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

布兰琪抬起头，惊讶地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当前灰暗的噩梦中，不再是过去那玫瑰色的浪漫；她甚至惊讶地发现自己还提着从公寓里拿出来的帽盒。她还迷了路，不在蒙田大道上，拐到一条小街上来了。她慢慢地认出了这个地方；全是熟悉的小店——奶酪店、葡萄酒店、糕点店。她以前常来这里消磨时光，以前——那个时候。

“夫人！”

有人在向她招手，站在门口，头转来转去，在找什么东西，也可能是什么人。那是个老头，站在一家巧克力店门口，手里拿着一盒巧克力，盒子扎着漂亮的丝带。

“夫人，这个送你。劳驾，来——礼物。”

“什么？”

“来——我送你一个礼物！”

“你到底什么意思？”

“礼物！重逢的礼物！”

不可以，她知道不可以。克劳德叮嘱得还不够吗？她难道没有听说过有人——普通市民——在他们不该去的地方东张西望，然后就消失了？但她控制不住自己，她决定去调查一下。她扫了一眼四周，看看有没有人在注意她，然后跟着老头进了店。老头把那盒巧克力塞给她，兴奋地说：“我记得，你是美国人！好长时间没有看到你了。”

“是的，嗯……”布兰琪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高兴见到她。她又不是他的老主顾。说实话，她很少来这里买巧克力；丽兹附近有更好的地方。

“来，来。”他抓住她的帽盒，一蹦一蹦地朝店堂后面跳——一条腿似乎有点僵硬——店堂后面看起来是空的。她跟着他，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只知道自己很好奇。真是个奇怪的小老头。

“这里！”他打开一扇门，那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储藏室，他把她推了进去。“看。”他的语气透着责备。

她看到一个年轻人坐在桌旁，身上的衣服非常不合身，实在太大：厚厚的渔人套衫，粗花呢裤子，破靴子。他面色苍白，憔悴，一头乱蓬蓬的金发微微发红。他冲布兰琪眨了眨眼，很惊讶，显然没想到会看到她，她也一样惊讶。

“跟他说话。”老头催促布兰琪。一个年轻些的男人——说是店主的表弟——急切地点点头。“跟他讲英语，他听不懂法语。”

“他自己找上门来的。”这位表弟一边说，一边在搓脸，一只手把整张脸都抹了一遍，“不能怪我！”

“你好？”布兰琪用英语对男孩说。他一下子哭了起来；另外三个人惊得面面相觑。

“哦，天哪，抱歉！”士兵擦了擦眼睛，身体在发抖，“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我的母语了。”

“你是英国人？发生了什么事？你为什么在这里？”布兰琪坐下来，从老头手里接过一大杯红酒，心想要是烈酒就好了。

“好几个月前我被击落了，从那以后就一直躲着德国佬。像个包裹一样从一个地方被传送到另一个地方，想要回家。昨晚我错过了我的联系人，也可能是他错过了我，我就敲开了这家伙的门。”他指指那位表弟；对方愁眉苦脸地摇了摇头，自认倒霉。“我觉得他不太高兴。”

“对。”布兰琪瞟了一眼另外两个人，他们像热锅里的油一样躁动。

“你会帮忙吗？把他带走？”表弟用法语问她。

“现在？”老头又接着补充，那样子极度迫切。

“我能做什么？”她问了两遍，英语和法语各一遍，但不管是哪种语言，都没人回答。于是她站起来，走了几步，停下来仔细打量这个飞行员。他稚气未脱，虽然已经好几天没刮胡子，但瘦削的脸颊上还是没多少胡茬，有着孩童的柔嫩。他还是个孩子——

他都可以当她儿子了。

“好吧。”布兰琪做主了。一下定决心，她就感觉自己很激动，一下子有了活力，尽管危险是免不了的。

因为她终于出力了，终于行动了。不再是路过的时候，看到受伤的人，往他们手里塞点钱；不再是紧贴着墙，沉默地看着一个家庭在她眼前被毁掉。这一次，她终于要做点实事……实事……

她反应过来，她并不知道该怎么做，但她觉得自己认识的人中有人知道该怎么做。“我能打个电话吗？”

“如果你觉得这么做明智的话。”老头指了指摇摇晃晃的茶几上放着的一架老式电话。她拨通了丽兹，向新的接线员（当然是个德国妞）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要求接通酒吧的电话。她必须非常小心；克劳德警告过她，德国人会监听所有的电话。

“弗兰克？弗兰克，是你吗？”

“布兰琪？”背景声很嘈杂，但听得出来电话那头是弗兰克·迈耶的声音。弗兰克，能人。

有求必应。

“弗兰克，我……我这突然来了个客人。你知道现在邮路有多糟，他给我寄了封信，但一直没有到。问题是，我没有……我没有地方给他住，我想你可能认识什么人有地方给他落脚。”

停顿了一下；她听到了玻璃杯叮叮当当的撞击声，冰块的晃动声，还有纳粹的语言。隐隐还能听见斯巴茨畅快淋漓的笑声。

“这位客人在哪里？”

“我们在买巧克力，让他带回家的。克雷芒-马罗街7号？”布兰琪看看老头，对方点点头，饱经沧桑的脸上笑开了花，如释重负。

“待在那儿，别走开。”弗兰克说着挂了电话。

布兰琪扑通一下又跌坐进椅子，紧张得大汗淋漓，衬衫被汗牢牢地黏在胸口，她拉起衬衫透气，又要了一杯酒，眼睛盯着钟。在漫长得令人坐立不安的几分钟里，没人说一句话；年轻的飞行员把头枕在手臂上，很快就打起了呼噜。两个法国人惊得目瞪口呆，傻傻地看看对方。铃声响了，老头一下子弹起来，布兰琪的心跳得咚咚响，但等他蹦回到店堂，她松了口气——只是个顾客，一个女人在用黑市马克买蜜饯橘皮。布兰琪听到他在接待她，最后，他那不均匀的脚步声又离储藏室越来越近。

她跳起来，把椅子都撞翻了，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因为跟老头一块进来的是格里普。格里普先看看布兰琪，然后又看看那个年轻人，点了点头。年轻人此刻已经抬起了头，睡眼惺忪。

“走吧，行动吧。”

“什么意思？”

“有一个地方，一艘驳船，在塞纳河上，是个联络点。他到了那里，就可以回家了，顺利的话。我可以带他去。”

“你？”布兰琪打量着他；格里普看起来像，嗯——格里普。她认识他快二十年了，这个个头矮小、满脸沧桑的魔术师，他是弗兰克·迈耶的一位“朋友”，一门失传的艺术的专家（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一边还哀伤地摇摇头），只不过，这门艺术是伪造艺术，这行就剩他一个了。你是否需要给一具不方便处理的尸体开个死亡证明，但又不想联系当局？格里普能办到。你是否需要一张结婚证来申请寡妇年金（其实按理说，你并没有资格领）？格里普能办到。你是否需要一本新的护照，也许换个名字，换个国籍，换个宗教？

格里普能办到，给钱就行。

格里普笑了笑，还是和往常一样紧张兮兮的。他对咖啡因上瘾，她觉得他原先应该是土耳其人。也许吧？跟莉莉一样，格里普也不太谈论过去。布兰琪第一次意识到，这是她和那些神秘、好斗的难民之间的共同点；她最近似乎总是被这些人吸引。看到格里普右手食指和大拇指上那永久性的墨渍，布兰琪忍不住笑了。但这里需要的不是什么做假证的专业技术吧？

“你以前做过这种事吗？”布兰琪怀疑地问，“你——这样帮过别人？”

“我做过一次，是一个朋友。”

“那个朋友现在在哪儿？”

“这得问德国鬼子，自从他们抓住他后，我就再没见过他。”格里普哈哈哈地笑起来，似乎这是个天大的笑话。他擦了擦眼睛——笑得眼泪都出来了——然后稍微正经了一些。“路上有德国士兵，我们得趁天还亮着赶紧走，白天人多，他们不像晚上那样拦那么多人。”

“但如果他们真的来拦你，你怎么办？”

他又被逗乐了，耸耸肩。“跑啊！”

年轻的飞行员虽然不懂法语，但一副惊恐的表情；眼睛又大又亮，满眼都是害怕。

“不。”布兰琪在那一刻做了决定，“不，我来做。”

“你！”在她听来，这一声是在场的四个男人同时说出来的，而且是同一种语言。

“是的，我。我会说德语。还有谁会？”

没人回答。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她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服——朴素，没啥特别的，就裙子和衬衫，鞋也舒服——她觉得这一身没问题。至于男孩——嗯，眼下也不可能给他弄一套德国士兵的军装来，虽然她相信弗兰克能搞到。但他现在这身装束，套在骨瘦如柴的身体上，松松垮垮，很不合身，倒是可以冒充一下伤兵。他绝对够苍白；布兰琪有点好奇，他最后一次见到太阳是什么时候。

“他是在养病的德国士兵，对。”她向格里普和另外两个人解释，“我带他出去散步。要是德国鬼子问话，我可以回答。他们会以为我是他的德国护士。而且他发色也浅。”她上下打量这个年轻人，而他看着她，眼里饱含信任，绝对的信任。说实话，现在信她，还为时过早，他也有可能会失望——她面前有那么多的障碍，她不敢细想——但她是他唯一的希望，他没得选择，只能让自己相信她会成功。

她也没得选择。

“再跟我说一遍，我该把他带到哪里去。”

“一条驳船，让残疾鸽子待的地方——你看得到的，就在奥斯特里茨桥下面。”

“这么远？”布兰琪能让这个年轻人撑多久？他就只剩下半条命，路上万一有什么情况，怕是混不过去。

格里普耸了耸肩。“就这么远。”

“好吧。”她向男孩打了个手势，用英语向他解释，“我是你的德国护士，你是德国兵，生病了，被我带出去散步。如果有人跟你说话，就说‘加窝勒’[德语Jawohl，是。]，听到了吗？其他啥都别说，一个字都不要说。你可以点头，可以摇头，可以打喷嚏或咳嗽，可以说‘加窝勒’。但不管是不是有人拿枪指着你，也不管你是不是看到我倒立或者开始胡言乱语——你都不要跑，听到了吗？你一句英语也不要说。”

“我觉得我做不到。”他轻声说，两眼泪汪汪的。天哪，他至多也不过十九二十岁的样子。这个该死的世界让这样的孩子承受这么多，布兰琪义愤填膺，火气大得够他们两个人的份。

“你可以的。你之前驾着飞机扫射这些混蛋，现在也可以从他们当中走过去。你不用开口，我来。”她把手搭到他肩上；他在颤抖。“相信我。”

说这话时，她洋溢着一种超凡的平静——几乎带着灵性的光辉，不是基于她自己的人生经历；如果换个人，可能会说那是她祖先的灵在指引她，或者说那是莉莉的灵，此刻正在某个地方引导她。

“好吧。”该走了；格里普说得对，等到太阳快落山时，在外面晃就太危险了。布兰琪扶起她“监护”的孩子，向格里普点点头，提醒他：“如果到十二点我还没回到丽兹，告诉克劳德。”她和那两个法国人挥手告别。他们抓着对方，喜极而泣，庆幸这烫手山芋这么快就脱手了。

出门前的那一刻她想起了什么。

“这个我拿走了。”布兰琪冲回储藏室，拿起很久很久以前老头招呼她时手里挥的那盒巧克力，可其实，四十五分钟前她才离开公寓。“反正你已经送给我了。我会回来拿帽盒的。”

她把巧克力塞进坤包，领着小伙子出了门，走到了阳光下。他眯起眼睛，被阳光刺得泪水直流；这几个月来，他一定只习惯黑夜。美国佬布兰琪和英国飞行员走在德国人占领下的巴黎街头，一旦暴露，两人都会没命——问都不问，直接枪毙。但今天阳光很明媚啊，以前不是这样的。还有好看的树，红艳艳，金灿灿的；树叶在他们脚下嘎吱嘎吱作响；街角有人在卖热栗子；孩子们在花园里玩耍。真好啊，她差点脱口而出抒发感想——用英语。谢天谢地，幸亏及时咬住了舌头。布兰琪尝到了血的味道，这味道提醒了她：肉会穿，骨会折，血管会断。尘归尘，土归土。

他们还在走。她的腿比她的神经稳定得多，像是知道该把她带到哪里去。两人三步并作两步赶到香榭丽舍大街的地铁站；布兰琪选了一节只有几个德国兵的车厢，她把年轻人推到座位上，自己站着，她做了个决定，清了清嗓子，然后开口。

“Es ist immer so überfüllt, nicht wahr? Nicht wie zu hause.（总是这么挤，是吧？不像在家乡。）”布兰琪转过身，对着一个德国兵，挤出一个颤颤巍巍但迷人的微笑（但愿！）。德国兵抓着她旁边的扶手，枪在皮套里。他咧开嘴笑了，可她眼角的余光瞥见她带的那个年轻士兵顿时紧张起来。

“Ja, immer. Und auch schmutzig.（是的，总是这样，还很脏。）”士兵附和她。

布兰琪请他吃巧克力；他微笑着拿了一块，然后转向他的同伴，他们开始讨论这里和家乡两地之间的邮政服务有多糟，她的年轻人放松下来。布兰琪不敢再冒险，她冷不丁地也开始发抖，但她觉得——她真希望——做到这程度已经够了。

布兰琪和她的“受监护人”在巴士底站下了地铁；布兰琪紧紧地抓着他，迫使他只能慢慢走，她能感觉到要是不拽着他，他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冲出去，她在他脸上看到了恐惧，逃跑的欲望。他的肌肉也给她这种感觉，绷得硬邦邦的，划一根火柴就能点着。

她自己也有这种感觉——照肾上腺素在体内狂飙这劲头，她可以跑得比黑豹还快。她浑身湿透，衬衫又牢牢地贴在胸口。但她紧紧拽着他，让两个人都慢慢地稳步前进。偶尔，她会用德语大声叫他休息，他也能领会，因为每次她都会朝长凳点点头。就这样，他们走走停停，穿过相对安静些的街道，朝奥斯特里茨桥走去。这是巴黎最丑的桥之一，就连克劳德都对它提不起兴趣。这里没有装饰着鲜花的漂亮的小游艇——这种游艇都拴在离市中心近一些的地方——这里只有工业商用驳船。布兰琪一条条看过去，找过去，终于发现在一条小一点的船上，船头有根杆子挂着一只鸟笼，鸟笼里有两只断了翅膀的鸟，翅膀缠着绷带，松垮垮地垂在身体两侧。

“残疾鸟。”布兰琪用英语低声说。

飞行员的瞳孔放大了，他看着她看的地方。

“那里。看到了吗？”

他点了点头。

“接下来你得自己过去了。一个普普通通的驳船工人，让一个女人陪着上船，说不过去。你现在这样子就是个驳船工人，不会再有人盘问你的，肯定没问题的。”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开始结巴。她要是眼里没泪水，心里没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暖意，那就怪了。她摇了摇头，不想让他看到她这样子。她不是他母亲；他也不是她儿子。

她把他推开，看着他两手插兜，低着头，慢慢走远，走到桥的另一头，然后拖着脚走下通往河边的台阶，上了驳船，消失在她的视线里。在这过程中，她意识到自己并不知道他的名字；她一次也没问过。可现在，她很想知道，万分迫切，甚至差点冲过桥去。她渴望一种关系，一种比记忆更长久的东西——将来有一天，她有可能会忘了这段非凡的冒险经历——她渴望有种东西将她与她帮助过的人联结起来，真正的帮助，而不只是路过，不只是站在远处观望，也不只是慷慨解囊，施舍金钱。如果她有他的名字，她可以写下来。等到有一天（老天，这一切终有一天会结束吧？），去找他，他也可能会回来找她，可是不行，他也不知道她的名字。

但她明白这样更好。万一……万一她不敢去想的事真的发生，这对他俩都好。于是，布兰琪转过身，眨了眨眼睛，忍住眼泪，脚步轻快地朝丽兹走去。路很远，但她需要走走。

她需要在地面上，与活着的人在一起，与被追击的人在一起，与做实事的人在一起。因为她终于觉得，这么长时间以来——甚至是结婚这么多年以来——她在他们中间有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克劳德，我——”她回到丽兹，对着吧台后面的弗兰克·迈耶灿烂一笑（他也如释重负地咧嘴一笑），冲进他们的套房。“克劳德！噗仔——你不会相信我刚才做了什么——”

“你跑到哪里去了？”丈夫瞪着她，然后看了看他的怀表——老古董，跟他这个人一样，“都这么晚了，你走了好几个小时了。你这自私、不懂事的家伙。你去哪儿了？你有没有想过我，我有多担心你？不，你只想你自己，不是吗？”

丈夫，她曾经的救星，此刻板着脸，怒气冲冲。他没有看见她：布兰琪——勇者布兰琪，需要敞开怀狂喝一通的布兰琪。没有，他只看到这段时间让他烦得要命的妻子。毕竟，他还有一个酒店要管，这个酒店里满是纳粹分子，他得点头哈腰伺候他们，容不得半点怠慢。他没时间来听她讲她做的那些傻事，不争气的布兰琪，爱唠叨的布兰琪——他不是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过她吗？

她想说自己有多了不起，多自豪，多勇敢，她想说的话扑落到地上，没有说出来。克劳德看不到，看不到这些破碎的、被毁坏的东西，这些胎死腹中的东西。

但是布兰琪看得到。她跨过它们，走向洗手间，关上门，对着洗脸盆干呕。门外，卧室里的电话响了一声。

他们套房的门开了，又关上了。

她终于从浴室里出来，走进空荡荡的房间，她仍然可以看到它们在地上，她的话，她的故事，她不会再讲给丈夫听的故事。

因为这个负心汉王八蛋他不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