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兹每天都有人消失不见。上午开员工会议时，有谁不在场，一目了然。大家脸色苍白，目光闪躲，不敢在一个人身上逗留太久，脚动来动去；也许还会有清洁女工哽咽着低声向圣母玛利亚祷告。克劳德已经明白，这种时候不能问有谁知道为什么某某没来。

没人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可明明却什么都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这就是近来巴黎的情况。

有时候，过个一两天，失踪的员工会在一阵欢呼声中出现。“来瓶香槟。”克劳德会大喊一声。然后就有人从别处——德国人不知道的某个储藏间——拿来一瓶酒。有时候，这个员工会有新鲜的瘀伤，皮开肉绽的伤口，这种伤口很快就会硬化成深深的伤疤。有时一条手臂吊着三角巾，有时一只手缠着绷带，少了几根手指。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克劳德会特别留意这个人。他把所有可以当毒药用的东西都锁进自己的办公桌；睡觉的时候，钥匙就放在枕头底下。不能让一滴碱液无意间混进汤里送到长廊另一头去，也不能让一片毒芹夹在沙拉叶里。克劳德就怕有人这样来报复，太蠢了——干掉一个纳粹分子，他手下有多少人要因此遭殃？他得尽全力保护这些人，他的人，因为这是他的丽兹。他们私下里做什么，他不想知道，也不想去管。

然而，有时候，失踪的员工并不会回来。他们已经学会了再等等——一周，或许两周。之后，克劳德会找人顶上。

但他会写下失踪者的名字，名单就放在抽屉里；这个抽屉里，他还存放着所有有毒物品和弗兰克·迈耶给他搞到的一把左轮手枪。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他隐隐约约有个念头，等——等这一切都结束后，如果真的能结束的话，再去找他们。但或许，只是需要通过记录他们失踪来标记他们存在。

冬季赛车场那场悲剧发生后的几天里，这份名单又变长了。在克劳德看来，这是个特别黑暗的日子，因为是法国人干的，不是德国人。他们抓自己人，这是头一回，没人能让克劳德相信这是为了保护全体民众。法国人抓法国的犹太人，有些是新移民，有些是几十年前就过来的，来寻求庇护，寻求更好的生活。他们抓捕从其他国家移民过来的已经成为法国公民的犹太人。他们拽起小床上的幼儿、怀里抱着婴儿正在哺乳的母亲和抱着布娃娃蹒跚学步的幼童。主要是妇女儿童；男人早就被带走了，只不过没这么明目张胆，他们被关进了德国人说是专门制造弹药和战争物资的劳工营。

那么，这些妇女和儿童又会对他人构成什么威胁？他们蛰伏在阴暗中，苦苦等待亲人，已经够惨了。说来可笑，阴暗的生存空间里唯一明亮的东西，竟然是他们衣服上那枚黄色的大卫之星。为什么要把他们从阁楼、储藏间一样的蜗居和单间公寓里拖出来，塞进玻璃圆顶覆盖的室内赛车场，别说吃的，甚至连个粪坑都不给他们？这是法国警方干的，他们的警察和警长。他们开的卡车，他们敲的门，他们把着枪，他们把这些可怜的人推进了这间温室。温室成了地狱屋。他们被关了五天，缺水，不透气，看不到希望，活下来的人又被带到德朗西、博恩拉罗朗德和皮蒂维耶的集中营，或者还有其他什么不知道的地方。

谁下的命令？巴黎城内，只需要当看客的那部分幸运儿，街谈巷议，都在问这个问题。丽兹酒吧里的人也在聊。弗兰克·迈耶坚持认为是维希政府；另一些人说不是，肯定是纳粹，他们逼迫维希干的。克劳德认同弗兰克的看法；他知道反犹太主义在法国文化中根深蒂固。他跟他那一代的其他人一样，是在德雷福斯事件的教化下长大的。

那天，丽兹失去了十名员工，他们都可靠，勤劳，大部分是女性。他们再也没有回来。

德国人满意地笑了，他们举起杯子，庆祝这场胜利。阿道夫·艾希曼跑到丽兹来跟斯图普纳格尔一起幸灾乐祸。艾希曼这家伙，光是听到他的名字就已经让人毛骨悚然。他们坐在露台上。这是7月，非常美好的一天；克劳德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一天百合盛开，空气中弥漫着玫瑰花香，蜜蜂嗡嗡叫着在花丛中流连。他们又笑又唱，兴高采烈，因为就如艾希曼说的，“想想看，今天的巴黎比昨天少了一万犹太人”。

“空气都感觉纯净了些。”冯·斯图普纳格尔附和道。

克劳德在一旁看着，招呼他的时候就一个箭步迎上去。他点头哈腰，他招呼侍应生给他们上鱼子酱，添香槟。

尽管艾希曼很高兴，但巴黎还有犹太人。在这里出生的犹太人留了下来，有时候他们也会离开，只是没有那么明显——不是大白天的传唤，而是午夜的敲门声。但是现在，巴黎的每一个犹太人都有一颗星，都在盖世太保[盖世太保是德语“秘密国家警察”（Geheime Staatspolizei）的缩写Gestapo的音译。它在成立之初是一个秘密警察组织，后加入大量党卫队人员，一起实施“最终解决方案”，屠杀无辜。——编者注]总部有一份案底。没有人是安全的。别傻乎乎地以为他们会对犹太人就此收手。克劳德雇用的那些气质柔弱的男孩，阔太太们最喜欢的那些人，下班后在翻领上插着绿色康乃馨的那些人，他们会怎么样？那些有残疾的人呢，比如格里普（弗兰克·迈耶还以为克劳德不认识这个人，他当然认识，格里普瘸了一条腿）？那些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美国人呢，比如布兰琪？

布兰琪和克劳德第一次看到黄色的星星时，他们在半道上停下了脚步。是的，他们知道这道法令，但在印象中，那只是个概念，难以想象。他们甚至还开玩笑——香奈儿会不会独出心裁，设计出一颗别致的黄星，高价售卖？直到那天他们在一家咖啡馆愉快地享用完午餐后，在回家路上亲眼看到。

这是为了让布兰琪远离莉莉，克劳德的其中一项计划，因为，天公不作美，这个女人回来了。克劳德是这样分析的：假如多花些时间陪布兰琪，也许她就不会找莉莉来陪她了，当然也只是“假如”，因为他确实抽不出时间。莉莉会把妻子带坏。两人凑一块，似乎整天整夜除了喝酒什么也不干。她们勾肩搭背，踉踉跄跄地晃进丽兹，站都站不直，嘻嘻哈哈，不知道在傻笑什么。烂醉如泥的莉莉经常得睡在他们房间里，这种时候，她蜷在扶手椅里，布兰琪在床上打呼噜，而克劳德不得不在他办公室的小沙发上熬一夜。

“克劳德，你棒啊。”有一天晚上，莉莉一边咕咕哝哝地对他说着这话，一边踢掉自己的鞋子（一双男式战靴！），在椅子上坐下来，眼睛半闭着，蜷成一团，像只猫一样。

“克劳德超可爱的，是吧，噗仔？”布兰琪说着，打了个嗝。

克劳德皱了皱鼻子，离开了这两个酒鬼。心里一直惴惴不安，怀疑她们惹了什么麻烦，因为布兰琪一喝醉就会乱说话。

他还怀疑莉莉只是个幌子，布兰琪在跟别的男人交往——哦，这乱七八糟的世界，什么都让他怀疑！

那天，奥泽洛夫妇第一次在街上看到黄星，布兰琪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他也一样。其实人并不多，因为最新的法令不准犹太人在公共场所聚集，也不准他们在主干道上行走；但是，似乎目光所及之处，到处都能看到这些可恶的徽章。那儿，一名女学生的外套翻领上就缝着一颗——这件外套实在太小，很不合体。自从纳粹下令禁止犹太小孩上学以来，她就一直去不了学校，可她还是穿着校服。克劳德不禁好奇这是为什么。纯粹就是希望吗？还是恋旧？或者，只是一个孩子心血来潮的念头？

这儿，一个穿蓝色粗花呢夹克的男人胸口有一颗，他看上去和克劳德没什么两样：法国式的长鼻子，显得疑心很重；唇上一小撇胡子；指甲修得整整齐齐；每周修剪的头发，抹着润发油；鞋子擦得锃亮，每走一步，鞋面上都会映出那颗黄色的星星。

那边，一对老年夫妇，身上都有星星，他的在破旧的毛衣上，她的在史前文物般的毛皮大衣上，这件大衣旧得像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产物。他们并排坐在树荫下的一条长凳上。克劳德最近发现，犹太人往往只待在场地周边，甚至在他们可以自由走动的地方也不例外——当然，这样的地方很少，就那么几条街、几个公园和几条人行道。他们总是想藏起来，可其实在巴黎的任何地方，他们都是注意对象，躲不开别人的目光。这对夫妇坐在长凳上。他的一只手搭在她的膝盖上，护着“他的”人；她双手紧紧地抓着放在大腿上的手提包。他俩坐在那里，看着前方，世间百态在眼前演绎，怎么看怎么不习惯，这世间，让他们感觉陌生。她的手提包大得惊人，克劳德怀疑她把所有贵重物品都装在里面——旧照片、出生证明、珠宝。或许还有换洗衣服。以防万一。

对于这星星，布兰琪和他都没表达什么看法。他们没有逗留太久，啥都没说，不约而同地迈开脚步，走得比平时快，急匆匆赶回丽兹，赶回房间。进了房间，还是一言不发，爬上床，和衣躺到床单和毯子上。两人并排躺着，他搂着她，她浑身发抖，但也可能是他在抖，也可能是两人都在抖。最后，她终于开口，终于提到了那个他们始终不敢触碰的话题。

“幸亏我们没有孩子，克劳德。”结婚二十年的妻子说。

他紧紧地搂着她，只知道点头。他的妻子，他所拯救的公主，如今变成了一个令人困惑的女人，她温暖的身体充满活力，她的思想更加富有活力，她的慷慨，她的善良，她的大胆，她的恐惧，她的鲁莽，她的固执。那脾气，在名牌服装下藏得并不严实。有时，他承认，有些时候他忘了妻子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感觉（气恼，往往是这样），一个美丽的、令人恼火的细胞群，一个软与硬、逻辑与情感的矛盾体，跟所有女人一样。

但在德国鬼子眼里，一些细胞群，一些骨和肉、流动的血液、跳动的心脏结合起来的整体，根本不是人。

“布兰琪，求求你，别再见莉莉了。”他对着她的耳朵轻声说。她的身体一下子就绷紧了。“求你了，我有种不好的感觉，我不知道她会让你做什么，但是你得小心，你一喝酒就……”

“我一喝酒就什么？”她的声音尖厉刺耳，透着怀疑。

“你会犯糊涂，你经不起这样折腾，没人经得起。”

“我们做个交易吧，克劳德。”她往外一翻身，坐了起来，捋了捋头发，还是背对着他，“只要你晚上别再电话一响就跑出去，我就不会再见莉莉。”

“布兰琪——”克劳德第一次动了念头，想要停止他的夜间活动。冬季赛车场事件过后，德国鬼子收紧了绞索，对巴黎的管控越来越严，他的夜间活动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令他兴奋。

现在宵禁很严，这反而令暗地里见面更加刺激。按规定，不可以聚众扎堆，四人以上就算聚众扎堆，即使是在咖啡馆和夜总会也不行。已经发生了几起针对纳粹士兵的枪击事件，结果就是民众成了报复对象，被赶到一起，被枪杀；通常是犹太人，但也不全是犹太人。

但是不行，现在，尤其需要排解压力，他每天要应付的事情千头万绪，有那么多人要取悦，从妻子到员工，还有这些“客人”，这些不速之客。他尤其需要找回恺撒·里兹的记忆，找回他克劳德自己的记忆，过去的那个他。只有出了丽兹，克劳德才能找回自己。他不会停止与西蒙娜——还有米歇尔和马丁——见面。见面讨论的已经不限于蔬菜，现在马丁还贩卖其他东西。有些东西克劳德需要，有些东西他希望自己永远都用不上，但他还是从他朋友手中接过来，有时候留着——丽兹的橱柜很大，基本上不在明处——有时候转手给别人。

不管他自认为有多谨慎，他时时刻刻都在审视自己的行为，提防失职。他很不愿意承认，自己有时候也会犯错。有天晚上，他在十点半左右去了地下室的厨房。当时有一场空袭；英国的轰炸机在轰炸城外的码头，这码头是德国人的战略要地。克劳德恰好知道，丽兹正好落在一条特殊的纬线上，借助这条纬线，轰炸机可在夜间辨认方向，飞越灯火管制的城市。要是有人恰巧开着厨房的灯……

果然，非常奇怪，虽说有灯火管制，可这里却灯火通明。要是纳粹知道了，要是他们知道了是谁开的灯……克劳德想到这里，不寒而栗。他摸了摸一个灯泡；几乎还是热的。所以不管是谁干的，肯定刚刚才离开。他好像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气味——也许是香水，或者是发油，但他没在意。他提醒自己得盯紧手下，他要找出是谁干的，郑重警告他（她）。

他转过身，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布兰琪正在脱鞋袜，气喘吁吁的——“灯火管制，灯火管制，管制个头，我费了老大的劲也摸不到路回来！”克劳德的火气腾的一下蹿上来——外面在空袭，她还回来得这么晚——气得他把灯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很快，两个人就吵了起来，声音盖过了头顶轰炸机的轰鸣。

第二天早上，他被传唤到冯·斯图普纳格尔的办公室，接受了一通不太和气的审讯。打发他走之前，德国人警告说这事还没完。因为厨房里的灯像个灯塔一样，就在通往码头最直的路线上，从上空看，十分醒目。看来这次盟军收获很大啊。

所以，克劳德必须小心，他不能让激情影响工作，让丽兹遭殃。

自己从事的那些活动让他感到自豪，他暗自得意，却被妻子眼里的悲伤和无奈泼了盆冷水。无奈，觉得他辜负了她的期望。妻子对他很失望，对他的不忠，对他的工作，都很失望。她嘲笑他对纳粹点头哈腰，嘲笑他忙不迭地伺候他们；他无法忽视她言语间流露出的厌恶。那场空袭过后，克劳德更加卖力地讨好他的纳粹客人，甚至亲自给冯·斯图普纳格尔擦靴子，因为那家伙曾经嫌弃过擦靴子的工人活干得不好。

“克劳德，你会是个非常优秀的德国人。”冯·斯图普纳格尔满意地看着擦得锃亮的黑色皮面，对他说，“也许你可以跟我去柏林，在那里管一家酒店。”

克劳德微微一笑，说：“谢谢。那真是太好了。”

当天晚上，电话铃又响了。克劳德比平时更急迫地想去赴约。布兰琪笑了笑（近来常见的那种深不可测的微笑），在他脸上拍了一下（轻轻地，漫不经心地，几乎令他想起昔日的温情），然后就先走了。最近，她总是比他早出门，比他晚回来；回来的时候，总是语无伦次，目光呆滞，衣服上一股酒味，杜松子酒和苦艾酒的味道。而她早出晚归的同时，克劳德在做法国男人必须做的事，即使是在1943年的巴黎。

他闭上眼睛，却还能看见星星——那是她一巴掌给的星星。巴黎街头的黄色星星。

他看着表，数着时间，只给自己六十秒的时间。在这六十秒里，他鄙视这个世界，这场战争，这场侵占，这个污渍，这场灾祸，这个噩梦。怎么形容都不解恨。

一分钟到了，他关闭仇恨，把它紧紧锁进心里的一个小隔间里，把钥匙藏起来，藏在一个不用费多大劲就能找到的地方。时间到了，得走了。克劳德往脸上洒了点水，整了整领带。

然后冒险出门，走夜路去见一个美丽的女人。