，也许是别人打的。毕竟，她是我的紧急联系人，是我的近亲。我的麻醉还没有全退，意识飘浮，时断时续，我看着她睡觉，脑子里想着：梅芙来纽约了。梅芙讨厌来纽约，部分原因是她很喜爱巴纳德学院，她在大学里看到了自己的潜质，而纽约代表了她的遗憾，完全不是她本人造成的遗憾。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我闭上眼睛，等我再次醒过来时，还是那把椅子，梅芙坐在上面，握着我的手。

“你醒了，”她说道，对我露出微笑，“感觉怎么样？”

几年后，我才明白病情的真正危险。当时，我觉得手术这件事介于讨厌和尴尬之间。我想开个玩笑，但她那么温柔地看着我，我就打住了。“我挺好。”我嘴里感觉又黏又干。

“听着，”她的声音很安静，“我先死，然后才是你。你明白吗？”

我呆头呆脑地冲她笑了一下，但她摇了摇头。

“我先死。”

电子屏的数字和字母滴滴答答地翻滚起来，等到停下来时，上面写着哈里斯堡[哈里斯堡：宾夕法尼亚州首府。]：4:05，15号轨道，准时。篮球教会了我怎么在人群中穿梭。这群像可怜的奶牛一样堵在宾州站的乘客，大多数一年只来一次，很容易晕头转向。在一片混乱中，很少有人能找到正确的方向。他们脑袋还迷糊，不知道该朝哪儿走，我已经上了火车。

从好的一方面来说，这趟旅行，给了我一个多小时的学习时间，让我能继续拯救我的有机化学，这很有必要。我的教授埃伯尔博士，能力出众，十月初的时候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我这样下去一定会挂科。那是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激情燃烧着，学生们暴动、示威、占地占楼。这里就像是一个微观的交战国，我们每天都把自己看到的东西叫嚷得全国皆知。居然有人注意到一个大三学生的化学要不及格了，这真是荒唐可笑，可我就在他的办公室里。我有几节课没去上，他面前放着一摞我的小测验成绩单。这并不需要什么远见卓识，我当然明白自己有麻烦了。埃伯尔博士的办公室在三楼，里面塞满了书，还有一小块黑板。黑板上醒目地写着一个化学分子式，天书一般，但愿他不要让我去辨认分析。

“你注册的是医学预科生，”他看着记录，开口说道，“对吧？”

我说是的。“这学期还早，我可以回到正轨上。”

他用铅笔敲着我那一摞让人失望的卷子：“医学院很看重化学。如果你挂科了，他们就不会收你。所以我们现在最好谈一谈。如果再往后拖，你就赶不上了。”

我点点头，感觉到小腹一阵痉挛。在学校，我一直都努力学习并取得好成绩，就是不想有这样的谈话。

埃伯尔博士说他教化学的时间也很长了，见过很多我这样的男孩，他说我的问题不是能力不足，而是显然没有花上足够的时间来学化学。当然，他是对的，自从这学期开始，我就心不在焉；但他也是错的，我认为他并没见过多少像我这样的男孩。他瘦瘦的，浓密的棕色头发剪得乱糟糟的，我本猜不出他有多大年纪，但他穿着正装，打着领带，看上去年纪应该不小。

“化学是一套美妙的体系，”埃伯尔博士说道，“每一步都建立在前一步的基础上。如果你没有搞明白第一章的内容，跳到第二章是没用的。第一章是理解第二章的关键，第二章又是理解第三章的关键。我们现在已经讲到了第四章，贸然开始钻研第四章，想要赶上全班的进度，是不可能的，你没有掌握之前的关键内容。”

我说，就是这种感觉。

埃伯尔博士告诉我，回到课本的第一页，从第一章开始，读完之后，回答章节后面的所有问题，再扔掉答案，第二天醒来，再次回答这些问题。只有两次测试的结果都是全对，我才能进行到第二章。

我想问他，是否知道有学生睡在校长办公室的地板上？但我没说出口，而是换了一句话：“但我还有其他的功课要赶。”就像我们是在谈判他究竟该占用我多少宝贵的时间。他从来没要求班上的同学回答章节后的所有问题，更不要说回答两遍。

他波澜不惊地看着我，看了好久：“那你今年化学就没法过。”

我的有机化学不能挂科，其他任何科目都不能挂。我已经拿到了征兵号码，没了在校生身份，就要去服兵役，就得睡在越南溪山的战壕里。失去了大学生的身份，还不知道我姐姐会干出什么事来，那可是远超过政府所分配的。这不是在开玩笑。这就好比半夜三更，冒着暴风雪在新泽西高速公路上开车时，握着方向盘睡着了。埃伯尔博士及时把我摇醒，眼看着对面的车亮着大灯，就要撞上我的挡风玻璃。千钧一发之际，我还可以猛打方向盘，回到自己的车道。我离万劫不复，只有一片雪花的距离。

我在火车上选了一个靠过道的座位。曼哈顿和费城之间的景致，我可不需要看。一般情况下，我会把背包放在旁边的座位上，摆出一副不好惹的样子，但这一周是感恩节，谁都不能霸占两个位置。因此，我打开课本，希望能投射出我本来的面目：认真研究化学的学生，无意与人闲聊天气、感恩节或是战争。在宾州站的“奶牛群”中，要去哈里斯堡的分遣队挤成一团，通过旋转栅门，变换队形，排成一列纵队，上站台，进入车厢，一看到座位，就哐的一声放下自己的行李。我两眼盯着书本，一直相安无事，直到一个女人用冰冷的手指碰了碰我的脖子。一般人都碰肩膀的，她碰的是我的脖子。

“年轻人。”她说道，接着眼珠子往下，看着她脚下的行李。她已是为人祖母的年龄，我不明白这世界上为什么会有人借着男女平等的名头，让女人自己扛着行李上火车。她身后奶牛一样的人群不明白这里暂时的堵塞是怎么一回事，还在往前推。他们太担心了，火车要是没等他们上车就出发了，那该怎么办？我站起来，把她的行李举起来，塞到头顶的行李架上。她的行李袋有些寒酸，棕色的格子毛料，因为拉链随时可能崩开，在袋子中间扎了一根皮带。我这么一举一放，立刻被众人看在眼里，顿时有了搬运工的光环；整个车厢，上上下下的女人们都开始叫我帮忙。有几个人除了自己的行李，还有在梅西百货或是沃纳梅克百货的购物袋，里面装满了包装好的圣诞礼物。现在还只是感恩节，这么早就提前准备过圣诞节，我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一个又一个的袋子，我给塞到了座位上方的铁架子上，她们自己是够不着的。宇宙可能真是在膨胀，但行李架可没有。

“轻一点。”一个女人一边说话，一边给我比画该如何轻拿轻放。她只恨自己矮了一英尺[一英尺：约30厘米。]，否则就可以亲力亲为了。

最后，我朝过道两边望了望，确定没人再需要帮助，转身逆流而行，费力朝我的座位走去。等到了一看，一个满头金色卷发的女孩坐在窗边，正在看我的化学书。

“我给你留了位置。”她说这话的时候，火车一个踉跄，朝前开动了。

我不清楚她说的是书页，还是座位。我也没问，因为无论是书页，还是座位，都不用她来留。书，我已经看到了第九章，终于找到了化学的门道。座位上是我的外套，之前没把外套放在行李架上，现在已经放不进去了。

“我高中的时候选了化学，”这位金发碧眼的女子一边说话，一边翻着书页，“其他的女孩子都选了打字，但化学得A比打字得A更有价值。”

“怎么更有价值了？”在更宏大的方面，化学可能更有用，但肯定更多的人需要懂得如何打字。

“平均成绩呀。”

她的脸上就是圆形的集合：圆圆的眼睛，圆圆的面颊，圆圆的嘴巴，圆圆的小鼻头。我并不打算跟她攀谈，但只要她手里拿着我的课本，我就没有别的选择。我问她，化学得A了没？她还在看我的书，应该是看到了什么有趣的地方，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算是回答了我的问题。她觉得化学的魅力不可抗拒，甚至超过了她曾在这门课拿过A的事实。我得承认，她这一点，挺让人有好感的。我等了足足两分钟，然后才对她说，我得看书了。

“当然。”她说道，把书递给了我，一根手指夹在第九章第二节的位置。“再次读一读，挺有意思的，就像是突然遇到了之前经常在一起的人。”

“我花了很多时间学化学。”

“化学不会改变。”她说道。

我看着书页，她则是在包里翻了翻，掏出一本薄薄的诗集，艾德里安娜·里奇[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美国当代诗人、散文家和女权主义者。]的《生活必需品》。她是因为课程而读这本书，或者她是那种在火车上读诗集的女孩，我不知道，我也没问，我们就这样友好而沉默地一路坐到了纽瓦克市。火车停下来，车门打开了，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黄箭口香糖，拿了一根当作书签塞进诗集里，然后无比严肃地再次看着我。

“我们应该谈一谈。”她说道。

第一学年结束的时候，我的女朋友苏珊对我说过“我们应该谈一谈”，接着就告诉我，我们结束了。“我们应该？”

“难道你想给所有在纽瓦克下车的女人取行李，然后再为所有上车的女人放行李？”

她当然是对的。女人们目光炯炯地盯着我，然后又刻意去看她们的行李。火车上还有其他身强体壮的男人，但她们已经认定我了。

“你是要回家吗？”我的邻座身体前倾，面带微笑。她的嘴唇上涂抹了东西，很有光泽。从远处看过来，别人会觉得我们在深度交谈，或者认为我们订婚了。我距离她非常近，可以闻得到她洗发水的香味。

“回家过感恩节。”我说道。

“很好呢，”她微微点了点头，直接锁定了我的目光，我清楚地看到她的左眼皮有点下垂，如果不是这么久地盯着看，这样的小瑕疵是不容易被发现的，“哈里斯堡吗？”

“费城，”我说道。那一刻，我感觉我们挺亲密，就补充了我在郊区的地址，“埃斯蒂斯帕克。”一时间，我都忘了，自己已经不再住在那儿。如果非要说我住在哪儿，应该是珍金镇。梅芙住在珍金镇。

听到我说埃斯蒂斯帕克，她眼睛一亮，一副熟悉的样子。“吕达尔。”她碰了碰搭在胸前的蓝色羊毛围巾。埃斯蒂斯帕克就在吕达尔旁边，我们真算得上是邻居了。一个女人靠过来想同我们说些什么，但我的邻座挥手让她离开。

“快乐卡特。”我说道。提到吕达尔，就该提及他的名字。在童子军营，我们在一个队，是队友；教堂联盟篮球赛，我们在不同的队，是对手。他天生就是受欢迎的那种人。我们上高中的时候，他成绩好，牙齿整齐漂亮，天赋异禀，一上场就能拿到40分，还不算助攻。他拿到了全额奖学金，在宾州大学打球。

“他比我高一个年级，”女孩子们想起快乐卡特的时候，脸上都是这种表情，她也是，“他带我表姐参加了初中毕业舞会，我怎么都没想明白。你是在切尔滕纳姆中学？”

“主教麦克德维特德高中，”我不想谈及复杂的话题，“但最后两年我是在寄宿学校。”

她露出了微笑：“你父母受不了你？”

我喜欢这个女孩子，她懂得谈话的时机。“是的，”我说道，“差不多是那样。”

火车再次离站，我们重回陌生人的状态，她看她的诗集，我看我的化学。在如此宁静的共存中，我们几乎忘了对方的存在。

火车在30号街车站停靠的时候，那个拿格子旅行包的女人，就是一开始让我放行李的那个人，直接冲到我身边，把我从过道拖过去，让我给她拿包。她的旅行包真是卡住了，周围全是其他人的包，塞得紧紧的，她即便站在座位的扶手上，也拿不出来。接着另一个女人需要帮助，然后又是一个，又来一个。我开始担心车门要关了，我可能得一路坐到宝利，然后再折返过来。我看到邻座的金发女孩朝车门走去，也许她谨慎地等了等我，也许她根本没有等。我对自己说，这没关系。我拿下最后一个包，那女人似乎真的觉得我应该帮她把包扛到站台上，但我挣脱了，抓上外套、行李和课本，正好赶在车门关上之前溜下了火车。

找我姐姐，从来都不是难事。我有两点很确定，其一，她个子比其他人高；其二，她总是很准时。如果我是坐火车到，准能在等候人群的前排中间处找到她。那是感恩节前的星期三，她就站在那里，穿着牛仔裤，套着我的红色羊毛衫，我本以为那件衣服丢了。她冲我挥手，我抬起手，正要挥起来，这时我的邻座抓住了我的手腕。

“再见！”金发碧眼的她微笑着说道，“化学考试，一切顺利。”她背起了背包。我猜，她是为了等我才放下的背包。

“谢谢。”我有一种奇怪的冲动，想要把她藏起来，或是赶走。但来不及了，我姐姐大步朝我们走来。梅芙一把抱住我，让我双脚离地有三厘米的样子，晃了晃我。她第一次这样，还是我从乔特中学回家过复活节时，之后她就保留了这一传统，只是为了证明她可以这样做。

“你在火车上遇到谁了？”梅芙看着我，没有看她。

我转身对着那个女孩。她是标准的中等个头，但无论是谁，只要站在我和我姐姐之间，看起来都很矮小。这时我才想起，我还没问过她的名字。

“塞莱斯特。”那个女孩说道，然后伸出一只手，于是我们握了手。“梅芙。”梅芙说道。然后我说道：“丹尼。”接下来，我们祝彼此感恩节快乐，道了再见，然后分开。

“你把头发剪了！”刚走到女孩听不见的地方，我立刻说道。

梅芙抬起手，摸了摸脖子，黑色长发都剪掉了，留了个生硬的波波头。“你喜欢不？我觉得这样看上去更成熟。”

我大笑起来：“我还以为你是厌倦了成熟的外表呢。”

梅芙挽上我的胳膊，头一偏，挨在我肩膀上。她的头发往前一扑，立刻遮住了她的脸庞，于是她把头往后一甩，就像个女孩子一样，我心想。然后才记起来，梅芙本来就是个女孩子。

“一年中最好的四天时间，”她说道，“在你回家过圣诞节之前，最好的四天。”

“也许圣诞节的时候，你可以来看我。你大学的时候，我就在复活节时去看了你。”

“我不喜欢火车。”梅芙说道，仿佛这事就这么定了。

“你可以开车呀。”

“开车到曼哈顿？”她瞪着我，以此强调我说这话的愚蠢。“坐火车可轻松多了。”

“坐火车就像是一场噩梦。”我说道。

“那个女孩是噩梦？”

“不，那个女孩挺好的。事实上，她帮了我大忙。”

“你喜欢她吗？”我们快走到停车场的入口了，梅芙坚持要开车来接我。

“喜欢呀，在火车上你喜欢邻座的那种喜欢。”

“她家住哪儿？”

“你为什么关心这个？”

“因为她还站在那儿等着，没人来接。如果你喜欢她，我们就可以捎上她。”

我停下脚步，扭过头往后一瞧。她没有在看我们，而是看着另外的方向。“你脑袋后面长眼睛了？”我一直都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在火车上，塞莱斯特似乎什么都能应对，到了车站，却茫然不知所措。因为她，我免了很多搬运行李的活儿。“她住在吕达尔。”

“我们可以拿出十分钟来，送她到吕达尔。”

我姐姐比我更能感知周围的环境。她人也比我好。她守着我的行李，打发我去问塞莱斯特要不要一起走。塞莱斯特又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在人群中搜索家人，但谁来接她就是个未知数。接着，她又问我，是不是太麻烦我们了。我说一点也不麻烦。我们三个这才朝着停车场走去，塞莱斯特还一个劲儿地道歉。接着，她钻进我姐姐大众汽车的后座，我们开车送她回了家。

“是你说我们应该送她回家的，”梅芙说道，“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要到古奇家过感恩节，我还得回家做个馅饼，你说在火车上遇到了这个女孩，你答应了她，说我会开车送她回家。”

“胡说八道。你这辈子就没做过馅饼。”

“我得去烘焙店拿我订好的馅饼。”

我摇了摇头：“我一直都是坐4:05的那趟火车。等我回来，烘焙店都关门了。”

“你还没说够？我要说的是，塞莱斯特可不是我塞给你的。”

我俩在梅芙的车里，大笑起来。那辆大众汽车早就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辆沃尔沃旅行车，配有加热座椅。我们慢慢开过雪地。

但是那一天，天气只是很冷，并没有下雪。黑暗中，荷兰屋的灯已经亮了。数年以后，这已是新传统的一部分。我和塞莱斯特约会，分手，复合。我们结了婚，生下了梅和凯文。我成了医生，然后又不再是医生。多年来，我们一直想要好好一起过感恩节，然后又放弃。每年，感恩节前的星期三，我、塞莱斯特和孩子们从城里开车去吕达尔。我把他们三个留在塞莱斯特的父母家，然后去和姐姐用晚餐。感恩节那天，梅芙会和教堂的一群人去给无家可归的人提供午餐；我则回去与塞莱斯特庞大并不断扩大的家庭一起用餐。晚些时候，到了傍晚，我和孩子们就回珍金镇看梅芙。我们用保鲜盒装满剩菜和馅饼，全都是塞莱斯特的母亲做的。我们坐在餐桌旁，吃冷餐，小赌几把扑克牌。我的女儿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戏剧性人格。她喜欢说，这样跑来跑去，比父母离婚还要糟糕。我告诉她，她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谁知道呢，诺尔玛和布莱特是不是还回家过感恩节，”梅芙说道，“她们是否嫁给了安德烈娅很讨厌的人？”

“哦，那是肯定的，”我说道，就一眨眼的工夫，我仿佛能看到结尾一样。对于那些我绝对不会见到的男人，我深表同情，“那些被带到荷兰屋的可怜杂种。”

梅芙摇了摇脑袋：“很难想象，哪里去找配得上那两个女孩的好男人呢？”

我意味深长地看了我姐姐一眼，以为她会懂我的意思，但她没有。

“什么？”

“塞莱斯特一直都这么说你。”我说道。

“塞莱斯特一直说我什么？”

“她说，你觉得没人配得上我。”

“我从来没说过，没人配得上你。我说的是，你本可以找到一个比她好的人。”

“啊，”我举起一只手，“好了，打住。”我妻子贬低我姐姐，我姐姐贬低我妻子，我都得听，因为没法不听。这么些年来，我想过要改掉她们的这个习惯，想要在她们中的一个人面前捍卫另一个人的尊严，可我已经放弃了。好在她们也不会太过分，也都知道边界在哪儿。

梅芙回头望着窗外的房子。“塞莱斯特的孩子们都长得很美。”她说道。

“谢谢夸奖。”

“长得一点也不像她。”

哦，如果这世界上所有的男男女女，还有小孩子，都可以人手一台设备，既可以录音，又可以照相，还可以拍短视频，那就好了。我希望有比我自己的记忆更无可辩驳的证据。虽然我的姐姐和我的妻子都不肯承认，但我记得清清楚楚，是梅芙最先选中了塞莱斯特，塞莱斯特最先喜欢上的也是梅芙。1968年的那一天，我们开车行驶在雪地上，从30号街车站开往塞莱斯特在吕达尔的父母家，我也在车上。梅芙的热情温暖，足以融化路上的冰雪。塞莱斯特坐在后座，蜷缩膝盖，嵌在我们的行李之间，甲壳虫车子的后座实在是没多少空间。梅芙的眼睛不断地瞟向后视镜，问题一个接一个：在哪儿上学呢？

塞莱斯特是托马斯·莫尔学院二年级的学生。“我告诉自己，这就是福特汉姆大学[福特汉姆大学：也译为福坦莫大学，前身是1841年成立的圣约翰学院，1907年更名为现在的名字。]。”

“我本想去那个大学的，我想和耶稣会[耶稣会：天主教的主要修会之一。]教徒成为校友。”

“你上的是哪个大学呢？”塞莱斯特问道。

梅芙叹了一口气：“巴纳德学院。他们给了我奖学金，就这么一回事。”

据我所知，这都是假的。梅芙当然不是奖学金学生。

“你学的是什么？”梅芙问塞莱斯特。

“英语专业，”塞莱斯特说道，“这学期选的是二十世纪美国诗歌。”

“大学我最爱的就是诗歌课！”梅芙吃惊地扬起了眉毛，“现在读得不多了。毕业后，这点真是不好。没人要求你读书时，就找不到多少时间去阅读了。”

“你什么时候选过诗歌这门课？”我问我姐姐。

“家如此凄楚可怜，”梅芙说道，“维持原貌，为最后离开之人保持舒适，仿佛期待他再度归来。然而，失去可取悦之人，它如此凋零枯萎，却没有勇气丢弃偷偷学来的体面。”

塞莱斯特确定梅芙不再往下说，立刻就用更为柔和的嗓音继续说道：“回到最初，快乐地展现它原本应有的模样。看吧，那些照片，看吧，那些餐具。那些在琴凳上的乐谱。还有那花瓶。”

“拉金[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 1922-1985），英国诗人。]！”两人异口同声地喊了出来。梅芙和塞莱斯特简直可以当场嫁给对方，那一刻，她们的爱情就是这样。

我惊讶地看着梅芙：“你怎么知道这个？”

“我没跟他说清楚我的课程。”梅芙脑袋朝我这边一偏，大笑道。塞莱斯特也笑了起来。

“你的专业是什么？”塞莱斯特问道。我转过头去望着她，对我而言，此刻的她高深莫测。她们两个都是如此。

“会计，”梅芙摊开手掌，使劲一推，车子换到低速挡位，我们从一个积雪覆盖的小山坡慢慢滑下，然后过了那条河，穿梭在树林中，“非常枯燥，非常实际。我得谋生呀。”

“哦，当然。”塞莱斯特点了点头。

但是，梅芙的专业不是会计。巴纳德学院没有会计这个专业，她的专业是数学，她是班上的第一名。她干的是会计，但她学的不是会计，会计是她闭着眼睛都能做的事。

“看那儿，圣公会小教堂，挺可爱的，”梅芙慢慢行驶在家园路上，“我去那儿参加过一次婚礼。在我小时候，如果修女听说我们踏进了新教徒的教堂，她们就要发脾气教训人。”

塞莱斯特点了点头，完全没意识到梅芙是提了一个问题。托马斯·莫尔学院是耶稣会的学院，但坐在后座的女孩不一定是天主教徒。“我们去的是圣奚拉里教堂。”

她是天主教徒。

我们到了她家门口，她家的房子远没有荷兰屋气派，但相较于梅芙的三层非电梯公寓，那就气派多了。这是一栋殖民期风格房子，整体刷成了黄色，边缘是白色，外墙是楔形护墙板。前院里，两株没有叶子的枫树在风中发抖，一棵树上挂着一架秋千。看到这样的房子，很容易联想到幸福的童年，对塞莱斯特而言，的确如此。

“你们太好了。”塞莱斯特张口说道，但梅芙打断了她的话。

“我们送你进去。”

“其实不——”

“既然已经到这里了，”梅芙一边说话，一边停好了车，“至少得送你到家门口呀。”

我反正也得下车。我把座位折起来，弯下腰，扶塞莱斯特下车，再拿上她的背包。她的父亲是牙医，还在加班给人补牙齿，感恩节那天和之后的一天诊所要关门歇业。节假日，人们也只好不看牙医，忍着牙痛回家过节。她的两个弟弟和朋友们在看电视，看到塞莱斯特就叫起来，但也没挪位置，继续看着节目。跑来了一只名叫“笨笨”的拉布拉多犬，它的迎接要热情洋溢得多。“它还是小狗的时候叫‘拉里’，后来变得有些笨了。”塞莱斯特说道。

塞莱斯特的母亲，看上去友好而疲惫，她在准备大餐，明天午餐的时候，会有22位亲戚驾到。难怪她会忘了去车站接自己的第三个孩子。（诺克罗斯家里一共有五个孩子。）介绍结束后，梅芙让塞莱斯特在一张纸片上写下电话号码。梅芙说，她时不时地就要开车进城，可以捎上她，甚至还承诺下一次让她坐在前排。塞莱斯特很是感激，她的母亲站在炉子边，搅着一锅蔓越莓酱，也很是感激。

“你们两个应该留下来吃晚餐。理应如此！”塞莱斯特的母亲对我们说道，接着她立刻意识到自己犯了错，“我这是在说什么呢？你也是刚回家。哥伦比亚大学！你父母肯定正望眼欲穿地盼你回家呢。”

梅芙感谢了她的邀请，接受了塞莱斯特的小小拥抱。塞莱斯特跟我握了手。我和姐姐从积雪覆盖的前院通道走出。整个街区，上上下下，街道两边，每栋房子的灯都亮了，吕达尔的所有人都回家过感恩节了。

“你什么时候选过诗歌课？”等我们钻进车子，我立刻问道。

“我看到她把一本诗集塞回背包的时候，”汽车的加热器没啥用，梅芙还是给打开了，“怎么了？”

梅芙从来不刻意给别人留下好印象，即便对古奇律师也是如此，而我觉得古奇律师是她的暗恋对象。“如果吕达尔的塞莱斯特认为你不读诗，又能怎样呢？”

“因为你迟早都要找个人，我宁愿你从吕达尔找个天主教徒，也胜过找个佛教徒，说不定来自摩洛哥呢。”

“不会吧？你这是在给我找女朋友？”

“我只是在保护我自己的利益。不要想太多。”

我没有想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