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兰琪死了。

“死”有时反倒是一件幸事，我觉得对布兰琪来说就是这样，因为她生前是那么鲜活明媚，当她的生命戛然而止时，定格在我脑海中的，永远是那个活力四射的形象：布兰琪唱着水手的歌，手背上稳稳地托着一杯香槟酒；布兰琪向街头的妓女演示怎么跳查尔斯顿舞；布兰琪对待一个不值得给好脸色的人温暖如春；布兰琪倔脾气发作，一扭身，一跺脚，像个孩子。

布兰琪疾恶如仇，傻乎乎地反抗得罪不起的人。

然而，关于她的记忆，最清晰、最生动的，是第一次见到她在那个最适合她的地方：丽兹，她心爱的丽兹。

1940年，纳粹来的那天，她还在路上，正从法国南部赶回来，还没到家，但她向我讲述了那天的情形。

一开始，丽兹的员工和客人只听到他们的声音：一路轰鸣的坦克和呼啸而来的吉普驶入那个巨型广场，围着方尖碑停下（拿破仑雕塑站在高高的碑上，惊恐地俯视着脚下）；随后传来靴子的金属后跟叩击鹅卵石和人行道的声音，一开始隐隐约约，继而越来越响，德国人来了，一步一步逼近，他们快到门口了。丽兹的员工和客人两只手绞来绞去，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些人冲向楼下的员工通道，但没能跑多远。

里兹夫人，个子小小的，仪态万方，穿着她最好的一条黑裙子，还是爱德华七世时代的款式，她候在自己家的大门内。她的家，就是这座全巴黎最豪华的酒店。她双手在胸前交握，那两只佩戴着珠宝的手一直在抖。不止一次，她的目光瞥向那幅挂在上方的巨幅肖像，似乎亡夫的肖像能告诉她该怎么做。

有些员工从1898年起就跟着她——还有他——直至今日。他们还记得开业第一天的盛况：这几道门突然间敞开，衣着光鲜、满面春风的宾客首次踏足富丽堂皇的“大殿”（对，里兹先生的新酒店没有“大堂”，他不想让“庶民”有流连之处，因为这会令金碧辉煌的酒店正门失色），都无法掩饰惊叹的神情。这些客人，不外乎王公贵族，或者像马塞尔·普鲁斯特[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是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意识流文学的先驱与大师。——编者注]和莎拉·贝尔纳尔[莎拉·贝尔纳尔（Sarah Bernhardt，1844—1923）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最有名的法国女演员之一。——编者注]那样的社会名流。然后，乐师奏响音乐，枝形吊灯熠熠生光，厨房里送出一道道出自奥古斯特·埃科菲[奥古斯特·埃科菲（Auguste Escoffier）是法国最负盛名的厨师之一。——编者注]之手的精品——点缀着薰衣草和紫罗兰糖渍花瓣的香草糖霜蛋白甜饼、罗西尼牛排、肥美的肉酱，甚至还有以奈丽·梅尔巴[奈丽·梅尔巴（Nellie Melba，1861—1931）是著名的澳大利亚女歌唱家，在乐坛以抒情的花腔女高音驰名。——编者注]夫人之名特制的梅尔巴氏桃子冰激凌（她已经答应为宾客献唱小夜曲）。他们最后整一整自己的新制服，绽开笑容，带着满腔的工作热情，搬啊，擦啊，切啊，剁啊，掸啊，安抚，宠溺，各尽所能。他们兴奋极了，为自己能参与这家豪华的新酒店开业——这可是世界上唯一一家带独立卫生间、每间客房都配电话、引入新的电灯照明、全部用电灯替代传统煤气灯的酒店。

旺多姆广场[旺多姆广场（Place Vendôme）是巴黎的著名广场之一，位于巴黎老歌剧院与卢浮宫之间，由于旺多姆公爵的府邸坐落于此而得名。——编者注]上的丽兹酒店。

但今天，他们没有笑，有些人甚至还在德国人闯进前门的那一刻不加掩饰地哭了起来。这些德国人挎着枪，沾满尘土的黑靴子玷污着地毯。他们没有摘下帽子，那盛气凌人的带鹰徽的帽子。灰绿色（四季豆的颜色）的军服，在门厅耀眼的金色、大理石和水晶，墙上华丽的挂毯和铺着地毯的大楼梯那雍容的帝王蓝的映衬下，显得丑陋又粗鄙。

他们胳膊上那截血红的袖章上爬着一只凶狠的黑蜘蛛——卐字——在场的人无不瑟瑟发抖。

德国人来了，正如大家听到的那样。在法国军队像埃科菲先生的精致酥皮糕点一样溃散之后，在事实证明马其诺防线不过是小孩子的幻想之后，在英国盟军抛弃法国、在敦刻尔克越过英吉利海峡溃逃之后，大家都听说德国人要来了。真的来了，他们就在这里，在法国，在巴黎。

旺多姆广场上的丽兹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