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到我去外科病房实习的时候，我做得特别好。我跟其他人一样认真勤勉，速度却是他们的两倍，我的篮球的确没有白练。速度快，医院才能赚钱。医院当然非常看重准确，可有了速度才能出众。实习期就要结束了，有位主治医生力劝我再攻读三年胸外科。刚刚过去的两个小时，他做了一场右肺下叶切除手术，我是他的助手，他很是赏识我打结的灵巧。手术后，我们坐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里面摆放着一张双层床和一张桌子。这里就是供我们在看病的间隙睡上二十分钟的地方。那位主治医生“嗡嗡”说个不停，说我天赋可观，而我一直觉得还能闻到血腥味，于是我第二次站起来到角落的小水池洗了把脸。我没那个心情，一边用纸巾擦着脸，一边对他说，我可能是有天赋，但我不打算用。

“那你在这里干什么？”他认定我是在铺垫笑话，于是面带微笑地等着。

我摇了摇头：“轮换科室，这个不是我的菜。”没必要解释，他的父母很有可能来自孟加拉国，就为了儿子能在纽约成为外科医生，他家里肯定背负了沉重的债务，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哪里会想听别人读书是为了用光教育基金这种话。

“听着，”他把外科手术服拉下来，扔到了桶里，“外科医生是王者。能够当老大，就不要做老二，对吧？”

我看得清楚他胸腔的每根肋骨。“我就是老二。”我说道。

我没能说出笑话，他还是大笑起来：“从这地方走出去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外科医生，另一种是没能当成外科医生的人，就这两种。你会成为外科医生的。”

为了让他闭嘴，我对他说，我会考虑的。二十分钟只剩下十四分钟，每分钟都至关重要。我疲倦得不行，从来没这么疲倦过。就因为这个，我想告诉他，我可不想做什么住院实习生，也不想做什么实习医生。我不想学医，我想钻研房地产，我想头也不回地大步离开这地方。

但我并没这样做。我试过，失败了，再试，又失败了。一栋栋的大楼在市场上滞留数年，最终成交的价格只是它们价值的零头。我看到有些抵押的大楼售价只有1200美元，即便这些楼烧得只剩空壳，外墙上全是涂鸦，每块玻璃都被砖头砸过，但我仍觉得自己是它们的救星。请注意，这里说的不是人，不是那些可能会住在大楼里的人。男男女女在急诊室大厅里排队，等我拿出一分钟的时间看看他们。面对他们，我没有什么伟大的想法，我不觉得自己能救人一命。我想要大楼。但买下了大楼，就得补缴税款，就得买门、修理窗户、支付保险费，就必须赶走占住空楼的那些人，还得赶走老鼠。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

虽然我信誓旦旦地说了那么多，最终还是到布朗克斯的爱因斯坦医学院做了实习医生。成了实习医生，不仅不用交学费（“好的，”梅芙说道，“我之前还不知道这个。”），他们还要给我钱。到了这个阶段，教育基金就只需要支付我的房租，再给我一小笔其他开支的钱，我都把它们存进了银行里。我不再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从安德烈娅那儿敲诈金钱，事实上我也不曾这么做过。我也不再是为姐姐复仇了。事实上，我就是在接受医学培训。我与同事相处得很好，给老师留下了好印象；我帮助病人，每天都在巩固化学课的经验教训：即使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也要干得很好。我在爱因斯坦医学院度过了实习期，这期间我还忙里偷闲，零星地去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站在讲课大厅后面学了不动产法律的课程。我关注不动产市场，其方式就好比其他人关注棒球一样：数据都记在脑子里，却从未下场打过比赛。

埃布尔博士继续关注我，或者在他眼里，我们已成了朋友。每三四个月，他就会请我喝咖啡，一直约我，直到我们敲定日期为止。他谈他的学生，我抱怨工作量太大。我们谈论学院政治，心情好的时候，就谈论科学。我没和他说过不动产，我也没问过他，化学是不是他这辈子想要做的事情？我就没想过要问。女服务生给我们端来咖啡。

“这个夏天，我们要去伦敦，”他说道，“我已经在骑士桥[骑士桥：伦敦的街道。]租了一套公寓。整整两个星期，我们的女儿内尔在那儿工作。你认识内尔的。”

“我认识的。”

埃布尔博士极少提到他的家人，有可能是顾忌到我的情况，也有可能这就不属于在我们的关系下谈话的范畴。但在那个春天的下午，他太开心，憋不住，想要说一说：“她做的是艺术品修复的工作。三年前她去读博士后，后来就成了全职工作。我觉得她不会再回来了。”

数年前的新年前夕，在埃布尔博士的公寓，我和内尔·埃布尔喝多了香槟，亲吻过一次。我这也就是随便一提，那时，她来到她父母的卧室，而我正在床上一堆黑色外套里翻找属于塞莱斯特的那一件。房间光线很暗，在走廊的尽头，音乐声和喧闹的笑声听起来好远好远。内尔·埃布尔，我和她栽进了那堆外套中，过了一两分钟，才恢复常态。

“自从她走后，我们就没去伦敦见过她，一次都没有，”她父亲继续说道，“我们总是让她回家来。爱丽丝终于拿下了那笔建新医学大楼的大额捐款，她追这笔钱五年了。爱丽丝对他们说，如果不给她放假，她就不干了。”

爱丽丝·埃布尔在哥伦比亚医学院的发展办公室工作，这些年来她一直和蔼可亲，总是邀请我到她家里用餐。关于她的工作，我好像只知道这一点。也许数年来，埃布尔博士一直都在跟我说他的妻子在给新医学大楼筹款，也许爱丽丝本人也告诉过我，而我只是没记在脑子里。之前在校园里，我时不时地会碰到她，她询问我上课的情况。我有没有遵循礼貌交谈的原则也抛出一个问题呢？或者我只是回答，然后就等着她再次发问？

“他们现在用X光检查画作，”埃布尔博士说道，“看下面有没有另一幅画。完全不需要任何猜测，原画再现。”

“哪儿？”我问道。这一刻，虽然我还没完全领悟，但已感觉到了，感到我的未来正朝我走来。

“泰特美术馆，”埃布尔博士说道，“内尔在泰特美术馆。”

我啜了一口咖啡，数到十。“新医学大楼，要修在哪儿呢？”

他挥了一下手，仿佛是指了指北方。“我不知道。大家觉得选址是首要的事情，但在没有拿到大笔捐款前，他们是不会决定的。我猜肯定是在军械库附近。你知道军械库吗？真是灾难呀。”

我点了点头。女服务生拿账单过来，我一把拿到手里。埃布尔博士要抢着付账，我赢了，这是我认识他以来的第一次。

回布朗克斯之前，我顺路到哥伦比亚书店，买了几张医学中心和华盛顿高地的地图。路过的本科生，一个个看上去就像是14岁的男孩，头发乱蓬蓬的，光着脚丫子走在去沙滩的路上。我坐在南广场前面巴特勒图书馆的台阶上，打开刚买的地图。我和埃布尔博士的看法一样：即便还没有最终确定，医学院的选址在田径军械库附近似乎是必然之举。军械库要被改造成有1800个床位的流浪汉收容所，肯定会拉低周边停车场的地价。停车场不难找，经过六个月的尽职调查，那个周末，我与两个停车场顺利签约。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砰砰砰”地敲着一扇紧锁的大门，现在我发现门大敞开着，卖家早就认定自己别无选择。他解雇了经纪人，穿着衬衣打着领带，亲自赴约，旨在亲力亲为。他已疲惫不堪，于是接受了我的提议。我告诉他，我是医生，医生找不到安全的地方停车。我说，这就是我们都没车的缘故，他听了大笑起来。他挺喜欢我的，这两个停车场已经待售三年，现在丢给了我，他还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听我说要在合同上加一条具体执行条款：他放弃改变心意的权利，我也放弃改变心意的权利。他觉得我在自寻死路，我们就是拴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卖家承诺六个月的期限，拿钱走人。买家承诺支付这笔钱，拿走停车场。回头看，一切都是那么明朗，但在当时我就好比背对赌桌，越过肩膀，往身后的桌子上扔骰子。我要在大型收容所旁边买两块停车场，赌的是我没有的钱，理由是我觉得有一栋大楼会在这里拔地而起，所以我要买下这里的地皮。我指望在付款之前大楼的选址就能确定下来，否则我就只能贷款付钱，而我没资格贷款。

五个月后，我把停车场卖给了医学院，拿到了很可观的一笔钱，付了停车场的钱，又从住房基金得到了一笔贷款，支付了押金，拿到了我在西116号大街的第一栋大楼。这栋楼有十八套公寓房，大多数都有人住。一楼的店面一分为二，一家是洗衣房，另一家是中国菜外卖店，生意都不错。根据赔偿金估算，这座大楼的价格被低估了百分之十二。终于，我抓住了超出我能力范围的机会。我不是医生，终于，我成了我自己。签订第三方托管协议的那一天，我就想放弃实习，但梅芙说不行。

“你还是能拿个化学博士学位的，”她在电话里说，“你喜欢化学的。”

我不喜欢化学，只是最后学得还不错。我们之前也谈过。

“那就考虑一下商学院。迟早会有用的，或者法学院。拿到法学学位，你所向无敌。”

我说不，我已经有了事业，至少是有了事业的开端。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叛逆的一次。

“嗯，”她说道，“现在没必要放弃。既然已经开始了，就做完吧。”

梅芙同意帮我记账报税，我则回到爱因斯坦医学院，完成还剩不到六个月的实习期。我不后悔，知道自己即将走出这道大门，这最后几个月是我整个学医生涯中唯一开心的一段日子。我在法院抵押拍卖场买了两栋褐沙石大楼，一栋1900美元，另一栋2300美元。两栋楼都惨不忍睹，它们都是我的。

三个星期后，我去珍金镇的圣灵感孕教堂，参加高中篮球教练马丁先生的葬礼。他才50岁，死于非小细胞肺癌，他这辈子就没有抽过一根香烟。我父亲去世后，在那些风雨飘零的日子里，马丁先生对我很好。我还记得他的妻子，凡是有比赛，她都坐在看台上为我们加油，对我们就像是母亲一样。葬礼过后，教堂地下室有个招待会，我看到一个穿黑色裙子的金发女孩，头发整整齐齐地用发夹夹住。我走过去，碰了碰她的肩膀。塞莱斯特刚转身，我就想起了她让我喜欢的点点滴滴。这次重逢没有指责，没有距离，我弯下腰，吻了吻她的脸颊，她捏了捏我的手，就像我们约好了葬礼之后见面一样。马丁先生有个女儿是塞莱斯特的朋友，这一细节我要么是忘了，要么就是不知道。

塞莱斯特不在我身边的这些年，我更加了解她了：她愿意安安静静，不干扰我，那是用心之举。我当时甚至不知道感激，后来跟别的女人在一起后才明白。早上我在学习，有的女人要么想读报纸给我听，要么想让我听她们的星座预测或是我的星座预测，要么向我诉说衷肠，还要哭诉我从不向她们诉衷肠。而塞莱斯特不一样，她只是在一旁待着，如痴如醉地读着她厚厚的英国小说。她也不会摔盘子、摔碗来吸引我的注意力，也不会踮着脚尖走路来表明自己体贴入微地不发出声响。她就像桑迪和乔斯林一样，削好桃子，切开装盘，或是给我做个三明治放在桌子上，不加任何评论。我就是塞莱斯特的工作，她干得那么娴熟，我甚至没看见她做，事情就做好了。我们分手后，我才知道她星期天晚上留下过夜的原因，原来她一直在隔天洗床单和其他衣物，铺好床，再回去。

我们无缝衔接，再续前缘，甚至忽略了最后闹分手的两个月，就像从没分开过一样继续往前走。她住在吕达尔她父母的家中，在公立小学教阅读。没过多久，她就在每星期五晚上搭火车到我的公寓，星期天再回去，我一直都希望她这样的。我在医院查房，她在公寓备课。她的父母可能会觉得这样有伤风化，但还是保持了沉默。塞莱斯特要办成这桩事，他们就让她用自己的方式来做。

从我们第一次同坐火车，从那本化学书开始，我认识塞莱斯特很多年了，但从未跟她说过我的打算。她知道我没有父母，但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从未告诉过她细节。她不知道有安德烈娅这个人，不知道教育基金，也不知道我们曾住在荷兰屋。她不知道我买了两个停车场，又把它们卖了，然后又买了一栋楼，也不知道我绝不会行医。我不是存心要瞒她，只是没有谈论自己人生的习惯。实习期就快结束，我班上的其他同学参加面试，确定工作，安排搬家公司。塞莱斯特向来以自己不问太多问题而自豪，就只能暗自琢磨我要去哪儿，她是否要跟着我一起去。我看得出来，她在压抑自己，她没有忘记上一次被我下最后通牒的结果。我知道她害怕这种不确定性，我跟她上床，吃她准备的晚餐，但就是尽量往后拖，不跟她谈这件事，因为这样更轻松。

当然，到了最后，我把一切都告诉了她。不可能一蹴而就，每当我解释一件事情，又会扯出其他的事，一件接一件的，很快就讲到了以前：我母亲、我父亲、我姐姐、荷兰屋、安德烈娅、她的两个女儿，还有教育基金。她用心听了，随着我的过去一点点地在她面前展开，她对我只有同情。塞莱斯特没有去琢磨这么久我闭口不谈过去的原因，她看到的是事实：现在我把一切告诉她了，这就证明了我对她的爱。我的一只手放在她的大腿上，她的另一条腿压在我的手上，我是她的。整个长篇故事中，她唯一不理解的是其中最没意思的细节：我不想当医生。

“如果你不想当医生，干吗要学医呢？”我们坐在一张长椅上，放眼看过去就是哈德逊河。四月下旬，我们穿着T恤，“学了那么久，花了那么多钱。”

“目的就是这个。”我说道。

“你不想学医，可以，但你还是学了。既然你现在已经是医生了，至少得试一试吧？”

我摇了摇头。距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一艘拖船，拖着好大一艘驳船。看到这样的场景，一时间，我陶醉在物理学中。“我不打算当医生。”

“你还没有当过医生。还没开始，就没有退出这一说。”

我依然看着河面：“实习就是当医生，实习当医生。”

“那你这辈子准备干什么？”

我满心想把这个问题扔给她，但我没有那样做。“房地产开发。我有三栋大楼。”

“你是医生，现在你要去卖房地产？”

我的未来，没有塞莱斯特投票的余地。“不仅仅是卖房地产。”我听到了自己平静又傲慢的语气。我说了这么多，她却拒绝理解其中最简单的部分。

“简直是浪费，”她说道，愤怒点亮了她的眼睛，“你怎么可以心安理得？你有没有想过，你抢占了别人的机会？其他想要当医生的人。”

“相信我吧，无论那个人是谁，他也不想当医生，我帮了他大忙。”

毕竟问题不在我身上，在她身上，塞莱斯特是铁了心想嫁给医生。

在我读高中时，有一次我和梅芙正在校园里打网球，只是一道闪电划过，她就叫停了比赛。我用的是铝制球拍，她说不想看到我在发球的时候被闪电击中，于是我们上了车，开车来到荷兰屋外，只是想在天黑之前看看它。夏天已经结束，很快我就要回乔特中学，马上迎来第二个学年。对此，我们两人都有着各自的悲伤。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这房子的时候。”梅芙没头没脑地来了这么一句。黑沉沉的天空悬挂在我们头顶，就等着开裂的那一刻。

“你不记得，那时你才多大呢？”

她把大众车的窗户摇下来。“我差不多6岁。6岁，已经开始记事了。我告诉你，如果换作你，你也会记得。”

她当然是对的。自从菲菲毛用勺子敲破我的脑袋开始，我的人生就历历在目了。“所以那天发生什么了？”

“爸爸借了别人的车，从费城开车来的。那天肯定是星期六，要不就是他请了一天假，”讲到这里，梅芙停下来，想要透过欧椴树叶往荷兰屋里瞅，找到置身其中的感觉。夏天，枝繁叶茂，真的是什么都看不见，“从车道开上去，看到房子，我吓了一跳。真的，就是吓了一跳。你不一样，你是在这里出生的，房子就像是你的一部分。你在这里长大，也许觉得人人都住这样的房子。”

我摇了摇头：“我认为，去乔特中学读书的人，都住这样的房子。”

梅芙大笑起来。虽然是她强迫我去的寄宿学校，但每次我诋毁学校，她都挺开心的。“爸爸已经买了这地方，妈妈还蒙在鼓里，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

“真的，没说笑。他买了这地方，想要给妈妈一个惊喜。”

“他哪儿来的钱呢？”即便我当时还在读高中，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问题。

梅芙摇了摇头：“我只知道我们当时住在基地，他说我们要开他朋友的车去兜兜风。‘带上午餐！大家上车！’我是说，开车出去就挺疯狂的，之前我们好像从未借过别人的车。”

当时只有他们一家三口，画面里没有我。

梅芙伸出一条晒黑的胳膊放在我座位的椅背上。那年夏天，她在奥特森公司给我找了份兼职——清点包装好的袋装玉米，装进箱子，再用胶带封好。到了周末，我们到高中去打网球。有时梅芙会在午餐的时候过来，一阵风似的把我带去打比赛。工作日大中午的就跑了，没人说一个字，仿佛她是老板一样。“一路上，爸爸真是乐呵呵的，他动不动就把车停靠在路边，指给我看——那是奶牛，那是羊。我问他，牛羊晚上在哪儿睡觉？他说有牲口棚，山的那边就是牲口棚，很大很大，每头奶牛都有自己的房间。妈妈看着他，两人哈哈大笑起来，很开心。”

我想起这么多年来，我和父亲一起坐在车里，开了无数的路。他可不是会在路边停车看奶牛的男人。“很难想象。”

“我说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好吧，然后你们就到这儿了。”

她一边点头，一边在手提包里掏东西。“爸爸一直把车开到房子前面，我们三个下了车，张着嘴巴，站在那儿。妈妈问他：‘这是博物馆？’他摇了摇头。妈妈又问：‘这是图书馆？’我说：‘这是房子。’”

“当时就这样？”

“差不多。院子只有一个轮廓，我记得草很高。爸爸问妈妈：‘这房子怎么样？’妈妈说：‘挺不错的，还可以。’接着，爸爸咧嘴一笑，看着妈妈，说：‘这是你的房子，我给你买的。’”

“你说真的？”

车里又湿又热，即便车窗开着，大腿贴在座椅上也感觉黏糊糊的。“千、真、万、确。”

那是什么呢？浪漫？一个男人为妻子买下一幢豪宅，想要给她一个惊喜——我当时十多岁，在我的想象中，最大张旗鼓的爱情也不过如此。但我了解我的姐姐，我知道她不是要给我讲什么爱情故事。“然后呢？”

梅芙用火柴点燃了香烟，车里的点烟器从没好使过。“她没明白，但说真的，怎么明白得过来呢？战争刚刚结束，我们还住在海军基地，饼干盒一样的小房子里，只有两个房间。他还不如干脆带她去泰姬陵，然后说，从今往后，我们三个就住这儿。如果有人直愣愣地看着你，对你说这话，你当然明白不过来。”

“你们进去了吗？”

“肯定的，他口袋里揣着钥匙，他是房子的主人。他牵上妈妈的手，我们走上了前台阶。想想吧，这真的只是房子的入口，”她摊开手掌对着周围，“这条街、这些树、车道，这些都是为了把人们隔在外面。但等你走上台阶，走到玻璃门前面，一切都展现在你的眼前。我们从未见过那样的房子，不仅如此，我们从未见过房子里有那样的东西。可怜的妈妈。”想起往事，梅芙摇了摇头。“她吓坏了，就像爸爸要把她推进满是老虎的房间一样。她一直说，‘西里尔，这是别人的房子，我们不能进去。’”

康罗伊一家人的命运就是这样：上一代人被推进门槛，下一代人被扫地出门。

“那你呢？”

她想了想：“我那时还小，所以挺有兴致的。我为妈妈发愁，她显然被吓坏了，但我明白，这是我们的房子，我们要住在这里。5岁的孩子不懂什么房产，只知道童话，童话里的就是城堡。说起来呢，我真替爸爸难过，无论他想做什么都不对。我替他感到难过，甚至胜过了妈妈。”她把淡淡的灰色烟雾吸进肺里，又吐出来，吹向灰色的天空，“走进去之后，我也是吓了一跳。外面不怎么热，到了下午，房子前厅却热得很。你还记得吧？”

“当然记得。”

“就是那样热。我们开始四处走走，一开始并没走多远，妈妈不想离门口太远。我记得落地钟的那艘船停在波浪里，因为没人给它上发条。我记得大理石地面和枝形吊灯。爸爸不停地指点，‘看，那面镜子！看，那个楼梯’，好像妈妈看不到镜子和楼梯一样。丈夫买下了宾州最美的房子，而妻子看丈夫的表情，仿佛是丈夫拿枪对着她。我们把每个房间都走了一遍。你能想象吗？妈妈一直在说：‘这些人是谁？为什么把东西都留在这儿了？’我们走到后厅，看到小架子上的瓷器小鸟。上帝呀，我真是好喜欢那些小鸟，我想揣一个在兜里。爸爸说，这房子是范赫贝克家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修建的，他们全都死了。接着，我们走进了会客厅，他们的巨幅画像就挂在那里，他们睁大眼睛盯着我们，仿佛我们是小偷。”

“他们全都死了，”我替父亲说道，“我从银行手里买下了他们的房子，所有的东西都归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在？衣服还挂在衣橱里？我甚至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样的人，但这样一想，我都替母亲感到了恶心。

“爸爸花了些时间，才爬上了楼，我们把卧室走了个遍。所有的东西都在：他们的床、他们的枕头、他们浴室的毛巾。我还记得主卧室梳妆台上有一把银梳子，上面还有头发。我们走进了我的房间，爸爸说道：‘梅芙，我觉得你会喜欢这个房间。’什么样的孩子会不喜欢那个房间呢？你还记得我们带诺尔玛和布莱特去我房间参观的那个晚上吗？”

“我的确记得。”

“嗯，我告诉你吧，我当时就像她们那样。我径直跑到窗座前，爸爸拉开窗帘——世外桃源。我疯了，妈妈也疯了，她依然认为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而我没了公主套房就会伤心欲绝。于是，妈妈说道：‘梅芙，出来。这不属于你。’但它是属于我的，我知道的。”

“你当时就知道？”我从来搞不清楚自己拥有什么，我只明白自己失去了什么。

她疲惫地冲我微微一笑，又伸手摸了我后脑勺一下。我的头发短短的，颈窝的头发都剃掉了。这时已是60年代中期，乔特中学还是这种做派。“我知道一些吧。但说实在的，整件事情是怎么回事，我并不真正明白，后来诺尔玛和布莱特重现了我的童年时代，我才明白过来。我觉得这就是我同情她们的缘故，似乎是在同情我自己。”

“那就是个同情的夜晚，我肯定是在同情我自己。”

梅芙没理会我这句话。就这么一次，这是她的故事，不是我的。“在卧室惨败后，我们到了三楼，爸爸想把一切都给我们看看。他也明白，这一趟看下来，情况会变得越来越糟，但他停不下来。爬上第三层楼几乎要了他的命，他膝盖的支架很不合身，只能直挺着腿上楼。他上楼就像是下地狱，爬一层楼还行，再爬一层就不行了。他买下这地方的时候，没上三楼看；等我们上去一看，发现舞厅的天花板有一部分塌了，就像是有颗炸弹从天而降，大块的石膏砸下来，满地都是。浣熊入侵了房子，带着跳蚤来的，它们撕开小卧室的床垫，在上面做窝；撕开枕头和床罩，到处都是绒毛和羽毛。房间臭不可闻，就像有一头野兽，加上它的粪便，再加上这头野兽死去的堂兄。”想到这里，梅芙做了个鬼脸，“如果父亲想要给我们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就不应该带我们上三楼。”

我当时还觉得那幢房子是所有故事的主角，是我们深爱却失去了的故土。房子边上有一处黄杨木篱笆，特地被修剪得很高，挡住了邮箱。我想要下车，穿过街道，用手摸一摸篱笆，就像是以前桑迪叫我去取信的时候那样，就像是这幢房子还是我的一样。“拜托告诉我，在那之后，你们就离开了吧？”

“哦，宝贝，没有，才刚刚开始呢，”她背对着荷兰屋，转身看着我。梅芙上身穿着我在乔特中学给她买的T恤，下面穿着一条旧短裤，两条晒黑的长腿盘在座椅上，“爸爸的腿疼得要死，但又走出去，从车里拿出袋装的午餐。接着，他从厨房拿出盘子，用杯子从水龙头接水，在餐厅摆上午餐；而妈妈坐在前厅可怕的法式椅子上，瑟瑟发抖。爸爸把三明治放在盘子上，叫我们进去——去餐厅！我的意思是说，但凡他看了妈妈一眼，看清楚妈妈的状态，就会让我们在厨房、在车里或在其他任何地方吃东西，怎么也不会坐到蓝色和金色的天花板下面！即便是在心情最好的时候，餐厅也令人无法忍受。爸爸领着妈妈坐到餐桌旁，好像妈妈是个盲人一样。妈妈拿起三明治，放下，拿起，又放下；爸爸则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房子占地多少英亩，什么时候修的，‘一战’的时候，范赫贝克家是怎么卖香烟赚钱的，”梅芙拿着手里的香烟，最后猛吸了一口，把烟屁股掐灭在车载烟灰缸里，“谢谢你们，范赫贝克。”

一声雷响，顷刻之间，雨落了下来，偌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把挡风玻璃冲刷得干干净净。我们都没动弹，任凭车窗开着。“但你们没在那儿睡觉。”我说得仿佛自己知道一样，其实是害怕听到梅芙说他们在那儿过了夜。

她摇了摇头。雨落在车顶上，声音好大，她只能提高嗓门说话。我们的背都湿透了。“没有。他带我们出去逛了逛，但外面也是一团糟。池子里全是叶子，但我还是想脱掉鞋袜，把脚泡到水里，但妈妈说‘不行’。当时我觉得，她是因为害怕我跑开才牵着我的手。但你知道吧？她其实是需要抓着点东西。后来，爸爸拍了拍手，说我们应该往回赶了。他是从银行借来的车，只借了一天，必须还回去。你能想象吗？他买下了这幢房子，却连辆车都没有。我们回到房子里，他把三明治收拾起来，包好，放回袋子。我们谁都没吃两口，三明治当然要带回去当晚餐，他不会浪费三明治的。妈妈动手收拾盘子，而爸爸，这一点我记得最清楚，爸爸碰了碰妈妈的手腕，说：‘放在那儿吧，那个女孩会来收拾的。’”

“天哪。”

“妈妈说：‘什么女孩？’仿佛事事不顺心后，她又成了奴隶主。”

“菲菲毛。”

“千真万确，”梅芙说道，“我们的父亲呀，从来不知道他妻子是什么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