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淳于越封建诸侯的提议，李斯上书嬴政作答。

书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淳于越所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哉？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

至于如何禁止，书中再道：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城旦，一种筑城四年的劳役。]。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者，以吏为师。”

书上嬴政，嬴政批道：可。意思就是，我看行。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秦火焚书了。对于此举，后世多持恶评。然而，在附和过往那些骂声之前，我们有必要详细了解有关焚书的种种细节和实际后果。夸人要夸到痒处，骂人则要骂到痛处。知己知彼，方能百骂不殆。倘一闻焚书二字，也不深究，便即拍案而起，破口大骂，作激愤声讨状，窃以为不免“操”之过急。

首先，从李斯的视角看去，焚书有它的逻辑必然性。在李斯的上书中，对淳于越请求分封之事，只用了“三代之事，何足法哉”八个字，便已驳斥一尽。随即，将淳于越之流定性为“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而像淳于越这样的人，所在多有：“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人之所学，则是源于书本，因此，禁书乃至焚书便是斩草除根的应有之义了。

古人竹简刀笔，著书匪易。不比今日，每年都有数十万种著作出版面世，借用叔本华的话来说，还都是些“内容丰富、见解独到，而且全是少不得”的著作。这也就决定了，帝国焚书的品种不可能太多，大致为：

一、史官非《秦记》者，即六国之《史记》，以其多讥讽于秦。

二、《诗》、《书》、百家语。尤其《诗》、《书》乃是淳于越之流以古非今的武器仓库，烧之等于缴械，看尔等还怎么援引去。

需要特加注意的是，从李斯的上书可知，当时帝国所有的书籍，包括明令烧毁的在内，在政府中都留有完整的备份。朱熹也云：秦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旧留得；如说“非《秦记》及博士所掌者，尽焚之”，则六经之类，他依旧留得，但天下人无有。

对帝国的这一举措，清人刘大櫆的解释是：“其所以若此者，将以愚民，而固不欲以自愚也。”而在我看来，帝国将这些禁书善加备份收藏，并不以悉数销毁为快，除去不欲自愚外，也应存有一种责任心和长远考虑。好比我们都知道，天花病毒曾经肆虐了几个世纪，夺去了数千万人的生命，给人类带来巨大而深重的灾难。尽管如此，人类却并没有将天花病毒彻底销毁，让它永远消失于地球，而是分别在莫斯科和亚特兰大的两个实验室里保存了少量样本，以备研究，或应对任何人力无法预测的不时之需。

至于民间，如果私藏禁书抗拒不交，后果又会如何？答曰：“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也就是说，将接受黥面和输边筑长城的处罚。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后果无疑是严重的，但在刑罚严酷的秦国，这却算得上是轻罚了，并不严厉。而且，这样的处罚还是在藏书被官府发现的前提之下，如果未被发现，自然也就不用追究。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禁令中，焚书并非第一要务。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李斯和嬴政自然也明白得很，焚书哪能焚得尽！焚书只是一种手段而已。且看：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我们会很奇怪地发现，偶语《诗》、《书》的罪罚居然远比私藏诗书的罪罚为重。私藏诗书不过黥为城旦，偶语诗书却要弃市掉脑袋。再加上罪罚更重的“以古非今者，族”这一条，可以判断，禁令的最大目的是禁止民众议论当今政治，其次是禁止民众讨论古代政治。归结为一句话：禁止议论政治。庶人不议，然后天下有道，这大概就是禁令背后的逻辑依据吧。

焚书自然是不对的，不好的。但对帝国而言，言论窒息、万马齐喑才是最恐怖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自古以来，防川有两种方法：一是封堵，鲧便是采用此一方法，结果洪水越发肆虐，自己则被帝尧派祝融杀于羽郊；二是疏导，鲧的儿子大禹则是采用此一方法，最终治水成功。

为帝国之久远计，理应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言论自由，从而有疏导之效，收善治之功。以我所见，当以北宋朱弁《续骫骳说》中士气一条倡此论最为精妙，姑录于下：

一身之盛衰在于元气，天下之盛衰在乎士气。元气壮则肤革充盈，士气伸则朝廷安强。故善养生者使元气不耗，善治国者使士气不沮。欲元气不耗，则必调饮食以助之，而咽喉者，所以纳授饮食也。欲士气不沮，则必防壅蔽以达之，而言路者，所以开导壅蔽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远近虽殊，治道无二。

再回到焚书，其对古籍造成的损失究竟有多严重？时至今日，已经很难作出确切判断。《史记·六国年表》云：“《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王充《论衡·书解篇》云：“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这两条记载表明，至少在汉代，古籍中的精华部分——《诗》、《书》、诸子，都还完整地幸存了下来。

另一方面，由于所有的古籍都在宫廷留有备份，可想而知，只要秦国不灭，这些古籍便将一直完好地留存下去。然而，诸多古籍湮灭无踪，后世永不得复见，这却要特别感谢我们的项羽先生。

众所周知，项羽先生生性暴戾，不爱读书。伊攻入咸阳之后，首先是屠城，然后搜刮金钱、妇女，临去再是一把大火，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帝国的珍贵藏书就此付之一炬。可怜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人之微言，最终只化为若干焦耳的热量而已。

所以，刘大櫆作《焚书辨》，毫不客气地指出：书之焚，非李斯之罪，实项羽之罪也。

单就秦国焚书而言，其所引起的实际损失可能也并没有想象的那样严重。《汉书·艺文志》所载六百七十七种著作，其中约有五百二十四种，即77%现在已不复存在。这个事实说明，汉以后的几个世纪，特别是在印刷术流行前，文献损坏所造成的总的损失，也许甚至大于秦代的焚书。因此可以想象，即使没有焚书之事发生，传下的周代残简也不可能大大多于现在实际存在的数量。

关于焚书，李斯并非始作俑者。前此，孟子有云：诸侯恶周礼害己，而皆去其典籍。《韩非子》也云：商君教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

到了后世，焚书更是屡见不鲜。

隋人牛弘作《上表请开献书之路》，历数书之五厄（不解何故，漏却项羽）：

秦皇驭宇，下焚书之令。此则书之一厄也。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孝献移都，吏民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载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周师入郢，萧绎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焚之于外城，所存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

明人胡应麟著《少室山房笔丛》，在牛弘所论五厄之外，再增补五厄，列为“十厄”：

隋开皇之盛极矣，未几皆烬于广陵；唐开元之盛极矣，俄顷悉灰于安史；肃、代二宗洊加鸠集，黄巢之乱复致荡然；宋世图史一盛于庆历，再盛于宣和，而金人之祸成矣；三盛于淳熙，四盛于嘉定，而元季之师至矣。然则书自六朝之后，复有五厄。

到了清朝大兴文字狱，倒霉的便不仅是书，更包括了著书者和藏书者。因触犯忌讳，生者凌迟杖毙，诛灭三族，死者剖棺戮尸，挫骨扬灰，如此案例已是不胜枚举。仓颉造字而鬼神哭，莫非鬼神早有先见，知有清朝之劫，故而预为号恸乎？

文字狱之兴起，正值所谓的康乾盛世，持续近百年，时间之长，祸害之烈，株连之多，处罚之惨，力度之大，实属空前。

仅1772年至1788年的乾隆文字狱，所列的两千三百二十种禁书和其他三百四十五种部分取缔的书中，只有四百七十六种幸存，不到所列数的18%，而这还是发生在印刷术业已普及的情况之下。

清朝在焚书禁书之余，却也修书，即《四库全书》。然而，这当中又有猫腻。说起来，他们用的也是春秋笔法，寓褒贬于字里行间。但他们褒的都是谁呢？不仅他们自己，连过去的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等，也一并褒赞在内。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关系，他们何必做这份人情？原因很简单，他们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那就是对华夏而言是异族，是侵略者。而在编纂过程之中，对那些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汉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则是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比如岳飞《满江红》的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经过删改之后，变成了“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对此，鲁迅先生曾评价道：“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于是有叹：“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

相对于原始的火烧而言，这岂不是更高层次上的焚书吗？

如契诃夫所言，别人的罪孽并不会使你变成一个圣人。尽管干过焚书之事的远非李斯一人，但这并不足以成为给李斯开脱的借口。李斯的焚书开了皇权政府赤裸裸地扼杀民众思想的先河，不仅在当时酿下了严重的后果，也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心理影响。

说到焚书，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坑儒。坑儒发生在焚书的次年，即嬴政三十五年，其由来是这样的：

且说六年之前，嬴政狂热地迷上了仙人和不死神药，四处笼络和招揽术士，酬以重金，资助他们为自己去寻访仙人和不死神药。前后几次寻访都以失败告终，嬴政并不气馁，资助的规模和力度反而越发加大。

于是乎，在术士的小圈子内交口传递着这样的消息：此处皇帝傻，钱多，速来。一时间，满世界的术士云集咸阳。嬴政倒也是多多益善，来者不拒，只要术士提出一个idea（方案），马上就能圈到一笔庞大的经费。嬴政心中清楚，这四方奔来的术士，多半都是南郭先生，可是没关系，他不在乎这些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广种而薄收。

然而，一晃眼六年时间过去了，连仙人和不死神药的影子也没见着。术士们不免心虚起来：事已至此，不管好赖，总得给嬴政一个交代。术士们也不傻，自然不会老实承认道：世上本没有仙人和不死神药，因为我们术士多了，所以就有了。他们可不想砸了自己的饭碗，他们还想继续从事这份无本万利的职业，于是行起缓兵之计，将失败的责任推到嬴政身上。

术士卢生向嬴政汇报道：臣等之所以屡次求仙人和不死神药而不得，是因为有恶鬼从中作祟。陛下应该忘记皇帝的身份，将自己打扮成普通人，以避开恶鬼。避开了恶鬼，则真人自至。陛下也不能处理国事，不能接触朝中大臣，否则就不能恬淡，为真人不喜。陛下所居之宫，亦不可让任何人得知。陛下做到了这些，就一定可以得到不死之药。

卢生这一番堂皇的理论，未尝不是一种自脱之术。让嬴政放弃权力，远离国事，与世隔绝起来，这个要求未免高得有些离谱。按卢生的想法，最好就是嬴政知难而退，不愿配合，然后求仙这事就这么自然而然地黄掉。无奈嬴政已是走火入魔，真信了卢生的话。为了成仙不死，这点代价算得了什么！

嬴政诚意十足。他首先放弃了“朕”这一皇帝的专用自称，改而自称“真人”。又按照卢生的建议，将咸阳二百里之内的宫观以复道和甬道相连，每个宫观之内皆充以帷帐、钟鼓、美人，以乱人视听。行踪所到之处，胆敢泄露者，罪死。

帝国的政务处理照旧在咸阳宫内进行，只是嬴政不再出席。群臣奏事，则对着空空的皇帝宝座，仿佛是在对着蓝幕表演，煞是考验他们的演技。

某日，嬴政驾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李斯车骑甚众，心中大为不快。有中人悄悄转告李斯，李斯于是轻车简从。嬴政知道后大怒，道：“此中人泄吾语。”寻找泄密者，无人应承。于是诏捕当时所有在身边的人，一律杀之。从此之后，再无外人得知嬴政的行踪。

嬴政此举虽未必是冲着李斯去的，却也让李斯的面上很不好看。而在那些术士看来，嬴政为了成仙，连丞相李斯——他最亲密的战友都不惜翻脸，可见其对成仙的认真和执著。

嬴政越执迷不悟，给术士的压力则越大。一旦嬴政意识到自己被骗，则他将要展开怎样的报复？要知道，嬴政可不是《皇帝的新装》里面那个笨蛋皇帝，他是绝不会吃哑巴亏的。

那些先知先觉的术士开始惶惶不可终日：这次是蒙混过关了，可下次呢？再这么欺骗下去，迟早要出事，而且一出必是大事。富贵诚可贵，性命价更高。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最早开溜的术士是侯生和卢生。荒谬的是，临走之前，两人还煞有介事地来了一场技术探讨，得出嬴政求仙必然不能成功的结论。而这段谈话也不可思议地被史册记载了下来：

侯生和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赐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每日批复表笺奏请，重达一百二十斤，不满不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

且说侯生和卢生二人亡命而去，嬴政的愤怒是可想而知和无可指责的。别人逃跑也就罢了，可偏偏是你们两个！要知道，我豢养的术士虽多，却独独对你二人最寄厚望。凡你们所求，无不应允；凡你们所欲，无不得到。我何曾亏欠过你们？我何曾让你们作难？试问，我还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让你们更加满意？可是没用，你们还是要逃！你们当我是什么？一个可以愚弄在股掌之上的冤大头吗？

说起来，侯生和卢生这两人也确实不地道，光顾着自己逃命，却浑然不顾那些还留在咸阳的同行死活。果不其然，他们刚逃走没几天，一场灾难就开始降临在他们的同行身上。

嬴政一声令下，还没来得及逃离咸阳的术士们被悉数缉拿归案，关押一处，先由御史宣读诏书。诏书曰：

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然而，韩众入海求仙，一去再无音讯；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冀望极深，数年来却毫无所献。徒奸利相告日闻，欺吾仁厚而不忍责罚也。今卢生等不思图报，乃亡命而去，又复诽谤于我，以重吾不德。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

诏书宣读完毕，接着就是要老实交代问题了。严刑拷打之下，诸生为求自免，互相揭发，乃至不惜编造，牵引诬告。审理下来，得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于咸阳，使天下知之，以为警戒。

此一事件，后世往往和焚书并列，合称为焚书坑儒。但究其原委，所谓坑儒，本只是对良莠不齐的术士队伍的一次清理整顿而已。这被活埋的四百六十余人乃是候星气、炼丹药的术士，并非儒生。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也有明言，“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可见根本就没儒生什么事。

那么，坑术士又是从何时开始被误传为坑儒的呢？

首先提出坑儒是在东晋年间。梅颐献《古文尚书》附有孔安国所作的《尚书序》，其中有云：“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这时，坑术士第一次被变性为坑儒。后来随着《古文尚书》被定为官书，坑儒的说法于是沿袭下来，遂成定论。

对于梅颐所献的《古文尚书》及孔安国所作《尚书序》，前人多有辨疑，到了清代，其伪书的身份已盖棺论定。

伪造者虽千差万别，心态却完全一致，那就是莫不希望以假当真，成功蒙蔽世人。譬如造假书画的人，在造假完毕之后，总会不惮辛苦，再伪造出名家的印章和题跋，以标榜名家品鉴，流传有绪。《古文尚书》的伪造者虽已不能得知，但其心态同样如此，所以才会多伪造出《尚书序》来，并假托在孔安国名下，以形其真。

伪造者将坑术士改为坑儒，其实也只是为了引出下句“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从而表示《古文尚书》其来有自。考其最初用意，大概也只是欲售其伪，并无心向嬴政泼脏水。后世却据此将坑儒判为铁案，想必是大大出乎其意料的了。

作为掌握了主流话语权的儒者，他们也无意纠正这一错误。一方面，他们高唱复古、师古之调；另一方面，他们却又深谙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道理，只要历史有利于当下，则其真伪又有什么要紧的呢？

从理智上，他们也许怀疑坑儒是否确有，但从利益和感情上，他们却宁愿相信坑儒是为必有。

坑术士变成了坑儒，对他们无疑是有利的。这样一来，嬴政就成了一个负面典型，可以被他们经常拿来念叨。他们的念叨还是不外乎给当时的帝王听：你看，嬴政就因为坑了儒生，帝国迅速土崩瓦解不说，还落下了千古骂名。所以，陛下英明，不用微臣再多提醒……

坑术士变成了坑儒，也可以满足他们的感情需求。这倒不是说他们患有“被迫害妄想症”，而是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要维持自己的团结和信仰，除了圣贤经典之外，同样需要一些殉道者、一些圣徒。而话语权在握，自然可以为本群体追认烈士。即使这些烈士并不存在，那也可以通过修改史料创造出来。而有了这些殉道者的存在，他们这一儒家群体也就添加了无限的荣耀和光辉。

儒者将坑术士揽到自己头上，心安理得地将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并从中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如果你说坑的其实不是他们，他们一准得跟你急：你干吗不坑我们儒生？你瞧不起我们还是怎么的？

然而，恕我直言，在当时嬴政的心目中，儒生的地位的确远不如术士高。儒生只会以古非今，而术士却可以让他成仙不死，两者的重要性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以儒生当时的地位，也根本不可能引得嬴政如此大动肝火，痛下杀手。

当然，自汉以来，儒家的地位迅速提高。时至今日，儒依然作为一个褒义词而存在。比如说儒商，虽实际是商，却也得把儒摆在商前面，以便附庸风雅。然而儒商这词，其实和后现代这类词一样，纯属胡言乱语，不知所云。儒、商不两立，要么就儒，要么就商，焉能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