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川里子确认了砂川信夫的身份。那么，另外三个死在二〇二五号被宣称是砂川信夫的“母亲都梅、太太里子、儿子毅”的人究竟是什么来历？

对此，早川社长也大感惊讶。

“砂川信夫就是砂川信夫，我认识他啊。当我想找人做那件事时，就想到了砂川不正为钱烦恼吗？所以我就交给他做了。他说他的家人也可以帮忙，我便见了他老婆。自称是他老婆的那个女人说，家里有个身体孱弱的婆婆，他们很需要钱，她会好好做的。她还说儿子忙他自己的工作，不太回家，但是不会有问题。那个时候，谁会怀疑她不是他真正的老婆？而且连母亲都是假的，不知是从哪里捡来的陌生老太婆。甚至儿子都是外人呢。如果有人会怀疑，我倒想见见他。制作租约时我叫他拿户口簿来，他也立刻拿来了。我只是觉得深谷市很远，可是我们做的原就不是正当的事，没什么好挑剔的。当然也不能说我们就是黑道，只是因为某些原因，不做需要证明身份的工作罢了。其实砂川为人很认真。我向来是疑人不用，从没问过他详情，只是觉得他可能是生意失败而到处躲债，或者是因为为人好，糊里糊涂做了别人的连带保证人，结果别人遭殃了，他也只好到处躲避。我是不知道他家人的情况，我只是想帮助诉苦说自己没地方住的人罢了。”

确定砂川信夫的身份后，搜查本部公布了其他三人的身体特征，请民众提供信息。同一时期，有几家周刊也登出了这三人的画像。但这不是搜查本部正式公布的画像，而是周刊记者访问西栋邻居，根据他们的描述画出来的。现在看来，这三个人画得一点也不像。“推轮椅的女人”画得反而像小糸静子。目击者的证词靠不住，可见一斑。

不过对千住北美好新城小区的居民来说，这时有个比查明那三人真实身份更麻烦的问题，那就是应该如何阻止媒体对小区发动的采访攻势。

前面提过，关于千住北美好新城小区是否应对外开放，内部意见对立。小区入口的栅栏时而开放，时而关闭。为了避免记者没日没夜地在小区内采访拍照，命案发生后小区采取了“暂时关闭”的措施。

但还是有住户或个人接受采访。应邀而来的媒体人士被视为来宾，可以在小区内自由拍照，这又引起小区内部的严重对立。

发生骇人听闻的案件后，住在现场附近的人不管愿不愿意，都受到了全国的关注。二〇二五号的命案不是强盗或凶残的年轻人犯下的连环杀人案，而是关涉法拍屋和占住人的少见案子，即使凶手没被抓到，小区居民的心理负担也不大。但是全天候受到外界关注，这仍然给日常生活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

小区里有陌生人徘徊，孩童就无法安心地在绿地上玩耍，这引起母亲们的不满，这些不满集中在随意邀来媒体的住户身上。但是接受采访的人也有他们的理由，比如“希望早日破案啦”“尽一些住户的义务啦”……

神经紧绷的反对采访派却有如下的说法。

“某某号的太太在电视节目上乱扯子虚乌有的事情。”

“那家人说听到惨叫声，根本就没有嘛。”

这种背后嚼舌根的情形，使得这个绿地宽敞、设备先进的超高层公寓大楼小区，不能说住得很愉快。

这对查明那三个人的身份也不无影响。因为拥有最多线索的千住北美好新城小区住户的说辞，让真相本身朝着自我繁殖的虚构故事发展。

这方面的例子，真是数也数不清。在住户管理委员会的理事会会议上，查明三人的身份已成为最大的讨论“主题”。我们举两个例子来看看。

一个例子是二〇二五号的买方石田直澄出现的情形。在媒体登出他的名字而他本人却消失后，千住北美好新城小区内到处传出命案前“看到过”他或和他“接触过”的证词。大部分证词都不足取。

“明明西栋就在眼前，他却问在草坪上玩耍的小孩西栋是哪一栋。真是怪人！”

“我半夜回来时，看到禁止车辆入内的小区步道上停着一辆白色轿车，一个男人坐在驾驶座上，我想是石田直澄。”

“有个可疑的男子半夜在地下停车场大声用手机打电话，我猜是石田直澄。”

这些搜查本部收到、逐一查证后又放弃的证词，在查知二〇二五号的“砂川一家四口”是“砂川信夫和身份不明的三个人”后，突然变得更加丰富精彩。

“我听到二〇二五号被杀的女人——我以为是砂川里子，但好像不是——半夜在垃圾堆置场和像是石田直澄的男人窃窃私语，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样子很亲密。”

“二〇二五号的太太和儿子——他们不是真的母子吧？就是嘛，我看到他们一起从车站后面的宾馆走出来。以前大家都说他们是母子，我要是把这事说出来，没有人会相信，所以我也沉默不语。现在说出来就爽快多了。”

“他们之间怕是三角关系吧。我看见砂川信夫和二〇二五号的年轻人在电梯前面大吵，石田直澄在劝架。没错，我的视力很好。什么时候啊？就在命案发生前一个星期吧。”

这些证词有的经日后确认是事实，有的经石田直澄自己确认属实。但是也有毫无根据的误认，和虽然不是故意所为，但明显是捏造和空想出来的。其中特别有问题的，是那个说看到“母子一起从车站后面的宾馆走出来”的主妇的证词。

我们暂且称这位主妇为A太太，如果她的目击之谈为真，那很可能是了解二〇二五号四个人的关系以及查明其他三名被害者身份的重要线索。因此搜查本部极感兴趣，数度前往A太太的住处，听取更详细的证词。

A太太的房子在东栋，丈夫是上班族，有个儿子在读小学。她是专职主妇，平常多半在家，但有时会去朋友经营的进口化妆品邮购公司帮忙。目击那两人从宾馆出来，是在她离开朋友公司回家的途中。

A太太的记忆非常清楚，谈吐也流畅。但是住在东栋的人如何一眼就能分辨出西栋二〇二五号住户，这有点令人生疑。不过，她所说的宾馆的名字、地点、建筑样式等细节都和事实符合。

搜查本部内有人质疑，A太太对“偶然经过”的宾馆记得格外清楚，这情况值得好好研究。她的目击时间究竟是什么时候？她是否频繁经过该宾馆附近？另外，她是不是经常出入宾馆街？

A太太的证词早已传遍小区，有可能是采访记者泄漏的，也有可能是她自己向邻居透露的。听到的人当中，也有人抱着和搜查本部刑警同样的疑问。

对搜查本部来说，重要的是A太太的证词是否可信。他们并不需要去评断A太太的个人行为如何。但是对A太太及其家庭来说，情形正好相反。A先生听到编派自己老婆行为的流言，就向理事会投诉说这是妨碍侦查，也是对协助侦查的住户的伤害。这时协助采访派——或称欢迎派——和拒绝采访派的对立愈趋严重。A先生夫妻向理事会的投诉，可涵括在这对立的延长线上。

管理委员会也很苦恼。说两派对立有碍侦查，未免夸张。A太太的目击之谈万一是捏造的，那才是夸张。站在委员会的立场，他们也没有义务挺身而出阻止有关A太太的流言的散布。

A太太的目击之谈也被部分民营电视台转述，形成更多二〇二五号“一家四口”其实各不相干，而且关系异乎寻常的说法。A太太频繁接受采访后，东栋住户中也冒出看到二〇二五号同住的中年女人和年轻男人“有类似男女关系的举动”的证词。

关于这件事，搜查本部担心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信息会打消真正知道那三人身份的人，尤其是他们的家人出面协助查案的意愿。当那三人的身份探查回归白纸状态时，警方也开始重新检视首都圈内申报的失踪案件。搜查本部虽然接到了不少询问电话，但当这四人之间是外界想象不到的复杂男女关系的信息乱窜时，他们真正的家人可能会忌讳世人的眼光而选择沉默。

搜查本部确定砂川信夫的身份一个星期后，公开了其他三人的身高、体重和推定年龄等信息。那时警方还没发现他们的照片，公开的均是画像。本部内设置了专用窗口和专线电话，呼吁民众积极提供线索。这时也根据二〇二五号内的遗物、室内情况、早川社长和小糸夫妻的证词进行推测，尽可能说明砂川信夫为“户主”的“一家四口”的生活情形。这一切都是因为顾虑到可能露面的真正“家人”的感受而采取的措施，其结果多少中和了那些不负责任的臆测和推测（或许可以说是妄想、捏造）的影响，但还是花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在说明另一个证词复杂到可以扭曲命案调查的例子前，需要进行一番追溯。

命案发生当晚，从千住北美好新城打出两个报案电话，其中一个是西栋管理员佐野请中栋管理员岛崎的太太房江打给一一〇的。

另一个则早九分钟，一名女子报案说：“有人打架受伤倒地，几个人打一个，我看到有人逃离现场。”她只报出千住北美好新城的名字，没有说出自己的姓名和住址。

这个电话是从哪里打出的？无法查知。好像是用手机报的案。当天晚上狂风暴雨，很难想象有人会待在小区的绿地庭园里。如果这个电话不是恶作剧，而是出于某些事实根据打出的，那么这个女子大概是千住北美好新城的住户，打电话时可能在室内。而通讯室的警察也说，她的声音非常小，听不清楚，但是没有夹杂风雨声。

然而，实际发生的事情和这名女子报案的内容天差地别，几乎让人以为她可能是在蓄意制造恶作剧。如果这是有意的行为，那么目的何在？是为了扰乱现场、妨碍初步调查吗？这个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于是，搜查本部锁定了这名女子。为了确认这个报案电话可能不是在乱讲，只是报案人误认事实所为，警方又请管理员佐野和最先发现地面上的尸体的住户佐藤义男协助，尽量重现当晚的经过。

这名女子和岛崎房江拨打的报案电话前后相差九分钟。搜查本部推测，当晚佐野和佐藤围着年轻人的尸体查看、呼叫岛崎，而佐藤义男的儿子博史也下到现场一探究竟，这一连串动作如果从远处看，是很像几个人围住一个人在吵架。也就是说，在佐野他们掌握了事实打一一〇报案以前，有个在远处（可能是高处）发现他们动静的女子看错了，抢在他们前面报了案。

佐藤义男知道有人从上面的楼层摔下，独自下楼去查看，佐藤太太同时打电话通知管理员佐野，接着两个男人在西栋大楼下会合，看到了年轻人的尸体，这整个过程大约有五分钟。

当天晚上风强雨急，照佐野的说法是“走两三步都很吃力”。在那种恶劣的天候下，他们花时间弄清状况、为眼前的尸体惊慌奔走，旁人从远处看到这种情形，是很难分辨他们究竟是要忙着善后，还是因为发生了命案而慌乱。

警方做了个实验，重现当晚的情形，发现能看到佐野和佐藤义男在尸体旁边走动的，是东栋十楼以上朝西房间里的人，九楼以下的视线会被树木遮挡。锁定这些住户逐一查访后，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报案的女子。她是独居在东栋一三二〇号的二十二岁上班族，我们暂时称她B小姐。

B小姐立刻向警方承认是她报的案。当时她并不知道二〇二五号的命案，以为自己报的案和那件命案完全无关。

警方得到她的同意后，请佐野他们再次重现当晚的情形，同时从她房间的窗户俯视现场。结果证实了搜查本部的推测，B小姐是弄错了状况。

但是她一口咬定有个男子逃离现场。她说那人从西栋的大门跑出来，奔向西侧的小区入口栅栏。

当天晚上，西栋管理员佐野是曾跑向小区西侧的入口栅栏，查看救护车是否到了。同一时间，中栋的管理员岛崎也跑向东侧入口的栅栏查看。

可是，B小姐记忆中的“逃跑男子”，好像不是佐野。她说：“我仔细想了想，记起那人逃走时，其他人好像都集中在西栋下面。”

那么，B小姐看到的是谁？可能性最高的是西栋电梯内摄像头拍到的可疑中年男子石田直澄。如果是他，跑向离他最近的西侧出口，并无不合理之处。

B小姐证词中的疑问暂时解决了。但当二〇二五号三个人的身份调查又回归白纸状态时，她再度引出问题。“我再仔细回想那天晚上的情形，觉得好像还看到了另一个人逃走。”B小姐通知警方后，警方再度找她问话。“我看到一个人影跑向西侧入口，看起来像是女的，身体向前屈，似乎抱着什么东西。”

她说看到那个人影时救护车已抵达东侧入口，警笛声听得很清楚。

“我本来觉得那个人影没什么问题，那可能是听到骚动去看热闹的人。可是他们重现那晚的场景后，我仔细回忆，觉得那个女人的影子很奇怪……”

如果B小姐说的这个女性人影是实际存在的人，那么命案当晚，可能还有一个人继石田直澄之后离开现场。这里就让人想起了葛西美枝子当晚经过二〇二五号门前，看见半开的门内“好像有人走过”的证词。

“我确实看到房间里面有人影闪过，也感受到了有人在里面的气息。可是警方没有仔细追究，好像不想理会，所以我也怀疑是不是自己弄错了……虽然我心里一直无法释怀。”

事实上，搜查本部并未忽视葛西美枝子的目击证词。命案发生前后的这段时间里，西栋所有电梯内摄像头拍摄到的影像中，除了石田直澄，还有一个不是西栋住户的人。但是警方没有对外透露这个信息，当然也没有告知葛西美枝子。

关于石田直澄，除了负伤逃走的影像外，他坐电梯上二十楼的影像也已确认。根据影像和记录，石田直澄乘电梯上了二十楼，三十八分钟后又乘同一部电梯下楼。在此期间，电梯摄像头拍到的其他人，包括葛西美枝子共有三人，都是西栋住户，另外两人只是下楼去停车场旁边的垃圾场倒垃圾。

但是石田直澄乘电梯上二十楼大约十五分钟后，一个抱着婴儿的年轻女人也从一楼乘电梯上了二十楼。她明显是从外面来的，摄像头拍到的影像里可以清楚看见她手上的雨伞和湿漉漉的外套肩膀部分。

可是摄像头并没有拍到这个抱着婴儿的女人下楼的情形。她是一直留在二十楼的某个房间里，还是走楼梯下来了？

搜查本部放大了这个年轻女人的照片，询问二十楼的住户。大家一致说她不是这一层的住户，命案发生以前也没见过她出入该楼层，当天晚上也没有住户有带着婴儿的年轻女人造访。

带着婴儿的年轻女人不会只为好奇心或一时兴起而在暴风雨的夜晚来访西栋，二十楼的其他住户对她又没有印象，那么她来拜访二〇二五号的可能性就很大了。她是命案的关系人吗？她离开时没有留下影像，反而启人疑窦。这个离开二〇二五号时比石田直澄还要冷静的女人，是否想到了电梯内有摄像头，才避开电梯而走楼梯的？

照此情况，可以推测出两种模式。

1. 石田直澄到二〇二五号。

2. 年轻女人到二〇二五号。

3. 年轻女人走楼梯下楼（逃逸）。

4. 石田乘电梯逃逸。之前不久，“砂川毅”坠楼身亡。

Ⅰ 石田直澄到二〇二五号。

Ⅱ 年轻女人到二〇二五号。

Ⅲ 石田负伤乘电梯逃逸。

Ⅳ 年轻女人紧跟在石田之后，走楼梯离去（逃逸）。那么，是她离开二〇二五号在前，还是“砂川毅”从阳台摔落在前？这是个非常微妙的时间问题。

假设B小姐目击的女性人影就是这个身份不明的年轻女人，那么可能性最大的是第二种模式。抱着婴儿的女人比石田晚来，也比石田晚走，因为葛西美枝子上到二十楼听到救护车的警笛声前，石田已乘电梯下楼。

这么一来，“砂川毅”的坠楼和这个年轻女人之间的联系突然变成问题了。B小姐看到的女性人影“身体向前屈、好像抱着东西”，这也和抱着婴儿的姿势符合。

不过，这时媒体的目光只集中在石田直澄一个人身上。想想他和二〇二五号的关系，这也是合理的现象，他是有值得怀疑的背景因素。而且，抱着婴儿的年轻女人和遇害者有什么关系，实在很难想象，就像她非要在那样的暴风雨午夜来拜访西栋某个住户的理由一样难以想象。

搜查本部内部对是否要公开这个女人的存在意见分歧，因为她是命案关系人的可能性相当大。最后，认为应更详细调查石田周边情况、确认这个女人是否与石田有关，最重要的是先找到石田直澄的慎重论派占了上风。他们在心理上大概受这个女人怀中婴儿的影响很大。表面上，命案的重要关系人只有石田一个，而葛西美枝子对自己的证词不被理会感到不悦，都是因为这个缘故。

而且，B小姐的证词中也有含糊不清的部分。B小姐说的真的是当晚她亲眼看见的事情吗？

警察在查访东栋住户时，频频听到其他住户批判B小姐。

“那些话恐怕是为了想出名而捏造的。”

“单身年轻女性独自住在那样的房子里，本身就很奇怪。她好像是某个电影公司社长的情妇呢。也有人说她是女明星，还是社长秘书什么的。”

的确，B小姐的经济条件非常优渥，也有一个中年男人经常出入她的住处。她登记就职的市中心金融公司里是有她的职位，确实是社长秘书。她家在岐阜市内，父亲经营着衣料公司，给她的生活费很多，所以她可以过得很奢侈。她住的东栋一三二〇号的所有人，是她父亲。

本来在剔除对B小姐个人的偏见后，已无怀疑她证词的必要。但是搜查本部公布有关二〇二五号三人的信息的翌日，B小姐接受了某家晚报的专访。她“含泪激动地告诉本报记者”，说她曾和死在西栋中庭绿地上的二〇二五号年轻男子交往，那人还跟她说“我有一天会被干掉”、“和我扯上关系就会卷入麻烦，所以不论发生什么事，你都要假装不认识我”。

这段专访当然引起了关注。在警方查访时完全没说出来的这些证词，令搜查本部大惊，他们急忙联络B小姐。可是她不见了，连她的家人都不知道她的去向。

“邻居虽对她有各种批评，但我都不相信。”东栋管理员佐佐木茂说，“这是我第一次做大楼管理员，很多地方很不习惯。我以前当过老师，教过高中生——都是些处于敏感年龄的家伙。像她那种女孩——啊，说女孩或许失礼——应该说是会胡乱开口的人。我对他们说的话都不会惊讶。他们只是孩子气，想得到周围大人的注意。别人一吹捧就高兴，偏偏旁边又都有教唆的人。别人一起哄，就当了真，说出根本不存在的事。”

安排B小姐和晚报记者见面的，是“创映经纪公司”的社长高野英男。二〇二五号命案发生以前，出入B小姐住处的也是他。就是说，他和B小姐个人过从甚密。

我们不知道B小姐是否如佐佐木茂所说的受到了教唆，但策划向媒体提供证词这一连串事的确实是高野社长。B小姐向晚报“激动告白”一个星期后，也由他陪同现身于民营电视台的新闻综艺节目，就像经纪人陪同旗下的艺人一般。

“这算什么事！我老婆笑个不停。她那态度就像名人一样。看到高野社长，就知道他果然是B小姐的男人。不知她父母有什么感受。不过她本人觉得好就好。”

后来，创映以二〇二五号的命案为底本，拍了电视剧。电视剧在全国播映后，因为剧情涉嫌剽窃某知名推理作家早期的作品，公司吃上了官司。

至于B小姐引起的骚动，几乎不值一提。她现身后，搜查本部终于能直接确认她的证词内容了。她和二〇二五号的年轻男人交往，以及对方透露过自身的危险等漏洞百出的“故事”，都毫无可信度。这场独角戏因为太过拙劣，一时还令人怀疑她“看到有人逃离现场”的证词。她自己也牺牲了宝贵的隐私，却什么也没得到。

但是发生了能引起耸人听闻的话题的大事件时，必定会出现像B小姐这样的人。她是一个典型，不是特例。千住北美好新城小区内一时交相出现呼应B小姐说法的证词，也印证了这一点。

我们可以理解，对生活平凡无奇的人来说，“一家四口遇害”的事件确实具有某种异样的吸引力。对任何人来说，隔岸观火都很有趣。这虽然很丑陋，却是事实。只是，人们宁可捏造故事也要“参与”事件的冲动，究竟来自哪里呢？

捏造的故事四处传播，周围产生共鸣的人又制造出别的故事。结果，不在场的人却身历其境，没有交谈过的对话却娓娓道来。即使想关闭大门，隔绝外面的世界，坚决守护自己期望的气氛和环境，却依然无法战胜幻影，赶走幻影。大部分有关石田直澄和二〇二五号中年女人的目击证词，都是这种幻影。在述说这些证词的瞬间，对说者而言，那些都是真实的——不在场的人当时确实在场。在那三个人的身份依旧不明朗的情况下，人们想把“一家四口遇害”的事件留为自己日常话题的企图，催生了无数没有根据的“记忆”，触发了“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怎样怎样”的推测，唤起了“说起来，那时看到的那个人……”的追想。故事的幽灵就这样游荡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