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田直澄在九月二十日清晨来到了片仓屋。片仓信子正给那段时间常常睡在旅馆里的父亲送早饭过来，在门口遇到了杵在那里的他。

信子向来不和住宿的客人寒暄。她丝毫不想继承这份家业，也就觉得没有必要学习任何技巧，更不需要累积待客经验。母亲也严格叮嘱过她，不许在住宿的男客面前徘徊。所以她弓着背，迅速闪过正仰望着“片仓屋尚有空床”招牌的石田身边。

送早饭本来是母亲的事。但家里要是平静无事，父亲也不用睡在旅馆这边了。

距离祖母多惠子那次病倒住院已经三个月了。祖母说她肚子疼、眼睛模糊、手脚麻痹，家人和医生从食物中毒怀疑到是否罹患了严重的肝病，担心不已。幸好医生为她止痛后，腹痛停止了，她虽然又发烧了几天，但身体渐渐康复。这段时间做的各种健康检查也都正常，除了血糖较高外，她或许比儿子义文还健康。

“大概是吃坏了肚子。”多惠子愉快地对信子说。既然是吃坏了肚子，生病就不是她自身的问题了，而是媳妇幸惠的错，所以她很高兴。

“片仓多惠子女士，你才六十八岁哪。现在这时代，不到七十岁还不能算是老人家。今后你要好好注意身体，努力活到一百岁哦。”主治医生夸张地说完，多惠子欢天喜地地出院了。婆媳战争也从那天开始了。

“我是吃坏了肚子才住院的，很难过哦，你不知道我吃了多少苦头！”多惠子到处这么跟邻居说，由此惹恼了幸惠。信子好几次听到母亲抱怨：“哼，好像我故意拿坏了的东西给她吃似的。我们不都吃一样的东西吗？只有她不舒服，怎么会是吃坏了肚子呢？”

多惠子越是向邻居诉苦，幸惠的不满就越深，她最后甚至说：“妈是为了毁谤我而故意装病的，她根本在说谎！”

义文夹在母亲和妻子之间，越来越难办。以前老是充当和事佬的他，这次居然勃然大怒，痛骂了幸惠一顿。

挨了骂的幸惠看到丈夫做出不同以往的举动，内心觉得受到了莫大的打击。“你要帮妈撑腰是吗？你那么袒护妈，好，那我走！”幸惠胡乱一气地说完，真的冲出了家门，身上还套着围裙、穿着凉鞋。

信子那天放学后还要参加社团活动，慢跑训练后回家一看，厨房里没有烧水，母亲也不见踪影。她问了待在旅馆柜台后的父亲，才知道父母吵架了。“别管她，等她头脑清醒后就会回来的，反正她也没有地方可去。”

信子心想：的确，母亲的娘家在福岛，距离很远。就算有钱坐电车回去，也无法长久待在哥哥嫂嫂当家的娘家。真的是惨到如父亲说的没有地方可去了，她一时觉得母亲很可怜。

同时她也觉得饿坏了。随后从补习班回来的弟弟春树，也像饿鬼般肚子扁扁的。可是祖母和父亲都没有要动手做饭的意思，姐弟俩只好随便炒些剩饭。他们吃完炒饭洗好盘子时，幸惠回来了，一脸疲累。她没问孩子吃过晚饭没有，也没为她不在家而抱歉，直接钻进房间睡觉了。不久，义文在旅馆打烊后回来，知道幸惠已经回家在屋里睡觉，又立刻折返旅馆了。

多惠子心情愉快，那天晚上看电视到深夜。第二天早上起来时她斜眼看着幸惠，什么也没说，只在吃早饭时对信子和春树说：“昨天你们妈妈不在，吃晚饭很麻烦吧。”然后各给他们一千元零用钱。信子起初说不要，但她硬塞给了信子。春树则高高兴兴地收下了，事后信子打了他一下，说男孩都是蠢蛋。

战端就是这样开启的。幸惠和多惠子为一点芝麻小事就会发生正面冲突。幸惠自认多年来的忍耐已达极限，而多惠子认为：“我会先死，你就不能先听我的吗？”两人之间毫无妥协的余地。每次发生冲突，不是有人摔门而出，就是有人绝食，窝在屋里蒙头大睡。

七月初又发生冲突时，多惠子喊着“既然我那么累赘，死了算啦”，又摔门而出，家人还请附近的派出所把她找了回来。信子第二天上学时很尴尬。祖母是在一站之隔的小钢珠店里想中头奖时被警方找到并送回家的，偏偏那家小钢珠店是同学的父亲开的。

“片仓家的老太太？以前就常来啊。珠子不出来的时候还会气得敲打机台，真让人伤脑筋。”

就连平常经常亲切探访他们家的派出所警察石川的关切，她现在也觉得很烦。每次他在路上招呼她“哟，信子，奶奶后来怎么样了”时，她都觉得丢脸极了。

母亲和妻子一产生激烈冲突，义文就会躲到旅馆去。有时候还会回家吃饭，而如果她们吵得太厉害，他就干脆躲在旅馆不回家，三餐都在店里解决，还和醉酒了的失业住宿客下棋。信子一埋怨，他就说他支持哪一边都不对，只能干脆保持沉默。信子觉得父亲一点也不像成熟的成年人。

春树只要有吃的就什么都不管，对家里的事毫不在意。信子挂虑盘踞在母亲心里的阴影，却无能为力。家庭不和似乎也影响了生意，加上经济不景气的气氛也笼罩在老旧的市区一带，那些固定投宿片仓屋旅馆的劳工接连失业，旅馆里客人稀少的日子越来越多。

但是黑夜过去，黎明依然会来，每天的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婆媳前天晚上又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义文照例躲到了旅馆里，昨天一整天都不理会家人。幸惠觉得有些内疚，这天早上特地做好了早饭，叫信子给父亲送过去。

白饭、大酱汤和纳豆。信子快步走向旅馆柜台，无视那个茫然伫立的人。那人却出声喃喃自语：“啊，大酱汤啊！”

信子不觉停下脚步，回头看他。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信子只觉得他就是劳动阶层的大叔——满脸风霜，穿着短袖白衬衫、宽松的棉裤，虽然系着皮带，脚上却是肮脏的木屐。

他说到“大酱汤”时，声音里充满了期待和怀念。信子霎时忘记了对客人的警戒，正眼打量他。

他看起来相当疲累，至少是饿极了的样子。一时间，她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人，但是他看起来很像那些投宿片仓屋的客人，于是她以为刚才那是自己的错觉。

“我们不供应早饭。”看到那人饥渴地盯着饭盒，信子赶紧说，“这是自家吃的。”

这时义文在柜台那边喊：“信子，有客人吗？”

信子经过这寒酸的中年人身边，奔向义文。因为跑得太快，大酱汤洒出了一半。

那人跟在她后面进来了。她把早饭放在柜台后面的茶几上时，义文帮他办了入住手续。不用登记也不给房间钥匙，只是告诉他空房间（正确来说是空床位）和共用的盥洗室在哪里，预收了部分房钱。可是那人磨磨蹭蹭地耗费了不少时间。他搜遍口袋，凑足了零钱，动作迟缓，手指有点奇怪。

目送他走上通往二楼房间的楼梯时，信子对父亲说：“看来又是酒精中毒的人。”

然而义文一边数钱一边摇头：“不一样，他只是脸晒坏了，眼白部分还很清澈。”说完他抬起脸，看着空空的楼梯，“他是营养失调。大概是这一阵经济不景气，他没有工作，刚过这种生活还不习惯吧。”语气中并没有特别的感情。不论是对待生疏的新客人还是熟稔的老顾客，义文既不同情也不轻视。信子从不曾听过父亲数落客人什么。他只有在客人不遵守规定——弄脏厕所、打架争吵、破坏用品、带女人进来，或是只付一个人的钱却一堆人轮流住——的时候才生气，除此之外，不管他们做什么，比如喝酒与赌博，他都视若无睹。

“爸，你觉不觉得在哪里见过这人？”

信子一说，义文的视线本能地落到压在柜台办公桌塑料桌垫下的警方通缉单上。单子上列着一个二十三岁的抢劫杀人犯，以及在千叶制造炸弹恐怖事件的嫌疑团伙的照片，其中并没有符合那个身体情况不好的中年人的照片。义文确定以后说：“我不觉得。”

信子那天上学后，数学抽考分数特别差，在篮球队做练习时也备受屈辱。等到一天结束回家时，她已经忘了那个看到大酱汤时露出怀念之情的客人。

暑气犹盛的九月，日子很平静。信子常常给父亲送早饭和晚饭，但都没有见到旅馆里的客人。他们都是一大早出去，运气好的话能找到工作，忙个一整天。即使没有工作，白天他们也不会回旅馆。

大约在发生大酱汤事件的十天后，下午四点时信子有事到旅馆找父亲。她看到那个大酱汤大叔坐在门口茫然地抽烟，有点惊讶。他看起来好像比上次看到时更衰弱了。信子心想，是因为生病不能工作吗？他付得出房钱吗？

义文不在柜台里，也不在后面的房间里。保险公司的人来办理火险更新了，需要用印鉴，这是义文在管。信子想叫父亲，但是看到大酱汤大叔就在旁边，不好意思大声呼喊。

这时，手上拿着香烟的大叔突然转头柔声对信子说：“老板去买香烟了。”

信子想起日语老师曾经说过，人无法做“看”这个单纯的动作，人能够做的是“观察”“贬抑”“评价”“瞪”“凝视”等带有某种意义的眼球转动活动，而不能单纯地“看”。事实上，大酱汤大叔的眼球也是捉住了信子，进行了只有他了解的某种活动。

“哦。”信子往前努努下巴致意，转身走出旅馆。

“小姑娘，你是老板的女儿吧？”

信子再次努努下巴点点头。母亲要是看见她这没礼貌的样子，肯定会骂她。可是她不想看见大叔的眼睛，也不想不看他的眼睛，只好这样做。

“就是呢。”大叔说。他像是很珍惜地抽着快抽完的烟，指头都快烧焦了。信子趁着他满口烟雾、来不及说话，迅速往外走去。

她还是觉得在哪里见过他。到底是在哪里？而且此人身体情况很糟，脸色黄中带黑，肝大概很差。

信子每天都像普通的初中一年级少女那样忙碌。因为年轻，她的脑中和心里甚至没有永远保鲜的记忆冰箱，有的只是一时的保管架，来自外面的信息很快就会被新的信息取代。刚刚发生的事情，才一天工夫就会变成很久以前的事情。因此荒川发生一家四口被杀命案、关系人石田直澄逃匿等消息，一时充斥于电视新闻节目，这时她却无法立刻想起，也是理所当然。

尽管如此，她还是很留意，总觉得此人很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从父亲的应对方式，还有那人动作迟缓的样子来看，他都不像片仓屋或高桥附近其他简易旅馆的常客。为什么觉得这张脸眼熟呢？

那个星期天，信子去了附近的美容院剪头发。她是想去时髦的美发沙龙，可是这家美容院就在家的附近，师傅和母亲很熟，她不能随便换地方。这里的客人都是大妈，供客人阅读的杂志也不是《侬侬》或《安安》，都是些不入流的八卦周刊。老板还很小气，不舍得买新的，摆的都是旧杂志。信子觉得无聊，所以每次都带着自己的书去看。师傅就有点不高兴地边说“阿信好用功呀”，边让剪下的发丝掉在书页之间，把书弄脏，这让信子很无奈。

这天美容院里人很多，信子坐在角落的圆板凳上翻着过期的周刊。大概要等一个小时吧，她挑着内容东翻西看地等待，突然看到了——

那个大叔的脸。

结果，信子那天没剪头发就回家了。在美容院师傅和其他客人的大声说笑中，她冷汗直冒地坐了一段时间，然后拿着杂志离开了。六月出版的写真周刊上，清楚地登着那个大叔的照片。照片上的他看起来比现在健康很多，也显得年轻一些，但是严肃的长相和眼鼻的特征是一样的。

信子不敢去旅馆。她害怕看到他又坐在旅馆门口。如果她糊里糊涂地带着杂志去旅馆找父亲，搞不好父女两人都有杀身之祸。这时的信子认定石田便是杀害了那四个人的凶手。她只是看到了杂志上的照片，并没有详细阅读报道，不知石田直澄不是“凶案嫌疑人”，而是只清楚命案详情但隐匿行踪的关系人。

信子跑回家，看到母亲在厨房抱头痛哭。水龙头开着没关，平底锅里是刚煎好的锅贴，桌上和地板上洒满了面粉。

祖母坐在厨房对面的走廊上，脸上也沾着面粉。信子走近时，幸惠只是哭。多惠子则望着信子。“信子，你妈打我。”她像个孩子似的说。

信子转头看母亲。母亲垂着双手，眨着哭红的眼睛，没看信子就直直走出了厨房。

“干吗吵架？这次又为了什么？”信子伤心地哑声问。

多惠子一副准备细说从头的样子，清清喉咙，站起身来扶着椅子坐下，开始诉苦。“你妈又要做锅贴！昨天不是才吃过吗？油腻的东西对老年人不好。可是她老是做，就是想要我早点死嘛！我这样说，你妈就打我啦。”

信子感到厌倦极了。刚煎好的锅贴傻瓜似的排得整整齐齐，她真想一把抓起朝墙壁摔过去，但是她使劲用右手握紧左手里的杂志，忍耐下来了。

“我们可能都要被人杀了，你们还吵什么！”信子向祖母吼完，走出厨房。

祖母叫她，不知说了什么，信子自己都快哭出来了，没听清楚。

片仓屋没有后门，出入一定要从前门。信子感到心脏快要蹦到嘴边了，跳动声很大。她停下来，伸直背脊探看，门口没有人。里面的电视开着，她看到了坐在椅子上看电视的父亲的后脑勺，于是一口气跑过去。

义文一开始不太明白信子说的话，她又急又委屈。等到义文弄懂了，脸色比信子的还苍白。

“爸，怎么办？要去报警吗？”

“不，你待在这里。”义文绷着脸，说他先去看看情况。

“不，我不想一个人待在这里！我跟你一起去，必要时我还可以大声呼救。”

“蠢话！”

义文蹑手蹑脚地上了楼。信子看看柜台四周，抄起放在旁边的塑料伞，紧跟在父亲后面。

义文弯腰弓背地站在二楼的客房门口，一下子伸头、一下子弯腰，查看上下铺并列排着的房间里面。

“这里吗？”信子悄悄凑到他背后说，他吓得往前跳出半步。

大概是察觉到了这个动静，睡在最里面那张床的下铺的客人，窸窸窣窣地翻动毯子望向他们——是那个大酱汤大叔，他一脸憔悴。简陋的客房里一时弥漫着病房的味道。

信子听到父亲的喉咙咕嘟一声。“啊，先生。”

他应该知道旅馆老板是在叫他，可是他的眼睛不是看着义文，而是看着信子。如果按照那位日语老师的说法，他的眼睛不只是看，还在等待信子，等待信子手上的伞。

“你是石田直澄吧？我在周刊上看到了你的照片。”

他沉默不语，等待的眼神又投向信子的伞。信子闪电般想到：我不能让他抢走这把伞打我。我的臂力很强，和班上软弱的男生比腕力时从没输过，我怎么会输给他？

他在扁扁的枕头上动动脑袋，看起来像是在点头。“对，我是石田直澄。”

他病了，一副努力想要爬起来的样子。义文出人意料地伸手过去，帮助想从又硬又薄的被子里起身的他，弯下腰用力撑起他的上身。

“你病了。”义文说着，仔细打量这个自称是石田直澄的人。信子还紧紧握着塑料伞，紧张得手心湿黏。

石田直澄还是看着信子手中的伞，但眼神不再“等待”。“别担心，我不会乱来，我不会那样做。”他无力地说。

但是怎能相信涉嫌杀害了四个人的凶手的话？信子反而更加戒备。

石田直澄露出苦笑，对义文说：“老板，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你哪里不舒服？”义文问。

“我也不知道。以前肝就不好，六月逃出来以后就一直没好好过日子，得了更多毛病。”

“爸，”信子很焦虑，“我去打一一〇。”

没想到义文背对着她，继续问石田直澄：“你到现在都没被发现？”

“没有。至今一次也没有。”

“真的？”

“我自己老早就希望被发现，但奇怪得很，就是没被发现，也没被怀疑。”

“爸，”信子一只手放开伞，拍拍父亲的后背，“我去派出所吧？”

石田直澄伸着脖子看她。“是小姑娘记得我的面目？”

义文快得惊人地立刻否认：“不，是我发现的。你第一天来时，我就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可是你那时身体情况很糟，我怕认错人，就决定观察一阵再说。”

“这样啊。”石田直澄说着把头倒回到枕头上。

信子很惊讶。爸爸是想抢功吗？明明是我先发现这人的。可是看到父亲的脸色相当阴沉、严肃，她不敢当场争辩。她是第一次看到父亲的表情这么可怕，就连母亲和祖母吵架时，他也没以这么凝重的表情斥责过她们。

“我看不报警不行。”信子坐立不安地说。

“是啊，石田先生，我们要报警，你不要恨我们啊。”义文终于说，“你真的是石田直澄吗？告诉我实话，你是杀了他们才逃的吗？如果是这样，被逮捕也是没办法的事了。”

“爸，你说够了没有？别再磨磨蹭蹭啦！”信子很生气。到了这个地步，爸爸还担心认错人。怎么会弄错呢？他本人都承认了。而且，万一这人撒了弥天大谎，在没弄清楚情况以前，报警还是比不报警好。这是公民的义务。“如果认错了，出丑也没关系。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

“闭嘴！到一边去！”义文厉声呵斥。信子吓一跳，乖乖沉默下来。

石田直澄看看义文又看看信子，因发烧而朦胧的眼神清亮了些许。“我真的是石田直澄。老板，你们没有认错人。我也不会因为被你们发现而恨你们，请放心。”

义文微微垂下眼睛。信子终于明白，父亲这么慎重，不只是怕认错人，还担心报警会惹来石田直澄的怨恨。真是没用！干吗害怕那种蠢事呢？一旦被警察逮捕了，这个叫石田的人还能做什么？

信子脑子涨得发热，没听到石田直澄细碎、模糊的话语。当她看到父亲突然坐到床边时，惊声大喊：“爸！你干什么？快走呀！”

义文看了信子一眼，再度俯视着石田。他压低嗓子问：“你说的是真的？”

“我知道你不会信，可是……”

“怎么啦，爸！”信子拍着父亲的后背。父亲转头看着她说：“他说他没有杀任何人。”

信子抱着脑袋。这种时候，即将被逮捕的人都会这样说，不是吗？

但义文不这么想。他很严肃地问石田：“那你为什么要逃？你不逃，事情也不会变成这样。”

石田直澄眨着眼睛，舔着干皴嘴唇的舌尖几乎泛灰。

“警察一开始也没说你是凶手，不是吗？”义文又说，“而且你不是也受伤了？那栋大楼里的摄像头拍到的你，看起来好像受伤了。”

石田从薄薄的被子里伸出右手。他的手掌内侧有被利刃划过的丑陋伤疤。义文抓住他的手指仔细检查伤势。

“说真的，这伤不缝合可不行啊。”

“我不能去看医生，所以伤口一直好不了。”

“是被谁划伤的，还是自己弄的？”

石田没有回答。他垂下眼睛，既迷惘又困惑，一脸战战兢兢的表情。他的脸颊瘦削，信子可以清楚看见他的眼珠在半开的眼皮下转动的样子。

他终于抬起眼睛，问了一个意外的问题：“老板或许很清楚。请你告诉我，要骗警察很难吗？”

义文有点诧异，坐在床边抱着双臂，微微偏着头。

“这个啊，我对警察不是很了解，因为我们这里不曾有客人被警方带走过。”

“这样啊……”

义文稳稳地坐在那里，信子觉得好像只有自己身处状况之外。

“你……是不是在掩护某个人？”义文说，“你因此才要逃的，是不是？我总觉得是这样。”

“爸……”

“等一下。”义文阻止了信子，“他不会再逃了，他的身体太差了。”

“这不是逃不逃的问题，而是我们知道多少都没有用。我们听了又能怎样？”

“是啊，小姑娘说得对。”石田直澄平静地说，“老板，我可以拜托你一件事吗？”他从枕边抽出揉成一团的衬衫，掏出一个小小的记事本，颤抖地翻找着，然后递给义文。“你能帮我打这个电话吗？我打的话会显得很怪，因为过去一直没打过。”

记事本上有写着人名和电话号码的脏脏的字迹。

“对方是有个小婴儿的女人，她要是接了电话，你就告诉她说石田被逮捕了。”

“只要这样说就行了？你不跟她说话行吗？”

“我什么也不能说，只能道歉。老板，我也累了。说真的，我是想被人发现报警，可是这样做等于是背叛了我的承诺，当时我可是那么承诺的。”石田一口气说完，差点喘不过气来。

“这是你的家人吗？”

“不是。”

“我通知你的家人来接你，好吗？由他们陪你去投案。”

“不会有人来的。”

义文想说什么，但只是摇摇头。

“那么，打这个电话就够了？”

“拜托了。”

义文站起来，这时才发现自己面临着困难的抉择。信子想笑：爸爸人再好，也不会把石田一个人留在这里吧？总要派人监视他。但是派谁呢？我可不能独自留下来。

“我去打。”信子伸手接过父亲手上的记事本。

义文神情凝重地说：“去跟妈妈说一声，就说我在这里。”

信子跑下楼，柜台和大厅里都没有人影。柜台旁边虽然有一部粉红色的电话，但她觉得还是应该先去告诉母亲，于是跑回家去了。

然而母亲不在家。厨房已经收拾干净，煎好的锅贴不在桌上。祖母也不在。她听到祖母的房间里有低低的电视声响，就跑进去了。

“你妈回娘家了。”信子刚要开口问时，祖母很干脆地告诉她，“可能不再回来了。”

信子呆呆地张着嘴，望着祖母。“奶奶，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多惠子回头看着电视，没有回答。画面上是回放的电视剧，女主角在嘶声哭喊。

“妈妈真的走了？”

不可能！妈妈不会回福岛的。至少不会不跟我们姐弟说一声就回去。她只是出去冷静一下，奶奶不怀好意，才故意这么说的。

信子突然觉得很累。旅馆那边发生了那么大的事，家里这边都在做什么啊！她回到厨房，叹了口气，忽然想起了该做的事情，又看着手中的记事本。

上面写着“宝井绫子”，电话号码是〇三开头。她拿起电话，按下号码，感到手指在颤抖。

铃声响了好几遍，一直没人接听。果然被骗了！强烈的疑惑猛然向信子袭来。那个大叔说谎了，他是杀人凶手。他利用打电话当借口支开我，然后趁机杀死我爸爸，说不定这一刻正要逃走……

就在她要挂断电话折返旅馆的瞬间，听到了话筒里传来咔嚓一声，还有人的声音。

“喂？”

是女人的声音。信子的心脏仿佛要从嘴里蹦出来。通了！真的通了！

“喂，是哪位？”

很可爱的声音。石田说是“有个小婴儿的女人”，可是从这声音听起来对方还像个高中女学生。

“呃，呃……”信子说不出话来，对方又“喂”了一声。“你是宝井绫子小姐吗？”她勉勉强强挤出了这句话。

“是，请问你有什么事？”

信子听到电话中传来婴儿的哭声，怔然一惊。确实有个婴儿，他没有说谎。“你是宝井绫子小姐吧？”她的声音比刚才更坚定，念出了记事本上的电话号码，“这个号码没错吧？”

对方的声音带着警戒：“是的，有什么事？”

“你认识石田直澄吗？”

电话那边突然一片漆黑。虽然信子不可能看到，但她就是看到了。就像保险丝突然烧坏了，光亮消失，黑暗袭来，对方的沉默是那么突然、深沉。

“他托我打这个电话。”信子像要穿透这片黑暗，尽量清楚地大声说，“他就要被警方逮捕了。就……这样……”信子犹豫着要不要说自己家是片仓屋旅馆，石田就住在这里。她本能地涌起不想暴露身份的警戒，以致有点不知所云。“我不是要搞恶作剧，是石田先生托我打这个电话的。他叫我告诉宝井小姐，说他被逮捕了。”

“你等一下。”一阵刺耳的声音，宝井绫子好像放下了听筒。电话中远远传来婴儿的哭声，她似乎还在尖声呼唤什么人。

信子不是只等了一下。她看着挂在墙上的钟，整整等了三分钟。

“喂？”换了一个男孩的声音，好像也是高中生，“喂，你是哪一位？”

信子不想回答。“是石田直澄先生托我打这个电话的。”她固执地重复了一遍。

“真的吗？”

“真的！他就要被警察逮捕了。”

“他因为自己要被逮捕，才叫你通知这边吗？”

“是的。”

“为什么？自己既然要被逮捕了，不会先逃跑吗？”

“我不知道，我只是受托。”

信子想挂断电话，不想再卷入这件事。妈妈离家出走了，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真想快点报警。

“石田先生现在在哪里？”

“我不能说。”

男孩旁边好像站着刚才那个女人——宝井绫子，她似乎在哭着说：“怎么办？他明明说过不会打电话的。”

“我想见石田先生。”

“这个我可不知道。反正我打了电话就好。”信子说完就挂断了电话，觉得话筒好像拖着什么似的很沉重。她把手掌贴在牛仔裤上擦掉了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