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鞋。

她担心的是她的鞋。这么说有人信吗？在这个可怕的日子里，那么多事该操心，这个女人担心的竟然是她的鞋。

不过，这也说得过去——你想想她是谁，再想想她要去的是哪里；况且，她的鞋确实有问题，脏兮兮的，裹了层干泥巴，后跟也磨平了。当丈夫扶她下火车时，她满脑子想的就只是可可·香奈儿这个贱人看到她会作何反应；她穿着脏兮兮的旧鞋子，美腿上的长筒袜破得几乎解体，以这副样子出现在丽兹，大家会作何反应。袜子只能由它去了，就连布兰琪也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换袜子；她心急火燎地想找一条长凳，好让她在行李箱里翻出一双鞋来换上。可是她还没来得及说出这个想法，夫妇俩就被一大拨晕头转向的……呃，该怎么称呼这些人呢？法国人？德国人？逃难者？他们被这些人裹挟着，拥出巴黎北站，大家都怀着迫切而忐忑的心情张望着，想看看在他们背井离乡的这些日子里，巴黎变成了什么样子。

布兰琪和丈夫也混在这批贩夫走卒当中。尘土和煤渣凝结在下巴下、耳朵后、膝盖窝和肘部积汗的地方。油腻的脸上有一道道煤烟灰。他们已经连着几天没换衣服了。克劳德在离开卫戍区前就把上尉军服收了起来。“下次再穿，”他向布兰琪保证，她觉得这话更像是说给他自己听的，“等我们反击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的。”

但没人知道是什么时候，或者说，不知道还会不会有这么一天，现如今德国已经占领了法国。

两人好不容易挤出人群，让自己喘口气，再把手中滑落的一件件行李归置到一起。九个月前，收拾行李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这一趟要走多久。夫妇俩自然而然地将目光投向车站入口外，那块地方通常有一排出租车候着，但今天一辆都没有，只有一驾孤零零的马车，套着一匹她见过的最哀伤的马。

克劳德扫了一眼，见它呼吸粗重，嘴边挂着白沫，肋骨暴凸，犹如被剔了肉一般，他摇摇头。“它活不到明天的。”

“喂！”布兰琪大步走上前去。坐在马车上的男人长着两只小眼睛，笑嘻嘻地咧着嘴，露出稀疏的牙齿。

“有何吩咐，夫人？十法郎，十法郎，巴黎随便哪个地方，我都可以送你去！方圆二十公里就只有我这一驾马车！”

“放了这马，混蛋，它都快倒下了，你看不出来吗？你得把它带到马厩，好好喂它。”

“疯婆娘。”那人咕哝了一声，然后叹了口气，指指满是行人的街道，“你不明白吗？纳粹一来就把所有健康的牲畜都收了，我只剩它来养家糊口了。”

“我不管，如果你让它躺下来歇一歇，我就给你二十法郎。”

“它一旦躺下，就再也起不来了。”可怜的马儿摇摇晃晃，腿都站不直。他看了看，耸耸肩。“我想应该还能再跑个三四趟，然后它就该垮了，我也一样。”

“那我就自己动手了，你——”

但克劳德赶上来硬生生地把她拖走了。

“嘘，布兰琪，嘘，别这样。我们得走了。亲爱的，巴黎的问题太多了，你一天到晚打抱不平，也管不过来啊！尤其是现在。”

“你敢拦我！”虽然嘴上这么说，她还是任由丈夫把她拉走了，因为严峻的现实摆在眼前：奥泽洛夫妇离丽兹还远着呢。

“我本来可以发电报，叫人来接我们的。”克劳德说着用他的脏手帕擦了擦额头；他看看手帕，眉头皱了起来。布兰琪的丈夫想要块干净的手帕，急切的心情恰似她想要双干净的鞋子。“可是……”

布兰琪点点头。德军入侵时把巴黎跟外部通信的电报和电话线杆全都砍了。

“先生！夫人！”两个很有生意头脑的小男孩自告奋勇要替他们搬行李，赚个三法郎的酬劳。克劳德答应了。他们跟在这两个小男孩后面，一路上走过的街道通常车水马龙，交通混乱不堪。布兰琪不禁想起了当初第一次试图从凯旋门兜一圈绕过去的情景，那么多条车道全是车，各个方向的都有，全在摁喇叭。可是今天，一辆车都看不到。她很诧异。

“德国人把所有的车都没收了，给他们自己的军队。”其中一个男孩说。他个子高高的，肤色苍白，长着头金发，掉了颗门牙，说这话时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有些小屁孩就这德性：觉得自己年纪不大，但比老家伙们见识多。

“我宁愿炸了它，也不会给德国人。”克劳德嘴里嘟嘟哝哝的。布兰琪差点想提醒一句他们没车，但她还是忍住了——连布兰琪都知道，眼下没必要特意说明这点。

几个人拉开距离，队形散乱，走着走着，她发现了一个现象：沉默。不仅是踉踉跄跄拥出车站，像一摊泥泞的雨水在这个城市蔓延开来的那一大批人沉默不语，到处都是一样。要说巴黎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那就是话多。咖啡馆里总是坐满了情绪无常的客人，没完没了地争论太阳是什么颜色；人行道上也挤满了半道上停下来打嘴仗的人，政治、西装的剪裁样式、最好的奶酪店，什么都要争一争，大家嘴上各不相让，手指还点点戳戳对方的胸口——这不要紧，从来都不要紧，因为巴黎人喜欢在小事上论长短，这一点布兰琪很清楚。

今天，咖啡馆里空荡荡的，人行道上也空荡荡的。没有学童在空地上嬉闹，没有小贩推着小车一路唱，没有店主在和供货商讨价还价。

但她感觉到有人在盯着她，没错。尽管天很热，火辣辣的大晴天，可她还是哆嗦了一下，把手插进丈夫的胳膊底下。

“看。”他悄声说着，头向天空一扬。布兰琪听话照办，只见覆斜屋顶下的窗口都是人，躲在蕾丝窗帘后面偷偷摸摸地往外张望。她的目光被拉向天空，屋顶上有什么东西一闪一闪地反射着阳光。她被吸引了目光。

纳粹士兵，端着擦得锃亮的步枪，正俯视着他们。

她开始发抖。

直到这一刻他们才遇到德国兵。德国人没去尼姆，克劳德在这场“假战”开始时驻扎的地方。甚至在驶往巴黎的火车上，每个人都害怕自己会像许许多多逃亡的人一样遭到轰炸机的袭击，尽管火车每停一次，无论是计划内的，还是计划外的，他们都会闭上嘴，屏住气，生怕听到德国话、德国靴子叩地的声音和德国枪声，但一路过来，奥泽洛夫妇没有遇到一个纳粹分子。

可现在他们到了这里，进了家门，真的，见鬼，纳粹真的占领了巴黎。

布兰琪深深地吸了口气，感觉肋骨隐隐作痛，胃里直翻腾，她想不起上一次吃东西是什么时候。她踩着已经踩烂的鞋子继续走。最后，终于走到了铺着地砖的巨型广场——旺多姆广场。这里也没有巴黎市民，但有士兵。

布兰琪倒吸了一口凉气，克劳德也一样。只见广场上几辆纳粹的坦克围着拿破仑的雕像；一面巨大的纳粹党旗，上面一个扭曲的黑色卐字，悬在几个门洞上方，包括丽兹的。丈夫心爱的丽兹，也是她心爱的丽兹，他们的丽兹。

正门前的台阶，最上面一级，站着两个纳粹士兵，佩着枪。

啪的一声。两个男孩已经把大包小包都丢到了地上，像野兔一样哧溜一下就逃窜走了。克劳德目送他们远去。

“也许我们该去公寓。”他说着又摸出了那块脏手帕。他像是拿不定主意，这在今天是头一回，也是自布兰琪认识他以来头一回；也就是在这一刻，她明白什么都变了。

“胡说。”布兰琪回答他。一股热血突然涌上来，陌生的热血，这股热血不是她自己的，而是一个有胆量的女人的，这个女人坦坦荡荡，没什么需要藏着掖着，怕被纳粹发现。接下来的举动令她自己都感到意外，更别说克劳德了。她拎起几个行李箱，大步迈向两个士兵。“我们要从正门进去，克劳德·奥泽洛，你可是丽兹的总经理。”

克劳德开口反对，但这次总算没有跟她争起来。他闭上嘴，默默地走向两个士兵；那两人都跨前两步迎上来，但是没有举起武器，谢天谢地！

“这位是克劳德·奥泽洛先生，丽兹酒店的总经理。”布兰琪从来没说过这么地道的德语，流畅而自信，连她自己都没想到，丈夫更是满脸都写着惊讶。毕竟，在他看来，自己这位在美国出生的妻子说法语的口音实在是难听得无人能出其右，所以听到这句无可挑剔的德语，他大吃一惊。

但说句实在话，奥泽洛夫妻自打相识那会儿起就时不时令对方感到意外。

“我是奥泽洛夫人。我们想跟你们的长官谈谈，马上。快点！”

士兵似乎被震慑住了，其中一人跑进了酒店。克劳德悄声说：“天哪！布兰琪。”布兰琪注意到他抓着包的手攥得更紧了，知道他正在使出洪荒之力克制自己，否则会不由自主地在胸前画十字，摆出他那副法国天主教徒的烦人样。

尽管四肢在颤抖，布兰琪仍然站得直直的，昂首挺胸，那样子甚至有点盛气凌人。当一个面部潮红的小个子军官出现时，她已经胸有成竹，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

她是布兰琪·罗斯·奥泽洛，她是美国人，也是巴黎人，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事——过去、现在、将来不一而足的很多事——从这一刻开始她都必须向外界隐瞒。可说实话，这二十年来，绝大多数的事她不一直在隐瞒吗？这点她很擅长，就是骗人；她必须承认，在这方面，丈夫也是高手。

也许，正是这点，把他们分开的同时，又把他们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奥泽洛先生！奥泽洛夫人！很高兴见到你们！”指挥官从门内跌跌撞撞地滚出来，跟他们打招呼，操着德语发音特有的滑腻喉音，但他的法语讲得无可挑剔。他向克劳德点点头，然后俯身去吻布兰琪的手，她及时把手藏到了身后。

因为手突然间开始发抖。

“欢迎回丽兹。久仰大名。是这样的，管理人员都挪到另一边去了，”纳粹分子朝后面的康朋街扬扬头，“我们——我们德国人——已经在旺多姆广场这边安顿下来了，多亏你们的员工热情好客。其他的客人都在康朋街那边。我们冒昧地把你办公室里的私人物件都搬到了别处，就在那边大堂上的游廊。你会发现许多员工都好好的，毫发无损，在等你指示。”

“好，好。”布兰琪听到自己这样回答，就好像每天都会碰到纳粹军官似的，她都忍不住佩服自己的演技。真是见鬼，非得要德国人入侵，才把她打造成自己梦寐以求的好演员。“正合我意。好，你能叫人帮我们拿一下行李吗？”

她转过头去冲克劳德莞尔一笑，让他安心。这一看，吓一跳——丈夫那张脸，虽然在法国南部晒成了健康的古铜色，但看得出此刻已经失了血色。两名士兵开始拎行李，当他们要去拿他手上的箱子时，她注意到他抓得更紧了，因为用力，手上的关节都变白了，脖子上两条僵直的肌肉一抽一抽的。她疑惑地瞟了他一眼，但他不动声色，看上去很镇定。

他们跟着两名士兵穿过广场，向左一拐，进了狭窄的康朋街，窄归窄，但时髦得不得了。她又感觉到有人在盯着她。她伸出手，握住克劳德的另一只手，他紧紧抓住她。两个人十指相扣，脚步就不会踉跄。这一点，她确信。当纳粹士兵“护送”着夫妻俩走向丽兹的后门时，当现实中的一切都走样时，在这个失去真实感的幻境中，她唯一确信的只有这一点。

他们跟着士兵走进这个小一些的大门，狭小的大堂一下子就挤满了熟悉的面孔，惊恐、苍白，但看到奥泽洛夫妇回来后顿时绽开笑颜，如释重负。布兰琪也笑盈盈地向大家点头，但他们没有停下来聊。布兰琪感觉丈夫不在状态，没有回家该有的心情，没心情接受阔别近一年的员工的问候——这些员工，简直算得上是他的家人，他自己的孩子。通常情况下，他会把她丢下，去跟他们叙旧，他会在办公室里打开一瓶波特酒，听大家讲各种故事，就等他回来讲给他听的那些故事：年轻的花匠走了，嫁给了她的男朋友；黄油供应商换人了，因为原来的那个过世了，他的孩子把乳品店卖了。

但是今天，布兰琪怀疑他已经知道大家要告诉他的不是什么令人愉悦的琐事，而是在德军入侵时，有员工在混乱中失踪，有年轻的侍应生在战斗中丧生，那个姓查巴的年轻的美女花匠其实并没有结婚，她千方百计地想搞到去英国的签证，还有纳粹在他的酒店里怎么发号施令，立规矩——对，她丈夫觉得丽兹是“他的”，虽然恺撒·里兹一家才是真正的主人。他在那方面很傲慢，她的克劳德；如果她够诚实（她允许自己每天至少诚实一次），就得承认这是她最欣赏他的其中一点。

克劳德急得要命，三步并作两步往他们的房间赶。布兰琪撒开腿，一溜小跑才跟上他和士兵。士兵穿着黑靴子，钢鞋尖砸着毛绒地毯。她意识到自己在担心——谁让她是丽兹酒店总经理的妻子呢——她担心地毯会承受不了这样的虐待，要知道这些地毯娇生惯养，更适应用皮革制作的纤细而精致的鞋跟啊。这时，她又想起了自己的鞋，现在她鞋子上的泥巴也踩进了地毯；很长时间以来，这是她第一次觉得自己没有环境重要。

多年来，布兰琪已经习惯盛装打扮，行头须与丽兹的排场相称。这个地方有种说不出的魔力，驱使你穿上最好的衣服，挺直腰杆，端正坐姿，轻声细语，戴上最好的项链，出场前还要再照一下镜子，然后才昂然踏进大理石大厅。大厅的每一面都在闪闪发光，而那些擦拭打磨的员工一看到客人，就会迅速遁入隐蔽的储物间和角落，于是人们会觉得这就是一座神奇的城堡，只有在夜间，才会有精灵出来悉心打理它。

可现在她注意到，盛着棕榈树的大瓮中插着纳粹党旗。富丽堂皇的厅堂走廊和休息区一片寂静；每扇擦得锃亮的门背后，都贴着一只耳朵在偷听。她又忘了她的鞋。

夫妻俩被带到他们原本住的套房，原本就在康朋街这一侧，省事。两个士兵把行李整整齐齐地码放好，布兰琪没给他们小费。她怎么可能给纳粹分子小费呢？他们走的时候，她只是点了点头。克劳德和布兰琪互相背过身去，回避对方，似乎离开那么久，这一刻终于回到家，虽然噩梦一般，一时间两人还是激动得不能自已，需要沉淀一下。于是两个人像游客一样，开始走来走去，东看看，西看看。布兰琪惊奇地发现每样东西的表面都有一层厚厚的灰，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金色的墙纸上有几道小小的裂纹线——在德军占领巴黎之前，这附近是不是投过炸弹？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霉味，就好像这个小套房（在丽兹算是小的）一直在屏着气，直到他们回来，才又开始呼吸。她打开一扇窗；下方有一群纳粹士兵，有说有笑，就像放假的小学生一样快乐。

“你刚才为什么像个心虚的孩子似的？”她哆嗦了一下，下意识地缩回，离开窗边，转向克劳德，他还抓着自己的箱子。

“我有……”他呵呵笑了几声，笑声在颤抖，整齐的小胡子也在颤抖，微微凸出的眼睛一眨一眨的。“噢，小琪，你这个傻女人。我带着证件。”他拍了拍箱子。“非法证件，空白旅行证和复员证明。我从卫戍部队那里偷的，我在巴黎这里可以给……给有需要的人。要是刚才被纳粹发现，我就得进监狱了。”

“我的天，克劳德！”现在轮到布兰琪面色惨白了；她想象着那个场景，瘫软无力地跌坐进椅子。“哦，克劳德，我们离开尼姆的时候，你就该告诉我的。”

“不。”克劳德摇摇头，摸了摸衬衣的领子，“不，布兰琪，有些事你不应该知道，这是为你好。”他又恢复了常态，所谓“常态”，就是作为布兰琪的丈夫的样子，让她火冒三丈的法国丈夫，动不动就搬出那套规矩、论调来压人，动不动就说教。他们已经结婚十七年，他还想把她这个叛逆的美国摩登女郎改造成一个顺从的法国小媳妇。

“哦，克劳德，不会又来这一套吧？我们一起经历了过去这一年，再加上今天，你还要来跟我扯这一套？”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布兰琪。”丈夫一本正经地说。通常情况下，他这自负傲慢的腔调，往往如同斗牛士的红披风，能条件反射地激起她的怒火。她突然心头一惊，愧疚地想起来，墙纸上的有些裂纹早在他们离开前就有了。这是花瓶和烛台飞过去留下的痕迹，某一次争吵的战果。争的无非又是婚姻（确切地说，是他们的婚姻）的本质，他们已经为这个问题吵了无数次。

但是今天，布兰琪提不起劲来吵——她实在太累了，六神无主，而且突然间，酒瘾犯了。上一次喝酒是什么时候？几天前吧。她笑了；这笑声在嗡嗡作响的耳朵听起来很轻很轻。德国人入侵可真是个戒酒的“好”法子。

“好吧，就这样吧。”她说完这话，下意识地抹了一下眼泪，自己都没想到会掉眼泪。“恐怕也只能感慨一句‘曾经拥有’……”

“你说什么呢？”克劳德皱起了眉头，他在各个房间转来转去，找地方藏他的违禁证件。

“我的意思是，说到底，还是老样子。之前在尼姆，我们总算有点夫妻样了，可那又有什么用？对，德国人是占领了巴黎，可你还是在跟我撒谎。”

“不，不，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克劳德说这话的时候，带着几分忧伤，布兰琪很意外。他把箱子放到桌上，仿佛没力气再承受这个负担。他的表情柔和了，看起来似乎年轻了，温顺了，会笑了，就像他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样。有那么一刻，他流露出几分悔意。布兰琪身子倾向他，双手在心口交握，像个少女，一个傻乎乎的但满怀希望的少女。

可是克劳德并没有向她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布兰琪耸了耸肩——就只有这点，得到她丈夫认证，觉得绝不亚于法国女人。然后，她开始把东西从行李箱里一件件取出来。

“哎，”克劳德挺背往后伸展了一下，骨头嘎吱嘎吱地响，听起来有点吓人，平日里镇定自若的面容此刻显得十分疲倦，布兰琪看在眼里，纵使心里失望，还是闪过一个念头，想放水让他泡个澡，然后逼他上床，给他掖好被子，“我得去找里兹夫人，看看那边的情况。德国人看样子是住在那边。这可是恺撒·里兹亲手打造的宝殿啊，现在居然被纳粹霸占了，他泉下有知，肯定会气得躺不住的。”

“走吧，走吧，把你的宝贝丽兹每寸地方都走一遍，不然你心神不定，啥事都干不了。我知道你的，克劳德·奥泽洛。不过晚点我们是不是该回公寓啊？去看看那边的情况？”布兰琪终于想起了在埃菲尔铁塔的阴影下蒙田大道上的那套宽敞的公寓。在混乱的撤退过程中离开尼姆的那刻起，夫妻俩的目的地，一直都是丽兹。这是他们的“真北”[真北（true north）是指沿着地球表面朝向地理北极的方向，是真正的、恒定的北极点。指南针所指示的“北”被称为磁北（magnetic north），会随着时间变化而改变。——编者注]。但他们确实另外还有个地方可以待，那里没被纳粹霸占。一想到纳粹士兵潜伏在丽兹的每个角落，布兰琪就心惊肉跳，她想逃走，想躲起来。刚刚在外面装得那么大无畏，把纳粹当乡巴佬一样使唤，此刻已经变了个样——现在，她只是个女人。

一个受了惊吓的女人，没有真正的家，这里毕竟是异国他乡，而且还被可怕的敌人侵占着。在这种情形下，她不由自主地要去依赖丈夫，纵使她很不甘心，很恼火，因为他常常令她失望。

在这方面，两人几乎不相上下，她也常常令他失望。

“我看不必。”很明显带着他那种居高临下的口吻；照平常，布兰琪听了只会火大，此刻却松了口气，安心了些。“眼下要是实施定量配给或者出现物资短缺，我们最好还是待在丽兹。德国人肯定要保证他们自己样样优先，有多出来的，我们兴许可以蹭一点。”克劳德犹豫了一下，走到妻子跟前，把她揽进怀里，在她耳边轻声细语。

“我的小琪，今天你真勇敢。”他语调轻柔，听得布兰琪禁不住颤抖了一下，越发往他怀里钻。“很勇敢，但最好别那么逞强，好吗？现在不是时候，等将来——等将来吧。”

她点点头，他说得有道理。嗯，他总是有道理，她的克劳德，除了在某一方面，很重要的一方面。可她还是任由自己靠过去，靠在他身上。他不高，不魁梧，也不健壮，但是他总能令她有安全感，从一开始就这样——像他这样自信，这样正直正派得烦人的男人，是有这能耐的，尽管他手掌很小，颈项还跟舞者一样纤细。所以她依偎着他，毕竟，除了他，她已经一无所有。天刚开始塌下来那会儿，她本可以回美国去，她本可以去另一个国家投奔旧情人，找那个可以安全地待在场边、不被卷进这场荒诞的马戏的男人。但是她没有，她留在了法国，守着这个男人，她的丈夫。

总有一天，她该好好问问自己为什么；但不是今天，这一天实在够她受的，她得好好喝一杯。

克劳德走了，虽然说好不会去太久，但他们心里都清楚，这话等于白说。等他一走，布兰琪就决定好好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样子，她已经好几天没照镜子了。一头金发，不是天然的。右手戴的红宝石戒指，不是真的——几年前，她就把首饰当了，弄了枚假的，克劳德一直蒙在鼓里，他要是知道，不会认同她的理由。脖子上那枚精美的金十字架还是丈夫送的结婚礼物，当时她觉得是个笑话，但很快就意识到不是那么回事。她手提包里的护照，天天带着，已经皱了，软了。说白了，这些都是笑话，她以前是这么想的，心里很不好受。

如今，一切都是笑话，是闹剧，是虚假的把戏。

她所处的这个新的现实，这个新的噩梦，离她当初第一次离开美国后遇到的那个男人，那个巴黎，那个丽兹是那么的遥远，远至光年以外，遥及天地玄黄。十七年前，恍若隔世。

隔了一个梦，几个梦吧，大多数都是没有实现的梦。

梦不往往都是这样吗？！这点布兰琪清楚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