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案发生后，千住北美好新城是如何迎接翌日六月二日星期天的呢？

夜间的暴风雨到早上就停息了，八点过后蓝天露脸。小区绿地上的树木被强风吹得东倒西歪，草坪上满是散乱的残花败叶。管理公司的清洁人员正逢周日休假，没来清理。这不合季节的台风过后的景象，就原样不动地维持了一天。

整个小区里面，对命案消息掌握最多也最准确的，是西栋管理员佐野利明。在他的心里，二〇二五号屋内的三具尸体和坠楼的人不是小糸一家，这事情的重要性不下于小区绿地的惨重灾情。身为管理员，对接下来该做什么，他真是一片茫然。

这天早上，荒川北局正式成立“荒川区公寓大楼一家四口被杀命案”特别搜查本部，正式展开侦查。为了确认二〇二五号屋内遇害者的真实身份，必须查访西栋全体住户，警方要求佐野提供住户名册。

可是这事佐野不能做主。当初要住户登记时，管理委员会就承诺：为了保护隐私权，绝不对外提供住户资料。现在即使是警方要求，管理员恐怕也不能擅自做主交出名册。

“我说要先和公司方面商量，可是公司星期天不上班。我打电话过去，请守卫用内线呼叫我所属的大楼管理部或是工程部、清洁部等部门。”

可是这些部门都没有人在，佐野只好请守卫利用公园房屋的紧急联系网呼叫大楼管理部部长。

“电话一直联系不上，我想让警方在这里干等也不是办法，于是打给总公司公园建设的大楼事业部。大楼事业部星期天照常上班，统筹千住北美好新城的建造与销售的田中部长我见过，非常精明干练，我想他可以提供一个好建议。”

时间接近上午九点，虽然警方还没拿到住户名册，但查访住户的工作已经展开。住户不停打电话到管理室，想知道警察逐户查问的详细原因。有的住户甚至直接跑到管理室，想向坐镇的警察打听，可能是不满意结果，竟然吵起来。

公园建设的大楼事业部已经有人上班。佐野焦急地跟接电话的职员说明状况，对方大惊，一直问事情被报道没有。佐野当时还没看报纸，不知道有没有登相关新闻。那人要佐野等一下，他先去拿报纸，佐野真想朝他吼：先帮我解决这边的问题！

不久，那人回到电话上，放心地说事情还没上报，然后叮嘱佐野：不论警察怎么问，都不能随便回答有关销售或管理的数据。佐野好不容易逮到对方说话的空当儿，一口气讲完有关名册的事，但对方根本不考虑他的处境，只坚持不需要交出名册这一点。

“我就问他我是否可以说是总公司命令不能交出名册。”

对方立刻痛骂他，说哪有这么清楚留人话柄的蠢蛋，叫他适当敷衍一下就好。

佐野还不放弃，说已经呼叫了公园房屋的管理部部长了，可是一直联系不上，而事情实在严重，情况也紧急，如果田中先生能来最好，请他帮忙联系一下。可是对方不听这些，只匆匆说佐野得在现场适当协助警方，他们立刻派公关人员过去，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佐野不知如何是好。

“我从没那么气愤过，可惜那家伙没说他是谁。”

佐野即使是外行，也知道如果有名册，访查住户会更有效率。但他想到万一提供名册，事后公司方面控告他侵犯隐私就糟了。而且熟悉住户背景的他，知道如果处理不好，有些住户真的会控诉他。但什么是适当敷衍呢？

佐野一筹莫展，去找东栋的管理员佐佐木和中栋的管理员岛崎商量。两人都说最好不要交出名册，但又没有其他好主意。佐野很过意不去，他实在很想协助警方查案。

佐佐木听佐野讲完和总公司职员的对话后，说总公司会这样神经质，可能是因为目前正在销售相模原超高层公寓大楼。佐野早已忘记这事，听他说起，心想原来如此。

站在公园建设的角度，他们确实有理由担心。当初风风光光推出的大型超高层公寓大楼住宅小区千住北美好新城，发生了住户一家四口遇害的罕见惨案，这可能会严重破坏超高层公寓大楼的形象。各界对于超高层公寓大楼是否是合适的居住空间，看法较倾向于负面，比如：超高层大楼的电梯犯罪发生率较高；高楼层住户的心理负担较大，有人嫌上上下下麻烦而懒得出门，容易形成茧居族；还有，住户之间不易产生一体感，彼此漠不关心，隔壁发生事情也不会察觉到，即使察觉到也不会伸手帮忙。

“这件命案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神不知鬼不觉中，二〇二五号竟然换了人住！”

公园建设的公关人员飞速赶来，自是当然。但公园房屋的大楼管理部部长井出康文倒是先赶到现场。他在品川区的家中接到呼叫，知道事情后立刻奔往千住北美好新城。

井出康文四十二岁，和妻子及两个女儿同住。他在公园房屋是少见的外来人员，早稻田大学政经系毕业，在大阪一家大都市银行服务十年后，被猎头公司挖到公园房屋。

“我们是十点左右看到井出部长的吧。田中部长我见过几次，至于井出部长，这是第二次见到。”

佐野对这位直属最高上司，不如对总公司的大楼事业部部长熟。其实也难怪，像千住北美好新城这样大规模的小区，在建造、公开销售期间以及交房时，总公司的大楼事业部部长常到现场督导。但是掌控管理业务的管理部部长，不见得会到每个小区露面。这时井出也把佐野的直属上司科长叫到现场，他认为负责该地区的科长理应更清楚现场的情况。

井出一到现场就听取了佐野的报告，对于是否提供住户名册，他指示立刻召集小区紧急理事会会议讨论。幸好那天是星期天，理事多半在家。他认为经过理事会讨论后，如果多数人同意交出名册，就没有问题；如果不同意，他们也可以获得警方的谅解。

佐野等人遵照指示，分头联系各栋楼的理事。等到人数足够召开紧急理事会后，会议就在中栋的会议室举行。

井出部长另外还下了重要指示，即通过管理室的有线电视专属频道，向所有住户播放通知：西栋二〇二五号发生命案，目前大楼内并无危险，警方正逐户查访，请住户不要惊慌，尽量配合警方侦查。他还让管理室积极呼吁住户，如果有人目击或听到任何有关命案的线索，请与管理室联系。由于这时已经有电视台的采访车开到小区大门外，本来不知道发生了命案的住户也开始惶惑不安，井出的这个指示正是恰当之举。

紧急理事会会议在上午十一点开始，正午过后得出结果：不提供住户名册。

这时负责千住北美好新城管理业务的科长已经赶到，管理室的工作就交给他和佐野处理，井出则参加理事会会议。

“老实说，这个结果很意外。”井出说，“五六年前吧，我们管理的港区大楼也发生同样的问题。那边的住户不到五十户，规模大不相同，但是情况非常类似。当时发生的是抢劫行凶案，警方要求提供住户名册作为调查资料，住户们也是召开理事会会议，但只有一个人反对。”他说，大部分人都希望尽早抓到凶手，因此倾向于全面协助警方。“我想，这次千住北美好新城的住户想抓到凶手的心情也是相同的。但是，可以说是因为公民意识觉醒吧，他们认为即使面对查案工作，仍不应该公开与案件没有直接关系的住户的个人信息。”

理事之中的一些人，尤其年长的，认为应该协助警方，不该过于注重隐私，而让警方看到住户名册也没什么不妥。他们人数不多，但态度强硬。为了说服他们，反对的理事强调了下面这两条。

第一是千住北美好新城不是普通的公寓大楼，而是相当于一个村镇规模的小区，住户名册等于户籍名簿。有哪个村镇发生命案后，村镇长会把整个村镇的户籍名簿交给警方？这样做是不是过头了？

第二，警方已经拥有相关资料。一般来说，警察都会挨家挨户查访管区内的住户，在承诺“不对外公开”的情况下，编制记录家庭成员、户主职业等信息的名册，交由派出所保管。据说阪神大地震时，这个居民名册在确认市民安危时帮了很大的忙。警方有了这个名册，拿不到美好新城的住户名册也无妨。

这两条合情合理的意见驳倒了赞成派，并很快表决通过。但这时的决定虽然和事件主轴没有多大关系，却又引发了另一个骚动，这事以后再详述，在此我们再回到二〇二五号及其周边的情况。

搜查本部的警察兵分三路，在东西栋和中栋同时展开住户查访工作。此外，他们也开始查访小区周围和车站的出租车招呼站。荒川北局自然是总动员，警视厅本部和邻近各局也都派人支援。隔天星期一上学时，小区及附近的小孩纷纷在自己就读的中小学里，兴奋地谈论“昨天来的那些警察”。

西栋二〇二五号所在的二十楼是关键，尤其是紧邻命案现场的二〇二四号和发现电梯地板上有血迹的二〇二三号的葛西美枝子，查访起来较费工夫。

“警方真的是翻来覆去地问同一件事。”葛西美枝子眉头微蹙，“从我离开公司回到家里，到电梯老不下来等得我心烦气躁的过程，我都重复讲了十几遍。”

警方尤其注重她说经过二〇二五号时，看到有条腿横过正门微开的门缝的证词。警察详细地追问她：“确实看见了吗？是男人的腿还是女人的腿？屋内有声音吗？”

她有点害怕起来。“我也没撒谎，只是说出看到的事实而已，应该没什么好害怕的。警察的态度很仔细，也很关切。可是当我知道是四人遇害的重大命案后，想到我那时看到的说不定就是凶手，不由得感到自己有一份责任，这才发觉自己牵扯上大事了。”

她的丈夫葛西一之也同时接受查问。关于美枝子回家的时间和听到救护车声的时间，两人的证词没有矛盾之处。对于二〇二五号住户，两人也几乎没有印象。

“我和我丈夫都喜欢公寓大楼生活，因为省去了和左邻右舍打交道的麻烦。我们对二〇二五号、二〇二四号和二〇二二号都一无所知，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这时，搜查本部还不知道住在二〇二五号的不是住户名册里的小糸信治一家，查访时主要询问的是二〇二五号住户的长相、年龄、人数、亲友往来情况，以及最近有什么可疑举止、不寻常的动静等。

可是葛西美枝子不认识小糸信治一家，甚至连那套房子里有没有住人都不清楚。“我是个编辑，上班时间不规律。我丈夫是做服装生意的，经常要去国外的服装厂和客户的服饰店，忙得差点要过劳死了。我们的休假时间也说不准，每天从大清早忙到半夜三更，哪有时间和邻居打交道？我们根本就没有轻松休闲的余地。在大门口碰到别人或同乘电梯时，顶多点个头而已，至于对方是同楼层的人还是来访的客人，我不得而知。在这儿，我确实认识的人就只有西栋的管理员佐野。”

最近这层楼有人搬家吗？看到过二〇二五号搬东西出去吗？晚上回家时发现有人不自然地扛出大件行李吗？每个问题葛西夫妇听了都面面相觑，只能回答“没看到”“不记得”。

“那时我只纳闷为什么要问这些，可能和命案有关吧。”

警察再次确认美枝子看到了“横过门缝的腿”这一点，抄下她回来时坐的出租车车牌号后，终于结束了查访——费时近两个小时。

“我和我丈夫说是因为我看到一些迹象，警方才问得比较慎重。可是要打听住在二〇二五号的人的情况，去看管理室的住户名册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二〇二四号的情况如何呢？

一如二〇二五号的格局，它也是千住北美好新城中最宽敞的房子，里面住的是女企业家北畠敦子，四十一岁，离婚，抚养着两个小孩，小孩分别读小学四年级和二年级。六十七岁的母亲与她同住，帮忙照顾小孩和家事。他们一家本来预定六月二日星期天要去东京迪斯尼乐园游玩。

“我们根本不知道晚上的骚动。”一头直发、言语谨慎的北畠敦子说道，“因为我们家计划去迪斯尼玩，孩子们从前一天就兴奋不已，担心万一下雨就要取消计划，都忙着在家里挂上用面巾纸做的晴天娃娃。即使二日清晨看到警察，他们还是忙着到处挂纸娃娃，那样子挺好玩的。”

北畠家迫不及待地等着暴风雨停息的两个小孩，在六点左右就知道隔壁邻居家发生事情了。

“好像是老大叫醒我妈的。他清早起来上厕所时，听到屋外很嘈杂，就从门上的窥孔往外看，看到了警察。我妈于是出去询问情况，结果吓了一大跳。警察说：‘昨晚开始事情就闹得那么大，怎么都没察觉呢？’我妈一阵脸红。可是这栋楼的隔音效果很好，几乎听不到左邻右舍或上下楼层的声音。如果是我睡在那个靠近走廊的房间里，或许可以听见一点动静，偏偏是我妈睡那个房间，她耳朵有点背。”

北畠敦子不安地观察状况时，小区专属频道播出了大楼内发生命案的通知。不久，电视台也播出了这个新闻。因此她不得不跟又哭又闹的孩子说，迪斯尼之行必须延期。

“我想警察一定会来问些什么，毕竟我们就住在隔壁。”

北畠敦子是西麻布的酒吧餐厅“瓦尔康”的老板。瓦尔康是家有限公司，她和家人所居住的千住北美好新城二〇二四号名义上也是瓦尔康所有。他们在去年十二月迁入。

“我们家只有女人和小孩，因此特别在意居家安全。我们也是很满意千住北美好新城这一点才搬进来的，真想不到会发生这种事。我们家有小孩，当然会认识孩子朋友的父母，至于其他无谓的人际往来就一概免了。我妈也认同这一点。不过，毕竟是我妈在家里打理一切，小区的事或多或少都听过看过，应该比我熟悉小区的情况。所以警察还没来问，我就先问她是否知道隔壁住的是什么样的人。”

北畠敦子的母亲智惠子，和女儿正好相反，几乎一辈子都待在家里照顾家庭，自然能以不同的角度知晓邻居的动静。当女儿问起时，智惠子说隔壁是个大家庭，其中有个坐轮椅的老太太。

“我听了觉得好笑，就跟我妈说：‘你说是老太太，那她一定有相当岁数了。’我妈就说：‘她的年纪确实比我大，而且很瘦，好像有病。’她还说这一阵好几次看到像是她媳妇的人用轮椅推着她出去。”

这对不久后来查问的警察来说，是很珍贵的信息。二〇二五号确实有一具老太太的尸体，在储藏室里也搜出了一张折叠式轮椅。北畠智惠子口中像是“媳妇”的那名女性的身材和穿着，也让警方联想到二〇二五号屋内的中年女性尸体。从智惠子的证词可知，至少老太太和中年女人并非昨夜来访的外人，而是住在二〇二五号已有一段时间的神秘住户。

饶有意味的一点是，智惠子不断强调隔壁“是个大家庭”“家中人口好像很多”。前面说过，智惠子有点耳背，加上有些紧张，和警方对话时不时需要敦子转述。但是她头脑清楚，观察力和记忆力都很敏锐，能一一举出隔壁众人的特征。

• 坐轮椅的老太太。

• 像是她儿子的中年上班族，近五十岁。这人早上出门上班时，即使穿着西装也不打领带。而且，常在倒垃圾的地方碰到他。

• 大概是那男人太太的中年女人，经常推着老太太出来，没有化妆，身材臃肿，有点邋遢。

• 像是中年夫妇的妹妹的女人，三十五岁不到，穿着时髦，化妆很浓，给人印象不太好，别人跟她打招呼都不答理。

• 像是中年夫妇的儿子的年轻男人，二十岁左右，常常穿西装，不像是学生，也不太理人。

• 像是中年夫妇的小儿子的男孩，中学生，很有礼貌，给人印象良好。就读的学校好像很远，很早就乘电梯下楼。

另外还有一个她只在走廊上见过一两次的四十岁左右的男人，有时早上看到他穿西装上班，有时看到他穿着家居服在电梯间拿伞当高尔夫球杆挥，可能是中年夫妇的亲戚。

智惠子的观察如此细腻，不但警察惊讶，连北畠敦子也讶异不已。

“我差点说：‘妈，你实在太闲了。’”敦子笑着说，“可是我不能笑她。说我妈的世界狭窄，这就是证据。也多亏我妈能忍受这个狭窄的世界，我才能放心出去工作。”

智惠子不是对二〇二五号特别有兴趣而仔细观察他们，只是平常买东西、清扫房子或是为了其他琐事出出进进时看到他们，比如和他们同乘电梯、倒垃圾时擦身而过，仅此而已。

之后，敦子想试探一下，便问她二〇二三号葛西家是什么情况。

“那家好像只有夫妻两人，回来都很晚。太太比你回来得还晚，而且常常叫外卖。”

“于是我就跟她说，多亏有妈妈在，我不用叫外卖。啊呀，抱歉，这和命案没关系。”

话说回来，如果二〇二五号真如北畠智惠子所说是住了七个人，确实是现在少见的大家庭。而且其中四人——老太太、中年夫妇和年轻男人——和这次发现的四具尸体有重合。

不过，警察更仔细地问过后，发现智惠子的证词还有需要增补的地方，那就是她从来没有看到隔壁这个大家庭聚集过。

一般家庭孩子大了，就很少有全家一起外出的机会，但是别人从没见过全家人齐聚在门口或电梯间，这也很不可思议。警方再问下去，又发现另一个问题，就是智惠子看到这七个人的时间有落差。

北畠家是一九九五年底搬进二〇二四号，距离命案发生只有半年。空挥高尔夫球杆的四十岁男人、时髦的三十多岁女人和给人好印象的中学生，是他们刚搬进来不久时看到的，而五十岁的中年人、坐轮椅的老太太、推轮椅的中年女人和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则是一九九六年初春以后看到的。

“警察问我们去年搬来时有没有到隔壁拜访，如果拜访过，肯定比在走廊上看到的要清楚。可惜我没去，我只去了管理室。我说过，我们家和外人交往时非常慎重。”

北畠敦子说她会这样，也是因为过去的痛苦经历。

“我离婚后和妈妈同住，在最初搬去住的公寓大楼就吃到了苦头。那已经是六年前的事了，当时我也因为家里只有女人和小孩而紧张，而且我常常不在家，就想请邻居帮忙照应，没想到却引狼入室。”

隔壁的人发现北畠家没有男人，敦子又颇富有后，便伸出魔爪。

“那人自称是建筑师，谁知道是不是真的，在家工作，太太在外面上班。起初我觉得他人不错，我妈的个性也很好，大家就很自然地相互往来。可是他脸皮渐渐厚起来，没事就到我们家里转悠，笼络我的孩子……后来更是借口老婆不在家，想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径自买了东西带到我们家吃。店里打烊后我回家时都过了午夜两点，他一听到我的脚步声，就按对讲机邀我喝一杯。他总是笑吟吟的，又会奉承人，可是我越来越觉得不对劲。”

就在她想跟他说明白不要再继续这种无谓的交往时，他倒先露出马脚了，说是为了扩大事业，还差一些资金，正在烦恼，问她是否能看在邻居的交情上通融一点。

“他说要一百万呢。他以为我是傻瓜吗？真把我看扁了。”

北畠敦子当面干脆地拒绝了他，还说以后也不必这样殷勤来往。身为女人，她采取了果断的行为，但是对方并不善罢甘休。

“那天以后，他不断骚扰我们，有时打无声电话，有时弄坏我们的信箱，有时甚至等我回家或孩子放学时故意跟在后面，又或者偷窃、弄坏孩子的自行车，什么都做得出来。可是他又是管理委员会的理事，在理事会上捏造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情，说我们家的孩子吵得他晚上睡不着，说我常带不同的男人回来，搞坏大楼的风气。我也找了律师，可是这样相持下去真的很累。结果住了不到一年，我就搬离了那栋大楼。”

那时瓦尔康的经营刚上轨道，搬家费很高，这还给两个幼儿期的孩子在精神上留下了后遗症。

“从此以后，我决定不做没必要的睦邻工作，搬到新家时也不跟左邻右舍打招呼。只有女人和小孩的家庭，有可能遭遇的危险比想象的多。我不在乎人家怎么看我们，只要和管理员以及管理公司关系良好就行。我现在还是这么想，这个时代邻居不能依靠，而必须对其提高警戒，最好保持一点排他心理。”

因为这个缘故，北畠家没能掌握有关二〇二五号的准确信息。警方能够理解，也对他们过去的遭遇寄予同情，但是对智惠子证词的细节部分依然再三查问。他们最想知道的是，智惠子年前看到的三个人和初春后看到的四个人是否在一起过。

在整个命案已经查清楚的现在回头来看，警方问这个问题的意图很清楚。

智惠子年前看到的三个人可能是小糸信治一家，初春后看到的四个人就是那四个死者。这两家人以初春为界，不知什么原因和以什么方式更替入住。

警方无法立即判断房子换人住，是否因为两个家庭之间有关系，但从小糸家没有知会管理员就偷偷搬走，而这家人悄悄搬进来住的情况看，很可能有不能公开的隐情。那么这两家人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北畠智惠子把两家人看成一家人，是因为见过他们三三两两地出入过二〇二五号。问题是这三三两两是怎样的组合？

智惠子的记忆力虽然很好，但还是不容易确切地一一想起看到的情况。在警方的引导下，本来明白的细节反而变得模糊散乱，她唯一清楚记得的，是上个星期的事。

“我妈说她看到隔壁的媳妇和那个穿着时髦的女人在电梯间讲话。”

那天，北畠智惠子买东西回来，一个人坐电梯上楼。电梯门打开后她走了出来，发现二十楼的走廊里有两个女人面对面。啊呀，那不是隔壁的太太和她妹妹吗？她心想。时间是下午三点左右。较年长的“太太”穿着衬衫和长裤，系着围裙。“妹妹”穿着亮粉色长袖套装，挽着手提包，妆化得很精致，但智惠子走近一看，才有点惊讶地发现她不像三十多岁，而像是有四十多岁。智惠子随意地跟两个人点个头便走了过去。

警方问智惠子当时那两个人是什么样子。

“我妈不愿意说人家坏话，有些为难。我告诉她只要说出她的感觉就是，她才肯说。”

智惠子说总觉得她们像在吵架，“妹妹”脸色带怒。

这时警方已确信这个“妹妹”是小糸静子。搜查本部已派人到她娘家，相信只要问清楚小糸家的人，就可以查清四个遇害者的身份。

“我妈很担心，怕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我安慰她说这是协助办案，是件好事，没什么好担心的。”

警察要走时，北畠敦子问他们说天气变好了，是否可以照预定计划带小孩去东京迪斯尼乐园。警察笑着说无妨。

“我们这才放心地出门，但也不无逃离现场的感觉。我们就住在隔壁，虽然和命案毫无关系，可就是有这种奇怪的感觉。”

北畠敦子说隔壁一家四口遇害，起初她还不觉得恐怖，即使在六月二日这天，她还完全不知道二〇二五号命案是暴徒杀人抑或相熟者挟怨行凶。

“我们一家以前就体会过邻居的可怕。所谓的邻居可怕就是人心可怕，结果连小区也变得可怕了，所以发生任何怪事都不觉得奇怪。”

她说没有什么比人还可怕的了。

“我做生意，当然以客为尊。可是当我恢复普通人的身份时，带着幼儿和老母亲，真是一刻都透不过气来。关于二〇二五号的命案，我——当时还不清楚情况——仿佛有死神降临隔壁的感觉。从过去的经验中，我学到一个教训：即使没做亏心事，也会因为一点点疏忽、一点点松懈就招来厄运。因此我能冷静接受我家平安无事、隔壁一家全都遇害的事实。我妈虽然玩得有点累，但我觉得那天出门走走还是对的。”

我们跳过前述细节，把时间往后推一点。那天晚上八点左右，就在北畠敦子和母亲、孩子暂时忘记隔壁的惨案，为灰姑娘城堡上空七彩缤纷的烟花欢呼时，命案的重要关系人石田直澄的名字冒了出来。

至于西栋二十楼其他住户的证词又如何呢？

正如北畠敦子所说，千住北美好新城建筑的隔音效果极佳，这个大型社区最理想的生活要素在警方查案时却是个麻烦：住户即使紧邻而居，也不太清楚隔壁的情况。

这里，我们再听听公园房屋的管理部部长井出康文怎么说。

“根据我的经验，社区的居住质量越高，住户彼此交流的情况越差。当然也有一些豪宅住户彼此交情不错，常常举办家庭烤肉聚会联谊，但是一般来说，高级住宅住户的邻里意识很淡。”

这怎么解释呢？

“最确切的原因是隐私问题。举个最容易理解的例子：演艺人员重视住宅隐秘性甚于邻居的友善。财经界人士也一样。有能力买价值上亿豪宅的人当然倾向于住独门独院，实际上他们很多都拥有独门独院的别墅，大楼公寓只是他们的第二套房子，或是用来金屋藏娇……”井出康文笑一笑，“唉，他们多半不是本着‘家’的概念来购买或租住大楼公寓。再说，这些有相当资产的人士，在公司或组织里多数身居要职，生活必然忙碌，因此他们宁可多花一点钱，以回避管理委员会理事之类的工作。有这样的住户，彼此的交流自然很少。想想还真可惜。”

井出部长接着说：“像我，只是一个上班族，偶尔由公司支付大笔会费去参加不同行业的联谊活动。可是看看我的邻居——隔壁的先生是制造业的一位副总，对门的先生是物流业的职员，前面数过去第三家的太太经营着一家餐饮外烩公司——他们都难得出来联谊。”

他介绍，日本人形成的现代小区完全是以自己所在公司为单位的。

“男人的情况尤其如此。但是女人则稍有不同，这倒不是说因为女人擅长聊天交朋友，而是因为孩子的关系。女人会以孩子为生活主轴，形成一个人际关系社区。”

井出部长的看法或许是个奇论，没想到千住北美好新城二〇二五号的情况却印证了他的说法。有关二〇二五号更丰富而具体的信息，确实来自住在西栋的小孩。

即使在彼此疏于往来的高楼生活中，小孩仍然感觉得到“朋友”的存在。一般青春期的孩子未必觉得有朋友就好，他们的交往也未必都是友好的，幸好小糸信治在平成四年搬进二〇二五号时，儿子孝弘才十岁。根据北畠智惠子的证词，孝弘今年初春以前应该还住在西栋，那时他十四岁，还处于个性较为柔和的年龄。

警方继续查问后，发现同楼层的二〇一〇号住着小糸孝弘的“朋友”宫崎信吾，十四岁。他在建设方交房时就搬进来了，和小糸孝弘同乘过电梯几十次，而且主动和他打招呼。

“感觉他有点不合群，是个沉默的孩子。”

宫崎信吾是少年足球队的一员，经常忙于集训和远足，朋友也多，不觉得有必要和小糸孝弘交朋友。尤其是第一次看到孝弘时，觉得他“乏味”“对足球毫无兴趣”“只会死读书”，便对他没什么兴趣。

虽然这样，他还是主动招呼小糸孝弘，这是因为看见孝弘穿着泷野川学院的制服。他足球队里的一个好朋友就在泷野川学院上学。

“他叫市川，我问孝弘认不认识，他说不认识。那是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吧。”

宫崎说虽然同住一层楼，但是他和孝弘在走廊或大厅碰到的机会不多。

这也难怪，从这里到泷野川学院少说也要坐一个半小时的车。

宫崎最近一次看到小糸孝弘，是今年二月初或中旬，那时孝弘正走过绿地。

“他拿着一个大手提袋，低着头慢慢走。”

宫崎好一阵没看到孝弘，但是也没发现二〇二五号有搬家的迹象，就以为他还住在里面。当时他的足球队要选拔代表在暑假时去欧洲比赛，他忙着练习，无暇顾及周遭的事情。照井出部长的说法，就连高级公寓大楼里的儿童也行程满满，忙得没有时间关心四周。

二十楼的其他住户也证实说见过坐着轮椅的老太太和推轮椅的中年女人，有人还嫌他们一副穷相。也有人觉得奇怪：这层楼哪来这么老的人？实际上和坐轮椅的老太太说过话的还是小孩，就是住在十九楼的高一女生木暮美佳。

她忘记了确切的日期，只记得当时还穿着厚重的冬衣。她和坐轮椅的老太太、推轮椅的“阿姨”乘同一部电梯下楼。电梯到一楼时，她礼貌地按着“开”的按钮让她们先出去。可是轮椅卡住了，她见“阿姨”推不动，就上前帮忙。老太太非常瘦，很轻，她和“阿姨”两人轻轻一抬，轮椅就顺利地滑出去了。

“那个阿姨很客气地跟我道谢。”

接着，她问美佳这附近有没有邮局。美佳告诉她说出东门向左转，过两个十字路口就是。“阿姨”没把握地复述一遍，才再次道谢离去。

“坐在轮椅上的老婆婆一直笑眯眯的，但没说话。她眼眶渗泪，好像看不太清楚。”

木暮美佳要去的地方正好和邮局反方向，她担心她们不会走，不由自主地跟在后面，看到她们确实穿过东门向左转后才放心。

“我心想她们是刚搬来的吧。”

汇总搜查本部查访的信息可知，今年三月以后，小区住户常常在电梯周围和绿地的散步道看到坐轮椅的老太太和推轮椅的女人。她们果然很打眼。其他人都说时间是三月初或中旬，木暮美佳说是还穿冬衣的时候，这样时间上有点出入。不过三月的天气乍暖犹寒，也有穿冬衣的可能。再把北畠智惠子说的“初春”考虑进来，可以判定二〇二五号是在三月换了人住。

另外，西栋这边，八一〇号的中学二年级女生筱田泉也说她接触过二〇二五号的小糸家。

她记得是今年的新年——一月五日那天，遇到小糸孝弘和他母亲静子，还和他们说过话。

她第一次看到小糸孝弘，是在垃圾场。那里并排摆着几个以颜色区分可燃垃圾和不可燃垃圾的大箱子，整个小区的垃圾都集中丢在那里，因此面积颇大。

小区管理处是一月六日开始清运新年期间的垃圾。五日下午，筱田泉按照母亲的吩咐去倒垃圾时，多数垃圾箱都已装满，臭气熏人。她放下垃圾就要走开时，发现最里面的大型垃圾堆置处有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男孩。她很好奇他丢什么东西，便瞧了一下，只见他放下一台大型收录机就要离开。

筱田泉远远看着，觉得那收录机还很新，就跑过去确认，那几乎是全新的。她立刻冲出去追赶男孩。他走得很慢，立刻被追上了。

“哎，等等。”

听到后面有人叫他，男孩停步回头。他的两颊瘦削苍白。“看起来病恹恹的。”

筱田泉气喘吁吁地问他，刚才在大型垃圾堆置处丢掉的收录机是否坏了，男孩不安地蹭着脚尖没回答。

“我看还很新，是次品吗？你真的要扔掉吗？”

男孩更慌张，扭扭捏捏的。筱田泉生气地说：“你真的要扔掉，我可以捡走吗？即使是次品，修理一下就好了。这样扔掉很可惜，还这么新。”

筱田泉的姐姐有一台立体音响的收录机，她也想要一台，可是压岁钱拿去买最新型的随身听了，手边钱不够。如果只花些修理费就有一台和新的差不多的，不是很划算吗？

“可是那男孩一脸为难的样子，咕咕哝哝地说还是不要捡吧。”

筱田泉耐性尽失，心想管他呢，径自走回垃圾场要去捡。她想，捡别人丢掉的东西是个人自由，无须说明理由。

可是男孩反而追过来，紧张地说：“是我妈生气叫我扔的。”

“好奇怪的妈妈呀！这样命令人家随便处理东西。”

“不是这样啦！”男孩一副快哭的样子，“其实那不是我的。”

筱田泉吓一跳，大声说：“不是你的，那是谁的？你偷的？”

这时小糸静子正好走过来。筱田泉起先以为是哪家的阿姨来扔垃圾，可是对方一看到男孩便冲过来，抓住他的手臂骂他。筱田泉这才知道她就是男孩的母亲。

“她劈头就骂：‘你在干什么？扔掉没有？’男孩已经流泪发抖，什么也没说。”

不怕惹事的筱田泉对她说：“阿姨，你是他妈妈吗？他刚才扔的收录机我可以捡走吗？”

男孩的母亲瞪着她咬牙切齿地说：“捡别人丢掉的东西真恶心！你是谁家的孩子？”筱田泉毫不畏缩地回答说是西栋八一〇号的筱田家。

男孩的母亲气势汹汹地骂她：“在垃圾场捡东西的人不可能住这栋大楼，你撒谎！”

“我没骗你，等一下我就带我妈妈去你们家。你们住几号？”筱田泉问她。她没回答，拖着男孩就走。因自尊受伤而燃起抗争意志的筱田泉追在后面喊：“等一下！”男孩成了累赘，拖慢了母亲的脚步，筱田泉很快就追上了他们。

“真过分！骂人家骗子就跑，真狡猾！”

如果对方是男人，筱田泉多少会有些退缩。但同是女性，又是中年妇女，她才不怕，于是紧缠着不放。来到小区绿地前面时，男孩的母亲歇斯底里起来。

“我不知道，随便你啦！”她边喊边放开男孩的手，冲向西栋那边。男孩突然被放开，差点摔倒，他难为情地看着筱田泉。

筱田泉怒气顿消，愣住，好不容易才说：“你妈好奇怪哦。”

男孩道歉说：“我妈刚好不舒服。”

“看不出来啊。”

男孩的母亲穿着旧毛衣、裙子和凉鞋，头发蓬乱，看起来是有点邋遢，但看不出来身体有什么不对劲。

“她有病。”男孩小声说，然后恳切地请求，“你别捡那台收录机好不好？我想捡了也不会有好事。”

他这么一说，筱田泉也觉得有点害怕。她虽然有些不舍，还是点头答应了他。他那认真又悲惨的样子引起了她的同情。

“我也住在西栋……”男孩说。

“几楼？”

“二十楼，二〇二五号。我姓小糸，不过我们就快搬家了。”

筱田泉述说这段对话时，警察几度问她小糸孝弘是否确实说过“搬家”。

筱田泉清楚地记得，他确实这么说过。

她和自称姓小糸的男孩一起乘西栋的电梯上楼。她在八楼出电梯时，男孩垂头丧气地跟她说“对不起”。

她回家后，把垃圾场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告诉母亲。母亲骂她乱捡垃圾场东西的想法，之后也很纳闷那个姓小糸的男孩和他母亲的态度。

“会不会是那台收录机里装了炸弹？”姐姐半开玩笑地说。母女二人左猜右想了半天，还跑去垃圾场查看。

收录机还在。可是CD匣盖裂了，把手脱落，录音带匣盖也破了，情况很糟糕。距离刚才不过三四十分钟，好像是这期间有人过来特地毁坏过，以防有人会像筱田泉一样捡回去。

那之后有好一段时间，二〇二五号的小糸家成了筱田家母女三人的话题。筱田太太期待在电梯、大楼门厅或小区里遇到古怪的小糸太太，筱田泉说她看到了一定会赶快通知母亲。

可惜她们没再见过小糸一家。

筱田泉说的事情发生在一月初，可见那时小糸家还住在二〇二五号。值得注意的是，小糸静子当时穿着家居服，头发蓬乱——可能是因为休年假在家，穿着也邋遢些。

和其他住户很少接触，连管理员佐野也印象很浅的小糸家，和筱田泉的遭遇很有戏剧性。这时小糸家是不是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让静子为一点点小事就那么激动地对待儿子和邻家女儿？为什么要扔掉新的收录机？孝弘说“捡了也不会有好事”是什么意思？

警方认为只要问清楚在静子娘家的小糸家三人，就能弄明白这些问题和四名遇害者的身份。负责此事的警察一早就前往日野市。可是近中午时分，查案警察在千住北美好新城集合时接获意外的消息：小糸一家三口已经出逃，目前下落不明。

“我听到消息是正午过后。开完紧急理事会会议回到西栋管理室时，佐野告诉我早上联系上的小糸一家不见了。”井出说。

小糸一家是不可能回千住北美好新城的。他们虽然是出逃，但带着孩子，估计也不难找到。于是，警方要求佐野提供有小糸一家三口的小区活动照片。

很不巧，完全没有这些可供指认小糸一家的东西。

“我安慰佐野别介意，警察对管理室的期待也没那么高。”井出部长虽然说得轻松，内心其实也不安起来，“听说小糸先生躲起来了，我看这家伙这下有双重麻烦了。”

这次的命案中，不只是住户变成遇害人，住户也是加害人的可能性虽然微乎其微，但不能说没有。小糸家如果和命案完全无关，应该不必逃避警方的查问。一定有什么隐情，他们才拼命躲起来。

“当然命案本身很惨，我们也不希望它发生。站在开发商和管理公司的角度，这个案子中我们的公寓大楼出了被害人，造成的损害是一百分；出了加害人，损害又是一百分。而且这两者不是相加，是相乘。”

从安全方面考虑，出现被害人的负面影响较大。但是从居住“水平”来衡量，出现加害人造成的形象损失更严重。如果凶手是住户之一，则不仅对千住北美好新城，对公园建设所有公寓大楼的形象都有严重的影响。

卖房子的时候，建设方和卖主只注意买方的首付款和贷款额度，不管买方的人品风范。一旦出事，受损的当然是卖方的企业形象。

“这正是不能把商品单纯当作‘不动产’，而须塑造成‘家’来销售的企业的难处。此外，这又是个‘讲究心情的时代’，”井出说，“细密的数据规划还在其次，重要的是感觉好，这也是公寓大楼管理的要素。只是打扫卫生、代收信件、整理中庭花园等等已经不够，住户花了高额管理费住进来，必须要有称心满意的特权感受。”

我们在前面的“命案”一章已提过，千住北美好新城号称超高层高级公寓大楼，实际上换房率和空房率很高，这对一个长住型公寓大楼住宅小区来说是很糟糕的业绩。公园建设为了隐瞒这个劣势，必须维持千住北美好新城的高级形象。本章一开始也说了，公园建设这时正在相模原推出类似于千住北美好新城的超高层公寓大楼住宅小区。千住北这边即使有诸多纷扰，毕竟是销售完毕的项目，相模原那边的才刚开始，问题就大了。

正午过后，紧急理事会会议结束时，公园建设的大楼事业部部长田中琢己也赶到了现场。他比井出小两岁，但一手撑起公园建设的开发口碑，非常能干。他目光严峻，聆听着井出讲述目前所知的状况，表情更加阴沉。相较于他这副模样，连井出也显得气势弱些。

“田中说相模原那边的销售业务一团混乱，他做好紧急应对手册后才赶过来。虽然相模原和荒川区的情况完全不同，两地也一东一西，其中一些有意购房的人还确实有些动摇了。这也难怪，房子又不是便宜的东西。”

公园建设的相模原销售处有顾客对售房小姐痛骂说：发生那种事情，你们这万无一失的保安设备根本是骗人的！小姐都被骂哭了。本来假日都找不到人的公司大领导都一一联系上了，总公司也成立了对策本部。井出奉命担任现场和对策本部的联系人，坐镇西栋管理室。

井出和田中两人愁眉深锁时，警方马不停蹄地展开查案工作。小区专属频道播出的通知起了作用，有些住户陆续告知管理室他们所知的消息，管理员逐一记下后通知警方。

这些消息杂乱分散，有些乍看是和命案没有关系的目击情形或流言，但其中有一项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今年二月到三月间，有一两个流氓一样的男子在小区内走动或在西栋周边徘徊，而且多半是晚上十点以后。有一次是在白天，貌似黑道人物的男子开车进入小区。当时正值小区对外“关闭”，路口设有栅栏，那人大吼大叫地加速冲断栅栏，但很快就开走了。这些消息来自多人，冲撞栅栏的事情发生在东侧门，看到黑道男子的目击者都在西栋周边。

井出听着佐野汇集的消息，脑中突然闪过一道灵光。

虽然不能轻易认定这些流氓和命案有关，但是高级公寓大楼、悄悄搬出的住户、黑道男子出没的时期与二〇二五号换人住的时期重叠——把这些加在一起考虑，似乎可以形成一个推测。

“我怕自己想得太过，心想还是等找到小糸家的人、真相更清楚了再说吧，就这样一直憋到下午。”

下午四点左右，有消息传来说小糸一家三口从八王子市内的旅馆打电话到静子娘家时，守在那里的警察说服了他到附近的派出所接受侦讯。

“那时我才说出，二〇二五号说不定是法拍屋。小糸家缴不出贷款，趁夜搬走，银行向法院申请拍卖房子。我怀疑三月以后住进二〇二五号的是熟知法拍屋运作的‘海蟑螂’，或是纯粹受海蟑螂利用来占住房屋的外行人。”

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