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刚结婚时住过的那栋大楼，我给卖了个好价钱，然后又把最初的两栋褐砂石房子卖了，用赚来的钱在百老汇大道买了一栋多功能建筑，距离我们现在的房子六个街区。楼上有三十套出租公寓，楼下有一间意大利餐馆。我即便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醒来就耗在那栋楼里，也干不完修理的活儿：不受控制的暖气，垃圾没有分类，有个租户的女儿把一个橘子冲下马桶，就想看看能不能冲下去；还有个租户随时开着门，好让自己的猫咪在过道上拉屎；隔了两个门的租户家里有一条小猎犬，总来找猫屎吃，一口吞到肚里，然后就呕吐在过道上。每经历一次危机，我就学会了如何处理其他的事情——他们的问题不该由我来解决的，我学会了如何安抚他们。

我赚钱了。我雇了一位大楼管理员，创建了一个管理公司。要想知道一栋楼是否值得买，最保险的方式就是先管理这栋楼，或者是管理与待售大楼位于同一个街区的楼。那个时期，只要找对了人，在纽约基本上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得到。我认识市议员，认识警察。我在地下室进进出出，梅芙为我管账，负责公司的报税，还负责我们的个人税。塞莱斯特因此心烦意乱。

“你姐姐没有权利插手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她说道。

“如果我请她插手，她当然就有权利。”

现在塞莱斯特一个人在家带孩子，凡事都想得过多。菲菲毛又去做育婴保姆了，那家人是我们的朋友，住在南边，距离我们十个街区之外，他们领养了一对双胞胎。最初我们说是让菲菲毛来帮帮忙，实际上菲菲毛跟我们待了好几年的时间。如今她依然一个星期来看我们一次，给我们做汤，抱着凯文在厨房里跳华尔兹。现在塞莱斯特一个人洗衣服，与其他家长约好，一起带孩子到公园玩。《胡萝卜种子》这本书，她给孩子读了有一百万遍，每次都很投入，声音活灵活现：“有一个小男孩，他种下一颗胡萝卜种子。他妈妈说：‘我担心种子不会发芽。’”所有事情，她都尽心尽力，但她想东想西的大脑袋还是太闲了，于是就跟我姐姐过不去。

“你不能找你家里的人做账，你得找个专业人士。”

“梅芙就是专业人士。你觉得她在奥特森公司是干什么的？”两个孩子都睡着了，即便消防车顺着百老汇大道呼啸而下，他们也不会醒；但如果是父母吵起来，他们就是在昏迷中也会蹦起来。

“天哪，丹尼，她在那里运输蔬菜。我们是真正在做生意，动辄是钱呀。”

塞莱斯特不知道我公司面对的风险是什么，我们有多少财产，我们有多少债务，她都一无所知，她从不过问。我冒了天大的财务风险，如果她知道了，从此就会彻夜无眠。她能确定的，就是不想要梅芙插手，但其实梅芙懂税法和抵押，在很多方面她才是掌舵的那个人。“好的，首先，奥特森公司是真正在做生意。”虽然梅芙可能不应该说的，但她跟我说过他们公司的利润。

塞莱斯特举起双手：“不过是卖青豆，请不要教训我。”

“其次——看着我，我是认真的。其次，梅芙绝对是个尽职尽责的人，比其他处理纽约地产的会计要强得多。她一心一意想的都是实现我们最大的利益。”

“你最大的利益，”她低声说道，语气平淡，“她一点也不在乎我的利益。”

“我们的生意成功了，就符合你最大的利益。”

“你干脆邀请她过来一起住吧，为什么不呢？她难道不喜欢吗？她可以睡在我们的卧室里，我们没有秘密。”

“你父亲还给我们洁牙呢。”

塞莱斯特摇了摇头：“不一样。”

“你的牙，我的牙，孩子们的牙。你知道吗？我挺高兴这样的。我感激你的父亲，他手艺精湛，所以我到吕达尔去补牙，我信任他。”

“好了，这就证明了我们一直都在怀疑的事情。”

“什么事情？”

“你人比我好呗。”说完，塞莱斯特就离开了卧室，去孩子房间看一看，确保他们没有听到我们刚才那番话。

凡是我让塞莱斯特不高兴的，都是梅芙的错。是呀，反正都是一肚子火，冲丈夫的姐姐发火，总比针对丈夫轻松得多。塞莱斯特一开始失望过，她本应把失望打包放下，可她却随身携带。她永远不会彻底忘记，在她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没有娶她，因此她作为失败者回到了吕达尔。她也注意到了，我做房地产生意，越做越成功，她误判了我。她计划的是，给我自由，等我认识到了错误，自然会回心转意。但是，医学这件事压根儿就不会进入我的脑海，除了我和莫里·埃布尔一起吃午餐时，除了遇到曾经的老同学时，为了谋生，他们在急诊室施压堵枪伤。梅到了讨要“大富翁”作为圣诞礼物的年龄，我坐在圣诞树边，跟她一起玩。我无法想象我父亲玩桌面游戏的样子，但“大富翁”这个游戏真是充满奇思妙想：有房子和酒店，有契约和租金，还有意外之财和税金。“大富翁”就是这个世界。梅总是选择苏格兰犬，凯文还小，不能坚持多久，但他会沿着棋盘的边缘跑跑车，用小小的绿色房子搭起金字塔。每次掷下骰子，往前移动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好幸运：城市、工作、家庭、房子，我没有日复一日地待在盒子一样的房间里，告诉某人的父亲，他得了胰腺癌；告诉某人的母亲，我在她的胸部触摸到了一个肿块；告诉做父母的，能做的，我们都做了。

但我也有做医生的时候。在孩子长大的过程中，很多次，过去那些年所学的东西都派上了用场。比如，那一次我们和吉尔伯特一家人开着旅行车去布莱顿海滩，他们是我们通过孩子认识的朋友，人生到了某个阶段就是这样认识朋友的。吉尔伯特家的儿子安迪，踩上了一根钉子。钉子是钉在木板上的，而木板半掩在沙子里，我没看见他是怎么踩上去的。男孩子们从水里钻出来，互相追逐。我和恰克在沙滩上，恰克是安迪的父亲，长得精瘦结实，是一名公设辩护律师。我的女儿和他的女儿也在沙滩上，她们提着水桶，站在浅滩处找海玻璃[海玻璃：经过海水打磨之后，如同鹅卵石一般的人工玻璃。]。海浪声，风声，其他孩子跑来跑去、又吼又叫，一片嘈杂中，我们听到安迪·吉尔伯特的尖叫声。塞莱斯特和男孩的母亲躺在大毛巾上，一边说话，一边盯着游泳的男孩们，距离他们还要近一些。两个父亲、两个母亲、两个女孩子，我们所有的人都朝安迪跑过去。他当时肯定只有9岁，他是凯文的朋友，凯文那年夏天9岁。安迪的母亲，一位棕色长直发的美丽女子，穿着红色的分体泳衣（还真是抱歉，我记得她的泳衣，却忘了她的名字），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弯腰就要去碰孩子的脚。这时，塞莱斯特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头，说道：“别动，让丹尼来。”

孩子的母亲看看我妻子，又看看我，肯定是觉得莫名其妙——我怎么会知道如何处理扎进脚里的钉子呢？我们前脚刚到，我儿子凯文就对着他正在尖叫的钉子受害者朋友说道：“没事的，我爸爸也算是医生。”

那一秒，吉尔伯特夫妇又迷糊又害怕，还愣在那里，而我则两脚分别踏在安迪脚的两边，踩稳了木板，双手捏住他的脚板，把钉子一下拔了出来。他发出一声尖叫，当然要尖叫，但没流多少血，至少没有划破动脉。下午太阳照得人睁不开眼睛，热浪中，我抱起一边哭一边颤抖、浑身滑溜溜的孩子，朝车子走去；其他人则手忙脚乱地收拾东西，离开海滩。恰克·吉尔伯特捡起木板免得扎着别的孩子，跟在我后面；或者这只是律师收集证据的本能，就像我拔出钉子的本能一样。

那天晚上，梅说个不停，讲着白天发生的故事。当时，我觉得应该开车回城，到城里的医院，但吉尔伯特夫妇担心堵在路上，于是就到了布鲁克林一家医院的急诊室，我们满身沙子，疲惫地坐在那儿。急诊室的医生给安迪打了破伤风疫苗，清理干净他的脚，拍了X光片，包扎好伤口。我们从布莱顿海滩撤退得太匆忙，吉尔伯特太太把罩袍落下了，只能在腰间系上一条毛巾，上身还穿着红色的泳衣，就那么坐在候诊室，就那么跟医生说话。梅把这些都讲了一遍，仿佛她是从异国他乡带回的消息一样。在这之前，我们开车把吉尔伯特一家送回了他们位于东区的公寓，他们可能不会喜欢梅如此无情地情景再现。她的叙述是从中间开始的（海玻璃、尖叫声），讲到了结尾，她又折回去讲开头。她开始说我们怎么开车到的海滩，我们每个人午餐吃的是什么，男孩子们刚吃完东西本不应该下海游泳，但还是一头扎了进去。她跟我们说，她和皮普怎么跟着我和吉尔伯特先生；皮普是安迪的姐姐，梅的朋友。“皮普刚刚发现了一个贝壳，”梅神秘兮兮地说道，“我们就听到了第一声尖叫。”

“够了，”她母亲终于忍不住了，“我们也都在场。”塞莱斯特递给大家一盘冷鸡肉。她晒伤了，肩膀、胸口和脸上苍白的皮肤变成了深红色，我几乎可以感受到她的皮肤在散热。我们都累了。

“你在碰安迪脚之前，没有询问过他，”梅没有被吓住，对我说道，“你甚至没有问他父母。你不用先问问吗？”

看着我美丽的黑发女儿，我露出了微笑：“不用。”

“你在医学院学习过吗？”凯文问道。两个孩子都没晒伤。塞莱斯特对他们很小心，对自己却大意。

“当然，”我这时才意识到自己挺开心的，毕竟钉子没钉在自己儿子脚上，“有一学期，一门课就是教在沙滩上怎么给男孩子拔脚上的钉子。下一学期，就学怎么救助被鱼骨头卡着喉咙的人。”

医学院教给我的是如何果断：认清问题、斟酌选择、采取行动——全部同时进行。但房地产也教会了我同样的东西，即便一天解剖也没学过，我也可以拔下安迪·吉尔伯特脚上的钉子。

“你不应该这样轻描淡写地说话，”我妻子说道，“你知道该怎么做。”

梅和凯文停下来。凯文一只手拿着玉米棒，梅放下了叉子，我们都在等塞莱斯特说下面的话。我们看着她，等着。塞莱斯特摇了摇头，晒了一下午的太阳，她头上卷发的颜色更浅了。“嗯，就是那么一回事。”

“你是医生，”梅身体前倾，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你应该成为医生的。”梅能模仿我们所有人，但她模仿塞莱斯特，那是炉火纯青。

我们现在过着非常优越的生活，我医学院的朋友们要开爆处方单才能过上这样的生活，但塞莱斯特觉得这没什么，她想要向别人介绍我是医生。我丈夫，康罗伊医生。她还真就这么干过，我屡次要求她别这样，但她就这样。大多数时候我们吵架，如果吵的不是我姐姐，那就是对我的称呼。

但那天晚上在床上，塞莱斯特趴在我身上，头靠着我的肩膀，白天耗尽了她所有吵架的劲头。“摸摸我的脊柱。”她说道。

她还没有冲澡，身上依然是大海的气味，就像从布莱顿海滩吹来的海风。我的手指伸到她头发下面，摸到她头骨的下端。“寰椎、枢椎、第三颈椎，”我像弹钢琴一样，一个个地摸，一个个地摁，然后松开，数完了七节颈椎，“胸椎。你应该抹点防晒霜的。”

“嘘，别破坏气氛。”

“胸椎。”我数完十二节胸椎，接着数腰椎。我在她腰背上用力揉，最后她发出了温柔的喘息声。

“你还记得？”她问道。

“当然记得。”我喜欢她趴在我身上的分量，喜欢她皮肤散发出来的可怕热度。

“我帮你学习的那些年。”

“你妨碍我学习的那些年。”我吻了吻她的头顶。

“以前，你是很好的医生。”她轻声说道。

“我不是。”我说道，但她依然抬起脸蛋，凑了上来。

离开医学院的多年之后，我把买的一些大楼又卖掉，赚了好些钱，付清了房子的钱，还巩固了我们的存款，我就开始执念于不可能办到的公平。在我的教育上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和钱，而梅芙什么都没有。我已经给梅和凯文建了教育基金，那梅芙为什么不能去法学院、去商学院呢？现在还不算太晚。毕竟，我们俩当中，她才是脑子好使的那个，而且无论她决定学什么，都会是我的得力臂膀。

“我已经是你的得力臂膀了，”她说道，“我不需要法学学位，也能做到。”

“那就拿个数学学位。我绝对不会让你去学不感兴趣的东西，我只是不想看你一辈子都耗在奥特森公司。”

她沉默了一会儿，她是在想要不要与我争辩。“你为什么这么不满意我的这份工作？”

“因为这份工作配不上你，”她也是知道的，但我怎么也按捺不住，就是要说出来，“因为这是一份你在大学毕业的暑假找的工作，你现在48岁了，还在做这份工作。你总是督促我，要我做更好的自己，为什么不让我回报你呢？”

梅芙越是生气，就越是慎重，她这样让我想起了我们的父亲，她说的每个字都严密周到：“我的确是打发你去了医学院，如果这是惩罚，好吧，我接受。但我没逼你，没要求你做更好的自己。我觉得你是知道这一点的。如果你关心的是我的谋生方式，那我就告诉你：我喜欢我的工作，我喜欢与我一起工作的人，我喜欢这个公司。我帮助这个公司发展到今天，我的工作时间很灵活，我有眼科和牙科的医疗保险，还有足够周游世界的带薪假期，但我不想周游世界，因为我喜欢我的工作。”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肯罢休：“你可能也会喜欢其他事情的，你还没有试过。”

“奥特森需要我，你明白吗？他很懂运输和冷冻，也懂一点蔬菜，但他完全不懂钱。在那里的每一天，我都觉得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人，所以，别管我的事情。”

梅芙在奥特森公司是全职工作，但她半天就干完了。到了这个阶段，奥特森不在乎梅芙在哪儿工作、花多少时间工作，反正她都做完了。奥特森给了梅芙“财务总监”的头衔，可我真是无法想象，这样的公司哪里需要什么财务总监。梅芙兼职给我做账，绝对是全身心地投入，她不放过任何细节：凡是我的大楼，门厅的灯泡烧坏了，她都要更换灯泡的记录。我每周给她寄去一个文件夹，里面是收据、账单和租金的支票。她把每一件事都一一记录在账本里，与我们父亲的账本很像。我们把钱存在珍金镇，所有的账户上都有梅芙的名字。她开支票，关注纽约的税法、城市税、退税和奖励措施。租户逾期未缴租金，她发去的信函语气坚定，不偏不倚。每个月我都给她寄去薪水支票，每个月她都没去兑现。

“我要么付钱给你，要么付钱给别人，”我说道，“对其他人而言，这真的就是一份工作。”

“能把这个变成一份工作的人，你还真得花心思找一找，”她在厨房的餐桌上，一边吃晚餐，一边帮我做这事，“星期四的晚上。”她说道。

梅芙在距离圣灵感孕教堂两个街区的地方租了一座红砖平房，住很久了。平房有两个卧室和一个很深的前院，是老式的厨房，采光很好，从窗户望出去就是矩形的大院子，她在院子后栅栏一溜儿种了大丽花和锦葵。这房子没什么不好，只是太小了。衣橱很小，只有一个浴室。

“我不管你多有钱，你一次也只能用一个浴室。”梅芙说道。

“嗯，有时我也在这儿住呀。”但事实上我极少在她家里过夜。这么明显的漏洞，梅芙并没有给我指出来。

“我们共用浴室，有多少年了？”

我说给她买一栋房子，算作薪水，但她也拒绝了。她说，她住在哪儿、不住在哪儿，谁都管不着，我也不例外。“我花了五年的时间，树莓才有了像样的收成。”她说道。

于是，我找到她的房东，买下她住的房子。在我所有买卖房地产的交易中，这一单买卖最亏。东西的主人并没有想卖东西，但却有了铁了心要买的买家，卖家就可以漫天要价——房东就这样干了。不过没关系，我把房契放在每周一次的收据账单文件夹里，寄给梅芙。梅芙极少兴奋，从不惊讶，这一次她是又兴奋又惊讶。

“整个下午，我都在家里走来走去，”她打电话找到了我，“房子属于自己后，看起来都不一样了，我之前从来不知道，它看起来更好了。现在，这个地方我待定了。我准备像范赫贝克老太太那样，除非死后被人抬出去。”

那天我准备回纽约，临时起意，我们在荷兰屋旁停了停。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去火车站的路上避开下午最拥堵的时候。欧椴树的后面，两个男人各自开着一辆大型割草机，在草坪上来来回回地直线行驶。我们摇下车窗，让青草的味道灌进来。

当时我们四十多岁，我四十出头，梅芙快要50岁了。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我坐火车去珍金镇早已成了惯例，我利用路上的时间整理好带给梅芙的文件。公司规模的确是越来越大，可若要做到每个星期与姐姐整理一次账单和合同，也还是很容易的。我怎么也该一个月去两次，但每次出发都意味着要与塞莱斯特争斗。她说，应该用这时间陪我们的孩子。“现在凯文和梅还喜欢我们，”塞莱斯特总是这样说，“但不可能永远都这样的。”她并没有说错，但我不可能不回家，而且我想回家。我做出的妥协对塞莱斯特十分有利，但她从来不这样认为。

我和梅芙在一起的时候，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以至于数个月的时间，都没想起过荷兰屋。那天我们停车在荷兰屋外，只是出于怀旧，但怀念的并不是当年住在房子里的我们，而是抽着烟，在范赫贝克街停车数小时的我们。

“这房子，你有没有想过再进去？”梅芙问道。

割草让我想到了耕地和骡子。“这房子放到市面上出售，我会不会进去？很有可能。要我走上去，摁下门铃？不可能。”

梅芙的头发开始花白，这让她显得比实际年龄老。“不，我说得更像是一场梦：如果有可能，你要不要一个人进去？只是进去转一转，看看这地方有什么变化？”

桑迪和乔斯林在厨房里大笑，我在旁边的蓝色桌子上写作业；早上，父亲喝着咖啡，抽着香烟，手里拿着一份折好的报纸；安德烈娅“哒哒哒”地走在前厅的大理石地板上；诺尔玛和布莱特大笑着跑上楼梯；梅芙还是个学生，黑色的头发就像是毯子般披在身后。我摇了摇脑袋：“不，没门儿。你呢？”

梅芙脑袋轻轻往后一仰，靠在头枕上：“绝对不想。实话告诉你吧，我觉得那样会要了我的命。”

“嗯，没人邀请你回去，那还挺好的。”阳光照在一片片的草叶上，草坪呈现出一道道割草机行驶过的痕迹——暗绿色，浅绿色，暗绿色。

梅芙转过头，看着眼前的景色：“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

老宅子变成了车，车又在变，从奥尔兹莫比尔到大众，再到两辆沃尔沃，某个时刻我们也变了。存储我们回忆的是范赫贝克街，而不再是荷兰屋。如果有人问我从哪儿来，具体的位置在哪儿，我就只能说，我来自布克斯鲍姆家前的那段沥青路。后来，布克斯鲍姆家搬走了，舒尔策一家搬了进来，但现在房子的主人是谁，我就不认识了。园艺工人的卡车开过来，长长的拖车侵犯了我们的车位，我有些恼怒。这条街的房子，我是一栋也不会买的；但如果整条街都要出售，那就会是我的——这些话，我只字未提。我回答了梅芙的问题，只是说“我不知道”。

“你真应该当精神科医生的，”梅芙说道，“那就太有用了。你知道吧，菲菲毛也是这样说的。她说，她也不会再进去。她说，多年来的梦里，她在荷兰屋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我们都在荷兰屋里，有她的父母、桑迪、乔斯林、范赫贝克一家人，大家玩儿得很开心，就像她小时候，他们经常开的那种盖茨比式的大型派对。她说，很长时间以来，她一心想回去。但现在，即便是大门敞开着，她也不会进去的。”

菲菲毛早就回归了大本营。桑迪、乔斯林、菲菲毛和我姐姐又在一起了：荷兰屋的家政人员和她们的女公爵每个季度进行一次午餐聚会，像用篦子[篦子：一种用来刮头皮屑和虱子的梳头工具。]篦头发一样地梳理过去。她们四个人中，包括她自己，梅芙觉得菲菲毛的回忆最可靠，因为菲菲毛带着她记忆中的事实离开了。桑迪和乔斯林两人说个没完没了，与我姐姐一道啃噬着我们共同的经历。但菲菲毛不一样，我父亲让她拎包走人，她还能跟谁说这些呢？她的新雇主？男朋友？即便她在我家工作的时候，也只讲塞莱斯特喜欢听的、有范赫贝克家的故事，还有派对和衣服的事情。等荷兰屋到了康罗伊家手里，塞莱斯特就没了兴趣，很有可能因为梅芙是那些故事不可撼动的主角，不过这样更好。菲菲毛把故事埋在了她心里，她的故事是新鲜的。菲菲毛原本知道的事，仍然知道，从没有忘记。

“菲菲毛告诉我，妈妈想过做修女，”梅芙说道，“也许某个时候，那个想法又再次冒出来，你觉得呢？当时她已经是见习修女了，爸爸找到她，把她从修道院拉出来，娶回了家。菲菲毛说他们是在同一个街区长大的，妈妈的哥哥詹姆斯是爸爸的朋友。我告诉她，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还小的时候去过布鲁克林，找到了他们当年住过的大楼。菲菲毛说，妈妈还没发终身愿，爸爸去看她，就是这么一回事。在妈妈永远离开前，离家很多次，你知道的，她就是去那座修道院了，修女们很喜欢她。我的意思是说，大家都喜欢她，但修女们特别喜欢她。她们总是给爸爸打电话，跟他说，让妈妈在那儿多待一些日子。‘她只是需要休息。’她们就是这么说的。”

“肯定很顺利哈。”

两辆割草机从车道开出来，开上街道。一个人挥手示意梅芙往后挪，他们要把割草机开进拖车里。“我现在肯定是不在乎了，”她说道，“如果小时候知道，我发誓，我就会去那座修道院，只是为了气他。”

脑子里突然浮现出一幅画：梅芙高高的个子，穿着海军蓝的法衣，一脸严肃，我不禁莞尔一笑。我不知道我们的母亲是否还在那儿，还在某个地方的慈善厨房工作，也不知道她这样做是不是因为多年前想成为修女。当年，我本应该把这事告诉梅芙的，但我没有。我等了太长的时间，问题就变复杂了。“那肯定会引起他注意的。”

“是呀，”梅芙启动引擎，往后倒车，“当时真应该那样干的。”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塞莱斯特，她说道：“天哪。你们就像是汉塞尔和格蕾泰尔[汉塞尔和格蕾泰尔：源自格林童话故事《汉塞尔和格蕾泰尔》，也译为《糖果屋》《奇幻森林历险记》。]，无论多大年龄，也要手牵手在黑暗森林里走呀走。你们一直这样回忆过去，就没有厌烦的那一天吗？”

在我人生中很长的一段时间中，暗自发誓绝不把有关姐姐的事情告诉妻子，只和她谈珍金镇的天气，或是回家的火车怎么样，仅此而已。但这一策略让塞莱斯特很是愤怒，说我这是排斥她。于是我就改过自新，认为她是对的。已婚夫妇之间没有秘密，秘密没有好处。那段时间，她询问我去珍金镇的旅途，问我姐姐怎么样了，我都诚实相告。

但无论我说什么，结果都一样。无论我回答得多么人畜无害，都会点燃她的愤怒。“她都快50岁了！还想着要把母亲找回来、把她的房子要回来？”

“不是这个意思。我说，她告诉我，我们母亲年轻时想过进修道院，我还以为这故事挺有意思的。结束。”

塞莱斯特没有听我说话，凡是与梅芙有关，她就不听我在说什么。“好吧，你想什么时候告诉她呢？童年的确很糟糕，从家境优渥到贫穷，这确实很可怕，但人都得长大呀。”

我忍住了，没有指出塞莱斯特很清楚的事实：她的父母健在，还住在吕达尔，还住在诺克罗斯家那块四四方方的地皮上，还在痛惜他们漫长婚姻里失去的若干只拉布拉多犬，其中一只在很多年前冲出前门，正值花样年华就被一辆车撞死了。塞莱斯特的家人是好人，他们遇到的也都是好事，我当然认为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但我不明白塞莱斯特为什么要指责梅芙不愿到纽约来，要知道，她最不想的事情莫过于梅芙到我们家里来。“冷冻蔬菜的工作太重要，她就这么抽不开身，一天也不能到这里来？她指望你放下一切——你的生意、你的家人，她一打电话，你就要直奔而去？”

“我又不是去给她割草坪。她做这么多事，都没收我们钱，我到她那儿去，这一点总是能够办得到的吧。”

“每一次都是你去？”

其中不言而喻的是，梅芙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所以她的时间不怎么有价值。“别胡思乱想了，”我说道，“如果梅芙一个月来一次，你觉得你会更开心吗？”

当我以为我们正在走向一场全方面的争论时，这句话让塞莱斯特彻底打住。她双手掩面，笑了起来。“上帝呀，上帝，”她说道，“你是对的。你去珍金镇吧，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梅芙讨厌纽约，理由遍地都是：交通、垃圾、拥堵的人群、不断的噪声、随处可见的贫穷。在我琢磨了好多年之后，我终于问了梅芙，她难以置信地望着我，觉得我不可能不知道。

“什么？”

“塞莱斯特。”她说道。

“你放弃了整个纽约城，就为了避开塞莱斯特？”

“你觉得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梅芙和塞莱斯特都有失公允，这么多年来，她们彼此之间的不待见，早就变成了抽象的东西；她们彼此不喜欢，已成了一种习惯。我忍不住地想，如果这两人是自己认识的，跟我都没有关系，她们会非常喜欢彼此的；一开始，她们的确也是如此。我的姐姐和我的妻子、她们聪明、有趣、非常忠诚，她们都说自己是世界上最爱我的人。看到她们要吃了对方的样子，我深感痛苦，她们却视而不见。我觉得她们两个人都有错。现在，她们本可以不这样。如果她们愿意选择，完全可以尽释前嫌，但她们不愿意。她们抓住怨恨不放，两个人都是这样。

一般情况下，梅芙不到纽约来，但她明白凡事都有例外。梅和凯文第一次领圣餐时，她是在场的。有时，她也会来参加生日派对。孩子们去诺克罗斯家的时候，她最开心，诺克罗斯一家总是邀请梅芙去做客。她会带凯文回去过夜，第二天早上再带凯文跟她一起去上班，凯文对餐盘里的蔬菜没半点兴趣，却觉得冷冻蔬菜的魅力不可抵挡，他在工厂里就待不够。他好喜欢那些庞大的机器有序而准确地处理小胡萝卜，好喜欢整个工厂里散发的冷气，工人在七月都穿着毛衣。他说，这是因为奥特森家是瑞典人。“生活在天寒地冻的地方。”他说。在他眼中，奥特森先生就是农产品界的威利·旺卡[威利·旺卡：《查理和巧克力工厂》中巧克力工厂的老板。]。等他在工厂看了一天豌豆是如何装进塑料袋中的，心满意足了，梅芙就送他回外祖父家。一到外祖父家，凯文就给他母亲打电话，说他以后要做蔬菜行当。

同样是共度一天，梅的情况则与凯文完全不同。梅和她姑妈一页页地翻看相册，用手指指着每个人的下巴，一一提问。“梅芙姑妈，”她说，“你真的这么年轻过？”梅最喜欢和她姑妈把车停在荷兰屋前，仿佛喜欢回忆过去是一种遗传病。梅坚持说，她在荷兰屋住过，只是她太小，不记得了。菲菲毛讲了很多派对和跳舞的故事，梅把这些故事交织到了自己童年的记忆里。有时她说，她和菲菲毛一起住在车库上面，她们一起喝过没了气的香槟；而其他时候，她又说她是范赫贝克家的远房亲戚，睡在华丽的卧室里，睡在她听过无数次的窗座上。她发誓，她都记得。

一天晚上，我女儿在梅芙的客房睡着后，梅芙给我打来电话：“我告诉她，房子里有个游泳池，她愤愤不平。今天太热了，肯定有三十七八度，梅说：‘我绝对有权利在那个池子里游泳。’”

“你怎么说？”

梅芙笑了起来：“我跟她说了实话，可怜的小家伙。我告诉她，她根本没有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